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朝衡（阿倍仲麻吕）在司经局、秘书省等图籍机构的履职活动，帮助同期日本朝廷从源头上准确把握唐官方书籍的信息。而唐图籍机构的书籍生产、出版及外交赠赐等职能，亦有效促成唐文化向日本传播的“书籍之路”的展开，形成“遣唐使求书上奏—日籍秘书监斡旋对接—生产线组织参与—外交赠赐”的有序机制。同时，朝衡举荐日籍人士任职后续秘书监，亦成就了8世纪中日“书籍之路”的延续与发展。
关键词：朝衡 司经局校书 秘书监 遣唐使 书籍之路
引 言
书籍作为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历来备受学界重视。20世纪90年代，“书籍之路”概念的提出，揭示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模式以书籍为主的事实，提示书籍作为文化载体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至今已积累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前期研究对“书籍之路”的阐释大多基于书籍交流的史实展开，对相关机制的考察尚未深入。笔者管见，仅王勇对公元8世纪遣唐使求书计划的订立做过梳理，揭示出日本朝廷意志对“书籍之路”的主导；但对于中日“书籍之路”的源流、流通路径及运作模式等未作深入探讨。
公元8世纪中日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频繁。日籍官员任职于唐图籍机构，成为中国古代官制史及中外交流史上的独特景观。这一现象为近代日本学界所关注，亦曾引发若干讨论和质疑。村尾元融、杉本直治郎等学者相继尝试通过文献考证对该现象进行解密，但由于史料阙载及研究视角、方法的时代局限，对日籍秘书监任职的动机、背景契机及职权性质等问题尚未形成确切的观点，以至于诸多疑难留存至今。
公元8世纪，是日本吸收唐文化的盛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以中国为源头的典籍交流活动亦呈现历史高峰。8世纪上叶，遣唐使朝衡（阿倍仲麻吕）以客卿身份任职于唐太子宫左春坊司经局、秘书省等皇家图籍机构，对日本的唐文化吸收及中日书籍交流贡献斐然。本文即以朝衡在唐图籍机构的任职活动为主线，探寻其在同期遣唐使求书活动中的主导性，还原唐文化东传高峰期中日“书籍之路”的源头、路径与运行机制。
一、司经局校书任职与8世纪上叶中日“书籍之路”的奠基
隋唐时期，采集一切书籍文献运回日本，是遣隋唐使的重要目标。遣唐使因携归书籍的任务，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求书使”。唐开元五年（717），朝衡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入唐。身为8世纪初日本重启对唐外交后的第二批官派留学生，朝衡肩负奈良朝廷下达的求书任务，通过在唐图籍机构的任职活动逐步达成使命。
开元中，朝衡经科举及第入仕唐廷。《旧唐书》载：“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朝衡在唐留居的五十年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历任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仪王友、卫尉少卿等职。天宝末，擢三品秘书监兼卫尉卿，迁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续日本纪》载：“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吉备）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王维曾以“名成太学，官至客卿”记述朝衡入国子监求学、科举及第而留仕唐廷的经历。
朝衡的首任官职为司经局校书。司经局隶属太子东宫，是唐代重要的皇家图籍机构，《新唐书》载其“掌经籍，出入侍从”。据《唐六典》记载，司经局下设“校书四人，正九品下”，“校书、正字掌校理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书”。属于基层职位的校书，地位在司经局长官洗马及中职文学之下，主要负责宫廷图籍的基础校阅，兼侍奉太子日常。
