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关于大慧宗杲与朱熹是否见过面，学界渐趋认同有过相会之事实。然而考证相关文献，刘震孙所谓宗杲“径山传语朱元晦”一诗，从写作时间、诗偈内容以及刘震孙文字习惯看，都不可能是宗杲寄给朱熹的诗；“而今妙喜朱居士”一诗，据内阁文库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与岩濑文库本《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可以确证朱居士名仲实，据该诗题名《朱主簿请赞》亦能确定对象不是朱熹；所谓朱熹信中“向蒙妙喜开示”一句，最早仅见于元代《历朝释氏资鉴》，应是作者据《云卧纪谈》的重诠，从宗杲弟子道谦之行迹看，朱熹没有机会寄信给宗杲且得到回复。总之，目前学界用于确证二人曾有交往的文献均无法得出宗杲与朱熹会面或通信的结论。
关键词：大慧宗杲 朱熹 道谦 文献考证
大慧宗杲（1089—1163）擅名一代，为禅林之冠。尽管朱熹（1130—1200）一生以辟佛为己任，然而，在那个士大夫纷纷陷溺佛禅的时代，朱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杲所代表的看话禅影响，而对“昭昭灵灵底禅”产生浓厚兴趣。宗杲逝世那年，朱熹三十余岁，从二人行迹看，非无交往之可能。职是之故，学界渐趋认同朱熹与宗杲曾有相会，惟对时间、地点的判断存在分歧。友枝龙太郎认为，在宗杲北归（1155）途中，或经泉州与在同安的朱熹相会；陈荣捷认为，朱熹任同安主簿时（1153—1157）曾游潮州，约绍兴二十六年（1156）下半年可能与被流放于梅州的宗杲相会；束景南指出，绍兴二十五年春，朱熹往“梅阳见大慧宗杲”；林振礼则认为绍兴二十六年春，大慧由梅州贬所放还途中停留潮州之际与朱熹相会。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学界用于确证宗杲与朱熹之交往的文献均值得怀疑，现略作考述如下。
一、对宗杲诗“径山传语朱元晦”的质疑
前贤认为朱熹与宗杲有过交往，最关键的证据是刘震孙（字长卿，号朔斋）指出，宗杲曾有诗偈寄朱熹：“径山传语朱元晦，相忘已在形骸外。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该诗见于国家图书馆藏宋宝祐元年（1253）刻本《大慧普觉禅师年谱》（索书号：03531）的附录《刘震孙书后》，以及日本内阁文库藏江户时期写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索书号：311-0028）下册的同名附录，内容一致，本文所引皆出自内阁文库本。二书附录依次为：《张浚跋》（仅内阁文库本）、《程公许跋》、《吕祖谦启》、《刘震孙书后》、《杨栋书后》（仅内阁文库本）。
《刘震孙书后》附于《吕祖谦启》后。吕祖谦，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据释晓莹（字仲温，大慧宗杲法嗣）《云卧纪谈》（或作“云卧纪谭”）记载：“隆兴改元仲夏，东莱吕伯恭登径山，谒大慧，为两月留。”隆兴元年（1163）八月十日，宗杲示寂于径山寺明月堂。吕祖谦惊闻噩耗，乃致信友人祭奠。由于当时信息不畅，《吕祖谦启》一直未为世人得知。宗杲法系三世孙介石智朋禅师得其真迹，于是刘震孙“为书其后”云：
成公（吕成公，指吕祖谦）学夫子者也，顾于大慧尊尚若此，夫岂无所为而然哉？方贼桧擅国，挟虏要君，灭弃纲常，戕毒忠义，天下之士敢怒而不敢言。大慧于此时乃能犯不测之祸，陈义切责，濒死靡悔，风概凛凛，实紫岩（张浚）、横浦（张九成）一辈人。此其有关于世道甚大，宜公重惜其亡而不能已也。岂惟成公，盖文公朱先生（朱熹）初年亦尝访之径山，后有偈寄公云：“径山传语朱元晦，相忘已在形骸外。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呜呼！是未易与俗人道也。承天老智朋得成公真迹，刻石置山中，为书其后。淳祐十二年立秋日，渤海刘震孙。
