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光绪中期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机器印刷业的发展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广，民营出版业逐渐推崇石印等新技术。我国早期的石印书局集中于上海，其名号随着出版物的畅销而流行全国，“上海”“石印”“书局”遂成为图书市场中的金字招牌。一些雕版书坊见此有利可图，于是篡改牌记，试图鱼目混珠：一方面，在翻刻石印本时将原牌记中的名称替换为“上海石印书局”或“上海书局”；另一方面，在自刻书籍的牌记或题名中冒用“上海”“石印”“书局”的名号。此外，有的坊刻本还托名点石斋等上海知名新式书局。“上海石印书局”本成为晚清书业中的明星版本，这一现象反映出传统书坊在技术迭代与文化转型背景下的适应性策略。

关键词：近代；雕版印刷；上海石印书局；版本鉴定

清光绪中期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机器印刷业的发展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广，民营出版业逐渐推崇石印等新技术。晚清石印业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石印书局集中于上海，而偏远地区则因经济落后和交通不便制约了新式印刷业的发展，高昂的运输成本和紧张的供需关系抬高了石印畅销书在内陆地区的售价，“上海”“石印”“书局”成为图书市场中的一块金字招牌。传统书坊见此有利可图，却又苦于资金不足或者长路迢遥无法引入机器设备，于是一方面使用雕版手段翻刻石印本书籍；另一方面在自家刻本的牌记中仿冒“石印”“上海石印”“上海书局”“上海石印书局”等名号，企图鱼目混珠。这是近代新旧印刷技术更替和行业转型阶段的特殊情况，也是先进技术与新文化向落后地区输入时带来的附加影响。目前，鲜有学者论及这一出版现象，版本鉴定（或著录）实践中也存在误认版本类型的情况，本文即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民间对石印技术的推崇

（一）民间态度的转变

同光之际，少数口岸知识分子和旅外官员较早接触到石印技术及印刷机实物，如同治九年（1870）毛祥麟的《墨余录》、光绪四年（1878）钱德培的《欧游随笔》和光绪五年曾纪泽的《使西日记》中都有相关记载，对此啧啧称奇。不过，他们并不能代表普通民众及书业从业者的态度。石印技术本土化和商业化的过程较为漫长，从道光年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带来石印机，到光绪五年点石斋成立、光绪八年同文书局兴起，再到光绪十三年后上海石印书局林立，期间历经了近六十年。光绪二十年，时人回顾石印推广之历程说：“试观上海石印书局，其先创始者不过一家，迨闻获利，可操左券，相率继起者何止数十处。盖天下未经习见之事，苟无一人以导其先路，往往多所顾忌而不敢轻于尝试。”民国七年（1918），扫叶山房主人席威记述石印传播初期的困境说：“维时风气初开，疑信参半。信者喜其成书之速，且精美异常也。疑者虑其不能传久，纸墨或易渝也。”另一方面，传统雕版书坊因石印本的流行而失去市场份额，利益受损，于是公开抨击石印。如光绪十六年席威在《申报》发文，指斥石印举业书的科场舞弊之用与伤害视力之弊：“所印之书，较蝇头而更细，径寸之本，便于怀挟……不但蛊惑士类，显违王章，而且少年目力，暗受其伤。”北京坊间亦印发《逐卖洋板夹带书贾檄文》，抵制石印本时文选：“书贾愈出而愈奇，聚辑杂文，编成小本，名曰洋板夹带……十数家书铺竟公然发卖，肆无忌惮，违祖训而害士林。”光绪中期以后，民间对这一新技术的态度逐渐转变，从开始的质疑、抵触到认可乃至推崇。如光绪二十三年，俞樾的弟子采用石印法缩印《春在堂全书》以广流传，俞樾乐见其成，为之作诗曰：“偷来石印西洋法，此后巾箱易弆藏。”另如广州以文堂书局在开设数十年后放弃雕版，鼓吹石印，在光绪末年所印的《马拉语粤音译义》扉页识语中说：“本堂所刊各款（班）〔版〕本……概石印书籍。近日俱已改用机器石印，字（只）〔纸〕精良。”沙剑萍曾记述石印本在福建邵武图书市场中的地位称：“一些缙绅、读书人家，都以案头有几本石印的线装图书……当作一种时髦。”此外，从新式书局的命名上亦可体现石印之流行，如点石斋、上海石印书局、上海中西石印书局、上海炼石书局、天津石印书屋、北洋石印官书局等。

