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津，著名古籍专家、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原主任 

　　目前在国内省市级的公共图书馆中，我认为古籍版本鉴定人才还存在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现象。尽管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这十余年来做了大量工作，办了很多培训班，尤其是在古籍修复方面成绩斐然，但对于古籍版本鉴定人才来说，要发挥作用，还需要假以时日，进行更深入的培养。

　　记得30年前的3月18日，我的导师顾廷龙先生曾写信给我，两页里有一页讲得就是人才培养问题。他提到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在冀淑英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他家里，专门谈人才培养问题。任继愈先生说，很希望能够多培养一些像沈津这样的人才。顾先生听了后，也觉得培养人才很重要，他对任公说，当年培养我们这些人很大胆，领导上非常支持，讲了很多方法。

　　我以为顾先生和任先生所谈的培养问题，也体现了当年中国图书馆学界两位大佬的一些希望。他们30年前就已经注意到人才培养的问题，只是时机还没有成熟。大概是1986年至1987年间，在美国亚洲图书馆年会期间，杜克（时任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来到美国，当时我们见面也是谈到国内图书馆应该培养一些新的有关古籍整理、版本、编目、鉴定等方面的人才。毕竟在任何时候，在中国省市级图书馆中，这些人才都是少数，数都数得出来。

　　

赵万里先生（1905-1980） 

　　比如，从1930年到1950年间，在北京地区最为重要的就是赵万里先生、王重民先生、冀淑英先生，上海地区就是顾廷龙先生、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还有浙江杭州的毛春翔先生、夏定棫先生。从1950到1960年间，最早的一位就是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先生，今年已经95岁，第二位是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资深研究馆员丁瑜先生，如今也已经93岁了，还有一位恐怕就是我，我是1960年冬跟随顾廷龙先生。1961年有上海图书馆的吴织，之后还有1962年的骆伟、1964的韩锡铎、1964年秋的林小安、1965年的李致忠。这些人里，现在健在的就是吴织、韩锡铎、李致忠了。

　　

顾廷龙先生（1904-1998） 

　　多年来，比较正规地来培养古籍整理编目人才，上海图书馆当仁不让。上图从1975开始正式举办专业训练班，当时上海地区所谓721大学的古籍训练班总共15个人，包括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朱炳荣，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郑麦，上海图书馆的严佐之、陈先行等，上海地区几乎所有重要图书馆，包括古籍书店的一些年轻人都在培训班里学习过。70年代还有南京图书馆的宫爱东、天津图书馆的白丽蓉、浙江图书馆的谷辉之等，也曾在训练班学习过，目前都已退休。在编制《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过程中，也培养了一批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各图书馆中的中坚力量，可惜现在都退休了。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的49名成员看，参与初审、复审和定稿全过程的，基本上只剩下4个人了，即沈燮元、丁瑜、沈津、任光亮。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古籍人才的培养确实困难。

　　大概在1977年的8月，当时浙江图书馆的副馆长邱立成咨询我，浙江馆想培养古籍方面人才，有什么看法和建议？我谈了三点：领导要支持；要有高手、一流的专家；图书馆必须有大量的善本和普通线装书，乃至于工具书和参考书。他说这三点有两点能实现，第二点没办法，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毛春翔走了，最后也就没有成行。

　　 

　　现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修复人才的培训方面，已经做出了可喜的成就，对于许多过去从来没有修复经验的年轻人，可以从基本功开始进行训练，两年以后他们或许可以成为古籍修复方面更加精益求精的专门人才。但古籍鉴定方面的人才，用这种方式培养就不太可能。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大学大班授课的基础上，对优秀者或非常有意愿的学员采取一帮一、手把手、压担子的方式，给他一个题目，让他有机会参与大的项目，比如一个图书馆善本书志的撰写，帮助他们成才，这些也是当年那些老师们培养学生采用的方法。

　　顾颉刚先生曾经讲过，学问从来就不是某个人的专职，也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任务，而是一种含有永久性分工合作的共同事业，除了同时代人的同声相应外，前辈退休，后辈还应该接上，像接力赛跑一样地前进。

　　（转载自《藏书报》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