朝衡任司经局校书的相关经历，可从储光羲赠朝衡诗《洛中贻朝校书衡》中略见细节：“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吾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傍。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落日悬高殿，秋风入洞房。屡言相去远，不觉生朝光。”“洛中”即洛阳，为朝衡任司经局校书之地。“高驾仕春坊”则指向其供职机构为东宫下属左春坊。据日本学者杉本直治郎考证，朝衡任司经局校书的时间约在开元九年至十五年之间。
司经局掌管大量藏书，“凡天下之图书上于东宫者，皆受而藏之”。对于肩负求书使命的朝衡而言，供职于司经局为其求书活动创造了条件。唐代官方书籍生产的目的之一即“下赐”。秘书省校书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载：“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自贞元十二年（796）至二十一年，柳宗元在京任校书十年，获赐书籍三千卷。身为唐臣，朝衡在司经局的任职活动亦为其获得朝廷赐书提供重要契机。
校书有外出采访及搜寻遗典的职责。储光羲《送沈校书吴中搜书》称“秦阁多遗典，吴台访阙文”，秘书正字萧颖士《登临河城赋》序曰“天宝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遗书于人间”。事实上，校书外出访遗典阙文，与遣唐使求访阙书的模式如出一辙。遣唐使的求书活动带有浓厚的国家意志，将所求书籍献呈朝廷为其本职义务；同时，日本朝廷尚设奖励机制，对遣唐使的求书成果论功行赏。校书的访书工作不仅可为（遣唐使）朝衡自身的求书任务提供线索、扩充其藏书量，亦为遣唐使团体的求书活动提供可靠的渠道、途径及实践范例。对于《旧唐书》中朝衡“好书籍”的记述，当置于8世纪“书籍之路”背景下遣唐使热衷汉籍的大环境中观察。这既是对朝衡校书职业生涯的写照，也是对其背负朝廷求书使命在唐求书、访书活动的历史记录。《旧唐书》谓开元初日本遣唐使“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新唐书》亦称其“悉赏物贸书以归”。朝衡任校书期间的访书活动，符合日本朝廷的“官方意愿”，同期遣唐使团体的求书活动亦受其照会。而朝衡的私人藏书，在汉籍随遣唐使东传的历程中亦贡献良多。
在典籍输入成为遣唐使政治任务的8世纪，所有日本遣唐留学生都尽各自之力，活跃于各类大小规模的求书活动中，把从唐廷所获的学习生活补贴尽数用于购买书籍，呈现一股求书热潮。《续日本纪》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学问僧玄昉携带大量佛典归国：“天平七年随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还归，赍经论五千余卷及诸佛像来。”玄昉一行携归的大量佛经，是8世纪唐佛教界的最新成果，体现了奈良朝统治者对宗教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视。而与朝衡同批入唐的留学生吉备真备，亦带回大量典籍：“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三十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
在玄昉、吉备真备随第十次遣唐使东归的开元二十二年，朝衡已迁补阙。补阙作为唐代基层谏官，虽官秩卑微，但身为唐玄宗近臣，在纳谏与议政层面拥有一定特权，这无疑有利于遣唐使求书活动的开展。
二、秘书监任职与8世纪中叶儒释道汉籍的东传
《大日本史》朝衡传载，朝衡“后至秘书监兼卫尉卿”。天宝十二年（753）秋，在唐廷为第十二次日本遣唐使举行的赠别仪式上，吏部郎中王维曾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诗赠别朝衡。杉本直治郎据王维赠诗的时间推证，朝衡任职秘书监的时间约在天宝十二年左右。笔者认为，从第十二次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任秘书监来看，天宝十二年当临近朝衡的任期之末。若按唐朝官员四年一任推算，其任职时间可上推至天宝八年前后。
秘书省是唐代主持国家图籍事业的中央行政机构，也是保存整理官方藏书的主要场所。隋末战乱，“经籍亡散，秘书湮缺”，后经搜罗购求，藏书渐增。《隋书·经籍志》载唐初尚存历代图籍“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开元年间，唐玄宗组织秘书省进行编目整理与图籍扩充。开元九年所撰《群书四部录》著录秘书省藏书“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开元九年《古今书录》载书“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开元内外经录》则著录佛经、道经“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可见，8世纪上叶秘书省的典籍藏量之富，当可满足遣唐使的求书需求。