（二）“西法”“洋板”的盛行

雕版印刷长期以来占据我国古代印刷业的主流地位，由此产生了“刻”“镌”“付梓”“藏板”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词汇。时人出于语言惯性，在描述木活字等其他印刷方式时经常袭用雕版词汇。早期新式印刷亦受此影响，如善成堂石印本《新增诗韵合璧联珠》，其扉页题“光绪十四年新镌/西蜀善成堂藏板”。乾隆曾因“活字”一词不雅，将其改称“聚珍”，于是坊间多以“聚珍”称（木）活字本。光绪前期，《申报》馆、著易堂铅印本书籍的牌记亦作“仿聚珍版”，可见彼时新式印刷业对自身新技术的称呼尚处于“入乡随俗”的阶段。但光绪中期石印流行以后，“西法”“泰西”等词就频繁出现在石印本的牌记中：有曰“西法石印”者，如光绪十六年“西法石印”《段注说文撰要》；有曰“仿西法”者，如光绪二十年“上海仿泰西石印法”《增像绘图西厢记第六才子书》、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书局“仿西法印”《绘图中西医学入门》。有时，出版者会在牌记中较为具体地描述石印的方法，进行自我宣扬，如光绪五年点石斋印《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牌记曰“照相石板缩印”；光绪十七年上海仿古斋印《山海经笺疏》，牌记曰“用西洋五彩石印法照成”；光绪二十四年上海江左书林印《唐宋八家文读本》，牌记曰“重楷精校，用泰西脱影法石印”。有的石印书籍在书衣题签上用“石印”“石板”等词代替传统的“新镌”等广告词汇，如广州时务书局的《石印大字诗经读本》、潮州李万利和王生记发售的《石板秦世美全歌》。从报刊广告中也可以发现这种趋势，如光绪十年广州鉴古书局广告曰“仿用西法点石印书”。

图书市场对待新式印刷技术态度的转变，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尽管在此之前，有些开明士绅就曾倡议“开眼看世界”，随后洋务运动提出“中体西用”，但当时社会主要关注西方的医疗、军工以及轮船火车等重工业，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西法”，既称之“奇技”，又贬为“淫巧”。后来，随着通商开放程度的加深，西方的日用器物逐渐流入民间社会。王洁群透过晚清小说中对西方器物的细致铺陈，认为这是一种“对新形态的强势文化的追逐”。反映在出版业上，书商在牌记中标明“西法”，售书时亦宣扬“洋板”，如光绪八年啸园书局在《申报》刊登广告称“《缩本洋印地舆图》”；山东聊城的书业德销售光绪十四年点石斋石印本《尚友录》，扉页有钤印“精选洋板书籍发兑”；光绪二十年宁波茹古斋铅印《新增幼学故事琼林》，牌记右下角印有“精校洋板”四字；新市友文斋发兑的刻本《十礼拜》扉页题“翻刻洋板京调”，该书现存石印本，可知翻刻的“洋板”即指石印本；再如文顺斋刻《摘黄瓜》等唱本，扉页题“翻刻洋板时调”。

（三）坊刻本中的“机器版”

清末民初，广州、佛山和香港地区出版的唱本、小说、通书和蒙书，常常在书衣题签、扉页牌记或卷端、版心等处标识“机器版”“机器石印板”“新刻机器印”“铜板机器印”“活版”“机板”“电版”“机印电板”等字样。其中有些版本实为木刻本，如广州五桂堂所刻《声律启蒙撮要》，封面题“活版声律启蒙”，版心作“五桂堂机器板”；佛山禅镇英华书局刻《三字经》《千字文》，卷端题“机器活板”。这是因为他们在刷印雕版的过程中使用了手摇印刷机。据五桂堂书坊后人徐应溪回忆：

