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十科策略》系明前期著名台阁作家刘定之“场屋对策”之书，国内现存版本可分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补刻本与以雍正四年（1726）积秀堂刻本为核心的增补注释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以嘉靖刻本为底本，较接近《十科策略》原本；后者则是刘廷琨在刘守诚刻本、刘作梁注释本基础上重新厘订、缮写而成，成为通行本后又经多次翻刻重印，并流传至越南。越南现存《十科策略》印本两种、抄本两种，其中嗣德抄本体现了越南读者在阅读、接受中国书籍过程中的真实反应，这既是一种知识再生产、阐释、运用的过程，也是东亚文化圈中书籍交流与阅读的重要例证。以《十科策略》在中越的刊刻、抄写与阅读为考察中心，不仅可以勾勒出《十科策略》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书籍生命史，考察其生产、流通与文本变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亦能阐明中国书籍是如何进入并深度参与越南科举考试的。
关键词：《十科策略》 阮朝 策学 嗣德抄本 东亚书籍史
在中越科举典籍传播史上，明前期著名台阁作家刘定之所编的《十科策略》值得重视。刘定之（1409—1469），字主静，号呆斋，江西永新人。宣德六年（1431）授徒于家，宣德九年《十科策略》稿成，次年便中乡闱。正统元年（1436）会试第一，廷试一甲第三，官至吏部左侍郎，入阁参预机务，卒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安。作为明代继宋濂、杨士奇之后的第三代文学盟主，定之最早将博洽学风注入文学创作之中，又曾多次担任乡、会试考试官，三度担任庶吉士馆师，其文坛声望和影响力，非他人所能及。《十科策略》是定之未第之前所作，其创作目的是揣摩科场程式。此书先由定之整理，以合集的方式出版，后又在其家族嫡裔与书坊的合作下以单行本流行，作为科举教习样本，其单行本在明清时期多次被重印、传抄，并流传至邻国越南。其中部分文本被越南官方采用为科举策学考试的范文，在越南科举试策制度改革的影响下，还产生了独具阮朝特色的抄本。
目前学界对《十科策略》的研究主要依附于刘定之作为馆阁文人的文学书写；而作为明清策学经典教习文本，《十科策略》的版本沿革、阅读接受及域外流传，不仅关乎东亚科举文献的传统价值，更触及跨区域流通中古籍形态的变化、中越典籍交流等议题。有鉴于此，本文对《十科策略》在中国与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展开研究，以见其同异，并探明该书参与中越科举考试的书籍史意义。
一、《十科策略》的版本谱系与文本生成
《十科策略》，又称《策略》《文安策略》《刘文安公策略》，《宝文堂书目》“举业”类著录《保〔呆〕斋十科策》，《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均著录为“刘定之《十科策略》八卷”，《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著录“《文安策略》十卷”，言其为“场屋对策”“揣摩程试”之书，“正德癸酉刊所作《呆斋集》时已编入集中”。此书“斟酌于博约之际，郑重于繁简之间”，以问答形式揣摩科场试策，分经、书（四书）、子、史、吏、户、礼、兵、刑、工十科，条目清晰，回答详明，而问题设置又多借鉴往届乡、会试考题，具有一定的“真题”属性，颇便于科考对策之用，故在明清两代逐渐成为科举教习范本。
