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7-03-07
作者：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传习导师 师有宽
编辑：赵洪雅

　　我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有半个世纪的漫漫光阴。当年在张士达先生面前鞠躬，初入师门学习古籍修补时我还不满二十岁；现在已年过七旬，忝列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人，在西北一隅收徒教习，惟愿勉力发扬师傅的德艺。为使那段往事不至湮没于时光，今天将我的古籍修复工作经历做一个回顾。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导师 师有宽

　　一、初到北京

　　我自1959年参加工作后，一直在甘肃省图书馆工作。其中1961年7月至1963年7月的两年时间，组织选派我参加了文化部群众文化局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装修古旧线装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班，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装修室学习。

　　馆人事干部口头通知我，馆里派你去北京图书馆学习两年，被褥及生活用品自备，伙食费自付，迁转户口和粮食关系。我听后，真是高兴极了，做了三天的准备工作，第四天坐上了由兰州开往北京的列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经过40多个小时，到了北京站。下车出站一眼望去，北京真大、真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同时又很紧张，不知道北京图书馆在哪里，怕找不到。我从车站行李托运处取出行李，扛着沉重的被褥包袱出站。看到一辆人力三轮车，走近问车夫：你知道北京图书馆吗？他说知道，在北海公园西边。他帮我把行李放在座子的一头，我就这样坐着三轮车顺利地来到了北京图书馆。

　　

坐落于北海公园湖畔的北京图书馆旧影（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第一天首先到人事处报到，并上交迁移到北京市的户口和粮食关系等手续。总务科给我们安排住处，在西皇城根集体宿舍内。我们两个男士就加住在一间6人的男单身大房内。肖顺华先生（大组组长）、肖振棠先生（古籍装修室组长）和学员们互相认识，简单介绍了北京图书馆的情况和办班的目的，还领看了食堂的位置。

　　第二天早晨9时，在北图装订组的一排平房前举行了开班仪式。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先生和冀淑英女士参加，会议由肖顺华先生主持，人事处长宣读训练班的一些规定和制度，肖顺华先生宣读了以师带徒名单。

　　肖振棠师傅带北京图书馆的宋康民，张士达师傅带北京图书馆的王丽英和甘肃省图书馆的师有宽，肖振邦师傅带黑龙江省图书馆的柳长发，李道之师傅带吉林省图书馆的吴丽芝，魏梅占师傅带湖北省图书馆的王思靖，李书梦师傅带南京图书馆的朱殷章（名记不准确，学习中途回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康大姐（名字记不清）是中途来学习的。

　　仪式结束后，肖振棠先生把每位学员领到各自的师傅面前作介绍，把我领到张士达师傅面前说：“你的师傅是张士达先生，他是修补古书的能手，以后就跟着他学技术。”随后，肖振棠先生对张士达先生说：“这是西北甘肃省图书馆的学员师有宽，你带着他。”我在张士达师傅面前很虔诚的鞠了一躬，师傅微笑着说：“你很年轻，好好学吧。”从此开始了我两年师从大师的宝贵经历。

　　

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张士达（右），摄于1983年

　　古籍装修室、古籍装裱室和新书装订室同是一个大组，名称为装订组，组长肖顺华先生。装订组的位置在北图（文津街1号）最后边书库大楼东边东北角的一排大平房里，坐北面南。古籍装修室在西边的大三间里，古籍装裱室在中间的大两间里，新书装订室在东边的大四间里，还有一间印刷室。古籍装裱室共4位师傅：组长韩魁占先生、张万元先生、张永清先生和徐朝彝先生。新书装订室有10人左右，肖顺华先生兼组长，其他人具体名记不清，因为那时纪律很严，不许串岗，只是大组开会和政治学习在一起。

