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康熙二十五年（1686），为修《大清一统志》，康熙帝要求各省绘呈地图，并规定地图中需包含道路、里数、疆界三项地理要素。这些地图大多完成于康熙二十六年前后，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以盛京、河南、湖广、云南四省为例，对比四省道里图与《大清一统志》所载地理信息在体例和内容上的异同，可知分省分府道里图为康熙朝《大清一统志》的编修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图文关系反映出地图在地理总志编纂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分省分府道里图；《大清一统志》；康熙朝

《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一统志》”）为今人了解清代行政管理演变和地理环境变迁提供了详尽资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历史地理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史料价值。清朝先后三次编纂《一统志》，初修本的纂修活动始于康熙十一年（1672），于乾隆十六年（1751）完稿并刊刻；续修本始于乾隆二十九年，于乾隆五十五年完成刊刻；重修写本则历经嘉、道两朝，于嘉庆十六年（1811）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间辑成。

受史料所限，今人对康熙朝初修《一统志》的了解仍不全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修书过程、修书人员、文献版本、影响与价值等几方面。相较而言，对初修《一统志》史源的探索则稍显薄弱，研究者多着眼于分析方志与初修《一统志》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相关舆图缺乏系统性考察。据清宫档案记载，在修志活动的筹备阶段，康熙帝曾要求各省绘制舆图作为参考资料，并多次对舆图的体例和内容提出要求。这些舆图绘法精美，存藏集中，是清初官方大规模绘制地图的重要成果，为后续编修《一统志》提供了宝贵资料。考察这些舆图对《一统志》编修的影响，对于了解我国古代志书编纂过程及地图史研究皆有裨益。

本文拟从分析舆图体例的形成过程入手，梳理康熙朝为修《一统志》所绘舆图的著录与存藏情况，并结合图面内容考证地图的绘制年代，进而通过文本比对说明舆图对初修抄本《一统志》的影响。

一、为修《一统志》所绘舆图体例的形成过程

康熙十一年七月初一日，大学士卫周祚奏请纂修《大清一统志》，并提议各省通志的款式仿照此前贾汉复所修《河南通志》与《陕西通志》，书成后送至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然而，修志活动受次年十二月吴三桂等起兵影响，进程缓慢，直到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二十二年收复台澎，清廷统治版图得以巩固后，大学士纳兰明珠才于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奏请接续此前几乎中断的编志活动，其言：“《一统志》关系典制，自应催令速修。从前用兵之际，各省所修通志稍觉迟延。今兵事既息，俟各省修完送到之日，应即行纂修《一统志》书。”由此，康熙帝遂下令“各省所修通志作何察催及应修《一统志》事宜，着礼部确议具奏”。

在为修志准备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康熙帝十分重视舆图的作用。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康熙帝命令“其各省地图，应行文该地方官绘图送兵部，以备披览。至塞外地名，或为汉语所有，或为汉语所无，应察明编入《一统志》内”。然而，各省督抚对舆图编绘的审查并不严谨，绘图一事起初俱被地方官员视为虚文，导致各地所呈舆图质量良莠不齐、体例不尽一致。如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直隶巡抚格尔古德进呈一幅《直隶地图》，康熙阅后批评该图“城池方向、河道源流及道里远近，舛错不符之处甚多。别省或不悉知，如直隶地方岂有未悉者乎”，并认为“地图紧要，必精确详明，形势符合，方可成善。不然，何如不绘为愈耶！至豫省两府绘图亦不详明”。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康熙帝为保证各省督抚官员认真绘图，命各省派道官、同知各二员“绘画地里图进呈”，并提醒官员们“绘画图经原为得实，若委生事匪类，乐此图利，事反未善。应差贤能通晓典故者详加阅看绘画”。

康熙二十五年三月正式开馆修志，同年五月，康熙帝在颁发给勒德洪的谕旨中着意强调舆图的作用：“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统志》。”次月，康熙帝下令“各省舆图，载入《一统志》，事殊重要。或一省有大图而无小图，或一省有里数程途而无疆界，或一省有疆界而无里数程途。各省皆不一例，何也？可询之曾为总督、巡抚者”。康熙帝虽未明言应该按照何种体例绘制，但据后一谕旨不难推知，须得将他提及的各要素皆囊括在图中：在舆图分幅上，既要有大图（省图），也要有小图（府图）；在绘制内容上，既要绘出道路里程，也要绘明疆界所在。自此，分省分府道里图的体例得以确定。

