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华军　徐雁 内容提要 本文概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58)，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和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抢救和保护中华文献典籍的业绩，指出正是由于这时期卓有成效的努力，使得许多线装古籍和珍贵的旧刊旧报免于毁失。 关键词 文献典籍　文物保管委员会　郑振铎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宣告了旧社会政治制度的灭亡和一种新颖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这种新与旧的革命，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基于政治制度的革命性变化，许多有藏书的世家旧族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质变；同时，新旧体制转换期间，造纸业原料匮乏，造纸厂大量地向社会各界收购旧书旧刊制造再生纸，再加上有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人士对于中华古籍的价值认识也存在一些误区，一时间许多私家和单位的大量书刊资料流散出来，并大批量地进入造纸厂作造纸原料。就私家藏书思想而言，继承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公共藏书观念的余绪，由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和著名藏书家带头，出现了一个纷纷将家藏书籍和文物捐献给中央或地方人民政府的热潮。而政府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也及时地设立了“文物保管委员会”，从事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献典籍、文物古董的征集、接收和保管工作，乃至组织专业人员，直接从已汇集于造纸厂的废旧纸堆中抢救行将沦毁为纸浆的古旧书刊资料。本文拟对新中国建设之初，对中华民族文献典籍的抢救和保护史实，作一个粗浅的总结。挂漏尚多，敬请方家指正。

1 在革命的战火中抢救和保护文化典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府对文化典籍的珍惜和保护，是具有优良传统的。

早在抗战期间，八路军官兵就在战场上从日寇手中夺回过珍贵的赵城“金藏”。这批国宝辗转于解放区，终于在1949年9月调拨到北京图书馆珍藏。所谓赵城“金藏”，是指1933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的一部金代刻印的佛经总集，时存5000卷左右，是元世祖忽必烈时代中统二年(1261)的补雕印本。身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他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报告中，一再举此例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就是在最艰苦作战的期间，也还尽力保护着重要的图书，不令散佚”〔1〕。

1946年初，由历史学家范文澜担任校长的北方大学成立于河北邢台，当时这里已经是解放区。当代藏书家姜德明在其收藏的该校油印校刊《北方通讯》第2卷第2期上，发现一篇《从晋西南新收复区采集图书归来》的报道，“反映了在战时条件下，学校仍重视保存文化的事迹”〔2〕次年元月，冀、鲁、豫八路军某部政治机关在进军山东聊城之前，为“保护聊城固有文化免于战争损害”，颁布了“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保护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海源阁图书馆”和“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聊城北街的住宅”三项命令〔3〕。聊城解放以后，朱德就视察了海源阁藏书楼，并指示有关单位给予保护。

1949年2月，东北图书馆由哈尔滨迁到沈阳，先后接管国立博物馆沈阳图书馆，辽宁省立图书馆以后，正式开馆。馆藏包括文溯阁《四库全书》在内的藏书40多万册。北京城和平解放以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派遣尹达、王冶秋、马彦祥三人为代表，接管国立北平图书馆，后由王重民担任代理馆长。

在浙江解放前夕，周恩来同志曾经明确要求解放军要注意保护全国各地的重要建筑，并在一次会议上直接指示要注意保护著名的天一阁和嘉业堂。据说，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率部进攻上海之前，曾经到嘉业堂参观过，并留下一个排的战士驻防保护。他还要求组织力量“加强对(上海的)文物、图书的保护，因为上海也是书海。”〔4〕1949年5月，杭州军事管理委员会接管了浙江省图书馆，合其总馆和分馆时藏书书籍35万册，其中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内的善本约7万册。次年，浙江省正式成立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建国前，为保护民族的文化典籍资源不致在革命战火、政权交替之时毁坏流失，邓拓、孙犁、李一氓、阿英等都曾经在华北、苏北等地的解放区，力所能及地从事过规模不一的古籍抢救活动。

2 百废待兴之际成立文物保管委员会

上海宣告解放以后不到三个月，在1949年8月1日，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就开始工作。其主要职责是接收该市各单位移交和公民捐献的古物、书画和图书，收购和抢救流散各处的珍贵文物古籍，调查和保护该市重要的古迹、古墓和名胜，审查和鉴别由上海海关出口的文物等工作。仅历二、三年，该会就收获颇丰。1952年创办的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接管了该会成立以来的所有征集物和收藏品(1949年8月-1953年7月)。

1950年，该会接受了姚昆群、姚昆田捐献其父姚光(1891-1945)的复庐藏书5万卷，其中多钞校本、乡邦文献、清人文集和金石碑版，孤、善本不少。陈毅闻讯以后曾欣然为之撰文嘉奖。次年，该会接受了刘体智(1880-1963)的远碧楼所藏书籍400箱、约67873册的捐献。刘氏40年间辛勤藏书，好收《四库全书》原本，得宋本如《宏秀集》、《切韵指掌图》等近10部，方志1000余种，自著有《善斋吉金录》和《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其《远碧楼书目》由10卷增益至32卷，著录藏本2400部，约七、八万册。郑振铎曾编《远碧楼书目提要》5卷。