到了民国初年，因日本的机器印刷机传到，便以每架三百两银之价，买了两架。此种印刷，自然比以前方便而快捷。它是将木板安放在机器上，不是用电力，而是用手摇操作的，转一转便可印出十页。

对于这一现象，骆伟与朱培建均有谈及。刘淑萍进一步分析道：“所谓的‘机器板’就是采用机器印刷的一种方式，并不一定专指某一种刻印方式。”其实，不独“机器版”如此，“活版”一词亦然。刘淑萍在论述时，将雕版的“机器板”排在石印的“机器板”之前，这大概出于惯性思维。若徐应溪的记忆准确，至民国初年才引进手摇印刷机印制雕版书籍；那么“机器”一词其实更早出现于广东地区石印本的牌记中，如光绪三十四年佛山“同文堂机器印”《对类引端》，宣统二年（1910）广州“麟书阁机器印”《校正唐注写信必读》，广州双门底“古经阁机器印”《四书正文》。书坊只是在印刷雕版的过程中使用了手摇机器，却在书籍的扉页和卷端等处大肆宣扬“机器版”，很可能是先受到周围石印本标榜“机器版”风气的影响，然后才跟随潮流使用“机器”这一新提法的。

二、假托“上海”“石印”“书局”名号

同治以前，上海刻书业的规模十分有限，书坊很少。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重创了当时的刻书中心江苏、浙江及安徽，原有的行业格局被打破。在此期间，上海吸纳了大量的避难人口与资金，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迅速攀升，并借助区位优势发展图书市场，吸引江浙书坊和书业资本陆续转移。随着新式印刷技术的推广、西学的流行以及教育改制，上海成长为晚清的出版和文化中心。吴家驹称：“几乎所有有名的石印局都设在上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石印业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石印业的发展史。”张海荣发现清末许多石印本小说都有“上海石印书局”的印记，他指出，当时石印书局集中于上海，这种做法“突出的似乎是一种‘品牌’效应”。有的石印机构直接以“上海”命名，如上海书局、上洋书局、海上书局、沪江书局。许多石印书籍的牌记，题为“上海某某石印书局”。有些牌记未标出版者，仅作“上海石印”（光绪十六年《西湖十八景图》）、“上洋石印”（光绪十二年《江左校士录》）、“沪上石印”（光绪十五年《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尤其是新学书和初等教科书，多由上海各书局石印出版，在科举改制后大受外埠市场追捧。冯自由记录当日之情形为：“皆不知新学之实，于意云何。于时联袂城市，徉徜以求其苟合。见夫大书特书曰‘时务新书’者，即麇集蚁聚，争购如恐不及。”“上海”“石印”“书局”遂成为出版业中的时髦词汇，但内地人士多不了解石印技术，书坊便在牌记或题签中冒用其名，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一）翻刻本有意保留原版牌记

有的书坊翻刻石印本书籍时，故意保留原版牌记，这不同于覆刻全书时连带着牌记的情况。如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海国图志续集》，楷体小字；现存一翻刻本，改为宋体大字，其扉页却覆刻自石印本，并保留了原牌记“上海书局石印”。晚清教育家黄庆澄曾撰《训蒙捷径》，光绪二十四年天津同文仁记石印此书；现存其翻刻本，正文由楷体字改为宋体，扉页A面与原版相同，B面牌记的内容和样式略有改动，但保留了“仿泰西法石印”字样。再如光绪二十七年上海焕文书局石印《历代纲鉴总论》，其书名印在扉页A面，牌记印在B面；现存光绪二十九年覆刻本改换了原本扉页的版式，将书名与牌记合于一面，有意保留“上海焕文书局石印”的标识。