二、分省分府道里图的著录与存藏

由上文可知，康熙帝曾两次下旨绘图，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康熙帝首次命各省进呈舆图；二十五年六月，重申其命并要求统一舆图体例。考察《天下舆图总折》（下文简称“《总折》”）发现，其中所载两批舆图的进呈时间与上述谕令高度契合：第一批省图集中于康熙二十四年左右进呈；第二批则进呈于二十六年前后，其中不仅有省图，还有府图，体例符合康熙帝的规定。

《总折》中仅记载了舆图的进呈时间、图名（并非确切的图名）、数量和材质；由于这些地图流传有序，根据此后的清宫舆图目录，可进一步补充这些舆图的相关信息。其中，乾隆二十六年编目的《萝图荟萃》详细记载了图册的分图图名。嘉庆十一年成书的《国朝宫史续编》（下文简称“《续编》”）卷一百中，以工部营造尺增注了《萝图荟萃》中所载舆图之尺寸，这为建立目录中所记舆图与传世舆图之间的对应关系提供了关键依据。在宣统年间内阁中书刘启瑞奉命整理的《内阁库存书目》（下文简称“《内阁书目》”）中，登载了同时存入内阁大库的外进舆图。1932年4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下文简称“《平馆目录》”）中首次详细描述了存世清宫舆图的内容特征和装帧方式，为考订舆图的真容提供了更多信息。抗战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宫内阁大库地图南迁，后有部分舆图回迁，留存于今日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也有部分地图寄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目前国家图书馆所藏舆图有目录可供查阅，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舆图也已出版图录《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和《故宫典藏古地图选粹》，并可见数字化版本。

笔者结合以上目录，进一步追溯《总折》中所载分省分府道里图的绘制内容和存藏地点，并结合图面内容初步考订各舆图的绘制年代。因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证这些舆图对初修抄本《一统志》的影响，而笔者目前仅搜集到初修抄本《一统志》中盛京、河南、湖广、云南四省的内容，故下文仅列举四省相关舆图。

（一）盛京

在《总折》《萝图荟萃》和《续编》中，均未见描绘盛京分府道里内容的舆图，所幸在《内阁书目》和《平馆目录》中有相关记载。

《内阁书目》载：“盛京五路图二幅。盛京锦州府图一幅。宁古塔等处地图一幅。”

《平馆目录》载：“盛京五路总图一大帧（墨描，满汉文，纸本。地名或单注汉文，或单注满文，不必一地兼注满汉二文字）……宁古塔地图一帧（墨描，满汉文，纸本。汉文地名以红签贴注）……奉天府图一帧（墨描，纸本。道路以红实线及红虚线表明。旧目称‘盛京奉天府道里图’，兹因其与下列锦州府图相似［亦有红线道路］，故简称如此，以示一律），锦州府图一帧（墨描，纸本。图式与上奉天府图同，疑出一人之手。图背有黄纸条记‘锦州府图’字样）。”

目录中所记“盛京五路（总）图”即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盛京舆地全图》，《平馆目录》中的“宁古塔地图”“奉天府图”和“锦州府图”即分别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宁古塔地图》《奉天府图》和《锦州府图》。四种地图均为墨绘纸本，其中《盛京舆地全图》的范围，与《奉天府图》《锦州府图》《宁古塔地图》三幅地图总绘范围相同，绘法一致，皆以红色虚线绘制道路，红色实线绘制疆界，图中标绘出四至里数，柳条边外以满文注记，可知这四幅图应为同期绘制的总图与分图，绘制体例与前文所述分省分府道里图的体例相符。

考绘图年代，康熙四年改辽阳县为辽阳州，裁广宁府设锦州府移驻锦县，十五年设义州巡检司隶广宁县，图中绘出了辽阳州、锦州府和义州。康熙二十三年于黑龙江岸筑爱珲城，二十九年移黑龙江将军驻札墨尔根，三十年于白都讷设副都统，三十八年黑龙江将军、副都统皆自墨尔根城移驻齐齐哈尔，结合图中贴签“黑龙江将军驻札墨尔根”“副都统二员驻札黑龙江城内”判断，地图应绘于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八年之间。综合地图的体例、内容和绘制年代，这四幅图应系康熙时期为修《一统志》而绘的地图。

