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6-07-22
作者：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 李国庆
编辑：赵洪雅
我与古籍为伍，屈指数来已历三十多个寒暑。
起初自己不知古籍为何物。1978年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高考，以二分之差落榜。之后考入天津图书馆在全市自主招生的图书馆学中专班。1980年毕业后留馆参加典藏阅览服务工作。
为读者介绍藏品
两年后的一天，部门老主任把我叫到一边，低声对我说：“下周跟我到古籍部报道！”当时，我对古籍部的工作并不清楚，顺口应允。转天，我便和这位老主任一同来到了古籍部报道。这才得知，老主任由典藏部调到古籍部，继续担任主任，年轻的我配合主任，开展馆藏古籍基础性整理和藏书布局调整。
年轻时代
每天的工作，是对书库中尚未进行细致整理与调整的全部古籍进行初步区分和调整。老主任的工作含金量较高，他将其中的善本、普本，以及副本、残本等进行挑选和区分，我的工作属于辅助性的，每天用小车把这些已经区分的不同古籍，搬搬运运，分别摆放在不同书架上。由于老馆年久失修，书库保管条件较差，在闷热的夏季干这样的活，总是满头大汗。自己干活时图快捷怕麻烦，从不戴口罩和手套。或许因吸入了书上的尘埃，经常咳嗽；或许因沾上了书上的螨虫，双手和胳臂经常泛起红斑，我全然不顾。不知从何时起，这些症状慢慢消失了，也许还由此产生了抗体，竟然不再复发！老主任戏称：“这叫以毒攻毒！”
整理馆藏古籍
渐渐地，我喜欢上了这些古籍。对馆藏古籍进行著录编目，是图书馆整理古籍的基础性工作，我也参与其中。进到书库中，满眼看到的都是原版古籍，琳琅满架，其数之多，真如古人“浩如烟海”之喻。其版本各异，更是不可胜记。
在书库中读书、工作
因古籍产生年代的远近不同，分为宋椠元刊、明清佳刻；因古籍刊载的内容不同，有经、史、子、集四部之异；因雕印技艺不同，有套印、拱花和敷彩印本之别称；因古籍装帧形式的不同，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之分；因水火兵燹等主客观原因所致，各种版本古籍流传下来的数量多寡不同，故有通行本、稀见本及孤本之区别。由于终日接触这些古籍，好似谈恋爱，慢慢间产生了感情，几乎喜欢上了每一部古籍。每当手持一部古籍，一种莫名感觉油然而生，仿佛与古人先哲对话：作为晚辈后生，自己要用心整理和守护这部宝贝古籍，不容半点差错。这种感觉发自内心，纯粹出于自然和职业习惯。
随着对古籍认识的不断加深，自己逐渐洞悉了这些古籍深奥之处。自己工作之余，参加了在职教育，从北京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分别拿到了国家认可的正式文凭，经过了系统的理论学习后，自己对古籍认识，有了质的提升。加之自己对古籍整理和版本鉴定的感知，逐渐洞悉了这些古籍的深奥之处。
再学习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几将古代传统学术文化的真谛进行了综合性概括。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这些典籍，是我国古代文明的载体，记载着中华先民聪明智慧和劳动成果，这些典籍的内容可谓博大而精深。各个学科领域，可用经、史、子、集四部进行类分和组织，举凡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和大家文集，是其精华部分，各个部类之中，又析分子目。用四部对其进行分类，以体现“辨章学术”，对每类中古籍之间的前后排序，以体现“考镜源流”。自己常想，洞悉古籍之深奥，驾驭四部之文献，守望并弘扬传统之文化，乃古籍工作者义不容辞之职责。
近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自己投身其中，参加了原生性和再生性古籍保护工作。为了培养国家急需的古籍保护专业人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负责组织教师团，自己忝列其中，奔赴各省古籍保护中心，对学员进行古籍业务强化培训。作为主要起草人之一，自己参加了文化部行业标准——《古籍定级标准》的编写工作，这个标准在推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天津馆还建成了全国公共图书馆规模最大的古籍修复中心，组成了一支古籍修复团队，精心修复残破古籍。在天津馆承办了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首届全国古籍修复研修班，为培养高级古籍修复人才探索出了一条新路。2014年初，《天津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和《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天津图书馆卷》在省级公共图书馆范围内率先编纂完成并正式出版，这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我还参加了其他一些大型古籍丛书的影印出版工作，并作为第13包项目负责人，参加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大科技项目“中华字库” 工程的建设工作。
《天津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自觉采取“白加黑，五加二”工作法，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工余之暇，晚饭之后，伏案写作，不经意间，竟然产生了古籍论著若干种！我对古籍怀有一份特殊感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这是党中央对我们古籍工作者提出的最新要求。作为长期从事古籍工作的一名老职员，甚感欣慰，倍感责任重大。我将发挥余热，努力工作，不辱使命，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既是我现在的想法，也是今后的行动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