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文化报 http://epaper.ccdy.cn/html/2015-12/25/node_9.htm
时间：2015年12月25日
专家共话“古籍保护与现代科技”
12月17日上午，以“古籍保护与现代科技”为主题的学术分会场座无虚席，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台湾地区的百余位古籍保护专家和领导与会。此次研讨会是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全国古籍保护专家和有不同自然科学学科背景的科技研究者首次齐聚一堂，研讨“利用现代科技开展古籍保护”的理念和思路，对规划“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会上，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杨玉良作了题为《与古籍保护和修复相关的手工纸的物理与化学问题》的主旨发言。在专题发言阶段，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明、台湾古籍保护学会会长林登昱、浙江图书馆馆长徐晓军分别作专题发言。此外，与会代表围绕“古籍保护技术应用与研究”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每位专家都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与希望。
研讨会上还举行了2015年“我与中华古籍”摄影大赛优秀摄影作品巡展活动优秀组织单位的表彰仪式，并向社会正式发布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出版的《古籍保护研究》、《古籍保护理论与实践》、《融摄与传习》等多项古籍保护工作成果。
以科技架起传统与未来的桥梁
杨玉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一周年来，在人才培养、团队建设、学术交流、项目拓展、建实验室、服务社会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
人才培养。今年5月，在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复旦大学传习所”，全国首届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古籍保护方向首批11名学生顺利入学，并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古籍保护方向研究生培养学位课程研讨会”。
团队建设。研究院引进了赵嘉福、童芷珍、沈乃文等资深古籍修复专家、版本目录学家，组建来自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学、文献学、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等专家学者队伍，将古籍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与学科体系建设作为研究院的重要发展目标。
学术交流。研究院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我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文献收藏保护机构及图书馆学专家展开学术交流。此外，研究院还成功举办了“国际藏书家古籍收藏与保护研讨会”、法国马萨林古籍馆耶恩馆长的“复旦大学-巴黎高师人文硕士班课程”系列讲座，参加了第一、二届海峡两岸古籍保护高峰论坛。
项目拓展。研究院得到校友阮立平院董捐赠的教育基金、木活字，以及刘冰、韩美林等海内外校友、艺术家捐赠的珍贵文物和艺术品，收到广州市政府捐赠的《广州大典》。与湖南开化、浙江兰溪、江苏扬州、广东广州等相关单位展开合作研究。
建实验室。研究院积极研发古籍无损检测与痕量取样分析技术，筹建古籍保护与修复全息档案数据库及基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开展与书籍脱酸相关的化工设备研发、与开化纸相关的传统纸张工艺与材料研发，以及生物技术在古籍保护的应用研究等。
服务社会。为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研究院多次组织面向社会公众的与古籍保护相关的讲座和展览，成立了首家学生社团——复旦大学古籍保护学社。同时，研究院还参与举办与古籍保护相关的展览与演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正如中山大学校长罗俊院士在周年庆典上所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兼顾了大学四项最基本的使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研究院将在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复旦大学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保护古籍，努力使从事工程技术的科技人员与古籍保护工作者进行无缝对接，利用现代科技架起传统与未来的桥梁，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建成中华古籍保护学科体系而不懈努力。
浙江小微古籍书库保护经验谈
徐晓军（浙江图书馆馆长）
“十二五”时期浙江省重点推进古籍藏量几万以下的小微古籍单位的库房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小微古籍藏量单位的特点是：第一，分布广。浙江古籍藏量约254万册，收藏单位100多家，几乎县县有古籍。除9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外，5万册藏量单位有11家，万册藏量单位33家。这些单位管理力量薄弱，尤其是基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或中学等单位，古籍管理人员大多是兼职。第二，承载着地方的文脉。小微古籍藏量单位主要以4级古籍为主，有少量善本。这些古籍来源于当地藏书家或大户人家，反映了当地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主流社会的阅读和工作历史情况，如云和县图书馆有明末到上世纪50年代几百种道教抄本，反映了道教在云和县几百年的传承。第三，加大投入有难度。这些小微藏量单位的古籍绝大多数是普通古籍，文物级别不高，市场价值不大，县级财政难于投入较大资金改善保护条件。