刘震孙题文，既感慨宗杲风概凛凛、忠君爱国之心，又以宗杲与吕祖谦、朱熹之交游说明其影响广泛。然笔者以为其所载宗杲诗并不足信，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从时间上看，宗杲不太可能寄诗给朱熹。按刘震孙说的“盖文公朱先生初年亦尝访之径山”，似乎是朱熹早年与宗杲相熟，尝往杭州径山寺拜访宗杲。考宗杲行迹，其首次驻锡径山的时间为绍兴七年（1137）至十一年，应丞相张浚之请，出世径山能仁禅院，“由是宗风大振，号临济再兴”。时朱熹仅8至12岁，不可能访径山求见宗杲。此后，因张九成在朝中议论时政，忤逆权相秦桧而被弹劾落职。宗杲作诗偈讽刺道：“神臂弓一发，透过千重甲。子〔仔〕细拈来看，当甚臭皮袜。”此举引秦桧不满，于是以“坐议朝廷”等罪名追毁宗杲衣牒，流放衡、梅，则朱熹亦不可能在径山见到宗杲。当宗杲再次驻锡径山时，已是绍兴二十八年，直至隆兴元年去世。时朱熹约29至34岁，他任满离开同安县，对曾经出入佛老的经历多有反思，亦不可能拜访宗杲。由此可知，“文公朱先生初年亦尝访之径山”不足信。
第二，该诗的内容不太符合。如果“径山传语朱元晦”成立，则此诗必作于绍兴十五年后，因当时刘子翚才为朱熹取字“元晦”。同时，既然宗杲以“径山”自称，则此诗亦必为其两次驻锡径山时所写。第一次驻锡径山时，朱熹无“元晦”之名。第二次驻锡径山时，朱熹已问学李侗，宗杲似不可能传语。再则，“相忘已在形骸外”明显与宗杲、朱熹的身份不符。“相忘形骸”，表达的是诗人与朋友两人不拘于形迹，放浪形骸。即便宗杲与朱熹交好，二人相差四十余岁，很难相信宗杲会如此感慨。“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说明两人私下不止一次来往，即便相隔两地，也能时时精神交流。若宗杲与朱熹果如诗中所示，则理应在朱熹年谱、文集等材料中留下相应痕迹。然今可见文献尚无此类记载，故此诗所写情状，殊难遽信。
第三，刘震孙很有可能是道听途说而来。据刘震孙景定元年（1260）云：
文公朱夫子初问道延平，箧中所携惟《孟子》一册，《大慧语录》一部……方秦桧柄国，自公卿大夫无敢违忤。大慧藐然一衲子，乃能援复仇大义，抗言无讳。至语桧云：“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今公挟夷狄以令天子。”……盖尝窃窥其书，其要言精义，往往多与《孟子》合。所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大慧有焉。文公之所取，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可以看出，刘震孙对于宗杲具有强烈的维护立场。他非常欣赏宗杲痛骂秦桧柄国之行为，认为实乃孟子所谓“大丈夫”。而且，他对朱熹辟佛一事多有维护，指出朱熹固然不太满意佛教的思想，然“独取其超绝于流俗而有补于世教者，表而出之，冠于篇首，是亦朱夫子之遗意也”。后又引宗杲语秦桧云：“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今公挟夷狄以令天子。”事实上，这句话同样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另，刘氏说朱熹“箧中所携惟《孟子》一册，《大慧语录》一部”，也与其他人所言不同。淳祐十二年晋陵尤焴亦曾题《大慧语录序》云：“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搜其箧，只《大惠语录》一帙尔。次年登科。”仅言朱熹箧存《大慧语录》，而不说《孟子》。可知刘震孙明显是受到《孟子》地位提升的影响，从而刻意拉近儒学与佛学的距离。故此，刘震孙言宗杲有诗偈寄朱熹亦不足信。