据《唐六典》载，秘书省长官秘书监“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8世纪中叶，日籍秘书监朝衡实际执掌着这一唐图籍生产及收藏的资源总库。与此同时，随着吉备真备、大伴古麻吕的二度入唐及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的唐文化摄取及人员外交亦攀至历史高峰。朝衡在第十二次遣唐使求书活动中的斡旋对接，亦印证了他在8世纪中日“书籍之路”机制的构建及运作过程中的重要性。
天宝十一年入唐的第十二次遣唐使，肩负奈良朝廷委任的重大使命。除聘请高僧鉴真东渡传戒以外，尚须完成艰巨的求书任务。唐玄宗曾特许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等一行进入宫内重要藏书机构参观，而带领使团参观皇室图书馆的向导，正是时任秘书监朝衡。《日本高僧传要文抄》记载：
又敕命朝衡领日本使于府库一切处遍宥，至彼披三教殿。初礼君主教殿，御座如常庄饰，九经、三史架别，积载厨龛。次至御披老君之教堂，阁少高显，御座庄严少胜，厨别龛函盈满四子、《太玄》。后至御披释典殿宇，显教严丽殊绝，龛函皆以杂宝厕填，檀沉异香庄校御座，高广倍胜于前……御座及案经架宝庄饰尽诸工巧。皇帝又敕：摸取有义礼仪君子、使臣大使影、副使于蕃藏中，以记送遣。
“府库”，即位于宫廷内部的皇家书库，属藏书机构。而“三教殿”作为唐代宫廷“三教论释”的重要机构，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宗教观与意识形态的体现，在发挥唐代宫廷宗教机构功能的同时，亦扮演着皇家藏书机构的角色：代表儒教体系的“君主教殿”藏九经、三史，道教秘阁“老君之教堂”盈四子、《太玄》，“释典殿宇”中又设“案经架宝”。唐玄宗御命安排的三教殿导览活动，提示了秘书监朝衡对日本遣唐使求书活动的引导；肩负求书使命的遣唐使抵达长安，向唐廷奏报求书计划后，时任秘书监的朝衡，迅速在遣唐使、唐廷及唐官方图籍机构三者之间形成了有效对接。
朝衡在此次遣唐使求书活动中的交涉斡旋，促成大量儒释道书籍的东传。《日本国考略》载曰：“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久乃还。天宝中孝明复遣朝衡单贡，求内外经教及传戒。”“单贡”“求内外经教”等信息，均揭示出朝衡在第十二次遣唐使求书活动中发挥的作用。8世纪中叶日本遣唐使的求书目标，主要包含儒、释、道三教的“内外经教”。日本以唐文化的“全盘输入”为政策导向，力求将唐土书籍尽数携归，前一批次遣唐使未能收集到的“阙书”，往往被订立为次批使团的硬性任务。唐代的佛经生产实际具备浓厚的官方色彩。就写经活动而言，秘书省、门下省、集贤院等官方图籍机构扮演了主要角色。秘书省作为唐官方最高图籍机构，在佛经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据《大日本古文书》记载，天宝十二年入唐的第十二次遣唐使，归国时带回佛典24部共107卷。而在天宝末年遣唐使所求佛教阙典的抄写、出版与赠赐过程中，秘书监朝衡的统筹、策划与组织，亦体现其对汉籍传日机制的引导与实践。
与此同时，朝衡对8世纪中叶遣唐使道教典籍的摄取亦有所贡献。早在8世纪30年代，第十次遣唐使曾携道典、本灵像返回日本。《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二十三年闰十一月，日本国遣其臣名代来朝，献表恳求《老子》经本及天尊像以归，于国发扬圣教。许之。”其间，朝衡的动向虽无确凿文献可循，但就其补阙身份而言，有可能对此次遣唐使求书活动予以助力。而8世纪中叶道典的传日，是对前期遣唐使道典吸收的延续，与朝衡关系甚为密切。天宝十二年，朝衡随第十二次遣唐使返回日本，携归大量道经。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载：“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于异姓之国。”亦有观点称，朝衡着力于道典的传日，缓和了唐日官方在道士渡日及鉴真东渡问题上的政治分歧，促成鉴真第六次东渡的成行。此次遣唐使的求书活动，亦受益于若干政治条件。朝衡的斡旋缓和了唐日官方的外交矛盾，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儒释道书籍东传的比例。朝衡东传道典的史实载于赠别诗文，亦确认了遣唐使所求书籍在归国前夕以外交方式实现赠赐的事实。
