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家谱之前，我们先把时间往前推，说一个跟家谱有关的故事。2010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大家都应该记忆犹新。在世博会150年的历史中，中国是第一次得到在自己的国家举办世博会的权利。中国的申博成功，是一部广东香山的家谱起了非常大的关键作用。这部叫做《北岭徐氏宗谱》的家谱中完整地记载了1851年即咸丰元年，一个叫做徐荣村的广东香山人，以他所生产的“荣记湖丝”参加在英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并一举获得金银大奖的经过，其中家谱中《徐君德琼行状》和《荣村公得奖感言》两篇文章是关于中国参加首届世博会的第一手文献资料。里面还有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奖状和“荣记湖丝”的商标等是非常珍贵的图象资料。

　　这一资料，后来在1852年伦敦皇家协会出版的《英国伦敦第一届世博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得到了印证。由此中国最早参与世博会的时间正式“定格”于1851年。这些史料，多年来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晓。直到2002年申博时，才有人发现，又多次被媒体介绍，《北岭徐氏宗谱》成为了知名度最高的一部家谱之一。它就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共藏五部），是清光绪10年，也就是1884年的石印本，十二卷首一卷，十册。

　　上海图书馆是馆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单位。我们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丁红主任曾经在她的文章（《浙江家谱的散失与留存》）中这样说过：“（五十年代初期）曾经听从事古籍征集整理工作的刘镇旃先生说，宁海有一屋子的古旧家谱，考虑要不要征集。由于当时的古籍收藏指导思想为‘要精华，不要糟粕’，上级部门认为家谱宣扬封建宗法思想，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不能接收。”最后只能放弃。

　　这个消息被上海图书馆当时的馆长顾廷龙先生知道了，赶紧召集人手，把这屋子的家谱悉数收购而去，成为了上海图书馆的藏品。这屋子家谱有多少册，现在当然是不知道了。丁红主任说：“现在浙江图书馆的一些老同志，一说起这件时，还是十分的后悔，说如果我们那时就有顾廷龙先生那样的眼光，浙江图书馆家谱的数量，说不定会超过上图。”这话确实没有夸张，因为上图收藏的家谱中，数量最多的就是浙江地区的，所以这事是很可惜。

　　另外，在1955年秋，顾廷龙先生得悉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废纸，约200担左右，据说这次也抢救出了大量的家谱。

　　有资料称，上海图书馆从造纸厂里抢救出来的家谱共计5800多种，47000多册。

　　另外还可以再举一个与家谱有关的例子，来说明家谱的重要性。

　　1984年12月20日上午，世界船王包玉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受到了邓小平的单独接见，这是包玉刚第8次受到邓小平接见了。 他握住邓小平的手说：“我最近去了家乡宁波，我已经40多年没有回家乡了，宁波有1万多平方公里，比香港还大10倍。香港550万人口，有4所大学；宁波500万人口，没有一所大学，所以我打算在宁波办一所大学，希望得到邓主任的支持。”

　　在邓小平支持和关怀下，宁波大学的筹建工作非常顺利。校址选定在包玉刚故里庄市附近，位于甬江之滨。 1985年10月29日，举行了宁波大学奠基典礼。

　　那么，包玉刚第一次回到家乡，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在包玉刚见邓小平之前的一个半月，包玉刚来到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在天一阁收藏的《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中，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而且以前自己都不知道的出生日期都清清楚楚地记载在家谱里面，而且自己竟然就是包青天包龙图的第二十九世嫡系子孙。当时，他相当的激动，站了起来，说：“我终于找到根了”。第二天，也就是1984年11月6日，《人民日报》上马上刊登了这一条消息。这一次以后，在海外的华人来大陆寻根成了一个热潮。

　　应该说，如果没有那一次包玉刚的寻根之旅，就不会有今天的宁波大学，至少，不会这么快就有宁波大学。

　　聊过跟家谱相关的故事，下面就开始聊一聊家谱。

　　起源和体例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是对诸如谱牒、族志、家乘、世谱、支谱、房谱、通谱、统宗谱等等最常用、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泛称，象现在已经出版的一些目录还是研究成果，大都用家谱这个称谓，如《中国家谱总目》、《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家谱与中国文化》等，为叙述简便起见，统称作“家谱”。