二、对宗杲诗“而今妙喜朱居士”的质疑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以下简称“《语录》”）载《朱主簿请赞》曰：“庞老曾升马祖堂，西江吸尽更无双。而今妙喜朱居士，觌面分明不覆藏。”有学者指出，此“朱主簿”“朱居士”即是朱熹。然而，经详细考证，笔者认为此朱居士与朱熹无关。
首先需要说明，《朱主簿请赞》这首诗是可信的。《语录》版本错综复杂，大体上可以分为入藏本和单刻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所载《语录》三十卷，乃是以日本增上寺报恩藏明版嘉兴藏本为底本，以宫内省图书寮（现在的宫内厅书陵部）藏开元寺版、德富猪一郎旧藏五山版为校本，其最初形态即是蕴闻在乾道七年（1171）申请将宗杲《语录》启奏入藏的版本。考福州藏（开元寺版）、《永乐北藏》、《嘉兴藏》等传统藏经本，都有《朱主簿请赞》一诗，只是历代藏经均没有写明此朱居士是谁。幸运的是，藏外流通的单刻本揭示了朱居士的信息。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前文提到的日本内阁文库藏江户时期写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二是日本西尾市立图书馆岩濑文库藏泰定二年（1325）《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索书号：124-100）。这两个版本在转录《朱主簿请赞》时，下方都有小字“仲实”，直接揭示出朱居士名仲实。
先看内阁文库本。内阁文库本的价值不仅在于稀见的数篇跋文，而且在文字上与福州藏（开元寺版）、《永乐北藏》、《嘉兴藏》、《大正藏》等传统藏经本有细微差异。这些差异，当是宗杲弟子在编纂《语录》单刻本时，为便于在民间流通而选择的不同编辑方针导致。雷汉卿、吴海纳认为该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的祖本是宋代翰林黄文昌隆兴二年所刊二册本，为某僧人在1241年后从中国携至日本。内阁文库本文献价值极高，如指出宗杲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是“参学道谦”录，住“阿育王广利禅寺语录”是“参学惠然”录，再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是“参学道先”录等，这些都有助于详细考证《语录》的形成过程。内阁文库本还修正了传统藏经本的一些错误。如《大正藏》载《语录》卷十二《廖知县请赞（李绎）》，据内阁文库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李”应是“季”字之误，意谓此诗是宗杲写给廖季绎的。
再看岩濑文库本。此二册本虽然无《程公许跋》《吕祖谦启》《刘震孙书后》《杨栋书后》四篇跋文，但同属于黄文昌编。下册卷末有刊语云：“福州城内净业寺比丘尼静德，敬舍抄六定，刊造斯卷，入于东禅藏院，以广流通，报资恩有者。泰定乙丑岁正月元日谨志。”意谓该本是元代福州净业寺比丘尼静德出钱刊刻，后入于东禅寺流通，又传入日本。从《语录》的具体内容看，岩濑文库本与内阁文库本基本一致，因此属于同一系统。上文提到的内阁文库本与传统藏经本的细微差异，在岩濑文库本中也有体现。因资料限制，暂无法考证朱仲实的生平事迹，但这一证据已足以推翻朱居士即朱熹的说法。
其次，从《朱主簿请赞》的题名看，此诗与朱熹身份也不符合。“赞”是“称颂诸佛菩萨和祖师功德的一种文体，多用韵文写成”。在宋代禅林，僧人们将这种文体广泛运用于画像，形成了丰富的“画像赞”，其目的是对菩萨、祖师进行评唱，并将自己的个人心迹、禅学感悟融入其中。《朱主簿请赞》属宗杲自赞中的请赞，乃赞的一种特殊形式，通常是信徒或居士自画或聘请画工绘宗杲肖像，然后请宗杲题字于上，带回去供养，上面的题字是宗杲对自己心迹的融入，便称为“自赞”。《大慧普觉禅师年谱》“绍兴十九年己巳”条记载“继明禅人学佛者也，画吾像而求自赞”，“绍兴二十年庚午”条亦载“庄彦质未画师像，预以素缣求赞”，皆为自赞实例。这样一种行为，很明显是希望使自己“礼其相而契无相之法身，瞻其形而获无形之妙用，不假修证，始知本来是佛”。尽管朱熹早年对佛教充满好奇，喜欢禅说，但却不是一位如此推崇宗杲，乃至信奉供养的居士。
