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元陶宗仪抄本《白石道人歌曲》于清雍乾年间重现之前，黄昇《花庵词选》所选白石词主导着姜夔词的流播与阅读。四种稀见明抄本《白石先生词》为重新考察姜夔词在晚明清初的传播提供重要实证。其中三种“阙两调”本可印证明末毛晋“白石词盛行于世”之说；南图本则作为朱彝尊辑本的重要来源，影响了清初诸种白石诗词合编本，该本中保留的宫调信息又为《钦定词谱》所采录。不同时期流行的版本面貌影响着读者的阅读视野，这一差异在浙西词派两代宗主朱彝尊、厉鹗对白石词的摹习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反映了版本传播和文学接受之间深刻的互动过程。

关键词：《白石先生词》；《花庵词选》；明抄本；朱彝尊；厉鹗

引   言

姜夔是南宋首屈一指的词坛大家，于婉约、豪放之外，别立清雅一宗，一时从者甚众，余绪远被清初浙西词派。目前学界对于姜夔词版本的认识多依循夏承焘厘分的版本谱系，将现存白石词抄刻本分为“钱希武刻本”和“《花庵词选》本”两脉。其中，“钱希武刻本”一脉由元陶宗仪抄本《白石道人歌曲》绵延一线，收词84首（正集66首、别集18首），夏承焘称之为“姜词最全最古之本”，故特重之。该本直到清雍正、乾隆年间才由楼敬思于北京购得，转而为多家抄刻，陆钟辉四卷本、张奕枢六卷本及江炳炎、厉鹗抄本均从此出。而“《花庵词选》本”（以下简称“花庵本”）一脉，虽有多种明抄本及清初抄刻本留存，却因收词少，并未受到当今学界的足够重视。夏承焘于花庵本系统之下仅列出汲古阁本、陈撰编刻本（包括曾时灿本、洪正治本）及俞兰刻本三种；一些学者虽关注到相关书目对花庵本系统明抄本的著录，然因未能亲睹，没有展开深入考察；至今考察白石词版本最多者为宋东晗《姜夔词版本研究》，作者目验过花庵本系统的石村书屋本《白石先生词》，认为该本“不足为校勘姜词之善本”，而未寓目其他抄本。

然而，回归到文献传播及阅读史的层面来看，明末毛晋校刻《白石词》之跋语称“白石词盛行于世”，显然不是指“钱希武刻本”一脉中的任何一种；反倒是花庵本一脉，才是白石词明代至清初传播的重要载体，并进而影响了清初浙西词派的创作实践，故而有必要结合现存版本，予以重新检视。

一、“阙两调”本《白石先生词》与花庵本系统：晚明白石词版本的阅读主流

白石词最早著录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白石词五卷”，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据此著录，该本今已无考。张炎《词源》序称“旧有刊本《六十家词》”中含“姜白石”词，亦无文献可征。

清雍正年间重新现世的《白石道人歌曲》是元陶宗仪抄本，而陶抄本可以追溯到南宋嘉泰年间钱希武刻本，钱刻原本有《正集》六卷，《别集》应为后人辑补而成。陆钟辉本《别集》卷末有赵与訔跋称：“嘉泰壬戌刻于云间之东岩，其家转徙自随，珍藏者五十载。淳祐辛亥复归嘉禾郡斋，千岁令威，夫岂偶然？”嘉泰二年（壬戌，1202），姜夔尚在世，夏承焘认为钱希武乃姜夔世交，所刻六卷本应为白石手定。比照宋元时期的白石词阅读情况，如南宋刘克庄评价为“佳甚”的平声《满江红》，《后村诗话》收录姜夔自序及全词；赵以夫《虚斋乐府》赋咏梅花，仿制《角招》《徵招》二首；元代陆友仁《研北杂志》摘录《庆春宫》词句，邵亨贞拟《杏花天（影）》等，这些词或长序皆在《白石道人歌曲》收录范围内，而在黄昇所选34首白石词范围之外，说明《白石道人歌曲》在宋元之际有所流传。

至明代，内阁仍藏有《白石道人歌曲》，《文渊阁书目》著录“《白石道人歌曲》一部一册完全”，《内阁藏书目录》著录“《白石道人歌曲》一册全。宋庆元间番阳民姜夔奏进乐章”。然私家藏书目录中，《白石道人歌曲》则相对隐没。叶盛《菉竹堂书目》虽著录“《白石道人歌曲》，一册”，然该目今传多为伪本，系抄录《文渊阁书目》而成。赵用贤《赵定宇书目》载“向丰之、白石、竹屋、履斋等词，一本”，则似为合编本。

值得关注的是，明中后期私家藏书中出现了一些题为《白石先生词》的抄本。旧题“西涯主人”（李东阳）所编《南词》最早见于明人李廷相双松堂家藏目录，记为“《南词》二套，钞，八十五本”，原书凡词集六十四种、八十七卷。今存明末清初抄本，凡四十二种、四十九卷，已非全帙。因此书“凡汲古阁已刻者不录”，故总目中虽有“《白石先生词》一卷”，正文却无载。幸而尚有另外四种词集丛编中存有《白石先生词》：

1.绍兴图书馆藏《宋元明词》（索书号：善0067/00024，以下简称“绍图本”）。此本一名《百家词》，与天津图书馆藏明吴讷编《唐宋名贤百家词》有所出入，其中《白石先生词》仅见于绍图本。绍图本第四册封底纸张存留两盐课司大使正德十年（1515）、正德十三年到任信息，故该本抄写时间可能在正德十三年稍后。