　　二、师从国手

　　训练班采取以师带徒，边教、边学、边做的方式。开始学习时，肖振棠先生让学员们先看几天，观看师傅们是怎样操作的。我们在每位师傅跟前都仔细看了，然后师傅教我们学习修复普通的破旧古籍，先易后难，不断熟练。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一些难以操作的工序，反复操作几次，心里不免产生厌烦，张士达师傅看出了我的不正常情绪，非常和善的劝导说：“学这门手艺，年轻人一开始都会觉得很枯燥，越做就越觉得很有意义，做的时间长了，你会感到很有乐趣。”随着时间的推移，确真如此，我也就喜欢上了这一工作，学习比较刻苦认真，半年后，训练班将学员的学习成果进行展评，我的学习成绩最优。

　　学习进行到7个月以后，我们开始学习各种焦脆、絮化、酸化、脏污、粘连等严重书叶的处理方法和操作技术，同时学习古籍的各种装帧形制。从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到线装，并学习以“整旧如新“的方法加固古籍的装帧形式“金镶玉”。由于学习项目和工序不断增多，操作难度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在操作过程中更加认真、细致和耐心。张士达师傅对我说：“这是一门手艺活，每一道工序都得细致认真，不能马虎，上道工序做不好，会影响到下道工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做出来的活肯定不成样子。”师傅还说：“做手艺活，必须眼到、手到、心到。”“没有学不会的技巧，要多练熟能生巧，眼里过千遍，不如手里过一遍。”在师傅对事业执着精神的鼓舞和精心指教下，我的学习成绩在一年的评展会上，再次以优领先。

　　一年后，训练班根据学员的学习进展，特别是操作技术的掌握，开始让学员参与修复善本书。修复古籍最主要的一道工序就是配纸，只有做到配纸准确无误，才能达到保持原貌和延长寿命之目的。在此期间，训练班专门邀请我国当代著名的版本专家赵万里先生讲授有关版本知识和古纸常识。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先生旧照

　　我国古纸和现代手工纸的品种有百余种，归纳起来可分为五个大类：麻纸、皮纸、竹纸、宣纸和棉纸。张士达师傅鉴别纸张的经验非常丰富，他经常教我的是用看、摸、拉三种技巧。看，多见古的旧的，观察纸张细腻匀整程度及色泽等；摸，识别纸张质地柔韧性及平整光滑度；拉，测试纸张是否坚韧有力，耐久性强。他还说：“各种纸张有它的鼎盛期，宋麻、明棉、清开化（宣）。”古籍装修室有两册自制的各种古纸样本，师傅让我平时多翻看，经常和自己修补的书叶多对照，在实际工作中识别纸张。

　　张士达师傅对补纸的要求十分严格，从纸张的性能、颜色深浅、厚薄程度，直到帘纹宽窄都要基本与原书叶一致。师傅在补书叶时特别注意原书叶和补纸的帘纹，他要求补上的纸纹和原书叶纸纹横竖是同一方向，保持纸性的一致，避免横竖拉力不一，书叶难以平整。

　　三、修复金藏

　　我在北京学习的后期，也就是最后的两个月，张士达师傅和韩魁占先生（装裱室组长）商议，让我在韩魁占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学习修复《赵城金藏》的技术，也是让我学习修复“卷轴装”的技术。因为我经常帮装裱室的师傅们打浆糊，和师傅们的关系很好，韩魁占先生也就同意了。

　　装裱室的两间大房内摆着两个大裱案，北面墙和东边墙上订着绷板，还立着些单独的棚板，西边靠墙立着两个柜子，柜内保管着各种材料和当时要修复的《赵城金藏》卷轴。两位师傅在一个大案上工作，各占一边，有分有合，协作工作。韩魁占先生和张万元先生合作，张永清先生和徐朝彝先生合作。

　　

