[编者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高度重视海外中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将其作为五大重点方向之一予以积极推进，通过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规划资助出版了一批海外中文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2017年8月，经专家论证，总局和古籍小组将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主持的《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增补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和《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2017年11月25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山东大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启动仪式暨编纂方案专家审议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来自全国高校古委会、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就杜泽逊教授项目组提出的《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方案发表意见。现刊发《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方案及专家意见，供学术界、出版界参考，以进一步推进海外中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张志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首先祝贺《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在山东大学正式启动，这对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来说是一件大事，是全国古籍普查的延伸，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的里程碑。
从2007年起，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由十个部委组成的全国古籍保护部际联席会议领导这个工程。国家图书馆承担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职责，组织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全国古籍进行普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我们国家还有多少单位收藏古籍，还有多少古籍存世。进一步就希望了解这些古籍在海外的存藏情况，还希望了解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著述，现在还保存了哪些品种和版本。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从2012年起，古籍普查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推进至今，6年共普查了全国近2000家单位的200多万部古籍。在普查过程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请各省古籍收藏单位做了一个大概古籍数量统计，报上来513万部，超过了5000万册。我们后来了解到，古籍收藏单位一般把古籍和民国线装书放在一起，而我们这次普查对象，主要是写印于1912年前的古籍。通过目前普查完成单位的数量分析，基本上可以说，这513万部的2/3是写印于1912年前的古籍，另1/3是民国线装书。那么古籍普查完成应该有300多万部，3000多万册。文化部雒树刚部长要求在“十三五”末基本完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我们考虑这个“基本完成”主要是指公藏的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寺庙、偏远地区和个人收藏的古籍还不能收录完善。
过去负笈求学时，听很多先生谈到中华古籍存留数量，有说七八万种的，有说十五万种的，有说二十五万种的，差别很大。希望能在“十三五”计划完成时通过覆盖全国的古籍普查，把这个基本底数搞清楚，也算我们这代人完成了老先生们的一个夙愿。当然，了解海外中华古籍品种、版本和数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调查海外中华古籍方面，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做了试点，就是把已有目录的做了数据库，先从日本各个单位收藏的古籍起步进行登录和汇总，到现在已经收集到49万多条。于是大家想，是不是可以把日本藏中国古籍知见目录编辑出来。正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在策划这个项目，请山东大学杜泽逊先生担纲编纂。杜先生是版本目录学界成果丰硕的长江学者，非常实干。做清代著述总目时，做了整整一屋子卡片，笨功细活，非常扎实，清史办也很满意，是做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
从今天启动到4年后完成这个项目，任务相当艰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今天特别把做进数据库的49万多条日藏数据全部无偿转给杜先生作为项目基础。刚才到杜先生工作室看了一下，基本条件都已满足。杜老师还把工具书、各类日本书目都准备好了，有些小目录国图也没收藏。
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文化自信。李克强总理前后两次批示，一次是给山东大学“海外汉籍合璧工程”；另一次给“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周年。充分肯定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果，希望十部委发挥协调作用，把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进一步推向前进。《公共图书馆法》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时，李克强总理也有指示，说办好公共图书馆就要保护好古籍。要通过展览等方式，把宋版书、明版书多让大家看到，看到原件对人所产生的震撼，与在电脑上看是不同的。要做好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服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党章》强调推进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做古籍普查，编制书目，都是基础工作，目的是更好地利用古籍，在新时代发挥古籍的民族精神家园的作用。工作繁重，需要默默无闻、潜心用功才能有成绩。盼望杜泽逊先生能领导课题组，把工作做好；也希望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和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给予大力支持。
要重视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过一套《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列出了子目和版本。从日本影印回多少书，要先弄清楚。困难还在书影获得上。书影对目录版本的判定起关键作用。现在往往有目无影，难以判断。望动员力量，尽可能提供多种参考信息，保证这个项目达到高质量。国内所藏和刻本也需要有个目录，便于参考。
李国庆先生说的几个方面，我觉得很关键：怎么确定范围？李国庆先生现在正在普查登记目录基础上编《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古籍普查出版目录分几个层次，每馆编自己的普查登记目录，这个目录不按分类，而按普查顺序来做。编完后，各个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再汇总成为《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天津卷编制基本完成了，国图卷正在编纂。李致忠先生对天津卷给予很高评价。这两个分卷与《中国古籍总目》对照，可以树立一个标杆。其他省在编时可以往上靠、参照著录。这是一个巧办法，能否用在这个项目上参照？可以考虑一下。另外分类经、史、子、集、丛、新六部是否合适？要尽快确定。
大家针对《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提了很多建议意见，如著录范围、著录方式和编纂体例等，提得很细致：如长编工作，吴格先生认为应该巨细无遗，在合并时再做减法，很多先生表示赞同。黄仕忠先生、程章灿先生都谈到重视利用青年学者在日本的科研成果。程章灿先生还进一步阐释了项目的重要意义，谈到“文化地图”和“古书之路”的问题，谈到如何更好地利用现在的成果。刘玉才先生谈到国内藏本是不是可以编制目录，有利于比对。李国庆先生还就与国内普查成果相互衔接上提出了重要观点，认为这个项目就是普查的延伸，两方面应该互鉴互补，这对今后开展韩藏、俄藏、欧藏、美藏目录的编纂也有借鉴意义，一开始就把它统一为整体。西山尚志先生谈到日本有两百家以上单位存藏中国古籍，应做好“目录的目录”，现在收集到的还不足百分之五十，也为如何收集齐全提出建议，这都是很重要的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在编纂《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可以为这类“书目的书目”出版开绿灯，也可以出版历史目录，如德国国家图书馆有七种历史目录，从萨克森选侯开始收藏中国古籍，逐步演变到德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流脉清晰，目录上注释很多。这些目录对了解德国收藏中国古籍的历史很重要。希望西山尚志先生可以帮助收集一些中国藏家没有的书目。西山尚志先生还谈到日藏古籍有500万册，令人耳目一新，说明《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涉及到的单位多，数量大，难度也会相应加大，需要有充分估算。这个硬骨头四年能够啃下来，欧洲、北美、韩国的总目编纂就会顺利一些，品种和版本上的新发现就会体现出来，这非常有利于学术进步。
我也希望能够进一步联络日本学者参与这个项目，上传书影，比对版本等工作都需要助力。国家图书馆在做数据时发现，日本编制的目录不是样样编的都好，差别很大。杜泽逊先生承担这个项目，需要耐力和毅力。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可以进一步提供协助，众人拾柴火焰高，希望这个项目顺利推进，为其他后续项目做出榜样。
（本文为《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方案审议会专家意见（下）之一，刊发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8年第2期（总564期），第11-14页。转载自“校经处”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