2.国家图书馆藏石村书屋抄《宋元明三十三家词》（索书号：15663，以下简称“石村书屋本”）。此本原为郑振铎旧藏，抄写时间尚难考订，但从集中大量“竹垞”“遗谷”“瑶星”等钤印来看，该本明末清初时已在文人间广泛流传。

3.日本静嘉堂藏《白石先生词克斋词》（一八函，八架，以下简称“静嘉堂本”）。此本乃姜夔《白石先生词》与沈端节《克斋词》合编本，为陆心源皕宋楼旧藏。《皕宋楼藏书志》著录为“旧抄本”。

4.南京图书馆藏《宋二十家词》（索书号：GJ/EB/112020，以下简称“南图本”）。此本原为许周生所藏，后为丁丙购得，含《宋十六家词》八册与《四库附存》一册。其中《白石先生词》为《四库附存》的最后一种，丁丙判定为明抄本。

现存四种抄本中，绍图本、石村书屋本、静嘉堂本《白石先生词》目次基本一致，均收词32首，依宫调排次。三本中《扬州慢》一首小序末都有“此后凡载宫调者并是自制曲”句，与《花庵词选》所载相同，而《白石道人歌曲》一系则无，故可将之归入花庵本系统。与黄昇所选34首白石词相较，三本序次与之基本一致（唯“探春慢”并未列于第一首，位于第24首），且三本均阙《湘月》《点绛唇》两调，与毛晋《白石词》跋语所谓“白石词盛行于世，多逸‘五湖旧约’（《湘月》）及‘燕雁无心’（《点绛唇》）诸调”之说相符，可见毛晋所谓“盛行于世”的残缺之本确有其实。姑将这种存词32首的白石词本统称为“阙两调”本。“阙两调”本至今尚有三种存世，可见其于明末清初传播之盛。

从排次顺序、题序删减和异文情况来看，三本存在同源关系。比勘异文，三本一致并与《花庵词选》相合者，如《翠楼吟》中“花娇英气”，张奕枢本《白石道人歌曲》作“花消英气”，《解连环》中“玉鞍重倚”，张奕枢本作“玉鞭重倚”等；三本一致而与《花庵词选》《白石道人歌曲》不同者，如《扬州慢》中“村郎俊赏”，《花庵词选》《白石道人歌曲》作“杜郎俊赏”，《小重山令》中“香远茜红归”，《花庵词选》《白石道人歌曲》作“香远茜裙归”等。三本中不少阙文位置也几乎一致，其中《蓦山溪》《齐天乐》《探春慢》三首阙文尤多，以《探春慢》上阕为例（见表1）：

三本《白石先生词》的同源关系显而易见，那么，三本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传抄关系呢？判断三本关系，关键在于各本之间是否存在彼此独立的异文。其中绍图本讹文、脱漏最多，似未足作为抄写底本，异文为别本所无者，如《一萼红》中“金盘簇燕”作“全盘族燕”、《忆王孙》中“两绸缪”作“绸缪”等。石村书屋本抄写更精，但也存在不少脱误情况，如《暗香》中“千树压西湖寒碧”脱“千树”两字，《凄凉犯》中“不肯寄与”脱“与”字等。相对来说，静嘉堂本最善，偶有形讹，如“小重山令”误为“小童山冷”（另两本作“小重山冷”），“解连环”作“辞连环”（另两本不误）；《鬲溪梅令》中“又恐春风归去绿成阴”与绍图本“尺恐春风归去绿成阴”、石村书屋本“只恐春风归去绿成阴”不同，而与《花庵词选》一致。以上可见，三本之间存在相互独立的异文，因此不存在直接的传抄关系。

由此可以推断，三种存词32首的《白石先生词》应当分别抄自某个“阙两调”的祖本，而祖本源出黄昇所选34首白石词。“阙两调”本《白石先生词》的流传，为毛晋“白石词盛行于世”之说提供了直接证据。

毛晋《白石词》跋中又称：“前人云：‘花庵极爱白石，选录无遗。’既读《绝妙词选》，果一一具载，真完璧也。”其中，“前人云”可考知为卓人月、徐士俊编《古今词统》所谓“花庵《绝妙词选》，凡白石所作，具载无遗”。由此可见，尽管收词84首的《白石道人歌曲》一册本见载于明代内阁书目，但到明末，黄昇《花庵词选》所选34首白石词已被视为全帙。《花庵词选》在明代的传刻盛行之本为万历二年（1574）舒伯明据宋本所刻《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及万历四年续刻《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万历四十二年秦嵎据舒本重刊，毛晋汲古阁本《白石词》也以舒本为底本。“阙两调”本《白石先生词》应为《花庵词选》析出的单行本，在明代较为流行。

目录、版本的考察反映的是文献的客观条件，人们真实的阅读情况如何，还需深入选本、批评等文学接受作品中予以考量。与黄昇《花庵词选》同时代的《阳春白雪》选白石词11首，其中有3首（《月下笛》《点绛唇·金谷人归》《浣溪沙·钗燕笼云》）逸出花庵本范围，而见于《白石道人歌曲》。但随着晚宋典雅词派的兴起，花庵本所选34首白石词逐渐成为白石词阅读的主流。周密《绝妙好词》选白石词13首，皆在花庵本所选范围之内。张炎《词源》及其弟子陆辅之《词旨》推尊姜夔，多有评论，均不出花庵本所选范围。

