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杜泽逊 

　　古籍数字化改变古籍整理研究的生态——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在线发布座谈会”上的发言 

　　各位专家、各位同行、各位领导，今天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在线发布会”，听了各位的报告很受教育和鼓舞。数字化的重大意义，张志清馆长从国家高度做了很好的概括，我这里讲几点具体体会。　　

　　一是版本鉴别方面　　

　　古籍版本我们一般通过序跋、牌记、刻工、避讳、字体，可以大体确认，但还有大量证据不明确的，需要求助于兄弟馆的书影甚至海外的书影加以核对。刚才杜云虹主任谈到山东图书馆的《永乐南藏》。大概在90年代末，山东图书馆整理《南藏》。当时《中国版刻图录》著录有《洪武南藏》，实际上是个小错误，应该是《永乐南藏》。山东图书馆的《南藏》和这个《中国版刻图录》的《洪武南藏》是一样的，这样就觉得可能是《洪武南藏》。如果是《洪武南藏》，大家知道这个是罕见的，我们所获取的知识是只有四川图书馆有。以前四川图书馆有一位先生何幼澄，好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编了《洪武南藏目录》。这个《目录》市面上有卖的，不多。因为它是复写纸本。复写纸就是我们以前开发票用的“过墨纸”。版本形式很多，复写纸本也是一种。我在琉璃厂买了一本，当时花了300块钱，那个时候价钱贵得不得了。我看何幼澄先生写的前言，非常了不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到山东图书馆去，李勇慧同志跟我商量《南藏》的版本。我说：这个《版刻图录》可能有差错，我建议复印一两页寄给四川省图书馆。当时川图古籍部的负责人是彭邦明先生，我通过信。四川省图接到信，回信说山东省图这一部不是《洪武南藏》，他们寄来了《洪武南藏》相对应的那页书影给山东图书馆，证明山东省图所藏是《永乐南藏》，而不是《洪武南藏》。这个问题就得以解决了。当时要想鉴定比对兄弟单位的书影是通过写信这种方式。四川省图书馆非常友好，大力支持，解决了这个问题。各单位之间的书影资源交流有时能够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今天数字化上线了，就可以随时核对书影了，与过去的写信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研究方面 　　

　　去年我到黑龙江大学参加他们的毕业答辩，见到李先耕先生。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毕业的，和严佐之先生、吴格先生是一块的，那一届出了很多人才。李先耕先生跟我说了一件往事。他大概在80年代初为中华书局点校《诗经原始》，这是方玉润的一部名著。他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他说曾到北图柏林寺书库看古书，那个地方小巷口有个小吃店，买到干粮，柏林寺有自来水龙头，李先生吃干粮，就喝自来水管的水。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大概当时是平常。今天通行的《诗经原始》，还是当年李先生整理的中华书局本，质量很高。网上公布古籍数字版，彻底改变了古籍工作的生态，是文化学术史上的重大转折。

　　

《诗经原始》，[清]方玉润撰，李先耕注，中华书局，1986年2月 

　　2004年，我承担国家《清史》项目《清人著述总目》、《清史艺文志》。当时有电脑，也有网络，但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上面数字资源非常非常少。于是就采取传统的办法，手抄卡片。写了多少卡片呢？一百三十万张。用了多少人呢？三百六十余人。用非常原始的办法，工序又长，效果又差，但是就像李先耕先生不能等到今天来干一样，在当时就用了那种方法。近年《清史》工作收尾，《清史艺文志》（改名“典籍志”）即将出版。在出版之前，根据《清史》委专家黄爱平教授的建议，我们对《典籍志》部分二万余种清人著述核对了网上书影，纠正了书名、卷数、著者、籍贯方面的不少错误。这些条目以前都是从别的书目抄过来的，也有抄错的，也有原目录上不准确的。我们得益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牵头的古籍普查工作，纠正了不少错误。网上的书影，主要是古籍普查成果，就是刚才黄显功先生所说的这个情况。可见古籍普查成果对学术文化工作有巨大的意义。　　

　　三是海外中国典籍的数字化　　

　　海外藏中国古籍的数字化走在前头。哈佛、日本内阁文库、京大人文所、东大东洋所、早稻田大学等数字化很早。哈佛燕京图书馆最早是通过咱们国家图书馆挂出来的，我们在上面就找到了很需要的材料。我十年前到日本。当时就带了一些疑问。我们从日本书录上得到的信息希望复核一下。广东清代流行一种民间曲艺叫“木鱼书”，也叫“木鱼歌”。其中有一种版本形式叫“机版”。这个机版是木刻，还是排印，还是其他印刷形式，书目没有说。于是就想到早稻田大学对一对，只要看到一幅图就可以知道了。我到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时候，他们的教授山口谣司说：“网上已经挂出来了，你要查哪本书告诉我。”一会儿就用他的电脑调出来。我发现确实是木刻的，就是把木板上到机器上去印刷的，这样我们就在版本形式上认定是木刻本。

