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去看它的博物馆；要知晓一个国家的未来，就去看它的图书馆。”作为一个图书馆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自2010年到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工作，就在图书馆管理和文化传承方面投入了很多思考，他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在肩。尤其在“阅读推广”“古籍传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致力于让阅读和古籍真正走进百姓生活，让传统文化扎根于民。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 

　　阅读推广要关注理论研究 　　

　　藏书报：作为中图学会阅读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卢云辉：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做一些专题性的学术研讨，包括举办学术会议、撰写相关著作等。比如今年《中国阅读通史（十卷本）》的出版，这是近年来中国阅读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填补了阅读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反响很大。从先秦到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共同性、规律性，通过阅读史的研究可以给当代阅读提供一些方法论的指导，对于读什么，怎么读都是很有意义的。现今阅读呈现浅阅读、碎片化阅读的趋势，这种现象不好在哪里？传统阅读又好在哪里？这就是阅读史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

　　

《中国阅读通史（十卷本）》 

　　藏书报：2018年，阅读史研究专委会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计划吗？ 

　　卢云辉：首先准备在云南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暨中国阅读通史学术研讨会”，重点关注一下少数民族阅读和农村耕读文化传承发展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很多少数民族的阅读方式具有独特性。比如水族的水书，其文字一般人不能识读，而是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布依族的《摩经》、彝族的《毕摩经》等也有相似阅读方式。所以，对于少数民族的阅读及文献的保护，应该从语言保护、文化保护的角度去关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必须保护其古籍，因为少数民族的古籍是其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力度。据统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有百分之六十都是亟待保护。这些古籍大多是散佚民间，保护难度大，而且与汉文古籍保护不同，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不仅要保护文本，还要把识读文字的“先生”留下来，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传统文化保护工程。

　　

荔波县档案馆所藏水书珍品《金银》 

　　围绕阅读史，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重点就是农村耕读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我觉得“乡村振兴”浓缩到一个点上，就是要有非常强大的耕读文化支撑。开着车在路上走，我们会强烈感受到国家文化建设的发达，可是如果去开车到不了的地方看看，那又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场景，还很落后，至少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便是看上去很发达城市的文化景象，比如几十万平方米的图书馆，每年投入大量人力、资金等，但当你细心观察“谁来看书、看什么书、多少人在看书”后会发现，我们存在阅读危机。而乡村阅读虽然条件比较差，但他们的生活中还存在一些活态的传统文化，需要特别关注，那是一代代继承下来的珍贵传统，已经成为祖祖辈辈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耕读文化形态应该得到保护。　　

　　特色古籍保护和古籍立法是工作重点 　　

　　藏书报：除了少数民族古籍外，在古籍保护领域，您觉得还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 

　　卢云辉：关于地方历史文化演进的部分古籍是我特别关注的。这部分古籍虽然比不上正统的经史子集，从市场的角度也不是很珍贵，却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说到《四库全书》等正经正史类的经典，毫无疑问所有人都知道要保护，不用我们去呼吁，但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古籍的保护却需要格外重视，使我们整个民族在古籍保护方面更加完整和立体。

　　制订相应法律法规，使得古籍保护能够健康持续地得到保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国家层面的“古籍保护条例”也呼吁了很多年，但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基于《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过程，我认为可以考虑直接将“古籍保护法”立法提上议程。古籍保护是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没有古籍，就很难说清楚历史，也就谈不上传统文化、文化基因；另外，古籍保护本身也是关乎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安全，只有当我们有文化根脉，文化自信才能树立起来。2016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大力帮助下，提出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古籍保护法”的议案，72位代表附议。大多数人对古籍、古籍保护是怎么回事，还不了解，很多人认为古籍现在还有谁会去看呢？对此，我们只能锲而不舍地进行宣传推动。

　　 

　　现在地方上开始出台一些地方法规、古籍管理办法等，我也想努力推动出台一个贵州省的“古籍管理办法”。只有从法律层面有了保障，古籍保护才算真正走上轨道，不再是完全靠行政手段去约束和推动的，而是有一个长效的、所有人都不得不遵循的机制。

　　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在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帮助下，除了古籍保护立法之外，我还提出要建一个中华古籍古籍资源总库的建议。　