为加大古籍保护力度，2012年，浙江省古籍保护联席会议11个厅局联合发布《浙江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计划》，明确要求2015年全省90%的古籍保存环境得到改善。随后，浙江省又出台了《浙江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保护达标单位申报评定办法》，设定浙江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选的前提是2万册或1500册善本藏量，浙江省古籍达标单位是3000册或800册善本藏量。此外，浙江省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由省政府命名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省财政厅补助10万元保护经费；省文化厅命名古籍保护达标单位，省财政厅补助5万元保护经费。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浙江省又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指导规范和措施。比如，按照标准化原则，浙江依照国家发布的《图书馆古籍库房标准》原则要求，制定了小微库房设施建设指导规范，方便各单位实施；依照经济性原则，按照浙江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5万元至10万元的最低配置设备清单，由于有省财政的补助，使得地方财政没有负担，激发各单位提升古籍库房改造的信心；提供相关的改造案例，浙江针对新建馆、单独老古籍库房和文献混放库房3类情况，提供了3种改造案例，便于各单位借鉴。
目前，浙江省已有15家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17家古籍保护达标单位，加上9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41家单位藏量总和约为231万册，全省已经有91%的古籍处于良好的库房保护之下。
中西方古籍修复技术比较
林 明（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西方与中国古籍修复技法不尽相同，这与中西方古籍的载体形式、记录方式、装帧形式等密切相关，因此在修复工具、修复材料、主要修复技术上存在差别。
中国古代用甲骨、简牍、锦帛、纸张作为书写材料，而西方文献主要载体也经历了从泥版文献到纸草文献、羊皮纸、纸张的转变。同样是纸张，中西古籍也存在明显不同。中国古籍的纸张是麻纸、竹纸、皮纸、宣纸等传统手工纸，具有轻、薄、软的特征。西方古籍的纸张则比较厚实，和羊皮纸厚度类似，19世纪后期则以机器纸为主，且纤维原料较单一。由于纸张特性不同，中西方古籍的记录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墨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文献记录媒介，书写、印刷皆用墨。印刷采用刷印的方式，字迹清晰整齐，不易模糊，且色泽稳定。西方写本一般以鹅毛笔等硬笔书写，多采用鞣酸铁墨水，这种墨水会随着时间推移变成褐色，甚至腐蚀纸张，使有文字的地方成为空洞。西方文献的印制方式也有别于中国古籍，采用压印方式，以金属雕版、金属活字为主，且实施双面印制，这是中国古籍所用较薄纸张无法做到的。
除了文献载体的区别，中西文献的装帧形式也完全不同。中文古籍常见线装、蝴蝶装、包背装等。相较而言，西方古籍的结构要复杂得多。以常见的册页装为例，其书身的缀订、书脊的处理、环衬的制作、封面封底的材料、搭头布的缝制等，都有多种方式及样式。破损的中国古籍往往也会出现断线、散叶等结构问题，但因其结构较简单，修复的重点多集中在书页的絮化、鼠啮、虫蛀、粘连、酸化等破损上。而西方古籍修复则重在结构的恢复，包括书帖缝线、脊背处理、封面制作等。
中西方古籍修复所选用的工具也不尽相同。有些工具是通用的，例如针锥、尺子、剪刀等，但也有一些针对性更强的特殊工具，例如西方古籍修复中处理皮具的削皮刀和皮革打磨器、封面压花烫金等工具。在具体的修复过程中，中西方也需要选择不同的材料进行修复。中国古籍的纸张纤维，其纸性、纹理、厚度、强度会有所区别，因此在配纸环节要选取与书页质地等相匹配的传统手工纸作为补纸。而西方古籍除了选用纸张作为修补材料外，还要使用皮革、封面布等材料修补封面封底和书背的缺损。西方古籍的环衬，则往往需要用大理石纹纸、各色较厚纸张来修复。此外，西方常以日本纸作为书页修复材料。修复后，中国古籍一般选用丝线装订，而西方古籍则常用亚麻线或棉线缝制书帖。
总的来说，中国古籍修复包括揭、补、托、裱等纸张修复技法，结构恢复方法较为单一，而西方古籍修复的主要技术除了纸张修复技术外，更多的是结构恢复技术，包括：书芯加固、重做书壳、书壳书芯连接加固、封面皮革加工等。至于修复的原则，中西方已趋于一致，均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安全可逆等原则，以恢复其功能和原貌为主。
古籍保护原理与方法
刘家真（武汉大学教授）
《古籍保护原理与方法》是“古籍保护系列教材”的第一本，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顶层设计，古籍保护专家们共同策划，凝聚了古籍保护工作者的实践经验。
作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规划出版的教材，该书具有以下特点：指导思想上，“古籍保护系列丛书”编撰委员会要求此书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系统，不能纸上谈兵，一定要能应用于我国古籍保护工作；撰写方式上，此书采用大量案例、图表，既便于古籍保护工作人员弄清保护原理，又便于结合实例进行操作。另外，书中共含有106幅图、122个表格、139个案例，图片多为彩色，层次清楚，便于观察。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求“古籍保护系列教材”具有通用性、科学性与规范性。此书参阅了海峡两岸论文论著239份、外文文献119篇，提炼了国内外专家与专业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一些关键的理论、经验与操作，在书页下做了标记。此书还参考了大量国际、国内与纸质文献保护相关的标准与规范，所引用的标准与规范就有55部，以标准与规范作为指南进行撰写，范围涉及古籍、纸质文物与档案。基于这些特点，本书也是国内外古籍保护标准与规范的集成。
《古籍保护原理与方法》一书不是空谈技术与设备，而是全面论述了纸质藏品损坏的原因，特别针对古代纸张与古代墨迹材料变质的原因进行剖析，为保护方法的选择奠定基础。既有针对不同藏品的不同保管方式、维护措施的论述，也有保护技术原理及其技术评价的阐述，更注重对这些技术选择原理的论说，以求举一反三。此外，这部书还特别围绕古籍保存环境的选择及调控、虫霉防治以及天灾人祸的应对与抢救进行论述。很多论述与资讯以及操作方法之详细，在国内同主题书中难得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