在张炎之后，花庵本所选白石词成为历代批评的焦点。元末顾瑛《制曲十六观》评白石词多沿袭张炎词论。及至明代，杨慎《词品》论白石词首段抄撮黄昇题词，摘选词句异文形态同花庵本。虽然明代风行的《草堂诗余》并未收录白石词，但“草堂”系列中时现白石词身影：顾从敬《类选笺释草堂诗余》续选收入《惜红衣》《琵琶仙》两调；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沿用顾本体例，增入白石词7首，《发凡》云“博综《花间》《樽前》《花庵》”，《琵琶仙》眉批复蹈张炎词论。《花草稡编》作为明人选唐宋词数量最多的词选，收录白石词18首，题序删减情况亦同花庵本。可见，花庵本所选白石词即为明代白石词阅读的主流。

明末，毛晋汲古阁刻《宋名家词》中的《白石词》将花庵本所选34首白石词系统定型，集前有“花庵词客”题词，集后有毛晋跋语、黄仪校语。汲古阁本《白石词》成为清代不少读者阅读白石词的初始读本，也是清初几种白石词本“宣称”的辑佚基础，更是朱彝尊《词综》选录白石词的来源。如果说白石词在南宋和清初各有一次经典化的过程，那么两次地位抬升涉及的文献文本皆与花庵本所选白石词密切相关。

二、朱彝尊辑本的承嬗：南图本《白石先生词》与三种清代合编本

在汲古阁将花庵本所选白石词定型之后、陶宗仪抄本《白石道人歌曲》重现之前，白石词的版本仍然迭出新变。这一时段需要注意的是南图本《白石先生词》的深远影响以及朱彝尊辑本的关键作用，清初柯崇朴抄本、俞兰刻本、陈撰本等白石诗词合编本皆与之相关。

与前述三种“阙两调”本不同，南图本《白石先生词》收词54首，文本来源较为复杂。该本《扬州慢》小序末亦有“此后凡载宫调者并是自制曲”句，可见源出花庵本系统。同时，该本亦与三种“阙两调”本相近。在词调编次和题序删减上，四本均自《一萼红》始，词调排序基本一致，唯《齐天乐》《法曲献仙音》等五首在南图本中相对后置；在阙文上，四本《探春慢》中脱讹基本一致，如上文表1所示；在异文上，四本亦有多处一致，南图本中不乏如“村郎俊赏”“香远茜红归”等“阙两调”本特有的异文。故而可知，南图本《白石先生词》是在“阙两调”本的基础上增辑而成的。

至于南图本羡出的22首词，尚无明确的文本来源。其中一部分如《诉衷情令·端午宿合路》等11首，与《白石道人歌曲》内容一致，应为姜夔所作。另外11首未收入《白石道人歌曲》，多依前调排次，且多在词集后部，存在补辑痕迹，当为羼入之词。其中可考知作者的有8首，在清代以前词选中，均未见有题为“姜夔”所作者。另外3首出处尚难考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羼入之词同样被收入清代三种存词58首的白石诗词合编本中，这为考察各合编本的文本来源提供了直接线索。

（一）柯崇朴抄本系朱彝尊辑本孑遗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白石道人诗集》《白石先生词集》合编本（索书号：LSB/454），系李盛铎旧藏，钤有“麐嘉馆印”等印。卷首有柯崇朴康熙二十四年（1685）序文，曰：“右白石道人诗集一卷，系宋刻旧本，朱检讨竹垞向总宪徐立斋先生借抄得之，其长短句则竹垞即虞山毛氏所刻宋词乐章集，更旁采诸书，合得五十八首为一卷，复以其所为《大乐议》《续书谱》《兰亭（祓）〔跋〕》《禊帖偏傍考》《诗说》并附其后。”说明该书为朱彝尊所辑（以下简称“朱彝尊辑本”），其中诗集据徐元文所藏宋本移录，词集则是兼采毛氏汲古阁词集及他书而成，共辑得白石词58首。序中又有“余既转写之，因述其始末如此”云云，落款“康熙乙丑孟秋下浣题于东鲁道中”，其下有“柯崇朴印”“敬一”二章，可见该本系柯崇朴过录朱彝尊辑本而成（以下简称“柯抄本”）。考朱彝尊、柯崇朴行迹，两人在康熙二十四年确有交往。《圣宋文选》前有柯崇朴序云“乙丑岁至京师，朱检讨竹垞过余寓舍，因以访之，转假得是书”，该书亦为昆山徐立斋所藏，应为朱彝尊在同一时期与《白石道人诗集》一同转借抄录。

需要说明的是，朱彝尊辑本虽在后世流传中声渐不闻，但清初应在一定范围内有所传播。陆钟辉在乾隆八年所刻《姜白石诗词合集》序中提及“乐章自黄叔旸所辑《花庵绝妙词选》二十余阕外，流传者寡；虽以秀水朱竹垞太史之搜讨，亦未见其全”，说明其对朱彝尊搜辑白石词一事有所了解。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白石道人诗集》《白石先生词集》合编本（索书号：10326），钤有“谦牧堂藏书记”“兼牧堂书画记”印，可知曾为纳兰揆叙旧藏。该本《白石先生词集》收词57首，较柯抄本缺《庆春宫》（残句）一词，其余词目、题序皆同。朱彝尊与纳兰氏交游甚密，此本也应出自朱彝尊辑本。曹炳曾《书姜白石集后》云：“小阮谔廷近从其外家郡城陆氏借得钞本，为前辈钱君介维所藏，焦征君广期校阅者，计共五十八阕……兹本有诗二百余首，杂著数种，是可宝也。”该抄本今虽不存，但结合“有诗二百余首，杂著数种”和词“共五十八阕”等信息可推知，该本亦属于朱彝尊辑本系统。

