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6-10-12
作者：贵州省锦屏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杨秀廷
编辑：赵洪雅
我在乡村行走的十年，是与古籍“锦屏文书”相守相惜的十年。
2004年4月，我被组织上安排去参与筹建县地方志办公室，当时县志办与县锦屏文书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我的任务是到全县各村寨收集历史文化资料，同时做民间保存的古籍锦屏文书（又称“清水江文书”）的普查、保护宣传和征集工作。由此，我走上了宣传保护民族古籍“锦屏文书”这条路。
到苗族村寨做调查，受到村民的欢迎
悠悠十年乡村路，照相机、录音笔、笔记本、胶鞋、雨伞、草帽、电筒、雨衣、背包和干粮，自然成了我每天离不开的工作伙伴。我徒步走访了全县所有的212个行政村，收集了120多万字的资料，抄录了200多通古碑文，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1万多份，参与征集、点校锦屏文书5000多件。
向百岁老人范二妹了解村民家中传承的契约文书保存情况
一个人长期在乡间行走，孤独和辛苦是家常便饭。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秋天我到黔湘边界锦屏、黎平、剑河三县交界地区的青山界社区做民族民间文化调查那一次。那时，青山界百里苗乡还不通电话，我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无法与单位和家人联系。就是在这次行程中，我几次遭遇到毒蛇和暴雨，那种惊悸至今难忘。
在乡村做古籍调查时，与村民共同修路
当然，我也得到了意外的收获。苗吼寨一位龙姓苗族老人是“鼓藏”传人，他把家族传承了200多年的130多份清代文书交给我，希望我对契约文书进行点校。我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重托。我当着老人的面，用随身带的防湿物品把契约文书一层层包好。老人对当地的传统文化很了解，那天晚上，我跟老人一直交谈到深夜。第二天早晨，我从苗吼赶往对面山头上的木蓊寨，雨一直下着，借助猛烈的山风横飞斜落，我的那把雨伞，只能护住紧紧抱在胸前装着文书的那个包，当我攀爬到木蓊寨时，身上的衣服基本湿透。六十多岁的村民龙立华把我安顿到他的家里，他的二儿子找来衣服给我换上，并熬姜汤给我喝。我非常感动。由于我患了感冒，便在村里停留了两天。一位村民听说我在宣传动员大家把家里保存的古代文书送到县档案馆保存，就把家里的70多份清代契约文书拿来交给我。我对他说，这些文书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共有物品，请你先问问家族的意见。第二天，他和妻子来找我，说是已经得到长辈的同意，让我代他们送到县档案馆。我当即给他们写了代收条，答应下一次来的时候把档案部门的相关证书和材料带来。当我离开苗庄寨时，一位30多岁的吴姓村民自愿给我当向导，陪我走了几个村寨。
锦屏契约
锦屏县所在的黔东南盛产优质杉木，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以锦屏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林业开发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清水江流域苗侗少数民族独有的公约意识催生了大量契约（也就是“锦屏文书”）。这些契约的权威性非常高，作为一种民间自治工具，锦屏文书以林业契约为主要内容，是清水江中下游地区自明代以来的林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苗侗人民的生产生活、民族习惯、生态环保、区域经济、民俗文化、社会变迁的原始记载。专家指出，清水江木材贸易的兴起繁荣，都要归功于锦屏文书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有力调控。贵州大学温佐吾教授说：“锦屏文书所展现的契约精神正是清水江500年林业繁荣的‘社会基因’之一”。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柯大卫说：“锦屏契约非常珍贵，像这样大量、系统地反映一个地方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契约，在中国少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乡间村民凉晒契约文书时的场景
在民间发现富有哲理意味的康熙时期买卖文书
2013年7月5日，在一个侗族村寨发现的乾隆时期买卖文书
十年中，我参与了锦屏文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和服务工作，见证了锦屏文书先后被列为国家重点档案文献和国家重点社科课题的重要时刻。我接待了前来考察锦屏文书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100多人次。我与新华社记者多次深入深山苗寨，调查了解锦屏文书保护管理情况，《新华社内参选编》刊发了反映锦屏文书亟待保护的报道，引起国家领导的关注，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作了批示。我们的工作，也引起了贵州省档案局和贵州省民委古籍办的关注，省里多次派专家到锦屏指导锦屏文书的抢救和保护工作。目前黔东南各县已经收藏进馆的锦屏文书有15万多件，仅锦屏县就已经收集到锦屏文书5万多件。而今，国家投入1800万元建设的锦屏文书特藏馆已于2014年底前投入使用。在我的联系和促成下，锦屏县文斗村的3名苗族农民先后走上西南政法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讲台，作了10多次苗族社区契约文化的专题讲座，使深山苗寨的历史文化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2009年3月，杨秀廷(右）与新华社记者娄辰在文斗苗寨调查民族古籍保护情况
推荐苗族农民姜廷化到两所高校讲述民间契约社会管理
在锦屏飞山讲堂讲述地方文化
专家学者在村民家中查阅古代契约文书
缘于我对这片乡土的眷恋，更得益于民族古籍给我的文化浸润，在守护民族古籍的同时，我也有了不少收获。我和同事整理点校的《林业碑文选》等系列古籍，已经成为研究锦屏文书的基础资料，我们的研究文章先后在北京、重庆、广东、香港、台湾发表。我个人也因为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上的突出贡献，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拔尖人才”和“十佳公务员”。
杨秀廷在乡村采访
与古籍相伴、相守，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让我从古籍中吸收到了历史智慧和山地民族对文化的敬惜精神。我现在虽然离开了史志部门，但是播撒在我心间的那颗守护民族古籍的种子，已经盛放出美丽的花朵。我深深地体悟到，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古籍意义重大，作为大山里的一名苗族文化工作者，我将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