其存世版本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上海图书馆藏万历二十二年（1594）杨一桂补刻本（索书号：T83409-12），该本为《呆斋前稿》十六卷、《存稿》十卷、《续稿》五卷合刻本，其中《呆斋前稿》前十卷为《十科策略》（以下简称“万历补刻本”）；二是以雍正四年（1726）积秀堂刻《十科策略笺释》十卷本为核心的增补注释系统，此系统经由刘氏后人增补、注释与重编，条目与结构均有较大调整。两个版本系统的差异，与《十科策略》从成书到增补的复杂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折射出其在不同时代的文本生命史。
据定之《策略序》可知，此书是其备考科举时自撰，在其得第之后，“自以为无足观，不复存故稿矣”，家塾中有志于举业者问其旧稿，无以资之，后又在修撰黎淳处得其过录本，借回家中抄写，以便“儿曹传写记诵”。据《国朝列卿纪》记载，黎淳任翰林院修撰的时间在天顺元年（1457）至成化元年（1465），《四库全书总目》谓《呆斋集》“是集《前稿》十六卷、《存稿》二十四卷，皆分类编录。如《代祀录》《永新人物录》《经筵讲章》《策略》，皆在其中。而乡、会三场试卷，亦皆附列。《续稿》五卷，则成化乙酉以后所作，不复分类，以一岁为一卷焉”。根据以上材料可知，《十科策略》成书之后便成为举业士子的案头之书，且定之当是在成化乙酉（元年）之前复得其旧稿，并重新对文本进行了删改、修订。《策略序》言：“以篇数之：经八、书四、史三、子七、吏十一、户十、礼十四、兵四、刑二、工五，共为六十八篇，其失亡与今删去者若干篇，有未备者，以俟后来之彦续补云。”可见《十科策略》成书较早，但最初主要以抄本流行，定之复得旧稿之后，又亲自将其编入《呆斋前稿》中，以合刻本的形式流传。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万历补刻本，其源即为定之成化年间复得旧稿后的修订本。此本半叶十六行，行二十八字，四周双边，黑口，对黑鱼尾。卷前有李东阳《呆斋先生文集序》、杨一桂《补刻呆斋先生文集小引》、刘而铉（定之玄孙）《补刻高王父呆斋府君家存稿记》等文。据杨一桂《小引》可知，“嘉靖己未秋，先生遗集因火患而不获行者逮数十祀”，时任浏阳县教谕刘而铉将家中崇恩阁所藏旧板交与浏阳县令杨一桂，一桂“鸠工饰材，恪供厥事，而又取其旧板，于残缺者补之，于错讹者订之，即板巨字渺，亦庶几称全集而可复行矣”。此本策问条目、数量、分科顺序皆与定之自序相合，基本保持了定之修订之后的原貌，亦留下一些定之修订的痕迹。如“问历代至今户口田粮登耗之概”一条，定之以“方今大明中天，休养生息，至于百年，是宜比隆三代之盛”作答，成稿时的宣德九年至明代开国仅六十余年，故此条中的“百年”当是成化年间复得旧本后所修订。
上海图书馆另藏有雍正四年积秀堂刻《十科策略笺释》十卷，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注释小字双行同。扉页中间大字题“十科策略”，右边依次题“永新刘文安公著”“经、书、子、史、吏、户、礼、兵、刑、工”，左边依次题“云孙作梁注释，嗣孙廷琨重订”“积秀堂梓”，卷前有李东阳《附刻文安公全集序》、《先文安公策略自序》、刘作梁《重刻先文安公十科策略序》、刘廷琨《重刊先文安公策略跋》等。此本为刘廷琨在刘守诚刻本、刘作梁注释本基础上重新厘订、缮写而成。刘作梁序中提及“往时家父峚园先生（讳守诚）刻于博罗署中，学者争相传诵”。据康熙《广东通志》可知，刘守诚曾于崇祯四年（1631）任博罗县令。《十科策略》很可能为其崇祯四年左右在博罗任上所刻。据刘廷琨跋文，刘作梁“历任东粤之归善，东浙之新昌，每退食余，更详为注释”，作梁友人黎士弘亦言：“今公云孙木生（作梁字）进士注公之《策略》，行世尤异。尽公为翰林时所上封事，并刻之，以布于天下。”作梁之子刘棻、刘蓁又“取而重梓焉”。刘作梁曾于康熙二年（1663）任广东归善县令，康熙八年至十一年任浙江新昌县令，故其注释并刊刻《十科策略》当在康熙二年至十一年间。因刘作梁注释本行之既久，板多散失，刘廷琨于雍正四年“复为考究，敬加厘订缮写”，乃为现在所看到的雍正四年积秀堂刻本。与万历补刻本相比，此本不仅增加了注释，还调整了各科顺序，将刘定之所修订的“经、书、史、子”改为“经、书、子、史”，并对条目重新分类。这种顺序的改变，实则是知识的重新整合。