（二）河南

《总折》记载：“康熙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外进河南总图一张，河南府图九张。”

《萝图荟萃》又分别列出九府：“河南全省舆图一张，开封府属图一轴，归德府属图一轴，彰德府属图一轴，卫辉府属图一轴，怀庆府属图一轴，河南府属图一轴，南阳府属图一轴，汝宁府属图一张，汝州图一张。”

《续编》记录地图的材质和尺寸：“河南全省舆图二幅（绢本，纵一丈一尺八寸，横一丈二尺四寸。又纸本，纵横三尺一寸），开封府属图一幅（绢本，纵四尺九寸，横五尺），归德府属图一幅，彰德府属图一幅，卫辉府属图一幅，怀庆府属图一幅，河南府属图一幅，南阳府属图一幅，汝宁府属图一幅，汝州属图一幅（以上纵横同）。”

《内阁书目》也载有：“河南全省总图一幅，河南开封府图一轴，河南归德府图一轴，河南彰德府图一轴，河南卫辉府图一轴，河南怀庆府图一轴，河南河南府图一轴，河南南阳府图一轴，河南汝宁府图一轴，河南汝州图一轴。”

《平馆目录》说明了这些地图的绘制风格与装帧方式皆一致：“河南全省道里总图一大帧（青绿画，绢本，蓝绫边。图式与前直隶道里图相似，而稍粗），河南开封府道里图一轴（青绿画，绢本，青绫边），河南归德府道里图一轴（同右），河南彰德府道里图一轴（同右），河南卫辉府道里图一轴（同右），河南怀庆府道里图一轴（同右），河南河南府道里图一轴（同右），河南南阳府道里图一轴（同右），河南汝宁府道里图一轴（同右），河南汝州府道里图一轴（同右）。”

以上河南省总图与分府图即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河南全省道里图》及《河南开封府道里图》《河南归德府道里图》《河南彰德府道里图》《河南卫辉府道里图》《河南怀庆府道里图》《河南河南府道里图》《河南南阳府道里图》《河南汝宁府道里图》《河南汝州府道里图》，这十幅图均为绢本彩绘，绘法一致，皆绘出里数、道路、疆界和河流源流，应为同期绘制的总图与分图。其中，省图尺寸为378×398厘米，分图尺寸皆为158×159厘米，与《续编》所记相合。

考绘图年代，顺治十七年（1660）裁南阳府南召县，康熙二十四年卫辉府胙城县始建砖城，图中反映了这些变化。而雍正元年因避讳改汝宁府真阳县为正阳县，三年直隶省大名府内黄县入彰德府，四年彰德府磁州往属直隶省广平府，这些更迭均未体现在图中，因此该图绘于康熙二十四年以后、雍正朝之前。综合舆图体例、尺寸和绘制年代来看，这些地图应是为编修《一统志》绘制的舆图。

（三）湖广

《总折》中未见描绘湖广省分府道里图的舆图。《萝图荟萃》中记载一幅总图和十八府分府（州、卫）图：“湖广全省舆图一张……武昌府属图一张，汉阳府属图一张，安陆府属图一张，襄阳府属图一张，郧阳府属图一张，德安府属图一张，黄州府属图一张，荆州府属图一张，施州卫图一张，长沙府图一张，岳州府图一张，宝庆府图一张，衡州府图一张，常德府图一张，辰州府图一张，永州府图一张，靖州县卫图一张，郴州属图一张。”

《续编》记录材质和尺寸信息：“湖广全省舆图二幅（绢本，纵一丈一尺四寸，横同。又纸本，纵四尺八寸，横三尺）……武昌府属图一幅（绢本，纵五尺，横同），汉阳府属图一幅，安陆府属图一幅，襄阳府属图一幅，郧阳府属图一幅，德安府属图一幅，黄州府属图一幅，荆州府属图一幅，施州卫图一幅，长沙府属图一幅，岳州府属图一幅，宝庆府属图一幅，衡州府属图一幅，常德府属图一幅，辰州府属图一幅，永州府属图一幅，靖州卫属图一幅，郴州属图一幅（以上纵横同）。”

《内阁书目》仅载三幅图：“湖广总图一幅，湖北郧阳府图一张，湖北荆州府图一张。”

《平馆目录》也仅记三幅图：“湖广全省道里总图一大帧（青绿画，绢本，绫裱背），湖广荆州府图一帧（青绿画，绢本），湖广郧阳府图一帧（青绿画，纱本，黄纸签贴说）。”

