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7-05-24
作者:韩永进(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编辑:赵洪雅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易代修史”和整理典籍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这些典籍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是民族生存的基石和前进的阶梯,更是构成世界上唯一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的独特文化体系的主要成分。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无数有识之士,以对中华文化的铭心之爱,竭尽财力、智慧乃至生命,守护中华民族珍贵典籍,使其虽历经兵燹水火、虫噬鼠咬、焚籍毁版、千里播迁,而代代传承至今。据初步统计,目前仅我国2000余家公藏机构收藏的汉文古籍文献(含民国线装书)就有约20万个品种,超过5000万册件。这些民族瑰宝,记述了历朝历代人们在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成就,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宝贵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承载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与精神脉络,是今天人们了解和学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实物资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源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古籍保护工作,在古籍保护与整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直至21世纪初,我国古籍保护仍然存在底数不清、保存环境堪忧、老化破损严重、专业人才匮乏等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于2007年1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砥砺奋进,十年古籍保护成果斐然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十年来,工程围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总方针,在古籍普查、文献修复、书库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懈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一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工程建立了由文化部牵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部委共同组成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推动和督促检查;在国家图书馆挂牌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担负全国古籍保护业务指导中心、培训中心和研究中心的职责;组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为工程实施提供智力支持;成立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调动社会力量,引入民间资本自下而上参与古籍保护工作。全国各省、区、市也相继建立了省级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和专家委员会。一个由党和国家统筹领导,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及古籍工作者协调合作,社会各界共同支持和参与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格局逐步完善,为集全社会之力共同推进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是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古籍存藏情况调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自2011年开始全面推进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截至2016年底,已完成全国1218家古籍收藏单位的普查登记工作,普查登记数据达200余万条,通过“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公开发布数据40万余条。出版119家古籍收藏单位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30部57册,启动《中华古籍总目》国图卷、天津卷、水文卷等编纂工作。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15年,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哲蚌寺、萨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庙宇全面启动古籍普查登记。
三是建立了古籍分级保护制度。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分别建立珍贵古籍名录,组织制定古籍定级系列国家标准,对卷帙浩繁、损毁程度不一的存世古籍进行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分级保存和保护。截至2016年底,由国务院先后公布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12274部。在名录评审过程中,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旅顺博物馆藏十世纪敦煌写本《六祖坛经》、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内府录副写本湖字韵《永乐大典》、西藏博物馆藏元初藏文刻本《释量论》等一些珍贵古籍的新品种或新版本被陆续发现。
四是改善了重点古籍库房的存藏条件。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动其根据《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等国家标准新建或改建古籍库房,完善库房管理制度。截至2016年底,国务院已命名五批180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带动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善库房条件,配备古籍保护专门设施设备,使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一些古籍存藏单位创新性地探索古籍书库建设的多元模式,如浙江省针对古籍藏量较少的基层单位,制定小微库房设施建设指导规范和最低配置设备清单,提供相关的改造案例,政府投入经费,对原有库房进行改造,使全省91%的古籍处于良好的库房保护之下。
五是完成了一批珍贵古籍的抢救性修复。先后在全国设立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修复场所总面积约7250平方米;带动全国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建立专业古籍修复室247个,总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2007年建成的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在古籍修复用纸、古籍文献装具、古籍库房环境以及古籍文献材料的性能及老化等问题的研究上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被认定为古籍保护科技文化部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组织开展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清宫珍籍、山西省国家珍贵古籍等大型古籍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古籍250余万叶。
六是培养了一支古籍保护专业人才队伍。工程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探索出一条培训基地、高等院校、传习所“三位一体”的古籍保护人才创新培养之路,在全国建立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和1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附设23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举办古籍保护各类培训班165期,培训学员8000余人次,涵盖全国18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与多所高等院校合作培养古籍保护硕士,建立古籍保护研究院,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十二五”末,全国古籍收藏单位古籍从业人员已由2007年以前不足千人增长至上万人,其中古籍修复专业人员从不足100人增加到1000余人。国家图书馆传习中心导师杜伟生在传习活动中成长为国内修复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被评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古籍新辉,优秀传统文化生机勃发