（二）翻刻本篡改原版牌记

某些书坊翻刻石印书籍时，用“上海”“石印”等突出新式印刷的字眼，替换原牌记中的机构名称。比如现存两种宋体字刻本《唐著写信必读》，其一刻于光绪二十五年，牌记作“上海石印书局印”；其二刻于光绪二十七年，牌记作“上海石印书局兑”。两书卷首均有光绪二十二年程世爵序，云“付诸石印，以公同好”，说明原书为石印本。但笔者尚未发现该书存在上海石印书局本，在光绪二十五年翻刻本之前，仅见光绪二十二年的上海书局石印本，正文为楷体字。经过比对，其内容及行款相同，应是两种翻刻本的底本。最明显的证据是翻刻本的序末题署，在撰写时间“丙申”和作者“瀛□旧主程世爵”之间空有两格；现存多个石印本中，只有上海书局本序文的格式与此相同。同时，翻刻本“瀛”字和“旧主”之间也空一格，显然有阙文。这或许是因为上海书局本之序为行书写就，“园”字不甚清晰，导致书坊抄手未能辨认。

光绪十七年广百宋斋铅印《三字经注解备要》，牌记作“光绪辛卯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现存一种光绪二十一年覆刻本，将牌记改为“光绪乙未上海石印书局校印”，覆刻的底本实为铅印本，而书坊却更钟情于使用“石印”的名号，可见“上海石印书局”的招牌比之同属新式印刷业的广百宋斋更具号召力。

明治十四年（光绪七年，1881）日本温故堂刊印佐藤楚材所编《清朝史略》，后传入中国，现存光绪二十八年理文轩中外书会及上海书局石印本；另有光绪二十八年翻刻本，其版式、字体与和刻本及两种石印本皆不相类，扉页改题“大清史略”，版心题“皇朝史略”，牌记作“上海石印书屋”。然而，笔者尚未见到“上海石印书屋”出版的其他书籍，所以此名应是书坊妄自编造，更何况该本并未使用石印技术，冒名的意味非常明显。

民国四年上海会文堂再版《初学论说文范》，现存一覆刻本，将版权页中的总发行所“上海会文堂粹记”改为“上海石印书局”，将分发行所即会文堂分店的信息改为“各省大书局”，其余内容依照原版。

民国五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初学论说精华》，扉页题“上海广益书局印行”，颇为流行；现存三种覆刻本，牌记分别改为“上海书局印”“上海书局印行”“上海石印书局印行”（见图1）。通过与原版比对，可以发现这三种牌记均经过刻意改造。经查，上海书局或上海石印书局没有出版过《初学论说精华》，况且民国时延续了清末颁布的《著作权法》，上海书局应不会明目张胆地盗印此书。因此，这是书坊覆刻原书时篡改的结果。

（三）书坊伪造“石印”牌记

有的书坊在刻本牌记中伪造“石印”或“某某书局石印”的名号，但其书籍内容并非翻刻自石印本。换言之，与上述两种情况不同，对于这些刻本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石印的底本。

光绪十七年石渠山房刻本《套板详注笔耕尺牍》，扉页题“笔耕斋尺牍提要释注”，牌记作“光绪辛卯仲夏石印”。此书实为雕版，也没有采用套印技术。同时，现存石渠山房所印书籍皆是木刻本。那么，此书及其牌记有可能覆刻自石印本吗？恐怕也不是，因为石印本一般字小行密，而此本字大行疏。实际上，其底本应为光绪十二年文海堂朱墨套印本《新增硃批笔耕斋尺牍提要》。两书版式相同，但文海堂本卷端题名为“套板详注□□□尺牍”（见图2），空白处或许是留待朱印，不知为何没有完工。石渠山房覆刻时将题名补全（见图3），但填入的“笔耕”二字与上下字体明显不同，且字号较大，仅用两字便将原来三个字的留白潦草塞满。

光绪五年管斯骏编《知愧轩尺牍》，由苏州管家园刊行，颇为畅销，现存多种翻刻本；石印书局也誊抄缩印，但石印本的扉页题名皆改作“增广详注三百六十行尺牍”，目录及卷端题名也改为“尺牍”或“三百六十行必要尺牍”。该书现存一种光绪二十一年的翻刻本，扉页A面为一品山人题署的“增广详注三百六十行尺牍/知愧轩藏本”，B面题“光绪乙未仲夏上海石印”，版心底端刻有“管可寿斋”。经过比对，其内容、版式与光绪十九年管家园重刻本完全相同，却伪造“石印”的名号。