修复《赵城金藏》

　　初到装裱室的十多天，韩魁占先生让我先看师傅们是怎样做的，同时所有的杂活都由我承包了。后来我一直跟着韩魁占先生，他干什么，我帮着干，也就是打下手。修复的古籍书和《赵城金藏》经卷，都是由各室组长肖振棠先生和韩魁占先生从古籍善本书库领取，书写领书单，并在领书单上签字。肖振棠先生领还书时，我们跟着抱书；韩魁占先生每次领20多卷左右。一批古籍书领来后，肖振棠先生召集各位师傅，研究每部书的修复方法和修复时间，没有登记册，只是写在纸条上，夹在书里。修书人按纸条上所写的内容进行修复，并按时完成任务。每个人修复完成后，都要交给肖振棠先生检查验收。再集中归还古籍善本书库，经书库管理人员细致核查验收后，将领书单退还给肖振棠先生，先生认为手续清了，领书单也就不保存了。装裱室将卷子领来后，经师傅们研究后，按量分给每位师傅，但集中保管在柜子里。修复后经韩魁占先生检查验收后，用同样的方法归还书库。

　　记得修复《赵城金藏》的补纸是从原卷裱背上揭下来的旧纸。修复时用的托心纸和覆背纸，都是广西绵纸。古籍装修室和装裱室使用的浆糊，是小麦富强粉洗掉面筋的粉子制做的。多为在火炉上（冬天）和电炉上（夏天）熬制的浆糊，装裱室有时也使用开水冲制的浆糊。我在装裱室的那两个月，每月的定额是28卷，那时的制度是很严格的，只许超额完成任务，而不许少。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在下月必须加班补上。

　　四、把古籍修复技术传承下去

　　我于1963年8月回馆后，把两年的学习成果向领导作了汇报，馆领导特别重视古籍修复工作，很快在历史文献部设立了古籍装修室，由我一人工作。当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购置了一些简单的设备和工具材料后，于1963年10月开始了我馆的古籍修复工作，每年修复残破古籍一百余册。1967年因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而中断。

　　1978年甘肃省图书馆装订工厂成立，让我负责此项工作，并派我到南京制本厂学习精装技术近一个月。回来后经和领导研究，在装订工厂设立精装组和古籍装修组。精装工作发展很快，不到两年时间，就有六人能熟练操作各道工序，能够完成本馆全年期刊杂志的精装任务。后来发展成“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大集体企业。还承接兰州市部分大专院校图书馆期刊杂志的精装工作。古籍装修组培养了赵玉花、颜东芳、刘天滨等古籍修复人员，每年修复破旧古籍三百余册，还制作一些函套。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1983年我在《图书与情报》第4期发表了题为《我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的文章，以促进我馆古籍修复工作的发展。后来又先后培养了曹有林、师青、左瑾等青年人，为甘肃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辛勤工作着，2002年10月退休。

　　

师有宽老师在传承古籍修复技艺

　　退休后，我继续发挥余热，受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邀请，给古籍文献写书签并指导为古籍制作函套工作。2004年，受兰州市博物馆邀请，抢救修复古籍150余册。2005年开始，为省图书馆善本制作函套800余个。2009年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成立，聘我为技术顾问，在修复工作中做技术指导，培养年轻的古籍修复人员，修复室每年修复残破古籍300余册。2010年至2013年，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完成了一批珍贵老剧本的抢救修复，此项工作历时约三年，修复清末民初手抄剧本394种，487册、14000余页，是我省开展古籍保护工程以来的又一项显著工作成果，引起了业界关注和好评。

　　这批剧本其内容完整，记录剧目之唱词、道白、曲调名称等。所涉题材广泛，既有历史故事、神话和民间传说，也有取材于日常生活者。其中绝大部分属甘肃独有孤本，几乎囊括了甘肃早期曲子戏、皮影戏、高山戏以及秦腔等剧种，呈现出甘肃早期戏剧的初级形态与舞台原貌，提供了甘肃地方戏剧剧种形成、发展、传播清晰之历史脉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但由于当时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低卑，为了将戏曲唱词、唱腔用文字的形式传承下来，他们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购买一些价廉质劣的“麻纸”、“粉连纸”、“毛边纸”和本地产“土纸”等来抄写。剧本字体各异，大小规模很不一致，最大的长30多公分，最小的只有12公分。90%以上的不留天地头，文字直写到天地头的顶端。加之又长期散落于民间，收藏不善，书页纸张酸化、絮化、霉变、虫蛀鼠咬、烟熏脆裂、水湿油渍粘连等破损程度特别严重，修复的难度非常之大，修复中的技术含量极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修复工程。