近代知名词家陈世宜(1884-1959)的先辈久居南京明瓦廊，以香月楼为藏书之所，毁于1864年。世宜之父陈道南重新从事藏书，却于1937年南京城失陷时失去其半，所残余下来的钞校之本，连同陈世宜自藏之本，编有《旧时月色斋藏书目》。后由其女陈芸全部捐献给了陈氏供职的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遗著有油印本《陈匪石先生遗稿》。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和《关于古迹、珍贵文物、图书与稀有生物保护办法》。郑振铎说明道：

“在过去，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曾肆意的把我们最宝贵的古代艺术品、历史文献、孤本的重要图书等劫运出口，成为他们博物院、图书馆或私家的最可夸耀的收藏品。但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不再允许他们这样做了，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古代的艺术品和历史文献、孤本图书，使其永远保存在国内，供给人民们的研究。这个命令收到了很大的效果。盗运出口的事件已在基本上消灭。大量的文物、图书陆续的经过收购或人民们的自动捐赠，集中到博物院和图书馆里来。”〔5〕

同年6月，北京图书馆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收藏善本书籍展览；辽宁旅大图书馆开始接收该市文物保管会移交的罗振玉家藏书9万余册，王永江家藏书籍3万余册。10月，东北图书馆因为朝鲜发生战事，决定疏散馆藏文溯阁《四库全书》和宋元善本到黑龙江省讷河县城外小学保管。同年底，江苏省苏州图书馆、苏州新华书店和东吴大学举办的图书文物联展开幕，展出古籍1000余册。

在1950年9月18日，郑振铎亲手拟订的《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一年中，华北地区共成立了河北省、平原省和山西省3所文物管理委员会，东北地区成立了东北、旅大和东陵3所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南地区成立了河南省、江西省、湖北省和广西省等5所文物管理委员会，华东地区是文物典籍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一地区成立的文物管理委员会则既多又密，先后成立了19所之多：上海市、南京市、苏南区、苏州、虎丘、镇江、浙江省、杭州市、东天目山、安徽省、山东省、潍坊、曲阜、邹县、泰山、新海连特区、渤海、济宁和胶东。此外，还成立了上海市、西安市等14所革命文物收集委员会。〔6〕

同年12月14日，为贯彻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关于改进和发展书刊发行工作的方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和联营书店5家私营和公私合营书店，在体现统筹安排与自愿结合、分工与合作的原则基础上，将它们所属的分布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87处分店、支店的图书发行业务，从原来具有出版功能的书局、书店机构中剥离出来，联合成立了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从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国营新华书店并行的又一家全国性的实行统一书刊营销业务的图书发行企业。该公司到1953年12月并入新华书店系统。

1951年1月，青海省图书馆不慎失火，馆藏《大藏经》45箱、108部，图书3500余箱，汉碑1方，宋代壁画36幅，以及30余种报刊杂志的被焚毁。为此，青海省人民法院于次月即在西宁开会公审省图书馆损失人民财产案，肇事者三人被处以徒刑，从而表明了政府重视和珍惜文化典籍财富的决心。〔7〕

同年1月26日，《湖北日报》刊载《关于在土改中保护文物的几点意见》，意见要求各地在没收地主财物的时候，农会和有关工作人员应当负责对其占有的书籍、文物、古董、雕刻和字画保护，转呈上级人民政府妥善处理，并特别指出：乡村中抄出的地主家庭旧藏的古书，不应该任意用火烧掉。同年4月，郑振铎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身份到浙江天一阁，同当地文化界人士座谈修葺阁舍、充实设备和加强保管等方面事宜。5月，川西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了一个保护本地文物的补充通知，明确要求基层政府“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古版书籍和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及不常见的书籍、碑版、图书板片、简牍、档案、志书、年鉴、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本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依据《土地改革法》第2章第2条的规定和刘少奇同志《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第四项最后一节的补充解释，指示浙江省文教厅：“刘氏藏书(刘承干嘉业堂藏书—引者注)不应予以没收。”〔8〕11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文物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求“很好地收集保管”包括古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等在内的“历史文物”。1952年，上海市文化局接收了1871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该馆位于上海原博物院路6号(今虎丘路20号)，素以收藏东方学和有关上海的文献典籍知名，后来该馆7万余册书刊和其他宗教机构寄存该馆的24万余册书刊悉数归入上海图书馆。〔9〕次年，东北图书馆在《光明日报》和《东北日报》上刊登征书启事，最后因此举而购买到明版书500余册，30年代前后的文献作品和杂志3000余种。

1957年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举办了一次成果斐然的“工作汇报展览会”，将1953年7月以来至1957年4月为止征集和接收到的比较珍贵的文物，选择性地予以展出，其中图书展出了二百余种，自后魏至清代写本、刻本颇成系统，钞本则有天一阁、澹生堂等，稿本有元、明、清三代学人的日记、诗文稿等。

参考文献：

1.郑振铎.文物工作综述.见：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73

2.姜德明.毁书与访书.书与人，1999(2)

3.冀鲁豫八路军解放聊城前为保护聊城固有文化的三项命令.解放日报(陕西延安)，1947.1.5

4.张学舒.刘承干及其嘉业堂藏书楼.书林，1981(5)

5.郑振铎.新中国的文物工作.见：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178

6.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12

7.郑振铎.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见：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70

8.李性忠.刘承干与嘉业堂.文物出版社，1994.73

9.王世伟.论徐家汇藏书楼的创建及其变迁.见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264

原载：《图书馆》2003年1期

来源：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