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28日，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阶段成果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中华古籍资源库”正式上线开展服务，标志着我国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影像和数据资源利用进入互联网服务时代，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国家图书馆与四家大型公共图书馆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今年2月28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联合在线发布1万余部古籍数字资源，古籍品种珍贵、版本丰富、文献价值高，通过互联网免费向公众开放，服务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可谓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一项重要阶段成果。加上此前已发布资源，至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发布的古籍数字资源累计已达2.4万部，相当于六部《四库全书》的总量。（详情见《高能福利！国家图书馆与四家大型公共图书馆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发布会上，来自文物鉴定、高等院校、出版单位、古籍收藏界及图书馆等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就古籍资源数字化及其免费开放给予了肯定。现摘取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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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最近才知道这个事情，没想到能够完成这么巨大的工作。这么多图书馆的珍贵馆藏都进行了数字化并对外公布，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对推广、传承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就我个人体会而言，做研究时查资料非常困难。我从事建筑史研究，写东西时一般将台湾出版的《四库全书》扫描下来使用，但错字非常多。所以说，现在的古籍数字化工作解决了很多问题。我自己也在这方面有过受益。前两年我校勘《营造法式》，承上海图书馆协助，把翁氏藏书中张蓉镜抄本的《营造法式》光盘送给我，如此，很多脱文和夺误都能够弄清楚了。国家图书馆也帮了我很大的忙。现在《营造法式》的通行本，内容大多源自南宋刻本，许多抄本的内容也都是据南宋刻本辗转传下来的，馆方把稀见的明抄本《续谈助》发给我，其中有北宋人据刚出版的北宋本《营造法式》摘抄的内容，我据此进行校勘，也解决了一些问题。
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发布数字资源，在图书馆工作中应该大书特书。这让以前藏在图书馆里、普通人看不到的珍本，如今通过检索即可查阅，方便了研究，对发展学术帮助很大。这些重要善本的推广，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要。我希望今后珍本扫描工作能够一次就解决，不要反复扫描，以便更好地保护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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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可斌（北京大学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这次会议是对古籍普查和古籍资源数字化上网这两项规模宏大工作阶段性成果的总结和发布，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我觉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非常有抱负、有远见，也很有章法。
不同时代从事古籍工作的人，都在尽自己的努力，做好中国传统文化宝贵遗产的保护工作，但不同时代所做的具体工作和效果不一样。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古籍保护工作总体上不太受重视，人们甚至还存在一些偏见，认为古籍及整个古代文化已经过时，没有价值。在这种环境下，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工作者还是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难能可贵。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古籍保护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但这一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古籍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还是存在一些不足。进入新世纪的这十几年，古籍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党和政府以至整个社会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古籍。另外，国家经济发展了，实力雄厚了，也可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做这些事。所以，这十几年来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陆续编纂出版，取得了重要成果。现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将古籍保护工作更全面地铺开，把它推向更高、更新的水平。我认为主要是两大块内容，一是古籍普查，分为国内和国外两大块。国内采用“大鱼带小鱼”的方式，国家图书馆和各地方、各专业图书馆合作，启动了规模非常宏大的工程，将彻底摸清中国古籍的家底。另一项工作就是古籍数字化。数字化是大势所趋。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为古籍普查、保护、整理、出版等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为我们更全面地普查和上网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普查会很困难，比如手工登记、做卡片，工作难度会大得多。同时，信息时代的到来，也对古籍调查、保护和利用等提出了挑战，就是你必须这么做，不这么做就会落后，就不能满足信息时代人们的文化需求，也不能很好地实现我们公益事业的使命。
前些年，我到美国、我国台湾地区，总觉得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和他们相比要慢一点。现在真的看到了非常好的前景和希望。我们的事业比他们宏大得多，大陆有这么多的古籍、这么悠久深厚的文化，如果将来能全部普查出来，全部数字化上网，那将是一项非常宏大的事业。
我在高校工作，主要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和这方面的人才培养。过去总是有北京本地和外地的学者说，需要查资料，某某书看不到。今后我们逐步公布古籍数字资源，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因此，古籍的普查和数字化发布，对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我非常敬佩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展的一系列工作，除了古籍普查和古籍数字化两大工程外，还推动了古籍保护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编辑出版了很多书籍和教材，培养了很多古籍保护人才，我相信这些工作会给将来的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带来极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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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海（中华书局总编辑助理）