　　馆领导非常重视此项工作，要求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这批剧本的抢修任务。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精心制定了修复工作方案，严格按照古籍修复的四大原则，组织人力进行认真细致的修补。根据这批剧本极其残破的特点，选择最优的修复办法进行保护，全部装成了“金镶玉”。这样既保护了书页天头地脚文字，同时可以保证老化、絮化书页不再破损，又可将大小相近的书籍以五、六册为一个标准裁齐装订，做一函套，妥善保存。通过这批剧本的修复，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培养和提高了修复人员的技术水平，修复队伍不断壮大，现有：何谋忠、曹有林、师青、左瑾、张文军、盛继军、陈润莉、王尔曼、李小宝、黄海霞、王岩等十余人从事修复工作。

　　

在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揭牌拜师仪式上接受弟子敬茶

　　五十余年来，除作修复指导工作外，我先后修复古籍如《景岳全书》、《华阳县志》、《钦定礼部则例》、《四书经注集》等二千余册，抢修剧本如《金川会》、《满门福》、《锦绣图》等三千余页。

　　五、追忆张士达先生

　　人一生的经历中，刻骨铭心的经历并不多。和张士达先生的一段师生缘是我一生都不能忘却的记忆。虽然恩师已经故去20余年，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他的道德风范融化在我的血液里，他的精湛技艺镌刻在我的生命里。

　　师傅有一个“百宝囊”，是一个布包袱，里面不是金银珠宝，全是各种碎旧纸片。他经常提醒我们，古旧纸张的来源越来越少，而我们修补古籍用纸量越来越大，除了积极寻找外，平时的节约也是很必要的。先生每次将补书剩余的整张纸很整齐地归还到原材料柜里，把补书页撕下来剩余的碎片，用皮纸条捆扎起来放在他的“百宝囊”里，待以后再用。

　　师傅性格沉稳，为人谦和，底蕴深厚，见识灼远，缜密严谨、不事浮华。他从不迟到早退，每天总是早到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做起活来总是那么专心致志，聚精会神，令人神往。师傅修复的书都是赵万里先生或冀淑英女士亲自送来，交到师傅手里的。我坐在师傅的右边，看到师傅将书册小心翼翼翻开，仔细观察后商量好修复的办法，也就是修复方案后，才开始做修复的准备工作。从开始清点书叶、配纸、修补书叶到扣皮订线，都是慎始慎终，一丝不苟。记得有一天早晨，赵万里先生和冀淑英女士将三册书皮全部破脱的《永乐大典》交到张士达师傅手里，让他当天将书皮补粘好。师傅告诉我这部书十分珍贵，我们要认真细致，不能有错。师傅找到和书皮、护叶相近的材料，我帮师傅尽快补好后，先将护叶粘于书心，然后师傅包裹书皮排实，分册夹在压书板内压实。下午5时左右赵万里先生和冀淑英女士亲自来，将三册《永乐大典》全部翻看后，笑着拿走了。

　　跟随师傅两年，耳濡目染，细细品味，对师傅的敬佩之情与日俱增。师傅所以被称为“国手”、大师，其实过人之处恰恰在于细微之间的精益求精。师傅工作首先体现在细致。拿到书册首先是仔细观察，装帧形式、书皮及书叶等处的破损程度，然后进行清查。如果叶码不清无序，书脑订线以外破损，又不能在书叶上做任何记号，师傅就拿一张空白纸将第一叶第一行最前面的两个字和第一叶最后一行的最后两个字记录下来，以此顺序类推将一本书叶记录完后进行修补，并保存好记录纸张。修补结束后，以记录进行对照检查，订纸捻时做最后一次核查，保证做到准确无误。还有极个别书册在清点时发现有缺叶现象，师傅除做缺叶记录外，还必须在拆线前告知管理方，经管理方查看后再打开修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双方都明白是原装缺叶，而不是修复时丢失书叶。