　　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历代说法不一。家谱的实物，现在已在传世的甲骨文中发现。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和释读，共有三件甲骨片可以确认为是最古老的家谱，价值最大的一片，是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库1506”，为一片牛肩胛骨，就是美国的传教士方法敛卖过去的。这片牛肩胛骨所载文字是极为完整的、典型的商人家族世系。这件家谱共记录了一个家族的十一代世系。

　　除甲骨文家谱外，商周有一些带有原始家谱性质的青铜彝器，如现藏于辽宁博物馆三件同时出土于易州的“商三句兵”等。

　　汉代也留下些带有家谱性质的石碑，如“三老碑”等。汉三老碑刻于东汉建武年间，碑文记录了一位名通的汉代地方官“三老”的祖孙三代名字（讳字）和祖辈、父辈逝世的日子（忌日），目的是让后代子孙在言语文字上知所避讳，并且记住祖先的德业，晓得祖先的忌日，便于后人祭祀。故此碑的全称又叫《汉三老讳字忌日碑》。

　　不过，以上所说的那只是家谱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雏型，如果把它看做一个简单的宗族世系表，可能会更确切一些。

　　宋代是中国家谱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编纂方式也由过去主要由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我们现在的家谱，就是以宋代的格式内容传承下来的。主要是纸质、线装为主。

　　中国家谱发展到明清时代，已趋成熟、完善，体例完整，内容丰富，尽管收载内容有多寡，编纂形式有不同，但一部完整的家谱，大致包括堂号、序文、凡例、世系世表、源流、宗派字辈、荣恩、像赞、家传、墓志、墓图、族产、祠堂图、祠规、家法族规、宗约、家训、家范、义田记、传记、艺文著述、契约文书、书院义塾、领谱字号、修谱名目、捐助、谱跋等体例内容。

　　这里介绍一些比较重要体例的具体内容。

　　堂号和世系

　　堂号 堂号是宗法社会中氏族文化的一种反映，往往蕴含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传记、名人事迹、神话故事等内容，成为一个家族的代称，而且也是研究史学、文学、人口学、民俗学等史料。它的作用大致有辨血亲、明迁徙、颂淳风、探文化等几个方面。也是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之一。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算没有家谱，也常能在一些生活用品中看到堂号的存在，如竹萝、扁担、蓝子、水车等地方，能见到汾阳堂、陇西堂等字样，这个就是堂号。

　　家谱中的堂号，一般见于版心下方，也有见载于书名叶或牌记，及谱名、序跋、祠堂记、书签等载体上的。

　　堂号的来历，也是多种多样。

　　一般来说，堂号多取自于郡望。“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但“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

　　王姓的“太原郡”：太原设郡是在秦庄襄王时，治所晋阳（太原），当时的地域范围包括雁门关以南，霍山以北的忻州、晋中地区。

　　李氏的“陇西郡”：秦初置三十六郡时，陇西是其中之一，大致在今天甘肃省南部和东南部。

　　其它如吴姓的“延陵郡”、田姓“雁门郡”、杜姓的“京兆郡”、黄姓“江夏郡”等等都是如此。

　　还有以先祖事迹自创堂号的，如杨氏的“四知堂”，寓意“天知、地知、我知、子知”，出于汉代杨震的故事。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祐的故事。王祐在宋太宗即位，被拜兵部侍郎。但他感到自己年迈体弱，不堪重任，寄希望于子孙，在庭院中植槐树三株，喻“面三槐，三公位焉”（《周礼》），三公是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显的太师、太傅、太保三个官职的合称。后来，他的第二个儿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景德三年任宰相，居“三公”之首十二年。“三槐堂”由此而来，另外也由此衍生出“植槐堂”、“槐荫堂”、“仰槐堂”等等堂号。

　　范姓的“忧乐堂”，典自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他晚年所作《岳阳楼记》，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语，为千古名言。以仲淹为先祖的范氏后裔遂用“忧乐”为堂号，也有的叫“后乐堂”。范仲淹去世后，谥文正，因而也有“文正堂”之称。

　　姜氏渭（音畏）水堂：出自西周姜子牙的故事。

　　还有一种没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则主要取材于吉利、祥瑞之语和前人佳句，也有的取义于体封建伦理纲常、训勉后人积极向上的词语，如敦本堂、敦睦堂、敦伦堂、忠孝堂、忠厚堂、报本堂、世德堂、克慎堂、裔贤堂等等，很多家族都要使用，象敦本堂，前些天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的主任沈津先生在我家里看到有“敦本堂”的家谱，说燕京馆里敦本堂的家谱也有不少。确实如此，在《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后面所附录的“堂号索引”就可以看到有六十多个姓氏在使用“敦本堂”。