三、对朱熹信“向蒙妙喜开示”的质疑
据元熙仲所编《历朝释氏资鉴》，朱熹曾致信开善道谦有云“向蒙妙喜开示”，相关文字如下：
信〔徽〕国文公朱晦庵熹，问道于开善谦禅师。致书云：“向蒙妙喜开示：‘应是从前文字记持，心识计较，不得置丝亳〔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云云。’愿受一语，警所不逮。”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无疑之地，只为迟疑，后忽知非，勇猛直前，便自一刀两段。把这一念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不要商量，不要穿凿，不要去知见，不要强承当。”公服之无斁，有省云：“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
开善谦禅师，即开善道谦，号密庵，大慧宗杲法嗣。朱熹在拜师李侗之前，曾从学于道谦，此为学界公论，《历朝释氏资鉴》则进一步指出朱熹曾蒙宗杲开示。“以狗子话时时提撕”，指朱熹参赵州从谂“狗子佛性”公案以求悟入；“愿受一语，警所不逮”表明其心有不契，于是致信道谦。
受这段文字影响，久须本文雄主张宗杲与朱熹有过交流。束景南认为，绍兴十七年道谦往衡阳随宗杲时，曾替朱熹携书信寄宗杲，后宗杲即答复此书。顾宏义则录宗杲《答朱元晦》云：“应是从前记持文字，心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
事实是否如此呢？笔者以为，“向蒙妙喜开示”几句，是指朱熹曾经阅读过宗杲《语录》，并因宗杲常启发学人参究“狗子佛性”话头，而留心于看话禅，非与宗杲有过实际交往。
《历朝释氏资鉴》并未说明其来源，从内容看，应是依据释晓莹《云卧纪谈》所载：
谦后归建阳〔州〕，结茅于仙洲山……朱提刑元晦，以书牍问道。时至山中，有答元晦，其略曰：“十二时中，有事时随事应变，无事时便回头。向这一念子上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云无。将这话头只管提撕，不要思量，不要穿凿，不要生知见，不要强承当。如合眼跳黄河，莫问跳得过跳不过，尽十二分气力打一跳。若真个跳得这一跳，便百了千当也；若跳未过，但管跳，莫论得失，莫顾危亡，勇猛向前，更休拟议，若迟疑动念，便没交涉也。”
将两者对比，《历朝释氏资鉴》除多一段“向蒙妙喜开示”云云，内容基本无差。束景南认为，朱熹与宗杲有一次书信往复，与道谦则有两次书信往复。前已述绍兴十七年朱熹托道谦致书问禅、宗杲有答；绍兴二十年，道谦自衡阳归密庵，《云卧纪谈》所载“答元晦”即其答朱熹之第一书；绍兴二十二年，朱熹仍未契悟，又提及宗杲当年答书，故《居士分灯录》《历朝释氏资鉴》所录“向蒙妙喜开示”“答曰”文字，实为宗杲前书与道谦后答之综合保存。因道谦仍只以宗杲当年老话教朱熹，故信的内容基本一致。而他之所以认定道谦于绍兴十七年春远赴衡阳，是因为《云卧纪谈》云：“（道谦）《衡阳道中示同行》曰：‘月照天心古馆明，衡阳春色为谁青？不知雪拥鳌山后，庆快平生有几人？’大慧先住径山，《语要》乃谦有衡阳编次。”且《直斋书录解题》云：“《大慧语录》四卷，僧宗杲语。其徒道谦所录，张魏公序之。”故束氏推断道谦绍兴十七年春因讥谤谗言离开拱辰山开善寺后，“未归密庵，而径往衡阳依宗杲”。不过，观道谦《衡阳道中示同行》“衡阳春色为谁青”“庆快平生有几人”，似不太可能是自己因谤离乡时能有之心态。