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见在书目》，由日本学者藤原佐世于平安时期奉敕编纂。此目成书于《隋志》和两《唐志》之间，共收唐及唐以前古籍1500余部，计17209卷，模仿了《隋志》分类的结构和次序。由孙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对该书目所载汉籍的卷数、流传、存世等情况作了详细考订，并附录有关论著和文章的索引。是利用和参阅本书目的最佳工具书。
《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下简称《详考》），系旅日学人孙猛先生对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下简称《目录》）积三十年功力完成之巨著。此书关涉中日两国古今文献之传承研究，具有高度的文献及学术价值，继往开来，戛戛独造，中日学坛，均蒙其惠。
一、《目录》自身具有无可替代之重要文献价值。
01.《目录》为中国古籍现存最早之域外流传书目，编纂于日本平安时期（承和十四年至宽平九年，847-897），著录自中国、朝鲜半岛东传之中国古籍多达1579种（据孙氏统计）。
02.《目录》为中国唐代及唐以前古籍之重要参考书目，著录古籍约占《隋志》、《旧唐志》之五成（约当八世纪前中国古籍之半数）、其中三分之一弱又未见于《隋志》及两《唐志》，所著录书名、卷数和撰者信息，遗存原貌，足资考索，堪称中国古籍辑佚之渊薮。
03.《目录》为东亚文化圈文献传播之可靠记录，所著录日本奈良至平安时期输入之中国古籍，既为影响日本文化发展之重要典籍，又为研究中日及东亚文化交流之宝贵史料。
二、《详考》对《目录》完成穷原竟委、竭泽而渔式研究，分《本文篇》、《考证篇》、《研究篇》、《资料篇》四部分：
01.《本文篇》首先完成对《目录》最早传本“室生寺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平安末期古写本，江户时代诸多抄本皆由此而出）之精心校勘（原文约一万三千余字，校正达二百三十余处）。校勘所得，如改正原本著录条目之误分、误合及误断，确认重复著录者（因同书异名重见、因文本或卷数不同重见、疑为重见等），甄别误认之中土著作等，均慎重严谨，一丝不苟，辨证坚实，结论可靠。
02.《考证篇》为《详考》重点之所在，用力至深，所设“原文”、“著录”、“校订”、“存佚”、“著者”、“考证”、“流布”、“参考”等八项内容，囊括古今文献目录学研究之所有方法。作者对《目录》所著录图书及著者之全方位考订，不仅为千余部中国古籍编成书志，同时梳理各书于中日两国之流传、研究史，洋洋洒洒，巨细无遗。作者之考订，兼及《目录》未著录之日传汉籍，堪称对输入日本之中国古籍总括性研究。
03.《研究篇》系作者对《目录》及其编者藤原佐世之专题研究论文，属于日本古典文献学范畴，其中对于《目录》之名目（“本朝见在书目录”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属性（记录日本平安前期传世汉籍之总目录）、成书年代（编成奏进于宽平三年之三个可能时间段）、流传经历（至少经历五阶段、五文本，今存“略钞本”或渊源于稿本且经增损点窜）、《目录》与输入汉籍之关系（日本集中引进汉籍于八世纪奈良时期，数量超过其后之平安时期）,《目录》编制之依据（《目录》或据《将来目录》、《将来目录》则据《集贤院见在书目录》、《目录》或仿中国书目编成）等专题之辨析，胜义纷纭，多可传信。
04.《资料篇》收集题识等编成。并附录索引，索引包括四角号码索引、拼音索引，及四角号码与拼音对照索引等，合于规范。
三、《详考》作为跨国度、跨文化之文献学研究成果，足称当代中国学人治学之标杆。
01.《目录》因其日本汉籍输入书目、中国古籍域外书目之特点，其研究具有多重挑战，历来研究成果有欠丰厚，空白有待填补。《目录》之特殊性，要求研究者须具备跨语种、跨文化之学术训练，谙熟东亚文化发展及中日典籍传播历史，善于利用两国学术资源，长于运用目录、版本、校勘学研究方法，并积以水滴石穿之功，始能胜任此役。《详考》作者之文献专业背景、中日学术工作经历，加以长年积累、刻苦坚持，遂使天从人愿，有志终成。
02.《详考》之成书得益于中日文化交流。引据绵密、考订精审，向来为日本学人自视之强项。《详考》成书，后来居上，完胜旧注，引发日本学界关注与感叹，如“今后大概无法离开本书谈《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了，但遗憾而可悲的是，堪称日本文化宝物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研究著作，并非由日本诸如岩波书店那样的出版社出版，而是由中国的出版社用中文（几乎即“汉文”）出版。若以日本语出版，其部帙无疑更庞大，而且将有助于日本人理解平安时代学术状况。尤其研究平安时代国文、国史学者中，不谙中国语者仍多，故日本语版著作对其研究将大有裨益”云云（见日本2016年1月23日“天汉日乘”博文），即为一例。诚如有识者所言，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研究长期受惠于日本汉学，《详考》亦藉助日本学术资源而完成，作为礼物回馈日本学界，实为有功中日学术交流之佳话。
03.《详考》作者旅日执教二十八年，几乎未参加任何学术会议，也未发表有关《目录》外之其他著述，穷年兀兀，寂寞自甘，身居海外，潜心著述，自述“始终没有放弃学术追求，始终在孤独地攀爬新的学术高峰”。有此精神，始成此著述，不仅《详考》足称今人治学之标杆性成果，作者之精神亦足为治学者之楷模。
作者│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教授 吴格
编辑│赵洪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