8世纪遣唐使对儒学典籍，尤其是宫廷藏书的搜集，离不开唐王朝的支持。大量宫廷典籍的传日，单凭个别遣唐使自身的能力难以实现，这亦凸显了任职于唐图籍机构的日籍官员在其间进行斡旋交涉的价值。成书于9世纪的日本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了大量从中国携归的经籍，其中所录卷数众多、门类完备的唐宫廷典籍，如《文馆词林》等，当由唐廷赐予遣唐使而传日，在唐任职的朝衡等官员，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与助力作用；诸多仅限于朝廷内部特定机关使用、藏于秘阁内府而尚未在州县流通的宫廷典籍，如《越王孝经》《史记音义》《贞观格》等独具规模、卷帙完备的珍籍，其收集者为在唐廷任职的遣唐使成员的可能性最高；李白、王维等文人诗集的东传，亦与朝衡关系密切。
三、8世纪中日“书籍之路”的运转逻辑与机制的延续
（一）唐官方图籍机构属性与遣唐使的任职动因
唐司经局、秘书省等官方图籍机构的社会职能，是判断遣唐使的任职活动在8世纪中日“书籍之路”具备何种历史效用的关键。作为唐代官方最高图籍机构，秘书省除基本的收藏职能以外，尚承担了绝大部分官方书籍的生产（抄写）任务，亦因此具备了发行、外赠等多元职能。因此，从唐图籍机构的性质、特征及社会功用，可一窥遣唐使在唐任职的动因及8世纪中日“书籍之路”的源头、发生路径与运行机制。
《旧唐书》载，司经局人员编制为“洗马二人，太子文学三人，校书四人，正字二人，书令史二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承担部分书籍的生产、发行职能。因此，8世纪上叶担任司经局校书的朝衡在入仕之初即已参与官方书籍的生产，且熟悉生产流程。就秘书省的人员编制而言，绝大部分亦为生产线从业者。《唐六典》载，秘书省涉图籍生产工序的人员包括“秘书郎四人，校书郎八人，正字四人，主事一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典书八人，楷书手八十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熟纸匠十人，装璜匠十人，笔匠六人”。校书、正字等基层职务，是将收集的书籍图文进行刊正，形成供书手抄写的典校本，对书籍进行分类、标注，确定其四部归属。作为官方书籍出版的重要环节，抄书活动在满足本机构藏书需求的同时，尚可满足部分发行需求。这便从根本上决定了秘书省藏书量的丰足。临时生产、增产的职能，可极大程度满足同期日本遣唐使的求书需求，是为遣唐使积极在唐图籍机构任职之动因。
遣唐使所求书籍属官方生产范畴。在唐代官方写书及生产活动中，秘书省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收到遣唐使的求书申请后，唐廷随即下令相关机构进入生产工序。秘书省以长官秘书监为主导，承担唐代官方写书、搜访、修撰及校勘等任务。依据生产需求，“勒创立案，别置纳历，随月申台”。秘书郎、典书等人员对应抄写的图书种类及数量进行登记，提供给秘书省负责人安排抄写。秘书省接收后上报工作量，提请物资支援。而在秘书省任职的日籍人员，可以直接参与到日本所需书籍的生产活动中，日籍秘书监作为求书活动的中枢，在策划组织、生产线统筹、人员物资协调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唐代官方书籍生产的首要目的是为补充国家藏书，其次尚有外交赠予、赐予臣下、通行范本、学校学习用本等多种功能。其中，外交赠予是官方书籍生产的重要用途。《唐六典》记载，秘书省“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属而修其职；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可知秘书省生产图籍的目的之一正是赠赐，其中便包含赐予外国使者的书籍。《唐会要》载：“开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命有司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以赐金城公主，从其请也。”可知唐廷将依据求书者的具体请求，命相关机构抄写后赠赐。又载：“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罗王金政明遣使请《礼记》一部，并杂文章。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所司”，即秘书省。秘书省因其在外籍使者的求书交涉、书籍生产的统筹策划及生产线组织层面的主导性，在遣唐使的求书活动中承担极为关键的对接、组织等角色。可以想见，在第十二次遣唐使的求书奏请与官方督造的过程中，时任秘书监的朝衡成为实际的经办者。由此，以首任日籍秘书监朝衡为起点，在8世纪日本对唐文化摄取的高峰时期，形成了“求书上奏—对接监办—统筹生产—外交赠予”的流程及有序机制，快速精准地促成大量儒释道汉籍的东传。这一路径与机制，亦成为后任日籍秘书监参与遣唐使求书活动的范例与基本规程。
