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中旬，李军兄即告诉我，沈燮元先生会在中秋节那一天由宁返苏，他希望与我见面。这几年，燮翁和我都感到年龄逐年增大，老朋友间见面实非易事，故只要燮翁在苏州，我们就一定要选个地方聊聊，而居中联络者就是李军兄。所以，国庆前的一天，我们又如约相聚在苏州博物馆的古籍图书馆里。
版本目录学家，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沈燮元先生
刚坐下，还没寒暄几句，燮翁就递过来一张纸，只说了三个字：“你看看。”原来是老先生和北京国图出版社合作，拟出版自己的文集，纸上是他手抄的目录。他要我拍下图片，让我为他的集子写篇序。他下的通牒是：“你给丁瑜的《延年集》写了序，我的书你能不写吗？”
我和燮翁是忘年之交，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就认识了，之间的互动，都是因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起。一九七七年秋，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图书馆专家学者为即将编纂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起草了“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分类表”三个文件。次年的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八日，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全国会议在南京举行，而我们都参会并发表了意见。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近百年来编得最好的一部联合目录，刚进入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并不宽裕，物资仍然匮乏，但是编委会的工作始终有条不紊地奋力迈进。我还记得，那时我们每天在分编室里接触的是八百多个图书馆上报的卡片，面对各种不合常理的著录方式，也只能凭借过去的经验去辨识卡片上的著录有无错误。燮翁和我们私下里调侃说：我们这些人成天都和卡片打交道，我们都成了片（骗）子手了。当然，也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每一位参与者的眼界才变得更为开阔，分辨及鉴定能力也相应提高许多。很多青年同事在经过这样的训练后，业务上也奠定了基础。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七年，编委会曾借上海图书馆的二〇六室，作为经部、史部复审、定稿的工作室，编委会的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潘天祯、顾问潘景郑，与燮翁、任光亮、我等聚于一室。能和当时国内最好的版本目录学家一起工作，是我们几人的缘份。当年参加编委会汇编、复审、定稿的人员已大半凋零，如今仅存燮翁、丁瑜、任光亮、我四人了。燮翁是自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无论在南京、上海、还是在北京，他都坚决服从编委会的安排，从不讨价还价，认真做事，克尽厥职，功成不居，为《善本书目》的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燮翁为了工作，四海为家，毫无怨言。我以为他参与编委会工作的十余年，是他数十年图书馆生涯中意最浓、色最灿、义最重的一段经历。
燮翁的版本鉴定能力很强，顾廷龙先生曾戏赠他一顶“派出所所长”的桂冠。一九八〇年代，我们在北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工作期间，有一次同去北京某图书馆看一些有问题的版本图书时，编委会的何金元（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英年早逝）委托燮翁顺便也审看一下该馆藏的明正德刻本《中吴纪闻》。那是因为何金元在审阅此书卡片时，发现卡片上写有“据宋本校及清黄丕烈校”，并有李盛铎跋。他觉得“黄丕烈校”有疑问，曾请教过同在编委会工作的该大学馆某先生，某先生说没问题。但何金元不放心，就请燮翁和我去看一下黄跋的真伪。燮翁是研究黄丕烈的专家，当时已从事黄跋的搜集整理，所以他对“黄体”太熟悉了。果不其然，书刚一打开，他就一眼定“乾坤”。黄跋的字有些形似，但没有黄丕烈的韵味，那当然是后人摹写，而非黄氏手书。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虽收入此书，但删去有黄跋之语。那天我们还看了该馆一种明抄本，也有黄丕烈校并跋，纸较新，字迹是比黄丕烈还黄丕烈，又是书估作伪的小伎俩（后因抄本不旧，又有伪黄跋，删去不入目）。又如原作元泰定刻本的《广韵》，由杨守敬自日本购回，每页均裱糊，装钉形式悉日人所为，实为日本所刻，非中国刻本，亦不入目，此类例子尚有不少，不再赘述。
除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外，燮翁一生对文献学的贡献，自然莫过于对黄丕烈的研究。我总以为被誉为“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的黄丕烈，实在是藏书史上一位传奇人物，只要读读他的《藏书题跋记》，你就可以知道这位佞宋刻，嗜旧钞，为先贤存古留真的学者是何等的“痴”，别样的“淫”。至于其精校勘, 析疑义，详考辩,求古籍尽善尽美，完全凸显了乾嘉学人的风貌，至今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交口称赞。
黄丕烈像