　　

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 

　　我从事《十三经注疏》汇校，找版本很难。其中有一个李元阳本，现在国内大概有七、八家图书馆有收藏，但是这七、八家都是明代后期的修版。哈佛大学有《尚书注疏》一种，是一个初印本，不仅仅是版面清晰，更重要是刊刻人只有江以达，没有李元阳。江以达是管教育的，提学佥事，而李元阳是福建巡按，这个书到底谁开刻就有了分歧意见。现在看来可能是江以达先开刻的，李元阳来了又一块努力刻成，可能是这个过程。这对我们很重要。这是哈佛通过国图挂出来的。当然国图最近挂了很多数字版。北大张丽娟教授就发现了一本元十行的《尚书注疏》，这个真的是太罕见了。上次到北大开会的时候她就在讲这个本子。我们在著录这类书的时候，往往不会每部都单独著录。因为你从表面也看不出来国图的本子有什么特殊之处，现在一看书影就知道了。因为张丽娟教授对经书版本研究非常透彻，可以说是现在最好的一位，她一看就很敏感。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获得了最新信息。可惜我们完工了，没有来得及校。最近吴格先生的一个博士弟子冯先思，他给我发了一个邮件，他把那个元十行的初印本校勘了，有一些很有意义的新发现，我觉得这个就得益于国图的数字资源。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中《尚书注疏》书影 

　　还有一种特别稀罕“单疏本”。日本保存了若干种。单疏本《周礼》，国人甚至认为失传了。1958年日本加藤虎之亮在日本东北大学看过这个书，他全部都校了。但是东北大学目录上没有这个书。复旦大学的陈正宏教授在仙台东北大学访问，我就写邮件问他是不是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书。他说有，是照片粘贴起来的，很大。他请日本一位博士叫尾崎顺一郎分批借出来拍照，给我寄来一个小U盘。我问尾崎先生：“台湾大学张宝三教授说在京都大学人文所看到过这个单疏本原件，书目上没有，怎么一回事情？”尾崎说他们最近挂出了彩图，怎么登录告诉我了。于是我们登录看到了上面全部的高清彩图。一共是25个文件夹，日本人叫25船。我们就看到了庐山真面目，那时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真的是一个单疏本，是根据南宋国子监本抄的，这样一个结论是我的一个博士生韩悦根据一系列的旁证研究出来的，那个文章发在《文史》上面。这得益于日本人的数字化。国外的数字化对咱们国内的数字化是有启发、有推动作用的。

　　若干年前，山东大学有一位副校长，现在已经过世了，陈炎副校长，著名美学家。他当副校长的时候分管山大图书馆，私下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到山大图书馆去当馆长。后来因为我单位的原因没有去，但是我当时有一个意愿，就是如果我当了馆长，第一件事就是把全部古籍数字化，公开在网上，随便下载。就像日本京都大学一样。我们不能光用人家的，不让人家看我们的，我觉得这不像大国干的事。我们现在要创一流高校，双一流，图书都不给人家看，怎么可能成为一流高校，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今天的发布会不仅仅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还有重大的教育意义，让国家公共收藏单位明白什么应该是学习的榜样，什么是提升工作水平的正确方向。因为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图书馆不愿意数字化，不愿意挂出来，个别的图书馆、博物馆不给人看。我知道有一位先生从美国克拉克大学到一个图书馆看一本书，这个明版也不是特别名贵，结果没有给看。还有上海某大学的一位老师，到另外一个地方看一本古书，也是没有给看。这位教授在这个馆的大厅暴怒，但是还是没有给看。这都是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和中华文明大国的形象不吻合，和张志清馆长讲的国家高度也严重不吻合。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把控着国家财产，不给公众服务，更无法理解这种公共图书馆不愿意为公众服务的行为为什么得不到有效的管教。

　　图书馆界的朋友可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还有很多的读者不一定了解古籍界近年所做出的数字化的可贵努力，所以也要通过在座的媒体向我们全国的读者释放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我作为一名读者，在这个地方要对在座各位愿意把资源公布出来的单位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深深的感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