就唐代官员的擢迁规律而言，由图籍机构基层官员九品校书迁至最高长官三品秘书监的任职事例相对罕见。朝衡在唐的职业规划与擢迁路径并非偶然，而是8世纪中日“书籍之路”导向下的必然产物。朝衡的司经局校书、秘书监等任职，为8世纪中叶以降遣唐使的任职活动提供了前期范例，并促成以日籍秘书监为主导的8世纪中日“书籍之路”机制的延续与完善。
（二）日籍秘书监的举荐与“书籍之路”机制的延续
作为在唐任职的首任日籍秘书监，从校书迁至图籍机构最高长官的朝衡，不仅致力于中日“书籍之路”运行机制的构建，还通过对后任日籍秘书监的举荐，逐步成就8世纪“书籍之路”机制的延续。
天宝十二年，朝衡举荐二度入唐的遣唐使吉备真备为秘书监。《日本高僧传要文抄》载：“大使藤原清河拜特进，副使大伴宿祢胡万拜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副使吉备朝臣真备拜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及卫尉卿。朝衡等致设也。”可知本次遣唐使被唐廷授职，都与朝衡有关。他的举荐使吉备真备获得了秘书省的行政职权，为肩负求书使命的第十二次遣唐使进入官方图籍机构开展求书活动提供了重要契机，并促成8世纪中叶中日“书籍之路”机制的持续运行。而吉备真备亦实际参与书籍生产活动，配合秘书省牵头组织的生产工序展开工作。2019年末《李训墓志》的问世，揭示了吉备真备书丹者的身份，不仅证实了他与官员李训及鸿胪寺之间的关系，亦印证其受聘于秘书省的史实，从而具备参与唐官方书籍生产与墓志制作的条件。朝衡、吉备真备等留学生对唐官方图籍生产活动的参与，反映了肩负求书使命的日本遣唐使对图籍事务的热衷。同期唐官方图籍机构的藏书体制，亦跟随遣唐使传至日本。
吉备真备不仅成就了佛教阙典的东传，在儒学典籍传日层面亦扮演关键角色。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吉备真备曾以《集贤院见在书目录》为线索在唐搜求《东观汉记》等书籍。8世纪上叶，作为宫廷图籍机构兼政治智囊的集贤院，地位一度赶超秘书省。据孙猛研究，《集贤院见在书目录》乃吉备真备于日本天平七年（734）首次留唐返日时携归，是当时最新、最完整的唐廷藏书目录，为后期遣唐使求书活动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编纂提供了重要参考。可见吉备真备首次入唐期间与集贤院等官方图籍机构的交流，为其二度入唐及秘书监任职活动奠定了基础。
除吉备真备之外，上元年间（760—761），因海难事件而返唐的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亦曾担任唐秘书监。藤原清河任职期间，适逢第十四次遣唐使入唐。据《续日本纪》载，唐廷对此次遣唐使给予了诸多特殊待遇：“所请并免，即于内里设宴，官赏有差。”日本唐文化吸收顶峰时期的“所请”之物，必定包含书籍等日本朝廷高度重视、奋力求取的文化载体。这亦印证，在藤原清河秘书监任职背景下，唐廷对遣唐使所承担的将唐文化输入日本事业的扶持与包容。至此，日籍秘书监的任职活动，构成了8世纪中日“书籍之路”的主要路径与核心机制，其中朝衡对后任秘书监的举荐，亦体现了这一机制的延续与完善。
结 语
公元8世纪遣唐使在唐图籍机构的任职，成就了中日“书籍之路”机制的构建与运行。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任外籍秘书监，朝衡自九品司经局校书累迁至秘书省长官秘书监，在8世纪前半叶汉籍东传历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体现了以书籍为载体的文化吸收政策对日籍人员在唐择业的引导力。朝衡以图籍机构官员的身份为契机，利用司经局、秘书省等机构的存藏与生产、发行职能开拓唐官方图籍资源，精准把握“书籍之路”的源头，逐步建构起8世纪以日籍秘书监在唐任职为主导的汉籍东传机制。
朝衡在唐司经局校书、秘书监的任职活动，本质上是日本唐文化吸收顶峰期基于奈良朝官方意志的一种求书机制，为8世纪日本遣唐使的求书活动提供了便捷有效的资源平台、精准的信息来源及稳定的渠道保障。而朝衡对后批次日籍秘书监的举荐，亦保证了8世纪中日“书籍之路”机制的延续与完善。
【作者简介】张维薇，四川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古代中日关系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4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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