朱彝尊辑本原本不存，考虑到柯、朱二人的词学密友关系，可以将柯抄本视为目前最能反映朱彝尊辑本原貌的本子。因此，下文讨论各本关系时均以柯抄本作为具体参考对象。

（二）俞兰刻本同出朱彝尊辑本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武唐俞兰刻《白石诗钞》不分卷《词钞》一卷（索书号：rb0720，以下简称“俞刻本”），《诗钞》下题“武唐吴淳还迕侬编订”，《词钞》前有柯煜、吴淳还、黄昇序，目录下题“武唐俞兰圣梅校阅，陈大经弘道一字理亭参详”，目录后有俞兰跋文。该本卷首的柯煜序文尚乏学人关注，今移录于下：

余年十七八，日事填词，其于白石老仙手胝口沫，服习之深，不翅冬之炉、夏之翣也。于时《暗香》《疏影》，臧获皆呻吟之。犹忆乙丑秋夜，凉蟾满庭，余与钱孺人缀辑（萧）〔箫〕谱，小婢缝云凭阑私语，曰“此真旧时月色也”。钱孺人匿笑不止，余曰“小红低唱我吹箫”，岂知五百年后又添此一段词话耶？顾余所及见者，惟花庵《绝妙词》所载耳。适舍人伯父自京师归，钞得平调《满江红》诸阕，为之狂喜累月，胜获真珠船矣。其后戊辰，余洗心学佛，乙亥在京师，又有事于学仙，于是忏除绮语，唐捐昔梦。巾箱棐几，非贝多之语，即藻笈之书，而姜氏一编，亦复散佚无存。余友吴子改庵藏弆斯集，加以搜辑，独为完备，而余表侄俞子圣梅雅有倚声之癖，两人同心商榷，将取姜氏词镂版行世，属余题其端。余翻阅数四，回忆二十年情事，恍如隔世，盖不待探羊氏之环、拾永师之纸而已，俯仰苍茫，百端交集。因念吴子奥学惊才，压倒侪偶，而近来息影逃禅，至以“改庵”自号，其微意殆可想见。若圣梅，年少耽嗜声律，其情寄欣赏，颇与余畴曩相似，第不知更阅二十年，其况味又当何如也。白石之诗，独开异境，当时诚斋、千岩、石湖交推重之，今改庵、圣梅将并梓以传，独余于白石之词则以其习之久而嗜之专也，故尤乐道之。香藏道人柯煜。

序中自言少时所能见白石词者“惟花庵《绝妙词》所载耳”，“适舍人伯父自京师归，钞得平调《满江红》诸阕，为之狂喜累月”，其“舍人伯父”正是时任内阁中书舍人的柯崇朴，而其自京师归来的时间“乙丑秋”，也与柯抄本序言落款“康熙乙丑孟秋下浣”一致。柯煜序中虽言及柯崇朴抄得《满江红》事，但似乎并未寓目朱彝尊所辑58首的原始形态。而吴淳还序曰“常熟毛氏汲古阁本，于姜氏一家，仅据《中兴绝妙词选》载三十四阕，其为不全不备可知。余尝以暇日广搜远辑，更得散见者廿四阕，合之共计五十八阕，录成一帙。中年无欢，聊代丝竹而已。一日，俞子圣梅过余小斋，读而善之，遂付诸梓”，自称是在花庵本34首基础上搜辑而成58阕本的。该本未题年月，因俞兰跋语云“玉田《山中白云词》钱塘龚氏已有刻，惟白石词则尚缺然，洵为恨事。爰加校勘，镂版以行”，不少书目遂以龚翔麟刻《山中白云词》的时间为准，将俞刻本粗略定为康熙年间本。如今，根据柯煜序文“乙丑（1685）秋夜”“回忆二十年情事”云云，可以推断该本大致刻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左右，时间在柯抄本之后。

那么，柯抄本、俞刻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它们与南图本的关系又如何？尽管柯崇朴序称朱彝尊辑白石词的基础是毛氏汲古阁词集，但从词目来看，柯抄本前54首与南图本一致，羼入词也照收，南图本《白石先生词》应为朱彝尊“旁采诸书”的重要参考。与南图本所收54首白石词相较，柯抄本多出《满江红》、《鹧鸪天·元日》、《浣溪沙·春怀》、《庆春宫》（残句）四首，又符合柯煜所言其伯父“钞得平调《满江红》诸阕”之事。此外，柯抄本与南图本之间存在多处相同的异文，如《花庵词选》及静嘉堂本《齐天乐》“一声声更苦”一句，绍图本、石村书屋本作“一声□更去”，南图本、柯抄本俱作“奈声声更苦”；又如，《花庵词选》及“阙两调”本《玲珑四犯》一首，南图本、柯抄本俱作“四犯玲珑”等，均可辅证柯抄本（朱彝尊辑本）源出南图本。

俞刻本收词58首，与柯抄本同，但在词调排序上则按照字数排列。与过录自朱彝尊辑本的柯抄本相较，俞刻本在题序删减上与之几乎一致，如《满江红》一首，《花庵词选》及“阙两调”本、南图本均无，俞刻本柯煜序称平调《满江红》由柯崇朴自京师抄得，柯抄本中有题序“自序：《满江红》旧词用仄韵，多不叶律。如‘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协音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席风，当以平韵《满江红》为神姥寿。’言讫，风与帆俱驶，顷刻而成。末句云‘闻佩环’，则协律矣”，俞刻本题序与之一致。正文中，俞刻本与柯抄本也存在不少相同的异文，如《探春慢》“乱鸦迷日”，别本作“乱鸦送日”；《小重山令》“斜横花自小”，别本作“斜横花树小”等。故而，吴淳还序中所谓“更得散见者廿四阕”，或非从各本辑出，而是直接或间接参阅朱彝尊辑本。