不同书坊在冒用出版业流行营销词汇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单独选择“石印”一词，有的则将“上海”“书局”“石印”视作一个条目整体使用。现存写刻本《草书集成》五卷，扉页题“草字汇”，牌记作篆书“光绪丙戌孟冬上海书局石印”，卷首有乾隆蒋光越序，卷端题“庄门熙纂辑”。该书疑点颇多。首先，《草字汇》为乾隆间石梁所编，现存多种版本，其版式内容一般都遵照乾隆刻本，卷首有赵思道、蒋光越等序及石梁后序，不分卷，按偏旁分为214部，这与《草书集成》的情况大不相同。其次，庄门熙是日本文人，《草书集成》的版式字体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和刻本风貌。经核验，该书的内容实为庄门熙所编《墨客草园》（初刻于明治十二年，次年再版）。《草书集成》的正文乃用《墨客草园》之书版刷印，但书坊篡改了原书题名，并剜去版心书名，书前副文本则配以《草字汇》的内容。此外，前文已述光绪十三年以前上海书局鲜有出版活动，光绪十二年（丙戌）出版的书籍仅此一例；而且较少使用篆书牌记，那么《草书集成》的牌记是从何而来？光绪十二年，同文书局曾照相石印《草字汇》，比较两书牌记，除“同文”二字外完全一致，可见《草书集成》的牌记乃书坊覆刻同文书局本扉页时剪裁牌记内容、更改其行款所得。至于作伪时间，很有可能是在“上海书局”本流行以后。

光绪二十七年写刻本《历代史论》，扉页题“新刻时艺启蒙六种/德和书局藏板”，牌记作“上海书局石印”，目录和卷端题“历代史论”。此本字大行疏，不似覆刻，其内容也与清代通行的张溥《历代史论》及上海书局光绪二十四年石印本《历代史论》、光绪二十七年秋石印本《历代史论一编》、光绪二十七年冬石印本《史论汇选》均不相同。该书仅选文11篇，与同类石印书籍相比数量较少，没有发挥出缩印的优势，所以也不是翻刻自其他石印本。笔者比较发现，其对上海书局牌记的模仿几可乱真，可见下过一番功夫。

光绪二十三年刊刻的预言书《刘先生金柜锦囊》，字大行疏，扉页题“上海石印书局发售”。经查各家书目、报刊及数据库，皆无此书存在石印本的记录，可见是书坊冒用“上海石印书局”之名。坊间唱本《（新刻）天津开嗙》的情况与之类似，仅有4叶，扉页题“上海石印书局。光绪二十七年，书坊编刻策论文选《正义启蒙》，托名“张之洞鉴定”，牌记作“上海书局藏板”（见图4左），其版式字大行疏；该书又有光绪二十九年翻刻本，其牌记改题“上海石印书局”（见图4右）。

有的编目者受到伪造牌记的影响，误将刻本著录为石印本。如光绪二十九年曹汝英的《数学上编》初刻于广州，现存光绪三十年覆刻本，版式和字体相同，牌记却作“上海德新书局石印”。据调查，德新书局除此之外，并未在近代出版过其他书籍，且笔者经眼的题“德新书局”者皆为刻本。因此，该书系冒用“石印”之名，而广州图书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却误认作石印本。再如上文提到的坊刻本《草书集成》，有多家图书馆皆错误著录为“上海书局石印本”。杨娟《上海书局古籍出版目录》及其附录《上海石印书局出版古籍目录》中，多个条目的版本项也存在讹误，如《新撰初学论说精华》《新撰初学论说指南》《国民学校新编论说启蒙》等。