雍正四年本有经科13条、书科6条、子科7条、史科7条、吏科20条、户科12条、礼科20条、兵科5条、刑科2条、工科2条，共计94条，除去重复的条目，雍正四年本较万历补刻本增加了26条，其中经科4条、书科2条、子科2条、史科4条、吏科3条、户科1条、礼科7条、兵科2条、工科1条，礼科增加最多，其次是经科与史科。
将雍正四年本所增条目与万历补刻本相较可知，有较多策问条目的增加是在原有策问条目的基础上换个角度重新设置问题。如万历补刻本“兵科”原有“古今兵制异同考辨”“历朝阵法异同”“历朝马政之法”“汉高祖功臣配享”四条策问，雍正四年本则将“汉高祖功臣配享”移入吏科，增加“古今兵制得失考辨”与“历朝阵法得失”两条。实际上，除经科增加的“孝子二百七名人物事实”“阴骘篇人物事实”两条与礼科增加的“司徒乐正政教异同”“明堂法制异同”“历朝郊祭法制考辨”“历朝学制异同”四条在万历补刻本中没有相同主题的策问之外，其余或是转换角度由“异同”而问“得失”，由“考辨”而问“优劣”，或是将问题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基本是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扩充而成。
从增加的条目来看，“孝子二百七名人物事实”“阴骘篇人物事实”两条策问均以明人口吻“我（朝）大宗文皇帝”相称。部分修改的文本亦是如此，如刑科“历朝刑法刑官得失”一条，该本改写的策文称“我朝之制，尤为尽善。诸道设提刑按察司，京师设大理刑部，又置都察院以董其事。大祖高皇帝惩胡元之姑息，痛革奸弊”，可知条目的增加实由明人完成。
该本礼科新增策问条目最多，且多为之前所未涉及的问题，当与明代嘉靖大礼议对晚明科场产生的影响有关。大礼议后期，群臣对《周礼》及相关祭祀礼仪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正如夏言在《申议天地分祭疏》中言及：“况近年礼部行移，令立小学习读《周礼》，又令科场必以《周礼》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而在此事的影响下，晚明科举考试的第三场策问多以《周礼》与祭祀之礼相问，如明堂之制、禘祫礼、先王从祀之礼等等。《十科策略》关于“郊祭”之礼是分祭还是合祭，在万历补刻本与雍正四年本持相反意见，万历补刻本主张天地合祭、祖宗并配之制；雍正四年本则称“分祭乃礼之正，岂可废哉”，认为分祭才是礼制正统。这正是嘉靖大礼议之后，反映在科场策问上的变化。
雍正四年本一经问世，便成洛阳纸贵之势，仅积秀堂一家书坊，便有雍正七年、八年、十年等重印本。其中流传至越南的便是积秀堂雍正七年本。乾隆年间，又有以雍正四年本为底本形成的一些刻本。如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十三年刘世选刻《刘文安公呆斋先生策略》十卷《年谱》一卷（索书号：24430-35），该本卷端题“刘文安公呆斋先生策略卷之一，男稼、称注释，元孙而铉补注，八世孙世远、近、达辑编，世选重梓”，卷前有刘世选《重刊先相国策略》、李东阳《呆斋公全稿原序》、刘而铉《浏阳学正曾祖念呆公讳而铉补注原序》等。其版式、文本内容与雍正四年积秀堂刻本基本一致，然将《十科策略》注释者改为定之子刘稼、刘称。刘世选序言称：“此书自曾祖讳而铉公注释传布后，版已旁落，因勉赀重刊缕陈,其所以冀四方垂注。”且将万历补刻本中刘而铉所写的《补刻高王父呆斋府君家存稿记》改为《浏阳学正曾祖念呆公讳而铉补注原序》，并改动其文本，如原文“呆斋府君所著有《前稿》，存、续《稿》，《十科策》，《宋史论》，而其集以《石潭先公存稿》为首册，合之一部，凡七册，世藏于崇恩阁，嘉靖己未秋，家下被火，阁未及燃”，此本改为“呆斋府君著作若干卷，同《石潭公存稿》，世藏于崇恩阁，嘉靖己未秋，家被回禄，《策略》版独焚毁将半”。刘世选改写刘而铉序文名，抹去刘作梁、刘廷琨等人的痕迹，当是为彰显刘氏家族内部自家一脉对先祖遗集的刊刻与传承，但细绎其文本，除却序跋、年谱等副文本的改动，其余文字基本一致，当与雍正四年刻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此外，浙江图书馆藏有《刘文安公策对》清抄本三册（索书号：善004533），共抄策对92条，较雍正四年本少“历朝阵法得失”与“历朝刑法律例异同”2条，亦应属雍正四年刻本系统。乾隆三十九年，刘世选后人刘绍鹗又以乾隆十三年刘世选刻本为底本重刻《十科策略》，收入《刘文安公全集五种》。