　　关于家谱的堂号，《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和《湖南家谱解读》这两本书目记载最详细。伴随着堂号的出现，通常还伴有堂联，或称祠联，就是挂在祠堂内的对联，家谱中常有记载。

　　世系 也称世表、世系表、世系图、世系录、齿录、根图、行传等，是以图表形式反映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这是家谱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判断这是否家谱的主要特征。一部家谱，如果没有世系内容，就不能称之为家谱。

　　世系主要是记录一个人生卒、葬处的简历，内容包括父名、排行、名、字、号、官职、功名、德行、妻子配偶的生卒年月日时、封诰、子女、女嫁之人等内容。

　　以湖南《韶山毛氏族谱》为例，详细介绍家谱世系的排列记载。

　　家谱中的“假谱”与辨伪

　　古籍作伪自古有之，这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越来越少，不少已成为孤本、珍本。正因为如此，历代都有书商采取各种手段，私下将古籍版本加工作伪，对藏家进行欺诈以牟取暴利。

　　家谱虽属古籍范畴，万幸的是，因为前人认为家谱是“民间无用之族谱”、“一家之言”，历来对家谱并不重视，古籍的种种作伪现象，基本上没有出现在家谱中。前些年家谱成为收藏品后也只有以残充全的套路，直到本世纪之交，由于家谱热的出现，市场上家谱价格逐渐升高，才出现了新的作伪方式。

　　浙江省杭州图书馆褚树青先生在《杭州地区家谱调查叙要》中曾记载了他在金华亲自碰到的一桩窝心事。褚馆长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让图书馆对“乞丐和拾荒者免费开放”，并且他说的那句话“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已经成为了名言。他在文章中说：“有些不法之徒，利用普通群众家谱知识贫乏的情况，不惜出卖道德和良心，伪造别姓旧家谱抛售。笔者在金华就曾经历，诈骗者拿出30多套家谱，要求‘打闷包’（好坏通吃），书款‘一口价’。经仔细阅看，发现了数套家谱封面不同，而里面的内容相同。显然制假者用旧纸将某姓家谱重复刷印，然后做成不同姓氏的家谱，进行兜售。这破坏了家谱的真实性，是非常不应该的。”

　　褚馆长所碰到的，正是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假谱”，但要说明的是，做假者所用的并不是旧纸，而是一种当地出产的土纸，泛黄而粗糙。因为“假谱”的售价并不是很高，不可能用成本很高的旧纸来造伪。据我从内容、纸张、格式等几个因素分析，造假者很有可能出自江西省的万载县一带。所用的方式是，先对家谱进行电脑扫描，然后根据需要重新排版，只对姓氏及很小一部分内容适当修改。印刷后再用传统方式线装成册。

　　好在这种“假谱”造假得并不是很高明，只要知道了家谱也有“假谱”后，留心观察，就可辨别。我对这类“假谱”辨伪的方法总结如下：

　　1、修谱年份均为“民国庚子年”，书于书名页处。民国庚子年为1960年，这样的纪年，在大陆不可能出现，但如果不熟悉纪年，很有可能误认为是建国前的旧家谱。

　　1900年，华北地区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史称为“庚子事变”。60年一甲子，1900年再加60年，就是1960年，这样用“民国庚子”在大陆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台湾倒是有可能。所以非是假谱不可。

　　2、目录基本相同。

　　3、全套册数一般是十册，或者十二册，鲜见有其它册数的；前些天，有位广州的网友，打来电话说有一部十二册的《安氏族谱》，当时我没往假谱想，因为现在假谱已很少在市场露面。网友要的价格不高，我本来是打算买下来，后来突然想到了十二册的假谱，就要他的照片，果然，一且就知道是假谱，避免了一次财产损失。当然，十二册的真家谱很多，并不是所有十二册或十册的就是假谱。

　　4、姓氏相对稀见，包括一些复姓，我曾见过“司马”、“尉迟”两个复姓的假谱；

　　5、堂号为“太原堂”；

　　6、凑近纸张闻闻，有一股油墨的味道；

　　7、纸色泛黄，是一种民间土纸，手感粗糙。

　　这种“假谱”最早出现于2000年左右，因为销路不是很好，并且价格也卖不高，估计制假者并没有赢利，所以一、二年后，市场上基本就没有再出现大批量的“假谱”。但已经生产出来的“假谱”，不可能自然消亡，很大一部分已流入了藏家手中。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关健在于留心辨别，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摒弃“捡漏”的幻想，总会找出其中的破绽。