不止刻本如此，有的书籍正文为铅印，只有卷首的序文、绣像或插图是石印，但其牌记中仍大书“石印”。如光绪十八年上海五彩书局所印《御纂医宗金鉴》，仅扉页图案为朱色石印，其余内容皆是铅印，却在牌记中自称“石印”。光绪二十年上海管可寿斋所印《新辑上海彝场景致》全为铅印，牌记却题“管可寿斋石印”。某书商铅印《东周列国志》，其插图照相翻印自点石斋本，并打着“石印”的幌子吸引顾客；光绪十八年，点石斋登报揭露这一现象：“现有射利者，即将点石全书翻印出售，或将图像附入铅版，以充石印。”光绪前期煊赫一时的新技术“铜版印刷”，在光绪中后期亦冒用石印之名，如光绪十三年东壁山房使用铜版缩刻技术翻印光绪八年点石斋石印本《点石斋考正字汇》，但将题名中的“点石斋”改为“重校石印”，牌记亦自称“石印”。同为新式印刷技术的产物，却要打着“石印”的名号，可知“石印本”一时风光无两。

（四）刻本题名冒用“石印”

光绪三十年广东通艺局石印《改正绘图字学良知》（见图5），现存广州麟书阁覆刻本，把原版题记中的“通艺局石印”改刻为“麟书阁藏板”，在出版日期旁新增刻工信息“顺邑冯耀祥承刻”（见图6左）。但覆刻本的封面题签却作“石印绘图字学良知”（见图6右），有意新增了“石印”一词。

宣统二年东昌（今山东聊城）恒庆堂所刻《三字经》，扉页题“石印三字经”。然而，此本既无绘图，亦无注释，只有大字正文，是较为常见的版本。与之类似，民国二十五年东昌宝兴堂刻《百家姓》字帖，扉页题作“石印百家姓”。因此，其题名并非来自某一石印本，而是为了赶时髦以“石印”为噱头。或许因为上述作伪手段过于粗糙，易被识破，在山东地区的图书市场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济南志成书局出版《千字文》时在扉页上栏大书“真正石印”四字以证清白（见图7）；但同时又在牌记中使用“梓”一词。经笔者目验，该本实为刻本，其版式与东昌文酉堂、济南志兴堂刻本并无二致，且志成书局在清末所印书籍皆为雕版，未曾从事石印，此举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

（五）“上海本”的品牌效应

从上文的举例中已可隐约看出“上海本”在晚清书业中炙手可热，其知名度远播内陆地区，吸引书商纷纷仿冒，这里再举几例，以见其品牌效应。

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湖南新学书局辑刻丛书《西史汇函》四种，其中《大英国志》和《俄史辑译》的牌记作“湖南新学书局刊行”（见图8左），《翻译米利坚志》和《法兰西志》的牌记作“新学书局仿日本板刊行”。后来，其他书坊翻刻此书，将牌记中的“新学书局”皆改作“上海书局”（见图8右）。

光绪二十九年文明书局铅印《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现存一覆刻本，将原版权页上的发行所、印刷所等信息一概刊落，唯独把“著作者无锡丁宝书”剜改为“编著者  上海书局”。又如木刻本《新增绘像梦解全图》的卷端、版心及卷末均题“上海书局”，唱本《（新刻改良）打辽县》的扉页牌记亦作“上海书局”，但两书皆为宋体字，且字大行疏，与从事石印之上海书局并无关联。

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极为畅销，截至民国九年二月，已经印刷1441版。原书为石印本，牌记作“商务印书馆发行”；现存一覆刻本，将其改为“上海印书馆出版”。其中“上海”二字为后来剜改，可见坊间对“上海”的推崇。清末民初，荣顺书社刊刻《（新出）孟姜女唱春》，扉页题“上海分此”，这与当时其他行业对上海的尊崇类似，如河南开封的中英、太和等药房均打着“上海分此”的旗号。木刻唱本《（新出）张二妹反情》及合记书局刻本《（新出）打纸牌》，其扉页皆题“上海洋板抄本”，所谓“洋板抄本”或许就是指石印本。

