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吴格教授在山东大学讲座） 

吴格，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 

　　吴格教授谈《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　　

　　关于《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我和杜老师已有一些切磋，正面评价的话前面已说过，山东大学具备足够的条件。当年征求意见时，我曾经表示，说这个书目如一定要做的话，山大的杜泽逊老师及其团队，他的工作效率，他的组织能力，他的编目经验，包括他储备的那些书目资料，就国内而言，堪称无出其右者。环顾国内各古籍研究机构，面对这样一个大家都知其重要性的项目，要临时组织一支队伍是有难度的，而山大杜老师团队已经有长期的积累，素质精良，经验丰富，足以胜任。除了前期的准备，书目的调查，今天又如虎添翼，增加了21种数字目录和现已有49万多条记录的数据库，加上原来王绍曾先生《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项目积累的许多卡片，这些都是宝贵的有利条件。

 

杜老师及其团队部分成员 

　　但是我也有一些疑惑，即书目如何收？图书馆将此叫做“收录范围”，需要事先明确，严格把握。中日两国文化及典籍发展的历史，彼此交融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纠结的题目。在座刘心明老师也好，安平秋先生也好，包括其他几位先生，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与日本同行学者及日藏汉籍有过接触，熟知中日典籍发展的历史，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慎重对待。我们现在有条件了，可以大规模地调查日本藏中国古代文献，包括我们北大、复旦、山大的许多博士研究生，也有机会到日本去访学。我看到许多同学在网上交流的信息，都提到在日本访书，有的只是浏览性质，有的则是系统地、专科性地访书，有的则深入书店去作调查，这些都非常可喜，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古籍在域外传播的关注。

　　杜老师说“中国人的著作全收，非中国人的著作不收”。我对此没有异议，但觉得情况不那么简单。中国人著作经日本人演绎注释的，在日本人的眼里，那是他们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并将其改造成本民族的基本典籍，已有许多日本学者的精神学问融化在其中。编目中遇到中国古籍，虽然是日本所刻，是日本人所抄，或者是日本人编选的，我们气魄大一点，当然可以一揽子全部收入，这从东亚文化圈也好，汉字文化圈也好，都可有解释。现在民意、民心比较昂扬，凡属域外汉籍，我们都乐意将其收入，将书目编大编全，充分反映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这是一种思路。我建议在做书目长编的阶段，巨细无遗，能收的书目信息都收入，但在成书定稿阶段，则不做加法，尽量做减法，一减再减，避免争议。因为这涉及到中日两国文化历史发展、典籍成长中的许多复杂问题。他认为他吸收了你的文化，已经变成了本民族文化学术发展的一个部分。你说因为全部或大部分是汉字，因为原典是从中国传来的，所以这种著作要收入《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我觉得这对我们这部书目的题名，对我们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都会出现质疑。

　　日本人说到古书，称唐本，就是从大陆来的；称和本，就是本地抄、本地刻的，一般统称汉籍。而将已经日人加工的叫作准汉籍，通常是汉文以外有日本假名，或加有训读符号。另外，日本有些翻刻中国古籍，如江户时代幕府医学翻刻中国医书，一个日本符号都没有，全文照刻中国古代医学经典，它的版式也好，内容也好，看上去就像中国刻本。所以，光凭作者是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来收书，这个概念还是大了些。我的意见，《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收书，不光要看“出身”，还要看“产地”。对于一部书来说，除了作者身份，还有刊刻地（内含书籍制作者身份），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日本足利学校藏 

南宋刘叔刚一经堂刻《毛诗注疏》（宋十行本）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日本清原家钞卷子本《毛诗郑笺》 

　　有些更复杂的情况，如中国人所刻书，不是书本流传到日本，而是清末连书版都被书商运到了日本；与此同时，明治以后又有日本商人将和刻书版运到中国，在苏州、上海、杭州一带，稍微改动版式后刷印的个案。这些属于特例，涉及到较复杂的版本源流问题。现在从作者的角度看，中国作者所著之书，就有中国刻本，有和刻本，还有中国作者加日本作者的和刻本，就是被日本人叫做准汉籍的那类。这些不同类型，在刚才提到的那数十种、以及杜老师开列的三百种日藏汉籍书目中，日本人的区分是不严格的，编书目是统收的，我们是否照单全收？我觉得做书目长编的时候，这些资料是多多益善。到了杜老师讲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合并条目阶段，则要予以区分。关于条目合并，我曾有一点甘苦，此事好像不可以很多人同时做，责任恐怕要落实到一二人，最后甚至就落实到一个人做。理想状态是电脑操作熟练，经验又老到，该合并的就合并，不合并的继续保留，力求体例一致。合并的工作量非常大，还会出现误差。哪些书收，哪些书不收，有的是从作者的角度考虑，有的是从版本的角度考虑。我觉得某书如在中国大陆制作，以后传到日本，就是“日本藏中国古籍”。我对此书目的认识，就是只收这么个范围里的书。如安先生去日本调查宋元本，所编就是日本藏中国古籍宋元本书目。明清时代各种渠道流入日本的书，中国人的刻本，中国人的抄本，自然都应该收录。假如是日本人所抄、日本人所刻，不论作者是否中国人，则不予收入。以上所说，也是一种思路。总之，长编阶段可以广收博采，成书定稿阶段还须慎重。

（本文为原创内容，为《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方案审议会专家意见（上）之一，刊发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8年第1期（总563期），第9-12页。转载自“校经处”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