文献典籍是中国之精神,民族之灵魂,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研究好、利用好这些文明遗产,使它们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征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任务之一。十年筚路蓝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不仅在珍贵古籍的抢救与保护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更在这些古籍资源的整理再造、挖掘研究与开发利用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创造性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怡情养志、涵育文明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是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使珍贵典籍化身千百。工程启动之初,国务院即明确要求:“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保护古籍的同时,应加强利用,采用数字化和整理再造等方式,使珍稀古籍化身千百,服务社会。”围绕这一精神,工程以影印出版、数字化、缩微复制等方式,推动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十年间先后组织实施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等多个古籍整理再造及数字化项目。其中,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及续编工程以“继绝存真,传本扬学”为宗旨,影印出版各类古籍善本1341种2377函13395册另5轴,分藏于全国各大图书馆;“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先后完成大英图书馆和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等重要文献出版,并使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全部敦煌写本实现数字化回归,在海内外中国学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1.7万部,达馆藏善本总量60%,带动多家省级公共图书馆开展珍贵古籍数字资源的免费发布。
二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对珍贵典籍进行再阐释。在古籍保护的基础上,工程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深层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2012年启动的《中华珍贵典籍史话丛书》编纂项目,用通俗的语言阐释珍贵典籍编纂、抄刻、流传、收藏过程中的历史故事,迄今已出版《尔雅》《史记》《金刚经》《永乐大典》等17种典籍史话;2016年启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遴选100部传统文化经典著作进行通俗阐述和大众导读,首批经典将于今年10月正式出版。这些整理研究成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思想文化资源为切入点”,力求与人们“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在精神上聚集价值、在思想上达成共识”,为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典籍、亲近典籍、领略典籍之美提供了新的优质文化产品。
三是以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传播普及典籍文化。“十二五”期间,国家及各地方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册府千华”“红色记忆”等大型专题展览28场、巡展500余场、讲座600余场次。特别是2016年举办的“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以习近平同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突出“从中华传统典籍中汲取历史智慧”的时代性要求,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联系,着重体现了蕴含在典籍中的文化基因和历史智慧如何为今天所用,为现实服务,社会反响强烈;“甲骨文记忆展”走出国门,作为“中国船艺术节”的重头戏在墨西哥展出三个月,受到当地社会公众热烈欢迎;国家典籍博物馆“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系列活动,与200余家中小学校达成合作,促进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融合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少年儿童的传播普及;举办“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鼓励社会各界依托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馆藏典籍资源进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在全社会培育古籍保护意识,共征集到参赛作品300余件(套),拉近了中华古籍与公众间的距离,加深了人们对古籍的认识和理解。
四是围绕热点难点从典籍中汲取历史智慧。“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典籍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能够帮助我们历史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提供研究支撑和经验借鉴。为此,国家及各地古籍保护中心在对历史文献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政治外交关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公众关注热点,推出系列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的专题典籍整理成果。如《文献为证:钓鱼岛图籍录》,收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文献120种、中外舆图260幅,客观揭示了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并对钓鱼岛进行长期管辖的历史事实;《南海诸岛图籍录》收录南海诸岛文献313种、图片876张,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文献所载南海诸岛情况,为维护国家主权提供文献依据;《为政箴言》《为政镜鉴》分别从中国古典文献中精选关于民族精神、治国理政、为官之道、道德修养、哲理规律的经典论述524条和经典事例316条,为领导干部了解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汲取思想精华、借鉴历史经验提供参考。
不忘初心,传承发展任重道远
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今年年初,中办、国办又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等重大文化工程作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主要项目,纳入国家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推上了新的历史高度。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在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中,创造性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更好地服务于人们完善自我、改造世界,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时代要求。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根据两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继续组织实施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进一步提升古籍保护工作水平。力争“十三五”时期完成普查登记工作,全面掌握海内外中华古籍的存藏情况,逐步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中华古籍资源公共数据平台;继续完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定制度,加强对珍贵和濒危古籍的分级保护与抢救性修复,推进古籍整理、研究、出版。
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好、利用好中华优秀典籍,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的时代命题。我们将继续推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生产生活的融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广泛开展展览、讲座、文化普及推广活动,支持和引导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大众关注、参与古籍保护,让古籍融入当代生活;依托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广播电视网等多媒体平台,推动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技术新业态相结合,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籍承载着五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绵延发展至今,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让我们继续坚持“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之初心,革故鼎新、开拓进取,依托优秀典籍传承民族历史智慧,推动中华文明不断迈向更加宽广的未来!
转载自《中国文化报》2017-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