此外，还存在传统书坊“托名”上海著名新式出版机构的现象。如光绪十年刻本《牙牌神数详解全图》，宋体字，字大行疏，扉页题“上海点石斋重刊”。然而，点石斋以石印为业，未闻有刻书之事；其牌记一般是篆书或楷体，典雅美观，内容为“点石斋印”“石印”“缩印”等，尚未见“重刊”字样。经查，此书的内容、版式与同治元年爱莲堂刻本相同。另如光绪二十四年书坊翻刻陈炽的《庸书内篇》及《外篇》，并将序文名称改为“掌故”，目录改题“掌故精华”；新刻扉页，题“中外掌故精华合编”，托名“上海格致局藏板”。光绪三十年刊印的懒余生《亚洲泡》，牌记作“上海广智书局校印”，但广智书局经营铅印，自建有活版部，应不会使用雕版。此书为宣扬变法之作，而广智书局由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创办，所以书坊主大概想借其名号加强广告效应。当然，这也有可能是避祸之举，作者使用笔名，出版方亦假托广智书局，或为躲避清廷追查。另如民国写刻唱本《（特别改良）孟姜女》，扉页题“上海世界书局”。经查，世界书局并未出版过此书，而且其牌记一般会在书局名称后加上“发行”“印行”“出版”等字。

结   语

在中国古代出版史的长河中，曾出现过多种“明星”版本：有以官方机构名者，如“官板”“监本”；有以地域名者，如“京本”“蜀本”“古杭”“苏板”等。这些机构或地区以校刻精良著称，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故而拥有专属名号。与此同时，坊间艳羡其名，导致冒用现象泛滥。比如某些镌刻或钤印“姑苏原本”的书籍品质很差，甚至佛山书坊销往越南的汉喃合璧书籍，也有此类钤印，“‘苏州’‘姑苏原本’和‘姑苏原板’这样的名号，变成一个纯粹的符号性的东西，一个招徕客户的招牌”。“上海本”或者说“上海”“石印”“书局”本的情况与之类似，其成为中国刻书史上最后一种明星版本。有趣的是，雕版书坊竞相仿冒的版本，并非刻本，而是异类的、新兴的石印本。牌记中的“上海”与“石印”也已超越地理概念和技术范畴，成为“新学”“洋气”的文化符号。导致这一版本现象产生及发展的重要原因，除了印刷技术的更新外，还离不开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郭平兴曾谈及新式印刷术对近代中国书业的影响及相关研究方法，提出“将印刷技术史与经济史、社会史、商业史、文化史等结合起来”。维新运动的冲击、新式教育的推广和科举制度的改革，促使上海不仅成为近代的出版中心，同时也是新文化中心。当地石印书局及时转换思路，出版了多种时务和西学书籍，石印本因出书快、容量大和易携带等优点而大受追捧。彼时对书籍版本而言，其权威性不仅源于“校刻精良”，还来自对“现代性”的象征性占有。

晚清西学东渐，新旧交融，尽管出版行业引入印刷机器，但传统的刻书业未被快速淘汰，而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灵活的适应性。“上海”“石印”“书局”的标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潮，吸引传统书坊在出版物中仿冒其名。这一行为不仅有利于提高书籍销量，也从侧面帮助石印书局做宣传，进一步推动上海出版的新学书籍和教科书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行。近代雕版书籍冒用上海石印名目的现象，既展现了传统书坊在技术迭代与文化转型背景下的适应性策略，也折射出中国出版业复杂的现代化进程。

虽然仿称“石印”的刻本能够欺瞒一部分消费者，但终归不是长久之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必然会接触到真正的石印本，了解这一新式印刷术。中西部省份的书业资本也逐渐嗅到商机，产生投资石印的兴趣。清末民初，随着交通改善和技术扩散，各省开始引进石印设备，县级区域也陆续出现民办石印机构，如山东梁山的文萃石印馆、浙江浦江的新新铅石印书馆、湖南资兴的振文图书石印局、四川绵阳的文蔚石印馆、重庆涪陵的新民石印纸庄和云南通海的文明石印馆等，上海逐渐失去了石印行业的垄断地位。

【作者简介】孙云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出版史、明清书籍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