目录中所记湖广省总图即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湖广全省舆图》（见图1）。该图为绢本彩绘，尺寸369×377厘米，与《续编》记载相合。图中绘出里数、道路、疆界、河流源流。

图1 《湖广全省舆图》（局部）

考绘图年代，顺治十六年裁上津县入郧西县，康熙三年湖广分为湖北、湖南两省，四十三年置乾州厅、凤凰厅属辰州府，图中有“湖南岳州府”的标注，且未绘上津县、乾州厅与凤凰厅，因此地图反映的是康熙三年至四十三年之间的行政建置情形。综合地图的绘制内容、尺寸、绘制年代判断，该图应是为修《一统志》绘制的舆图。

（四）云南

《总折》记载云南省图：“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舆图处画的云南绢图一张。”

《萝图荟萃》载：“云南全省舆图一张，云南全省图一册。”

《续编》增加了分府图以及地图的材质与尺寸：“云南全省舆图二幅（绢本，纵七尺，横九尺。又纸本，纵三尺四寸，横四尺。又一册纸本，纵一尺三寸，横一尺七寸，凡四十八叶），云南省各府舆图一册（纸本，纵一尺八寸，横一尺二寸，凡四十八叶）。”

《内阁书目》载：“云南全省总图一幅，云南图说一册。”

《平馆目录》载：“云南全省道里图说一册（青绿画，纸本，蛀破）。”

目录中所记省图和分府图册应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云南总图》和《云南全省道里图说》，两种地图均为纸本彩绘，绘制风格一致，皆绘出道路、里数、疆界，应为同期绘制的总图与分图，符合分省分府道里图的体例。地图尺寸分别为236×328厘米和59.5×71.5厘米，与《续编》所记相合。其中，《云南全省道里图说》为残本，仅含16幅，包括云南府、曲靖府、澄江府、广西府、广南府、开化府、临安府、元江府、武定府、楚雄府、姚安府、镇沅府、大理府、永昌府、顺宁府、蒙化府，每幅图的中心部分残破不全。根据图中绘有康熙二十六年被裁撤的大理卫、澜沧卫，而未绘康熙六年被裁撤的曲靖卫、二十三年被裁的平夷卫，可知该图绘制年代在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之间，因此这些地图应为康熙时期为修《一统志》而绘的舆图。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室中也藏有一套残本《云南舆图》，共20幅，除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包含的16幅府图外，还有永宁府、景东府、鹤庆府、丽江府。从图说可知，该图册应有21幅图。图说中提及的最晚年代为康熙二十一年，图中绘有北胜州，故这套图册绘制于康熙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之间。对比来看，中国科学院藏本的尺寸为53.5×65.5厘米，略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绘制风格则与之相近，绘制内容更加丰富。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目录、考察舆图体例与考订绘制年代，可知《总折》中所记进呈于康熙二十六年左右的省图和府图，体例与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帝的规定一致，的确是为修《一统志》而绘的舆图；上文所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7种分别描绘盛京、河南、湖广、云南的地图即应是编修康熙《一统志》的参考资料。

三、分省分府道里图与康熙抄本《一统志》的比较分析

本节将通过对比舆图与抄本《一统志》，具体分析这些舆图对纂修《一统志》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总折》的记载佐证了康熙初年为修《一统志》，各省至少上呈过两次省图，有的省份如江南、广东、广西、福建还上呈了两次府图，这两次进呈的地图可能都有留存至今者。而其中康熙二十四年左右第一次绘呈的舆图并未在实际修志活动中发挥作用，只有第二次绘呈的符合舆图体例的分省分府道里图才实际影响了初修本《一统志》。也就是说，在研究康熙时期为修《一统志》绘制的舆图时，首先要分辨该图属于第几次上呈的舆图，然后才能进一步分析该图是否对抄本《一统志》产生了影响。

分省分府道里图中的里数、道路、疆界三要素，是康熙帝最重视的内容。此前学者所关注的《黑龙江流域图》和《云南临安府全图》虽然可能是为修志而绘，但由于图中并未绘出道路、里程、疆界三要素，故可能是第一次绘呈的地图，未对初修抄本《一统志》的内容产生实际影响。由于道路这一要素并未实际体现在《一统志》中，以下即通过对比舆图与志书中对里数和疆界的记录，分析初修抄本《一统志》对分省分府道里图的承袭。