以上可证，柯抄本、俞刻本皆出自朱彝尊辑本，而朱彝尊辑本的重要来源即为南图本。

（三）陈撰本亦出自朱彝尊辑本

清初白石诗词合编本中，陈撰本较柯抄本、俞刻本传播范围更广。康熙五十三年，陈撰完成白石诗词的编刊工作，《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提及的“《白石词集》一卷”即此。康熙五十七年，曾时灿以陈撰诗词合刻本付之广陵书局刊刻。雍正五年（1727），洪正治又据陈撰校勘本覆刊白石诗词合刻本，乾隆三十六年（1771）重刻。由于曾时灿本、洪正治本均以陈撰编刊本为底本，故又有“二陈本”之称。夏承焘曾将俞刻本与洪正治本对校，指出两本次序虽异，首数则符，又据俞刻本羼入词题下注“一刻林君复”等洪本所无者，推断俞刻本“或亦用陈本，并非出于淳还之‘广搜远辑’”。然从付梓时间来看，俞刻本约刻于康煕四十四年，在二陈本之前；“一刻”标注亦非俞刻本独有，南图本天头、柯抄本题下及天头均有类似内容，俞刻本的“一刻”标注应是从南图本、柯抄本沿袭而来。

那么，陈撰本是否同样出自朱彝尊辑本呢？从词目、题序来看，二陈本与柯抄本、俞刻本均收词58首，较南图本多出四首，且二陈本与柯抄本次序完全一致。南图本中，《法曲献仙音》一首在调下注“俗名大（江）〔石〕，黄钟商”，题作“秋感”，而该词在《花庵词选》中题作“张彦功官舍”，未注宫调；三种“阙两调”本《白石先生词》均无题注。柯抄本作“俗名大江，黄钟商〇秋感张彦功官舍”，词题绾合南图本与《花庵词选》；俞刻本准此题注，同时将“大江”改正为“大石”。而二陈本在柯抄本基础上均添“《绝妙词》作（张彦功官舍）”一句，宫调注中曾时灿本仍作“大江”、洪正治本改正为“大石”，说明陈撰本在参考朱彝尊辑本的基础上，曾与《花庵词选》校勘，洪正治再版中不少脱讹也得以补正。不过，二陈本中仍然有部分异文透露出文本来源的痕迹，如《齐天乐》首句，《花庵词选》及“阙两调”本、《白石道人歌曲》均作“庾郎先自吟愁赋”，南图本于“先”字下小注“去声”，柯抄本、曾时灿本、洪正治本亦有“去声”小注，俞刻本该句无小注。因此可以判断，陈撰本与柯抄本相近，亦从朱彝尊辑本出，可导源于南图本。

以上可见，南图本《白石先生词》影响深远，尤以朱彝尊辑本为中心，传抄、传刻颇丰。朱彝尊辑本至迟于康熙二十四年完成，在汲古阁本《白石词》（以花庵本为底本）34首的基础上参考南图本增至58首，成为柯抄本、俞刻本、陈撰本等清代白石诗词合编本的直接来源。考虑到朱彝尊入朝为官后，词学活动渐歇，因此该本多为友人间传抄而并未付梓便不难理解了。然而，借助朱彝尊的声名及核心交游圈层，朱彝尊辑本中的宫调信息又通过词谱编撰得以传诸后世。

朱彝尊辑本系统下的诸本中有8首词调标有宫调，实源于南图本《白石先生词》，为《花庵词选》所无。其中《八归》注“夹钟商”，《四犯玲珑》（《玲珑四犯》）注“黄钟商”，《水龙吟》注“俗名越调，无射商”，《齐天乐》注“俗名正宫，黄钟宫”，《法曲献仙音》注“俗名大石/江，黄钟商”，《琵琶仙》注“黄钟商”，《月上海棠》注“夹钟商”，《喜迁莺》注“（大）〔太〕簇宫，中管高”。检张奕枢本《白石道人歌曲》，此8首宫调无载；陆钟辉本中《法曲献仙音》《琵琶仙》所载宫调与南图本同，《玲珑四犯》注“此曲双调，世别有大石调一曲”。陆钟辉曾云“虽以秀水朱竹垞太史之搜讨，亦未见其全”，说明他也寓目过朱彝尊辑本，宫调信息应从此出。与其他传世词籍比照，亦不乏可相互印证者。检历代词集中标注宫调者，如国图藏宋刻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索书号：08740），其《水龙吟》注为“越调”，《齐天乐》注为“正宫”，《法曲献仙音》注为“大石”，皆与南图本相同；《玲珑四犯》注为“大石”，而“大石”正是“黄钟商”律名的俗称。说明南图本8首词调中有4首所注宫调与宋本相同。再如国图藏卷末题为“万历廿六年置”的明抄本《梦窗词集》（索书号：07867），其中《水龙吟》《齐天乐》《法曲献仙音》《喜迁莺》4首与南图本标注内容完全一致，且该本《法曲献仙音》调下注“俗名大江，黄钟商”，其中“大江”亦为“大石”之误，与南图本同出一辙。