作为中华书局的代表，我首先对这次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活动表示祝贺。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讲，这项工作对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意义非常大，功德无量。特别是这次国家图书馆联合四家省级公共图书馆，一起联合发布资源，显得意义重大。我之前用过国家图书馆网站上的中华古籍资源库，非常好，但有些地方，比如界面还可以再改进一些。此次又新发布了这么多资源，让读者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原来深藏在图书馆库房的善本秘籍，为古籍整理人员进行底本校对等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这个时代发展非常快。一些老学者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整理古籍，外地的工作人员要跑到北京来，住在旅馆里，每天辛苦地跑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核对底本，一待就是一天，有时候一干就是十天半个月，非常辛苦。从我个人经历来讲，十几年前，编辑工作中遇到一部古籍稿件，因为所依据的本子很多文字可疑，当时也跑到国家图书馆，对着机器一点一点地核对胶片，当时是那样一个状态。现在发布了大量的古籍数字资源，提供这么大的便利，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我们馆藏古籍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充分发挥出来，让更多的普通读者也能够亲近古籍，不仅看到整理过、排印过的版本，还能看到古籍的原貌，看到它的形态和装帧方式，还有题跋、藏书章等，让古籍承载的丰富文化信息打动人，引发人民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国家图书馆和几家省馆做的工作，我由衷地表示感谢。祝愿古籍数字资源开发及上线发布工作进展顺利，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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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云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
非常感谢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给我这次机会，见证中国古籍数字资源发布，同时也非常敬佩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全国古籍保护界这些年来为国家古籍保护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07年实施以来到现在，我个人感觉，过去我们讲数字化，更多是从保护古籍物件的角度去做，但通过今天这次会议，包括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上一次发布古籍数字资源，我发现整个古籍保护事业正在转型。过去古籍保护围绕古籍文献（物件）这个中心开展，数字化之后的成果运用不理想，只是把它扫描后就放到那里，以数字方式把古籍保存起来，很多根本没法用。但经过这两次发布，我发现整个古籍保护工作开始考虑围绕读者这个中心开展。我们进行古籍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用，只要读者需要，我们都应该开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们的工作量将非常巨大，但这恰恰契合了国家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这一重大决策。我们的事业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经过这么多年的推动，从中央到地方到个人，得到了认可，很多人都体会到了。相信下一步，随着国家的重视和投入、古籍工作者的努力，以及古籍立法工作的推进，古籍保护事业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从古籍普查到古籍数字化，到怎么样让读者更好地学习、研究、应用这些古籍，我提几点建议：一是从以古籍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来做古籍保护这项事业。二是借助图书馆进行古籍阅读推广，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贵州地区的各大图书馆，包括高校图书馆，有几百册、几千册、几万册甚至数十万册古籍，一位古籍库管人员可以在那儿工作一辈子，就是一个人掌握一把钥匙守着门，但读者利用率非常低，古籍保护的目的和意义也就大打折扣，更多古籍保护工作更是难以开展，所以古籍阅读推广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把古籍研究、开发利用提上日程，只有把相关产品做出来才可以推广它，就现在古籍的形态来说，要推广是很难的，受到各个方面的限制。所以，古籍数字化以后怎样进行跨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怎么样提取更多的信息，便于读者检索、研究利用，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古籍保护，但我认为目前的财政经费远远不够。文化的重要性不低于教育，教育也是文化的一个部分，文化应该是更重大的民生工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继续呼吁国家加大投入，尤其是建议大力实施“中华古籍数字资源总库体系”建设工程。但同时，我们自己作为文化工作者，如何提高古籍保护经费的使用效益，也是一个问题。今天听了各位专家、各位馆长的发言，对古籍保护事业我很有信心，我会尽我所能继续推动这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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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中（上海图书馆原馆长、上海市政府参事）
这次由国家图书馆牵头、四家省级公共图书馆联手开放古籍数字资源，意义很大。发布的总量虽然不多，但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数字资源联合开放上走出了第一步，显示了图书馆人的开放姿态。这既是图书馆服务于文化界、学术界的一项实事工程，也为图书馆如何挖掘和开发历史文献资源提出了新的课题。
首先，我要表述一个观点，传统文化要为现代生活服务。众所周知，中华文化之所以数千年延续不断，跟中国人敬畏历史、重视档案的传统有关。英国知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风雨寒暑，始终保持着同样的性格，跟中国的藏书文化有关，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爱书、藏书的基因，把书看作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之一。