二、《十科策略》在越南的刻本与抄本
前文以乾隆年间为下限，对《十科策略》的主要版本谱系及其文本生成的关键节点进行了梳理，可知该书自明末至清代，形成了以雍正四年积秀堂刻本为代表的版本系统，此系统在国内多次重印，流布甚广，并传至越南。《十科策略》何时传入越南，囿于资料无从考证。然据越南现存《十科策略》版本可知，雍正七年积秀堂刻本流入越南后，成为当地阅读与抄写《十科策略》的重要底本。越南现存《十科策略》刻本两种、抄本两种，以下分别考察各本形态，以见该书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1.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刘文安公策略》刻本（索书号：R.1615）。此本板框高23厘米，宽15.5厘米，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单黑鱼尾。卷端题“十科策略笺释卷之一，永新刘文安公手著，金溪唐煌紫阁校，云孙作梁注释，嗣孙廷琨重订”，卷首《刘文安公十科策略目录》结尾署“雍正七年己酉秋月，嗣孙廷琨玉甫氏重订，金溪唐煌紫阁重校”。其版式与雍正七年积秀堂本相同，越南国家图书馆官网著录其“据雍正七年（1729）的中文原文重印”，但并无直接证据表明其在越南重印，亦有中国重印本流传至越南的可能。
2.越南汉喃研究院藏《十科策略》刻本一种三部（索书号分别为：AC.217，VHv.302， VHv.953）。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著录，此为广文堂于明命十四年（1833）据中国两广五文楼印本重印，“今存印本三种，一本712页，高25公分，宽15公分；两本248页，高25至27公分，宽15公分，皆仅存卷五至卷十”。国内书目暂未检索到关于五文楼及其所印《十科策略》的具体信息。
3.越南汉喃研究院藏《周礼策学提纲策学纂要》抄本（索书号：VHv.1159）。此书系与他书合抄而成，其中第三部分是《十科策略节抄》。
4.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十科策略》（索书号：R.1004）。此本高27厘米，宽15厘米，存24叶。每半叶七行，行十八至二十一字不等，注释小字双行，并有朱笔圈点，抄本有倒文的情况下，用墨笔乙正。第二十一条“问：汉高祖初兴有功臣十八人”的对策“时雨将降，山川潝然”中，避讳字“时”原缺笔，后人用墨笔补全，其余语境中“时”字能被“辰”字替换的，均写作“辰”，如第三条策问中“十五国风次第，以辰之先后”。此外，抄本中“宗”字均被写成“尊”字，如第十条“问：唐之文章莫过于韩柳”对策中的“释氏非可尊者而尊之”。不写“宗”字是为避宪祖阮福绵宗（1841—1847在位，年号绍治）名讳，不写“时”字则是为避翼宗阮福时（1847—1883在位，年号嗣德）名讳，故此本大致抄写于阮朝嗣德时期（以下简称“嗣德抄本”）。又因其抄写具有一定的顺序，此本当抄于嗣德十年（1857）《乡试文式》出版之后（说详下节）。
上述四种藏本中，前两种为重印本，第三种为节抄本，而嗣德抄本则是越南士人为备考科举而产生的笔记型抄本，其抄写方式、删改痕迹以及内容取舍，更能折射出越南读者对该书的具体接受过程与实用取向。因此，有必要对嗣德抄本的文本形态、抄写策略作进一步说明。嗣德抄本共有策问23条，其中经科7条、书科2条、子科4条、史科3条、吏科7条。抄写方式灵活多样，呈现出读书笔记式的文本形态。从所抄条目及批注来看，其功能定位为个人备考所用的工具性读本，而非保存文献的副本。抄本第十五条“问：《前汉书》得失可详陈欤？”下注“甲辰会”三字，应指甲辰年会试，明确指向科举考试的实用需求。抄写者省略策问题目、只录对策，或省略对策中的总述性文字而直录分项回答，其取便检阅的意图一目了然，使抄本成为一份高度凝练的备考提纲。将嗣德抄本与雍正四年刻本对勘，可以发现抄写者的接受策略集中体现为三种抄写方式：并题而抄、取意略抄、删削总述。抄写者并非随意删节，而是有意识地筛选与重组，折射出越南士子阅读中国科举用书的实用主义倾向。以下就三种抄写方式分而述之。