　　保护之外，古籍的利用和推广同样重要 　　

　　藏书报：在保护方式上，您有什么建议和看法吗？ 

　　卢云辉：不同类型的古籍有不同的保护方式，也有一些是共通的，比如说科学存藏、修复、数字化、古籍再造等。延缓古籍作为实体消亡的过程，只是古籍保护的一个基本方面，但还要把古籍里承载的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就要把它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知道有太多馆藏单位采取古籍保护的措施，重点就是保护这些古籍不丢失、不损坏，在利用方面则很少考虑。我认为，古籍的利用及阅读推广恰恰是古籍保护很重要的方面，比如通过展览、讲座来推荐古籍阅读，让老百姓重新关注经典、阅读经典。对此，我们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在保护古籍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古籍利用的门槛。同时，我们还建了一个古籍修复中心，招募了很多学生志愿者，希望能让学生在零距离接触古籍的修复实践中认识传统文化，以此来培育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与听讲座、看展览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另外，在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方面，从2018年开始，我们争取到了贵州省委宣传部和省民委在我校的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图书馆举办的）招生中安排一定的免费生名额。

　　

2018年4月17日，第六期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培训班在贵州省图书馆开班 

　　藏书报：说到古籍推广阅读，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是怎么做的？ 

　　卢云辉：作为全国首批12家之一的“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我们利用这个基地，做了一些人才培养的工作，并在古籍修复方面进行了一些抢救性的保护和传承保护，比如举办关于推广古籍的陈列展示，尤其是一些专题展等。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我们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古籍的收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出版工作。要把古籍推广开来，用原有的本子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通过影印出版、整理点校的方式来推荐古籍。发布数字化古籍也是保护利用的一部分，让读者更多地接触古籍，毕竟现在我们阅读工具、阅读方式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移动阅读的兴起。这些年，我们还陆续接待了多批中小学生参观古籍保护的情况、古籍修复的过程等。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 

　　除此之外，大学馆藏的古籍主要还是供各个学院的师生研究使用居多，所以我们觉得要发挥大学图书馆的专业优势，把古籍当中相关的内容进行分类一一提取起来，做一个索引数据库，或者相关大数据推荐，这样就有更多人发现并利用到这些古籍，有助于专业研究。我认为这是我们做古籍管理需要好好琢磨的，尤其是一定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提高效能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方向 　　

　　藏书报：阅读推广与古籍推广，这两者有什么可以相结合的地方吗？ 

　　卢云辉：目前阅读推广和古籍推广还存在“两张皮”现象，这跟相关领域从业人士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做阅读推广的大多是图书馆学或图书情报学的毕业生，他们对古籍不是很了解，很多可能繁体字都不认识，一些基本信息都弄得懂，又怎么能进行推荐推广呢？所以，我们需要在人才培养时，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基本素养。另一方面，现在做古籍保护的人员很多都是古典文献学、历史学、古代文学的研究人才，他们大多习惯于单枪匹马的搞研究，缺少古籍阅读推广的意识。如果我们对一个古籍书库有多少古籍，其内容、特点以及哪些古籍可以渗入到哪些领域的研究都有充分的了解，并采取有效的方式推送给读者、研究人员，甚至于里面包括哪些研究项目，鼓励大家一起来研究，以问题导向来进行古籍保护，这才是有效的推广方式。

　　我们今年将招收一名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古籍保护方向），希望他既能做一些古籍保护的工作，比如修复，同时作为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也有阅读推广方面的意识和相应的专业技能。作为一个图书馆专业的从业者，首先是一个读者，并在看完之后根据这本书的特点上架、推荐给别人，这是需要有专业素养、职业精神的。

　　藏书报：怎么看待图书馆近些年在阅读推广及古籍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及转变？ 

　　卢云辉：图书馆近几年的发展，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理念的改变，过去我们是以资源为中心的图书馆建设和管理理念，近些年开始慢慢向以读者为中心、以资源利用为目标，提高效能的角度来发展图书馆事业。我觉得这是图书馆行业一个很明显的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图书馆工作者从一个守摊儿者变成一个具有极高专业要求的职业技能人才，这一点在《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里有明确的规定。第三个变化则是现代图书馆越来越强调特色，这也是每个图书馆都要去重视的事情。

　　（转载自《藏书报》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