这些宫调是否完全反映白石词原初面貌尚难定论，但它们随着康熙年间白石词集的传布，对清代词谱之学产生重要影响，有必要厘清源流始末。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的万树《词律》并未收入这几种宫调信息。而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的王奕清《钦定词谱》对南图本中8首宫调皆有沿用，如《钦定词谱》中《喜迁莺》调下云“自注太簇宫，俗名中管高宫”，《月上海棠》调下云“姜夔《白石词》注夹钟商”，《法曲献仙音》调下云“姜夔词注大石调”，《玲珑四犯》调下云“姜夔又有自度黄钟商曲”，《琵琶仙》调下云“姜夔自度黄钟商曲”，《水龙吟》调下云“姜夔词注无射商，俗名越调”，《齐天乐》调下云“姜夔词注黄钟宫，俗名正宫”，《八归》调下云“姜夔自度夹钟商曲”，且将这些宫调视为姜虁自注性质。参与《钦定词谱》编纂的人员中实际学术贡献较大的是分纂官楼俨，而楼俨师出朱彝尊，据学者研究，《钦定词谱》中收录的《历代诗余》不载之词“很多是稀见的抄本，是楼俨从朱彝尊处抄得”，因而可以根据这些宫调信息推断，《钦定词谱》编纂期间，楼俨尚未得见《白石道人歌曲》，而是利用朱彝尊辑本完成白石词的编录工作。此外，由于厉鹗曾披览曾时灿本，《绝妙好词笺》中《玲珑四犯》“黄钟商”宫调信息亦从此出。

三、白石词抄刻谱系重绘及流播阶段划分

既往研究中对花庵本系统的源流梳理尚未充分，有必要纳入稀见明抄本与清初抄刻本重新绘出谱系。考虑到清代《白石道人歌曲》重出于雍乾年间，此后较为风行，因此本文将版本谱系图的时间范围划定在“乾隆以前”。在这期间，还有一种明抄本需要特别说明。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紫芝漫抄《宋元名家词》（索书号：LSB/175）中的《白石词选》，题曰“螺川陈元龙少章编”，收词62首，且多注宫调，文本来源较为复杂。夏承焘曾谓此本“编中于有旁谱各词，皆题‘自制曲’，列于无谱诸词之后；而《暗香》《疏影》二首，独拔冠全编，既已自乱其例；又《扬州慢》小序后缀一语云：‘此后凡载宫调者，并是自制曲。’此实沿用《花庵词选》之文，而与其目录次第，乃相戾违”，实际上，该本目录次第与《白石道人歌曲》正集部分更为接近。宋东晗发现“紫芝漫抄本所缺四首为《白石道人歌曲》中六首〔浣溪沙〕连贯的前四首，因此有可能为紫芝漫抄所据底本缺页所致”。而从校勘结果来看，紫芝漫抄本异文虽多有与《白石道人歌曲》本一致者，但仍有不少存于《花庵词选》的异文，如《扬州慢》中“算如今”（《白石道人歌曲》作“算而今”），《解连环》中“玉鞍重倚”（《白石道人歌曲》作“玉鞭重倚”）等。总之，紫芝漫抄本《白石词选》部分来源于《花庵词选》，逸出花庵本部分又多有《白石道人歌曲》本痕迹。

通过对由明及清白石词版本的梳理可知，毛晋所谓“白石词盛行于世”确有其事，多部“阙两调”的《白石先生词》明抄本即其证据。清代前期，白石词的传布仍以花庵本一系为主。花庵本系统之下，又以“阙两调”本《白石先生词》和朱彝尊辑本影响最盛，存词54首的南图本在这两个子系统之间起到枢纽作用。综合四种《白石先生词》的抄本情况及各本序跋留存的流通信息，可重绘清代乾隆以前白石词的抄刻流传谱系（见图1）。

具体到清代前期白石词的版本流传情况，则可以康熙二十四年（1685）、雍正十年（1732）为节点分为三个时段。康熙二十四年以前，白石词多以花庵本系统30余首的形式传布于世；自朱彝尊辑本完成，58首的白石词（含羼入词）版本开始在文人间流传；雍正十年以后，楼敬思家藏《白石道人歌曲》为周耕余、符药林抄写，至乾隆八年（1743）陆钟辉刻四卷本、乾隆十四年张奕枢刻六卷本，《白石道人歌曲》得以刊行流布。

清代姜夔经典地位抬升，多赖朱彝尊的推扬之力。而朱彝尊又将重新揄扬白石之功归诸曹溶，《静惕堂词序》云：“先生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佳趣堂书目》中载“《姜白石词》一卷，曹秋岳选定”，遗憾的是，曹溶选定的白石词本现已无考。康熙十七年，朱彝尊等人所编《词综》初刻，康熙三十年增补刊行。《词综》选姜夔词22首，汪森补入1首，朱彝尊倡言“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此后，《词综》又成为多部清代词选的重要选源，如先著、程洪所编《词洁》等翕然宗之。

在康熙二十四年朱彝尊辑本编成以后，应有一定的传播，但实际阅读仍存在延迟。康熙四十六年编定的《历代诗余》以《词综》为参考，仍选用花庵本为底本，将其中白石词悉数选入。而康熙五十四年的《钦定词谱》所录白石词已经突破花庵本所选34首范围，并录入南图本至朱彝尊辑本一系特有的宫调信息。雍正十年以后，《白石道人歌曲》重见天日，直到乾隆年间才较为广泛地为多家抄刻。与此同时，朱彝尊辑本之下的洪正治本风流未歇。江炳炎于乾隆二年借抄《白石道人歌曲》，序称“白石词世不多见，洪陔华先生获藏本，刻于真州，于是近日词人稍知南宋有姜尧章者”。乾隆二十一年，江春补刊陆钟辉本。乾隆三十六年，洪正治本再版。清代中后期是《白石道人歌曲》抄刻的黄金时期，夏承焘称：“清代传刻传写共三十余本，大半出于陶钞，而以陆钟辉本流行最广，传刻最多；张奕枢刊本与江炳炎钞本亦出于陶钞，而行世较晚。”其中流传最盛的陆钟辉本也有参校花庵本的痕迹，可见花庵本系统影响之深远。