（一）并题而抄，即抄写者将刻本中的两条或多条相关的策问合并为一条。嗣德抄本第一条即为典型例证，该条实则是刻本经科第一、二条策问的合并。刻本第一条论《周易》源流与经传真伪，第二条问河图洛书与卦象体用，两条共设六问。嗣德抄本则仅摘取“问：上古之书，莫尊于《易》。河图，数之始体，洛书，数之用，羲、禹之所则者何若”，将刻本的两条策问合并为一题。而与策问的并题相应，抄本对该条对策的处理同样采取了这种文本拼接的方式。抄写者仅摘刻本第一条对策中“且夫《易》也者，五经之尊也”一句，旋即跳过第一条对策中关于重卦、系辞等内容，直接接续刻本的第二条对策中关于河图洛书的核心论述。如此，抄本第一条策问与对策在内容上形成了紧密的呼应，策问聚焦于易学框架下的河图洛书，对策亦以“《易》为五经之尊”立纲，以河洛异同与关系为目，构建了一个自洽的论述单元。这一处理并非简单的删减或拼凑，而是一种主动的知识整合。通过这种并题而抄的方式，原本分散在两题中的问答被提炼为一条逻辑连贯、重点突出的知识单元，便于快速回顾与记忆。从接受策略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反映了抄写者提纲挈领式的阅读，不是被动复制原文的篇章结构，而是根据自己的应试需求，对知识进行重组与简化。所删去的，是那些学理深奥、争议纷纭却未必直接成为考点的内容，而所保留的是易学框架下具有定论的核心议题。这正是越南士子在跨文化知识接受中主动筛选、为我所用的典型表现。
（二）取意略抄，即抄写者不照录策问题目，而是提取其核心议题。如抄本第二十条策问中“……六典之制，古今异同，亦可言者欤”，刻本原文为：“问：圣朝设六部，盖效周之六典。然汉以来，皆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与今制同欤？异欤？”抄写者略去“圣朝设六部”的具体背景，将问题凝练为“六典之制，古今异同”，可见其关注点不在明代制度的具体沿革，而在“六典”这一典制范畴的理论辨析。相似的处理方式也见于抄本第二条，刻本原问涉及《尚书》的今古文之争、小序作者、孔传真伪等多个考辨性议题，抄本仅保留“三坟”与“续书”“补书”的得失之问，略去了今古文等经学史上的争议性问题。抄本第七条“问：历代之礼乐，亦有可称欤”，刻本原文尚追问“秦火之后，《礼》书犹有存者，而《乐》书无传”“周公致大〔太〕平之书，而人多疑之”等问题，抄写者同样将这些问题略去。此外，也有个别条目只抄对策而略去策问，或只抄策问而略去对策。由此可以判断，抄写者的取舍标准是避繁就简，避争议而取定论，凡经学史上有歧说、需考辨者，多被省略；凡典制沿革、人物评骘等可直接记诵者，则予以保留。
（三）删削总述，即抄写者略去对策中的总述性文字，直接抄写分题答案。刻本中对策的基本体例是以“对”字起首，继以一段总述性文字。以嗣德抄本第三条为例，此条所抄策问为：“问：《诗》有三经、三纬、四始、五际，其义可得闻欤？王何以为风，鲁何以为颂，《豳风》何以居风之终，《商颂》何以居颂之终？十五国风次第，以辰之先后，国之大小。王通续诗、束皙补亡，《诗》果有可续可补欤？”刻本中的对策先是有一段总述：“对：学《诗》而欲论其大要，一言可蔽也；学《诗》而欲析其疑义，累言难尽也……”，再以“请因执事之问而举其略以复”引出策问中各问题的答案。而嗣德抄本中的对策部分基本均将此类总述性文字删去，直接抄写问题的答案。这种处理方式，将一篇完整的策文拆解为若干独立的知识点，使抄本从文章范本转变为答案汇编。抄写者关注的不是范文的起承转合，而是可直接应试的标准答案。
综观上述嗣德抄本的三种抄写方式，其背后的接受策略可归纳为知识简化、争议省略、答案重构三条。这三条策略的共同指向在于将原刻本中以经学考辨为导向的知识体系转化为应试备查的工具用书。抄写者并非被动接受刻本的知识结构，而是以自己的阅读和使用需求为中心，对原文进行筛选、重组与简化。他们关注的不是经学问题的学理深度，而是如何将中国科举的知识资源转化为越南科举的应试工具。
