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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主要目的不是藏书,而是用书

  7月26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召开“日本永青文库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汉籍专家座谈研讨会”,进一步探讨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的学术价值和捐赠意义,就做好研究、利用和推广进行充分讨论。今将与会专家发言整理如下~

  

  作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杜晓勤

  这套书总的来说属于要籍,属于基本用书,是我们平时研究学问用的书。北大图书馆的善本部、普通古籍部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也主要是这一类的书。我想,国家图书馆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藏书,还是为了让大家用书,所以这批书总的来说我觉得利用价值还是挺大的。因为其中有很多大书、丛部的书,像《皇清经解续编》《宋元人说部书》《四部丛刊》等等,我们的同学来使用的时候会方便一些,因为成套的数量比较大。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光绪刻本 

  (日本永青文库捐赠) 

  另外,还有比较早的初刻本,像严可均的《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这是我们研究中古文学很重要的典籍,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经部、史部的书,我觉得也是挺好的,都是成套的。当然这些书北大图书馆也有一些类似的本子,北大馆的有些本子比这个还好,不过各有各的价值,我们从版本文献角度来看的话,不同的本子,它的文献价值、文献特点不一样。如果专门研究这个本子的流传或者是收藏的过程的话,会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这些本子是从永青文库来的,永青文库原来又是以熊本藩的藏本为基础的,其中有的书已经流传了好几百年,它在日本流传的过程,我想更有它的研究的价值。

  因为我最近与几位朋友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工作坊,专门研究东亚汉籍,我们研究东亚汉籍的目的主要有三个:

  第一,研究这些本子它本身的文献价值、它的校勘价值。

  第二,研究它的流传史。这些本子流传到日本以后,日本有哪些流传的轨迹,日本人对它的接收的情况怎么样、收藏的情况怎么样。比如,刚才我们看到,有几个本子上面有断头,有日本人加的批语和校勘记,这些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日本人是用什么样的学问体系来对我们的典籍进行校勘、进行点评,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我想这是我们利用这批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把它作为汉籍流传到日本之后专门的一个项目、一批书来研究它,甚至于对其中的一部书进行专门研究。比如说像《群书治要》,国内相当一段时间失传了,后来又回来了,这个本子是雕版的第一版,所以很有文献价值。当然,之前的卷子本日本也早就影印了,好像是汲古书院影印了一大套。那个卷子本的影印本,我上次去东京的时候在神保町的书店看到了,也不太贵,如果买回来之后对照这个本子看,其实也挺好的,可以了解《群书治要》在日本的流传以及兴盛和后来化身千百的过程,《群书治要》对后来江户时代的藩主影响很大,对各地幕府的政治影响很大。

 

 (唐)魏徵等撰 ,群书治要五十卷,日本天明七年(1787)刻本 

  (日本永青文库捐赠) 

  第三,我们不要把这些书只看做一般的版本和文献来对待,还应把它看做一种中日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就像李致忠先生刚才说的,中国的典籍传到日本以后对日本的影响,对日本的普通民众的影响,还有对其他政治的、文化方面影响,可以用这批书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典籍传播史等等。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永青文库的这批书最好不要打散,把它做成一个专柜放在一起,大家研究时候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以后有的文献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就可以专门做永青文库,当然不是做咱们国图的这个永青文库,而是把日本细川家族的永青文库,把细川先生没有捐出来的和现在捐出来的所有藏书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要从熊本藩藏本开始研究:他们家族是怎么收藏的,出于什么目的,什么时候藏了哪些书,什么时候又重新影印了,何时开始用了雕版了、用了活字了,把这个过程研究一下,还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当然这里还会涉及一些足利学校本和五山版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研究课题。我想,北大的同学还有老师以后可能会从这套书里面生发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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