四、文献情境中朱彝尊、厉鹗的白石词摹习分径

白石词传世两大系统之间的面貌差异是否会影响后世读者的文学接受？从历代传播来看，花庵本所选白石词是晚明及清初白石词阅读的主流，在这期间，不同时代读者对白石词的体认差别不大，直到《白石道人歌曲》被发现才有了明显的变化。当我们把视线从群体范围聚焦到个体层面，关注真实读者，则能见出文献版本之别带来的文学影响。

白石词的传播从寻常阅读到个体精英式的搜辑、传抄、再创，清前期八十余年最为活跃，朱彝尊、厉鹗作为浙西词派两代宗主，反映出两代人的阅读差异，可称典型。一般认为，朱彝尊论词虽推崇姜夔，在创作上则“近张而远姜”；厉鹗才是真正得白石神髓者。学者多从内在意度层面解释二人不同的师法与创造，若将目光转向文献接受层面，则能了解到，朱彝尊活跃于顺治、康熙年间，康熙四十八年下世时，《白石道人歌曲》尚未重新问世，白石词的传播以花庵本系统为主；而厉鹗则身处白石词全帙重现的时代，二人在白石词阅读和接受上存在较大分野。

白石词的精细化阅读首先体现在版本的选择和使用上。卓人月、毛晋一代人视花庵本所选白石词为完帙，而朱彝尊在前人基础上对版本有所选择并辑补多首，厉鹗以后版本的选择更加丰富。从实物遗存来看，朱彝尊应曾寓目石村书屋本《白石先生词》，并在南图本基础上辑有58首白石词本；而厉鹗不仅披览过陈撰编刻本，还曾抄校楼敬思藏陶抄本《白石道人歌曲》。石村书屋本中有多枚“竹垞”“彝尊过眼”钤印，另有“癸丑四月朱彝尊读过”等题识，但《词综》并未以此本作为白石词的选录底本。朱彝尊《词综发凡》中载录“姜夔《白石词》一卷”，按其名称、卷数，当为汲古阁本；后文又称“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惜乎《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余阕也”，其中“五卷”之名亦为汲古阁本载录，可追溯至《直斋书录解题》所录“白石词五卷”，“二十余阕”的数目则有讹误。《黑蝶斋诗余序》亦云：“《白石词》凡五卷，世已无传。传者惟《中兴绝妙词选》所录，仅数十首耳。”具体到《词综》所选的22首白石词，其异文亦多与汲古阁本相同，因而可知，朱彝尊应是选用了汲古阁本《白石词》作为《词综》的选词来源。至于他后来编成的58首辑本，亦系自花庵本系统出。厉鹗曾读过曾时灿本《白石道人诗词》并留下批校题识，今国图藏本诗集下题“樊榭山民从宋本校，蓉裳录”，系乾嘉词人杨芳灿据厉鹗批校过录。词集《满江红》校语辑录《后村诗话》，《一萼红》《庆春宫》天头批语抄自《澄怀录》，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厉鹗未能遍览全帙。乾隆二年，厉鹗终于得见《白石道人歌曲》，作跋语曰“白石歌曲世无足本。此册予友符君幼鲁得于松江楼君敬思家藏。积年怀慕，获睹忻慰无量。亟假手录。旁注音律谱，一时难解，故去之，玩其清妙秀远之词可矣。时乾隆二年四月立夏日，钱唐蒹葭里人厉鹗”，从而衍生出厉鹗抄本一支。夏承焘曾指出，今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小玲珑山馆本《白石道人歌曲》并非厉鹗本人手迹，同时推测“厉氏得见楼敬思藏本时，或曾自钞一本”，该本应为“马氏属人过录其本”，因此附有厉鹗跋语。同样过录自厉鹗抄本的还有国图藏王增祥抄本，中有《白石道人诗集》一卷、《白石道人歌曲》六卷、《白石歌词别集》一卷。厉鹗抄本的特色在于无旁谱、卷二末有《砚北杂志》一则、卷六末有《庆元会要》一则，并有厉鹗跋语。此外，张奕枢本《白石道人歌曲》序云“质之黄宫允堂、厉孝廉樊榭、陆大令恬浦，先后重加点勘”，说明厉鹗也曾校勘过张奕枢刊本。凡此数本，可见厉鹗一代人掌握版本的丰富程度倍于前人。厉鹗以后，利用《白石道人歌曲》进行校勘、研律、创作才走进现实，凌廷堪、郑文焯皆为其中翘楚。

从实际创作来看，朱彝尊、厉鹗阅读的白石词文献面貌影响着他们的“读写转换”。以词调而论，朱彝尊模拟白石词调《暗香》《疏影》《长亭怨慢》《惜红衣》《清波引》等，多在花庵本30余首范围之内，且多为咏物之作。得益于朱彝尊、柯崇朴等人康熙年间对白石词的搜辑，相关词调的运用也体现在朱彝尊的词作中。如平韵《满江红》系姜夔自创体例，朱彝尊《满江红·送陆云士宰江阴》沿用此调，虽题材不同，但首句“仙令行时，正柿叶、翻红满村”与姜夔“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句式颇近，可见其模拟痕迹。相对来说，厉鹗对白石词调的采用则更加丰富，《樊榭山房集》中不仅有花庵本存录的《疏影》《凄凉犯》等调及陈撰本存录的《霓裳中序第一》等调，还有朱彝尊辑本所无的《杏花天影》等调。