　　

留有张士达签名的《蟠室老人文集》副页，现藏南京图书馆

　　修补时，师傅根据书叶厚薄等情况细心调好浆糊的稠稀浓度，这往往是许多修复者忽视的一点，但却是师傅特别强调的。这是因为浆糊的稀稠，直接关系到修复的质量和对书籍寿命的影响，稠了书叶发硬发脆不平展，稀了没有粘性，起不到固定的作用，补纸与原书叶容易脱开，而师傅总是能够把握得恰到好处。师傅还对补痕的宽窄度控制得非常好，一般不超过3个毫米，这样补出的书叶让人难以看出补痕，书叶也很平整。

　　师傅知识渊博，技艺精湛，古籍修复技艺的高超在业界得到公认。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孙殿起在其所著的《琉璃厂小志》一书中多次提到张士达，称其为“颇通目录学，并善装订古书”，许多文化名人与学者慕名找先生修复古籍。据先生讲，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李一氓等先生都曾找他修书，赵万里先生更是尊他为“国手”。

　　师傅鉴别古籍版本的知识和鉴别纸张的经验非常丰富。我经常看到赵万里先生和冀淑英女士拿着古籍图书和先生共同鉴赏，师傅从纸张质地、字体墨迹、印章题跋等方面一一细述，滔滔不绝，论理清楚，判据合理。赵万里先生称赞：“张先生说得很对啊!”冀淑英女士也连连点头，表示十分赞同，他们每次总是满意而归。古籍装修室和古籍装裱室的各位师傅和同志们，特别是古籍装修室组长肖振棠先生和古籍装裱室组长韩魁占先生，也经常向师傅请教这方面的问题，他成了古籍装修室和装裱室的“百科全书”、“活字典”。大家离不了他，他也很热心地帮助大家。

　　师傅是个忠厚善良，勤奋节俭的人，同志们的关系很融洽，大家非常喜欢他。先生除考虑工作问题时态度比较严肃外，平时总是面带笑容，表情十分温和宽厚，言语也很亲切动听。让人感到最可贵之处，是先生只看别人的长处，从来不议论别人之短，他的言谈举止，隐恶扬善，谨言慎行。他为人处世的哲学是和为贵、忍为高。人们常说，志士惜时，先生在单位的八小时，可以说都是被忙碌的工作和学习占去，对待工作是那么细致认真，学习是那么刻苦钻研。

　　张士达师傅于我既是严师，更是慈父。师傅的耳提面命，常让我醍醐灌顶。师傅对我格外器重，悉心指点，时时点拨，当面示范。在师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手把手的精心指导下，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学习到了一些古籍装修的知识，也掌握了古籍修复的基本技术。记得赵万里先生和冀淑英女士曾拿来一套六册的善本书（书名记不起），交到我的手里，并对肖振棠先生和张士达师傅交待，让我修补后装成“金镶玉”。书非常破旧，天头地脚焦脆，从配纸、修补到齐栏订线的每一道工序，师傅都是严格要求，仔细查看。书修好后，交到赵万里先生手里，他把补痕仔细翻看后，又从整体细看，六本书的齐栏和订线都成一条直线，赵万里先生满意地对师傅说：“真是名师出高徒啊。”这套善本书后来作为了我的结业成果展品。

　　虽然是短短的两年时间，由于我有幸师从全国修复界鼎鼎大名的“国手”，德高望重的张士达先生，使我有了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也使我的人生无怨无悔。

　　师者如兰，高山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