三、《十科策略》的阅读实践及其与阮朝策学的互动
嗣德抄本所呈现的越南士人对《十科策略》的接受策略，虽表现为个体的阅读行为，却非偶然，而是与阮朝官方对《十科策略》的认可与采纳有关。越南士人对《十科策略》的阅读实践及《十科策略》深入参与越南科举考试，是在阮朝嗣德八年以后。嗣德八年科举改革之后，《十科策略》被选为《乡试文式》的主要范文来源，该书遂从民间科举用书转而成为国家考试范本。官方的认可与标榜，不仅为士子的抄写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也引导了以应试为导向的知识重组模式。事实上，《十科策略》进入阮朝策试体系的过程，也体现了官方引导与个人阅读的互动。
阮朝科举考试承袭黎朝，其乡、会试策问及殿试策问不出黎朝策问的范畴，且终阮一朝，改革科举文体卑弱、士子蹈袭之风，引导“崇雅黜浮”的科场文风，一直是君臣努力的方向。嗣德帝更是由于“厌士习卑陋，拘于故套，屡更试法，申定教条”，多次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其与群臣讨论及关注的重心就在试策。嗣德四年八月，朝廷将策问一道，改为第二场，以观才识，并规定第一场中格者方可入第二场，第二场中格者方可入第三场。礼部林维浃则认为将策问放入第二场不仅“策文难做，而点阅秤量尤难”，而且“就中策文二千卷视与第一场制艺四千卷，纸数、字数较多，可堪取者不过六七十卷，若只据此取中，则后二场入试既觉寥寥”，提议仍将策问列为第四场考试，而嗣德帝坚持以策问为第二场试行之。至嗣德八年，才以“就中制艺、文策，历代相仍，只系一格，旧文故帖，充栋汗牛，致人不肯读书，捷径相趋，积学日久，况又乡试今文，率多泛略问答，无裨实用”，将四场乡试改为三场，并将策问设为第三场，由原来的一道策问改为十道，并规定：
第三场策问题目用五经各一道、传二道《大学》或《论语》，《中传〔庸〕》或《孟子》各一道、史三道，该十道每道随宜，如问理多有顿折，文势稍长者用二三段，若文势稍短者，不出四段。士人行文各占专经一、兼经一、传一、史二，该五道每道限二百字以外，其题目仍旧免写，惟于行文前一行明著某经某传某史题，以便志别。
要求对策“随问作答，务要发明精切，毋得习为夸浮险僻之文”。嗣德九年，内阁大臣阮思僴、黎伯慎、范有仪等人奉旨为此次改革试法拟定范文，成《乡试文式》一书，次年刊刻成书，并颁布学舍。其第三场程式以问答的形式，辑《易经》一道、《书经》一道、《诗经》一道、《礼经》一道、《春秋》一道、《大学》一道、《中庸》一道、《论语》一道、《孟子》一道、史三道，共十二道策问及对策。其选用的策问与对策即来自《十科策略》，其中《大学》一道直接节选《十科策略》书科第一条“学庸源流考辨”中关于《大学》的部分；《中庸》一道全部选自《十科策略》书科第六条“心性道德异同考辨”；《论语》一道汇总“四书源流考辨”与“集注诸解异同得失”两条策问中与《论语》相关的部分；史的第三道则是将《十科策略》吏科第九条“凌烟阁功臣官爵勋德”概括为“功臣配享”问题。
而嗣德抄本正是以嗣德八年改定的乡试第三场策问的试法以及嗣德十年所刊刻的《乡试文式》中列举的范文为基础抄录，其抄写顺序依次为《易》一条，《书》一条，《诗》一条，《春秋》（此条未抄策问，直接以对策附于《诗》一条之后），《周礼》一条，“五经”一条，礼乐一条，《大学》《中庸》一条，《论语》《孟子》一条，韩、柳、欧、苏之文章优劣一条，荀况、仲舒、杨雄、王通、韩愈数子之得失一条，周、程、张、朱四子与康节、温公、南轩、东莱诸位之异同，扬子《太玄》、温公《潜虚》、周子《太极通书》、邵子《皇极经世》诸书之异同，司马迁与班固之优劣，《前汉书》之得失，历代史可称者，汉唐宋之铨选之法，周汉之考课，历代考课，六典之制，汉高祖功臣配享，唐选学士于文学馆，以汉光武与唐玄宗为例问人主隆师重道之盛。此顺序与嗣德八年所颁布的乡试第三场考试内容基本一致。嗣德抄本体现了越南士子对官方考试要求的精准回应，它既是个人阅读实践的产物，也是官方制度向下渗透的具体表现。