除了用调差异，朱彝尊、厉鹗二人对于白石词“辨体”方面的认识也各具面目。从朱彝尊、厉鹗对白石两首赋咏荷花之作的摹习，颇能见出二人在各自文献视野下规模白石的畦径之异。花庵本将《念奴娇》《惜红衣》连缀排次，长序均节略为“吴兴荷花”，朱彝尊辑本的孑遗北大藏柯抄本也依此例，《词综》所选《念奴娇》《惜红衣》均题为“荷花”，似为咏物之什。与之不同，《白石道人歌曲》本两词分擘，《念奴娇》位于卷四“慢”下，《惜红衣》位于卷五“自度曲”中，两词均有花庵本所无的纪事性长序。朱彝尊集中有两首词与《惜红衣》《念奴娇》遥相呼应，《绮罗香》两首题作“康熙丁丑六月，舍南池上红莲作并头花，赋以纪异”，两词多撷取白石词字面，如“翻赢三十六陂种”“那费桃根桃叶，隔江迎送”“一任冷香吹梦”“水佩风裳”“闹红游戏”等，以咏物为重心，变换多种典故描摹荷花并蒂现象。两词收入《茶烟阁体物集》中，反映朱彝尊对白石词《念奴娇》《惜红衣》为咏物体制的认识与实践。反观厉鹗集中的类似题材，《樊榭山房集》中有《念奴娇》一首，有长序云“甲辰六月八日，予将北游东扶，圣几饯予湖上，泊舟柳影荷香中，日落而归，殊觉黄尘席帽难为怀抱矣，因用白石道人韵歌以志别”。与朱彝尊之作相较，厉鹗词中小序别具一格，这与白石词长序声气相通。厉鹗词中焦点也不在朱彝尊所注目的“荷花”上，而是聚焦于小序所云的“泊舟”情境（姜夔词序“荡舟”），词的重点在于记事、抒情而非咏物。可以说，花庵本系统中简化的“荷花”之题影响了朱彝尊的判断，而厉鹗则得益于《白石道人歌曲》所见的长序，步韵之作并不限于咏物体制之内。

当然，文献面貌的差异也影响着厉鹗词的“制序”行为。樊榭对白石词神理气味的心摹手追多赖于《白石道人歌曲》本保留的完整小序，如《角招》小序与白石词均表达与友人分别的枨触心怀，“因用白石老仙自度曲所云黄钟清角调者制一阕寄之”；《一萼红》中，《花庵词选》将小序删减为“人日长沙登定王台”，而《白石道人歌曲》中保留原序，厉鹗序中称“日与客登其巅（引者注：爱山台），苍弁清苕，奔赴襟舄，情味洒然，如遇白石、草窗诸名胜于五百载上，乃歌此曲，以寄予怀”，其中“苍弁清苕，奔赴襟舄”正是从“着屐苍苔细石间，野兴横生”脱化而出；《湘月》一首，《花庵词选》题下注，“双调，即《念奴娇》之鬲指声也”，并未录入完整小序，厉鹗词中则为长序，且“大舟载酒”与白石词序“大舟浮湘”情境相类，均为舟行容与之作，同样寓有词人的野逸风怀。

综上，朱彝尊与厉鹗作为精英式阅读的个体，能够自觉选择或摹习不同版本的白石词。白石词文献面貌的差异也决定了二人瓣香白石的用调、辨体、制序之别。花庵本系统删改题序及排次顺序，影响了竹垞对白石词的读写转换。厉鹗则在阅览白石词全帙的基础上，追摹程度更甚，尤其在长篇小序与辨体认识的作用下，不仅催生出同类题材的书写，也促使白石的精神风度得到接续。

结   语

夏承焘校理白石词时曾谓：“宋人词集版本之繁，此为首举矣。”在白石词的众多版本中，花庵本系统一向乏人关注。然而在实际阅读中，花庵本系统占据晚明及清初白石词传播的主流。本文所揭四种稀见明抄本《白石先生词》即属花庵本一系，其中绍图本、石村书屋本、静嘉堂本三种“阙两调”本为毛晋提出的明末“白石词盛行于世”之说提供了实物证据；同出“阙两调”本的南图本在此基础上多有羼入之作，为清初朱彝尊辑本所吸纳，是清代柯抄本、俞刻本、陈撰编刊本等抄刻本的重要源头，其中特有的宫调信息又被《钦定词谱》采录。

传统文献学多以校勘为终极目的，寻求“精善”之本、力图还原“作者本意”，因而古籍有善本、普本之别。但在实际阅读中，占据主流的可能反而是普通读本甚至残缺本，而这样的版本又直接影响着读者的接受与认知。明抄本词集或许并非精善之本，但同样可以反映文献在某一时段的流播与阅读情况，还原文献传播与文学接受的动态过程。回归文献阅读情境，关注“历史上真实的读者”，则能更充分地体认不同个体在各自阅读视野下的文学创作。朱彝尊、厉鹗作为浙西词派的两代宗主，均奉姜夔为圭臬，但由于各自所处时代的阅读条件不同，在摹习白石词的具体创作上呈现差异。揆诸早期浙西词派作者的时代，即便是创作盛时，也只能得览花庵本系统白石词30余首或朱彝尊辑本系统的58首。正如夏蒂埃所说，“一文本所拥有的种种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无论它是哪种意义，都离不开其呈现给读者的物质形式”，文献情况的差异，决定了特定时期作者群体的创作风向，这也能从客观条件层面为浙西六家词的实际创作更近于张炎而非姜夔提供解释。

【作者简介】佘福玲，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明清文学与文献、词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