据学者研究，康熙朝的《一统志》编修活动可分为四个阶段，主要由徐乾学和韩菼在康熙二十五年至四十三年间主持完成直隶、盛京、江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江西、湖广等地区的稿本。而流传至今的稿本极少且分散于各地，目前可资利用的仅有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藏本。国图本存盛京一册及奉天府海城县、盖平县、金州一册，盛京一册前载《盛京总图》（见图2）；天图本存河南开封府五册、彰德府两册，湖广荆州府三册、襄阳府两册、郧阳府一册，共十三册，彰德府、荆州府、襄阳府、郧阳府前各附一幅府图；复旦本存云南大理府、蒙化府、永昌府、永宁军民府、沅江军民府、楚雄府、姚安府、武定府、景东府、顺宁府，共四册，每府前亦各附一幅府图，共十幅。

图2  国家图书馆藏《盛京总图》

结合现存抄本《一统志》中的舆图来看，虽然在绘制内容上较分省分府道里图更简略，但编绘体例为“直隶布政司先为总图，一郡自为一图。分则粲若列眉，聚则合如连璧”，与分省分府道里图的体例一致。

进而比对疆界和里数这两项要素。综观本文考察的舆图，图中不仅以实线标绘疆界，还以文字形式标注出“四至”。因此，下面以盛京、河南、湖广、云南四省为例，将舆图与志书中的四至、里数一一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见表1）。对比时，将文献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以便于统计分析。每条文献由“四至”和“里数”两个数据构成，以表1中第一条文献“（金州）东至城子山八十里/东至城子山九十里”为例，两者对四至的记载一致，而里数相异，说明在这条文献中，初修抄本《一统志》有50%的内容与分省分府道里图相同。限于篇幅，除盛京省仅存三个地点共12条文献外，其余各省均列举40条文献于表1，因此表1中共包含132条文献264个数据。并以下划线的方式标注出《一统志》与舆图相异的内容，如果二者内容有50%以上的重合度，则可以证明分省分府道里图影响了初修《一统志》四至、里数内容的编修。

经统计，盛京、河南、湖广、云南四省共有可资对比的数据808条，其中分省分府道里图与初修抄本《一统志》共有678条数据一致，四至、里数内容相同的比例高达84%，说明二者密切相关，可见清初康熙帝命各省绘制的舆图，为初修抄本《一统志》中有关四至和里数的内容提供了重要参考。盛京、河南、湖广、云南四省图与志书所记四至、里数内容相同的比例分别为63%、83%、73%、96%，在有限的数据量基础上，反映出初修抄本《一统志》云南部分参考舆图的比例最高，盛京部分则最低。

从对分省分府道里图与初修抄本《一统志》四至、道里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在文字内容上有明显的承袭关系。然而，无论是初修本《一统志》，还是重修本或续修本，在编纂时都不可能仅依赖地图提供的信息，各地编纂的方志和官修典籍无疑是修志工作最主要的材料来源，因此，地图与志书在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异。

结   论

康熙朝各省绘制的分省分府道里图是编修《一统志》的史料来源，厘清二者的关系有助于今人深入理解《一统志》的成书过程与中国古代图文互动的传统。“图文相佐”的认知贯穿于古人的知识体系中，深刻影响着对地图与文本的认知、创作和使用，是古代历史与地理知识传承中的重要实践。分省分府道里图所展现的道路、里程、疆界三要素，是康熙帝构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媒介，康熙帝对这三要素的重视贯穿其统治之始终。在康熙朝中后期，康熙帝又相继主持编修《皇舆全览》与《皇舆全览图》两部文献，由此形成了清朝首个覆盖全国疆域的“导航系统”。

清廷三修《一统志》，“以昭大一统之盛”，在此过程中，地图始终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乾隆朝完成的初修刊本、续修刊本《一统志》，以及嘉庆重修本《一统志》中的地图体例基本沿袭了康熙朝确定的分省分府的模式，但在顺序上有所调整：在初修刊本中，各省沿革表后集中列出省图和府州分图；而在续修刊本与重修本中，府图则被分置于各府开篇之处。此外，在康熙朝《皇舆全览图》的影响下，续修与重修本《一统志》还增绘了展现清朝疆域的《皇舆全图》（或名《皇舆图》《京师图》），可见地图在地理总志编纂以及清朝“大一统”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田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地图学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