　　原来家谱还可以这样修（一些特殊的家谱）

　　大家可能看到过一些自己家族中的家谱，或者在其它地方看到过别的家族的家谱，但有些形式的家谱，我想你们当中大部分都没有看到过，或者甚至说听都没有听说过，因为这样的家谱存世极少，是家谱当时极为珍稀难得的一种类型。这些家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相互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女性家谱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中国的女性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的，反映到家谱上，内容也极为简单，仅为某氏，生卒，葬处，所生子女人数等，极大部分连自己的名字都上不去，更不必说以女性本身为主体的家谱了。但在清朝的宣统二年，有一个叫做韩勤学绛州（今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人，庠生，也就是秀才，他修了一部叫做《韩氏女谱》的家谱。他把自撰的《韩氏女谱》凡例八条存于谱中，把《女谱》的意义和谱法，强调了一遍，如：“谱名《女谱》，示主谱也，故载女事特详，而于男则不措一词，以免夹杂之弊。仍以五世为图，取五世则迁之义。”

　　这部《韩氏女谱》我是在2009年2月在网络上拍卖得到的，当时起拍价才100元的，因为想得到这部家谱的人实在太多，大家一直争到近千元我才拍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过相同类型的女性家谱。

　　僧人家谱

　　清宣统元年《吉赣抚宁佛门总谱》不分卷，四册。

　　相对来说，僧人的家谱比较多见些。我另外还收藏了光绪三年的《释氏宗谱》和民国二十五年的《南山宗统》，都属于这一类。

　　结义兄弟家谱

　　民国二十九年《圳上文联社谱》，二卷首一卷，三册。

　　清乾隆三十年（1765）江西万载县秀才喻桂林与曹沂川、喻秀水、林严谷、王华川、辛南溪、曹亭等十二位砚友，“序尊卑长幼，结为异姓兄弟”，取名“联社”。后才虑到都是有文化的，相互之间谈论的也多是学问，就改名为“文联社”，并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各出银两，创办“文联书院”，乡邻童子，均可入院求学。到道光五年（1825），正好距结义时一甲子，十二个结义兄弟只剩下了最小的曹云亭，也已78岁高龄，由他主持，率领结义兄弟的子孙，在原有《金兰谱》的基础上，创修了《文联社谱》，“令尊卑有序，等级分明”。

　　到民国，科举制度废除，“文联书院”更名为“文联高等小学”。而十二位结义兄弟的后裔，“其姓殊，而其相亲相爱之谊未尝有所殊”，均感“不忍大典久旷，屡欲续修谱牒”，于是在喻受祉、王凤林、曹炳生等人的创议下，于民国二十九年续修了《圳上文联社谱》，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部，这时候从结义兄弟算起，已传了八代。

　　汪青原（不在结义后裔中）在序言中说：“夫社谱修于兴社之时恒多，修于社人星散之候者少，后世子孙承先人之志而重修者，更未有也。”

　　至今，相类的家谱，还没有发现第二部。

　　某组织家谱

　　《代宗家谱》

　　这部家谱里面有太多的信息，部分信息我本人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比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修的家谱，书中出现“佛堂”两字，难道也是佛门家谱？现在看来并不是的。在这部家谱的扉页写有“大梁独一寺悟静佛堂悟静坛代宗家谱”字样，这里提到的“大梁”，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一带的“大梁城”吗？它原为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秦王嬴政即位后，秦国对魏国的军事压力不断加大。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兵引鸿沟之水淹灌大梁城，开封首次遭毁灭性水灾，魏国灭亡，大梁城毁，现已泯灭无存了。

　　那独一寺又在哪里，为什么现在一点记载都没有，百度都没有。

　　这一页写着的“天宝二年”，又属于什么样的纪年？

　　天运癸酉年，又是什么样的纪年？

　　天宝二年一阳月四十三日，太奇怪了，有四十三日的日历吗？

　　这里面还有几个人，我查到了他们出处，都是民国时期有名望地位的人物。为什么他们都会参加这样一个组织？

　　我把这些问题留给大家，是想请在这方面有研究的专家一起帮我来共同解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