典籍文献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我认为，我们今天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传承，着眼点应该是古为今用，即怎样让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发展和生活服务。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推动让文化作为一种可以开发的资源为社会服务，国外一些国家和城市也在对过去文化遗产保存优先的战略进行反思，提出保存与利用并重，并特别注重让这些资源成为学习资源和旅游资源，为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其次，我想就如何挖掘和开发历史文献资源谈点想法。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反复提到今后要把数字人文作为工作重心，这一点非常重要。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以文字性史料为主体的文献，古人在图书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这些研究都着重在图书形态方面，即使在内容上有研究，也都局限于文字型史料本身。现代技术，尤其是数字化技术，为挖掘和开发文字史料背后的资源，让历史从解释到再现、到还原创造了条件。对文字史料，除了要弄清真伪以外，还有一个上下文的关系，就是围绕文字产生的环境的问题。以前提出疑古辨伪，只能在文字型史料上做文章；有了现代技术，我们就可以多学科、多视角地挖掘和开发历史文献资源。我觉得图书馆要善于与人文学者、地理以及其他学科的专家合作。图书馆对于非文字史料的研究总体上还是比较缺乏的，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学科专家对非文字史料的研究成果，比如对照片的研究上，法国人罗兰·巴特著有一部书叫《明室》，提出了“知面”和“刺点”两个视角。我在2014年参观过一个由上海市档案馆和美国杜克大学合作举办的展览，这个展览展示了很多反映20世纪初中国民俗的照片，很多都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玻璃底片。专家用罗兰·巴特的方式对展览内容进行深入的解读，这个角度非常好。杜克大学图书馆没有停留在展示摄影作品上，而是将这些原始资料开放出来，让研究人员从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和认识这些摄影背后的东西。
另外，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讲建造物研究的文章，里面有一个词汇是“建筑考古研究”，德国学者格尔康20世纪20年代首次使用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他从文化技术、制作流程、语境及知识自身的能动性来重建对历史的认知，涉及的范围很广，不只是建筑物，还包括器具、家具和艺术品等，但他使用的是一种考古学的方法，通过对物质资料的研究，有效填补了文字史料的空白，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建筑史的一种史料批判。
借这个机会我提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要重视对一手资料的保护开发和开放利用。数字人文研究的重点和前提是对原始资料的开发，因此要把保存放在重要位置上，同时要将原始资料开放出来，既要让其他学科的人看到资料，又要给予他们用自己专业手段开发的机会。第二，拓宽历史文献的观察视野和研究方法，与历史、哲学、语言、文学、艺术、考古、音乐等领域的专家合作，把历史文献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下加以考察和研究。第三，要注重文献的关联性研究，既要重视文本之间的关联，又要重视文本的各种脉络并观察脉络的环境。数字人文的发展，为图书馆学跳出图书研究本身，将图书馆学与文明史、科技史和社会史紧密结合提供了视角。数字人文研究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深化，比如以前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会由于科研手段的发达而呈现出来，以前孤立的、数量太小而被忽略的东西也会由于大数据的发展而被关联或者被发现，这些新的发现很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原有的理解和看法。我相信，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数字人文合作研究的深入，历史文献研究与开发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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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知名藏书家）
首先感谢国家图书馆邀请我参加这次重要会议，我觉得收获很大，了解了很多自己不懂的东西。比如傅先生讲到关于网络给读者带来的便利，我作为一个使用者也感同身受。再如，我对张志清馆长给出的数据很感兴趣，他提到我们现在发布的数据已经超过了《四库全书》总量的6倍。我觉得这种比喻非常重要，因为从体量上讲，我看过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四库全书》那样宏大的体积，当时觉得遥不可及，但今天发布的数据竟然超过了它的6倍，通过这一数据，让我对古籍数字资源的数量有了清晰的认识。
俗话讲：“物以稀为贵。”以前谈到收藏，任何藏品都涉及它的珍稀性，这是需要数据佐证的。我们现在能查的就是古籍善本目录，只涉及善本部分，而普通古籍只有部分公布出来。现在通过古籍普查，某部书如果大量出现的话，我们对它的珍稀程度就可能有颠覆性的认识。所以我对普查数据的公布有更多的期待，以此可以确定一部书究竟是不是孤本的问题。
相比文物普查，我们的数据走到了前列，这也是令人兴奋的事。我们现在古籍有20万种，有50万个不同的版本。以前没有这些数据的佐证，存在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我还看到过有8万种、12万种的说法。今天，这些普查数据的更新，都是以实际操作为基础的，这才是一种彻底的刷新。
作为使用者，我从自己写书的角度说几句。我看到上海图书馆公布的家谱中有一些稀见姓氏，比如“迮”字。有一位华裔美国人姓迮，问我关于“迮”的来源，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迮鹤寿，而他谈到了很多他所了解的内容，远远比我了解的多很多，这让我很惭愧。今天公布出来的“迮”姓，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资讯和信息，能够解答别人不知道的问题，这让我很兴奋。这批家谱的公布，为我写书提供了很多新的佐证，是其他资料中查不到的。比如这次公布出来的“郦”姓，此前我写郦承铨，因查到的资料很有限，匆匆忙忙写了一篇小文章发表在网上，没想到被郦承铨的后人看到，更改了我文中很多的说法。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郦道元，如果当初能看到这样一部家谱，可能会减少这类错误，这也是我体会的公布古籍数字资源对研究使用的重要价值。
从版本角度讲，比如云南省图书馆此次公布的23册《元官藏》，就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尽管数量不多，品相也比四川的残损很多，但它是这个定名的起源，所以它是版本系统很重要的佐证依据。更为我所看重的还有北元宣光元年刻本。很惭愧地说，北元刻本我一部都没有见过，此前我们知道北元的东西少之又少，不要说文献资料，流传的实物都很稀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实物传世，尽管没有看到，但是知道有这样一件东西，足以令我兴奋。总之，这些古籍资源的公布，使我原有的一些孤陋认识得到了更新，也让我知道还有很多东西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存世与消亡。我相信随着更多资源的公布，很多原有观念都会发生改变，这一切会建树起新的版本目录的定义。
（转载自《中国文化报》2017-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