近百年余来，黄跋先后经几代学者多方搜集、汇编成书，先是潘祖荫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再由江标辑《续录》，其后缪荃孙、章钰、吴昌绶又集南北各藏书家所见，辑成《荛圃藏书题识》十卷《补遗》一卷、《刻书题识》一卷。之后，王大隆续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再续录》三卷《杂著》一卷，极大地丰富并详尽地记述古书版本、校勘内容和收藏源流，这对于研究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学者们，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燮翁以一人之力，四十余年如一日，每天都和黄氏进行时空“对话”，说他是黄氏的异代知已，那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要做黄丕烈的年谱、重新辑佚荛圃题跋。但是，燮翁和黄氏都是苏州人，不能说没有一点乡邦之情，更或许是他被黄氏的藏书魅力所诱惑。在前人的基础上，燮翁费尽心机，多方辍拾，矻矻不倦，终于从中外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等处，新发现他人未见之黄跋数十则，同时还纠正了旧辑本的不少讹误。因此，到目前为止，燮翁所辑的《士礼居题跋》应是最全、最好、最重要的黄跋本子，不久之后，该书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此外，燮翁又重新辑录黄氏诗文，编纂黄氏年谱，皆大有裨益于文献学研究者。
一九九〇年，八七高龄的顾廷龙先生曾为燮翁写过一付对联，句云：“复翁异代逢知己，中垒钩玄喜后生。”这是对燮翁在版本目录学、黄丕烈研究两方面恰如其分的评价。他整理的《士礼居集》分题跋、诗文两部分，问世有期，令人欣喜。此外，燮翁数十年所作文章，汇编成此文集，反映了他一生治学的概貌。文集所收，计文八篇，跋五篇，序五篇，以及年谱一种、方志目录一种，凡二十篇，十余万字。尽管数量、篇幅并不巨大，细读之下，我才知大手笔作文，轻易不肯动手，一落笔必言之有物，有理有据。从小文章中，可窥见燮翁考证工夫之细密。如《嵇康集佚名题跋姓氏考辨》，纠正之前两位学者考证的失误，并得出“凡从事版本鉴定，无非都要从行格、避讳、刻工、刀法、纸张多方面去考虑，但我觉得书法的比对，印章的辨别，也可以作为鉴定版本的不二选项”的结论。
版本目录学是一门从实践中来的学问，只有在图书馆编目及采购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才能练就一双鉴定版本的慧眼。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二十余岁的他，就在赵万里先生的指导下，为北京图书馆购书，先后买到《韩诗外传》（明万历刻广汉魏丛书本，清卢文弨批校）、《南唐近事》（清嘉庆二十年吴翌凤抄本）、《资世通训》（明刻本）、《梅妃传》（清吴氏古欢堂抄本）、《杨太真外传》（清吴氏古欢堂抄本）、《长恩阁丛书十四种》（清末傅氏长恩阁抄本，清傅以礼校）等。一九五五年以后，他调入南京图书馆，退休前曾任古籍部副主任，但没架子，不钻营取巧，也没有那种羡慕荣华之心，而是把心思都用在业务工作上，数十年间为南图征集到不少重要善本。其中如北宋刻《温室洗浴众僧经》一卷、辽代重熙四年（一〇三五）写本《大方广佛花严经》一卷等，已成为国宝级藏品。
而今耄耋之年的燮翁，三十余年里退而不休，坚持每天风雨无阻地去南图古籍部，不仅日日伏于几案，潜心典籍，还不时为读者排忧解难，指点迷津，为他人作嫁衣裳。我的《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一百二十万字，在出版前，也曾请燮翁全部校读一过，对此我非常感谢他。无论我在国内还是海外，他与我的通信，我全部都保存了下来，厚厚一迭，居然也有四五十通之多。
最令我感动的是，去年五月我们在李军兄的引导下，去祭拜顾廷龙先生墓，如果说我跪拜先师是天经地义之礼，但燮翁也要跪拜，我说：“您就不要跪了，鞠三个躬吧。”他说：“不行，顾老对我有恩，提携过我，我是一定要跪拜的。”一位九四老人，腿脚不便，平时行动缓慢，走路都谨慎小心，却坚持要做如此这般“大动作”。当时我侍立在旁，礼毕，赶紧扶他慢慢起立，只见他喘个不停。今年五月，我们又连袂去苏州十梓街看复泉山馆（顾廷龙故居），还拍了几张照片留念呢。
说到底，燮翁是一位平凡的读书人，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业余爱好无他，就是喜欢书。我看到他在苏州居所的书房，各式的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的图书，以及相关的参考书、工具书，排放整齐，即使小部分的港台出版物，他也透过相应的渠道多方访得，而他在南京住处，图书也是堆积如山。除了书之外，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不知是否还有嗜酒若燮翁者？还记得三十年前，同道们互传燮翁喜酒，但不能多饮，每次一小杯，多则要舞“红色娘子军”中的洪长青。这是燮翁认可之说，直到今日，他仍保持旧日习惯，但并不贪杯，或许小酒也是他的长寿秘诀之一！这样一位老人，思想上却并不僵化陈旧，他也领略一些社会上的娱乐八卦，不时关心科技领域中的新成果，套用一句时髦的话，他也在除旧布新，“与时俱进”。
燮翁高龄，今年九十有五，已踰鲐背之年，更难得是他康健如昔，不时往来于苏、宁两地。我不由想起“九五之尊”这个词，“九五”旧指帝王之尊，位高而不傲，有谦和之德。以燮翁目前在图书馆界中版本目录学领域的地位，是当仁不让的老法师级人物，无人可出其上，其阅历资之深，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似乎也德配“九五”之词了。《礼记?曲礼》云：“百年曰期颐。”元人陈澔释云：“人寿以百年为期，故曰期；饮食起居动人无不待于养，故曰颐。”很多见过燮翁的朋友，都为老人的健康表现出欣羡之情。我亦以为，待到山花烂漫时，老人期颐之年，约上一班忘年之交，好好作一次畅怀痛饮。
燮翁嘱我为他的集子作序，实在荣幸之至。回顾四十多年的交往，拉杂写上一些感想，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于上海
（此篇文章为《沈燮元文集》序言，经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