除官方以《十科策略》为范文之外，嗣德时期的科举考试中也有《十科策略》的影子。嗣德十四年乂安、南定两场乡试，即与《十科策略》所涉议题高度契合。《十科策略》经科有“《春秋》源流异同考辨”一条，其文曰：“问：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其名书之意，褒贬之说，托始于隐公，绝笔于获麟，义果安在？三传之说，孰为得圣人之旨？春王正月，先儒之说多矣，孰为甚当？”而嗣德十四年乂安、南定两场乡试的第三场策问中《春秋》题均围绕《春秋》三传孰优孰劣发问，议题指向一致。此外，嗣德十四年南定场《大学》策问与《十科策略》“学庸源流考辨”一条之间存在明显的议题承继与转化关系。《十科策略》书科“学庸源流考辨”条，其文曰：
问：朱子于《大学》曰：“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终始，至为精密。”于《中庸》曰：“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其义可得言欤？《大学》以敬为学之终始，《中庸》以诚为一篇之枢纽，诚、敬二言，果足以该二书之义欤？愿悉陈之。
而嗣德十四年南定场《大学》题为：
问：《大学》一书，有三纲领，有八条目，所统所隶，可详述欤？三纲所叙，孰体孰用？以何为准？曾子传文，杂引经典，若无统纪，文理果接续乎？至如八目，经文详说两段，而其后只单提修身，传文各连两条，而中间单举诚意，终始本末，可相贯欤？
从命题方式来看，《十科策略》立足于朱子学的整体框架，以朱熹对《大学》“文理接续，血脉贯通”及对《中庸》“支分节解，脉络贯通”的评语为切入点，进而追问诚、敬二言是否足以概括二书之义。这一设问方式将朱子学的经典论断作为讨论的起点，要求考生在认可朱子诠释权威的前提下，辨析诚、敬二范畴与《大学》《中庸》义理体系的对应关系。而南定场的《大学》题，直接追问三纲领与八条目的体用关系、曾子传文的文理接续问题，以及八目的终始本末是否相贯，这些问题在《十科策略》中虽未逐一列出，但其追问的逻辑起点，与朱子所谓“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是完全一致的。从表述方式来看，南定场策问将《十科策略》中“朱子于《大学》曰‘文理接续，血脉贯通’”的理论预设，转化为对《大学》文本结构的具体质疑“曾子传文，杂引经典，若无统纪，文理果接续乎”，这种将经典论断转化为问句的手法，使得朱子的解释不再是毋庸置疑的权威结论，而成为需要考生重新检验的命题。二者之间的承继与转化，既表明《十科策略》作为策问知识的实际影响，也反映了阮朝考官在借鉴明代策学资源时，根据本国考试需求进行的简化与重组。
嗣德抄本虽未记载抄写者姓名，但对《十科策略》在越南的阅读与接受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此本反映了一位真实的越南读者对中国书籍的阅读与接受，且这种阅读与接受，是在越南官方的引导之下进行的。这既是一种知识重新生产、阐释、运用的过程，也是东亚文化圈中书籍交流与阅读的重要例证。刘玉珺认为，以定本书籍为底本传抄而成的抄本“仍然保留了民间文本的特征，即习惯对底本作主观取舍，从而消解了原书的编辑体例和成书目的。这种情况可以称作‘局部反映定本书籍’，是一种特殊的‘未具完全形态的书籍’”。此类抄本在越南较多，是定本书籍传播与接受之外的社会文化的真实情况，而嗣德抄本便是中国书籍《十科策略》在越南的阅读实践及其参与阮朝科举试策的产物，由此抄本可以窥见《十科策略》一书在阮朝科举制度本土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呈现其与阮朝试策改革的互动过程，这在该书的生命历程中，亦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一环。
结 论