其实，宗杲仍住径山时，道谦亦曾奉宗杲命赴衡阳，“往零陵问讯张魏公”，中途受竹原宗元启发，彻悟真理。张浚见道谦开悟后，以笔诰寄宗元，时间为“绍兴戊午四月二十三日”，则道谦开悟乃绍兴八年春天，更符合“衡阳春色为谁青”的描写。内阁文库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与岩濑文库本《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载张浚《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序》云：“公（宗杲）与士大夫交游厚善。倘见乎此，而深达穷通死生之分，可以为吾道之助。绍兴乙丑四月八日紫岩居士张浚序。”可知道谦编宗杲《语录》请张浚作序，当在绍兴十五年乙丑，而非绍兴十七年。
综上可知，所谓“向蒙妙喜开示”绝不可能是绍兴十七年道谦远赴衡阳追随宗杲时朱熹托道谦带给宗杲的回信，这句的意思当指朱熹曾经阅读过《语录》。张浚《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序》题于绍兴十五年，一年后道谦居拱辰山开善寺，与朱熹相见，《语录》亦当在此间为朱熹所得。
之所以《历朝释氏资鉴》以“向蒙妙喜开示”含糊其辞，大概是因为如此能尽量弥合儒释之争。考“向蒙妙喜开示”一句，除《历朝释氏资鉴》，又见于明心泰《佛法金汤编》、明空谷景隆《尚直编》《空谷集》、明宗本《归元直指集》、明夏树芳《名公法喜志》、明吴之鲸《武林梵志》、明朱时恩《佛祖纲目》《居士分灯录》、清释如纯《天学初辟》等，如白寿彝所言：“佛徒多喜夸张，更喜攀儒入佛。以上各书中的材料，对于朱熹学佛的记载，恐怕不能没有伪造的地方，却是须加以审慎地甄别的。”后来僧徒多援引“向蒙妙喜开示”一句以证明朱熹与宗杲的渊源，不过是附会罢了。
结 语
通过上文对相关文献的详细考证，无法得出宗杲与朱熹相见之结论。“径山传语朱元晦”一诗，从宗杲与朱熹之行迹、诗文具体内容以及刘震孙道听途说的习惯来看，应该认定是当时的传说。“而今妙喜朱居士”一诗，据内阁文库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与岩濑文库本《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可以证明朱居士名仲实，非朱熹。无论从时间还是道谦之行迹看，朱熹都没有机会寄信给宗杲且得到回复，“向蒙妙喜开示”一句，是后人对文献误读后的造作。
如果对上述文献进行分类，《语录》中关于朱居士的记载，可以说是“残缺性文本”，因为记录方式的问题，存在较大的解释性空间。刘震孙的文字，可以说是“衍生性文本”。尽管刘震孙与宗杲、朱熹时代相隔不远，但毕竟并不生活在同一个场域，他是站在自己的时空中，通过独特视角来“如实”记录自己所听到的传言，形成了自己所理解的“真实”。《历朝释氏资鉴》则是“创造性文本”，刻意使用新奇的表达来重新叙说历史。部分当代学者的失察，则是对“残缺性文本”“衍生性文本”“创造性文本”的辨析不够，又带着特定的预期来理解历史与文献，并希望从中找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内容，因而很难注意文本间的区别。今天，得利于文献检索和查找的方便，更应格外注意仔细考察文本的类型、追踪作者的意图、还原历史的语境，以避免发生主观判断，预设立场从而结论先行。
【作者简介】石明，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儒佛关系、孟子思想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3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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