将《十科策略》在中越两国的刊刻、阅读、传抄等环节串联起来，可以发现其书籍生命史的丰富性、复杂性联结着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知识史、思想史之发展。就本文梳理的《十科策略》版本系统而言，中国本土的万历补刻本与雍正四年刻本之间的文本增加，除部分文本是在原有文本基础上的扩写之外，其余的文本增加受嘉靖时期大礼议事件影响较大。而流传至越南后，又有重印本、抄本、节抄本等多种形态，其中嗣德抄本反映了士子个人化的阅读与抄写实践。这些版本共同构成《十科策略》在中越两国多元的文本形态。
就《十科策略》参与科举制度的方式、深入程度而言，中越两国存在一定差异。在越南，该书以直接命题和官方范文的形式深度嵌入科举制度。嗣德八年科举改革后，乡试策问多与《十科策略》所涉议题契合，部分题目甚至直接化用原文，阮朝翰林院编纂的《乡试文式》大量采撷《十科策略》文本为范文。这种制度性采纳，引导了民间士子以应试为导向的传抄与阅读实践，嗣德抄本便是其中典型。而在中国，明清两代虽然也重视该书，但作为场屋对策之书，《十科策略》在获得书坊与举子欢迎的同时，也与其他举业书一样，受到朝野人士的批评。袁宗道曾言，士人“自蒙学，以至白首，簏中惟蓄经书一部，烟薰《指南》《浅说》数帙而已。其能诵《十科策》几段，及程墨后场几篇，则已高视阔步，自夸曰奥博”。至清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十科策略》被列为禁书。虽有禁令，书籍仍在民间流传，士人对《十科策略》的阅读并未停止。《〔光绪〕湖南通志》载乾隆时人唐明德“患科举试策摭拾悠谬，得明人刘定之《十科策略》，为之注，以示学子……知县荆道乾喜其书，为序而刊之，所谓《刘文安公策略正释》者也，今县人多有藏者”。此外，《十科策略》对清代策学之书的编纂亦有影响。乾隆三十六年（序言写作时间）编纂的《策学纂要》，以经、书、子、史、制度、天文地理为次，基于“帝王治天下之道、圣贤学术之源，莫备于经”的编纂理念而成，是一本专为科举考试而编纂的具有知识谱系特征的举业用书。细绎二书目录、策题可知，《策学纂要》与《十科策略》一脉相承，基本按照《十科策略》的框架确定条目，其策问与对策中的多处文本亦来自《十科策略》；而《策学纂要》也流传至越南，成为继《十科策略》之后颇受越南士子欢迎的书籍。此外，乾隆四十二年编纂的《十三经策案》中亦有引用《十科策略》之处。《十科策略》能够持续参与到清代科举考试之中，与明清科举科目的连续性具有重要关系。正如艾尔曼所言：“科举形制在明、清自1384年至1756年间的相对稳定，也意味着朝廷在科举经学科目上保持了异常一致的连续性。”在乾隆年间，乡、会试策题能够在《十科策略》中找到原句者较前代更多，如乾隆二十一年江西乡试的“守令全题”，乾隆二十一年湖南乡试的“正史杂史全题”，乾隆三十九年福建乡试“州牧”一道等，基本都能在《十科策略》中找到原句。可见，明末清初科举策问中直接照搬《十科策略》为原题的现象相对有限，至乾隆中后期方逐渐增多。
《十科策略》作为科举教习样本，其在中越的刊刻、重印、阅读、抄写等，不仅是书籍生命史本身的生动呈现，还展现出中国科举文献流传域外并对域外科举制度、文化的推动与影响。“在长期的传钞流转里，文本再次出现的样态与配置将会改变，其地位和意义同遭变易。每一次文本之挪用、增删或拼合等，都会衍生不同的诠释意义。”而不论是万历补刻本、历经三代人所编刻的雍正四年本，还是流传域外后产生的阮朝翰林院编纂的《乡试文式》范文以及民间士子所抄写的嗣德抄本，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中越两国士人对《十科策略》的阅读与接受，它们都在官方科举制度改革影响下发生，是中越科举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样本。
【作者简介】冯梦娜，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文献、明代科举文体。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4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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