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南宋福建书肆编刻的专门性四六类书，《圣宋名贤四六丛珠》是反映宋代骈文风貌与创作生态的重要著作。该书宋刻本已佚；现存五部明抄本虽底本各异，但源出同一祖本，可归为两种传抄系统：系统一包括上图本、静嘉堂本、辽图本，系统二包括浙图本、国图本。两个系统在传抄过程中，还曾存在多个其他抄本。在现存抄本中，较为通行的上图本实为伪名人抄本，且文本问题较多；浙图本的文本错误较少，也更接近推测中的宋刻本面貌，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四六类书；明抄本；版本源流

南宋叶蕡编纂的《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以下简称“《四六丛珠》”）是一部专门性四六类书，全书有百卷之巨，如书前吴奂然序言所称：“《四六丛珠》告成于书局，予观其翻缉之工，科别之明，盖自鼇扉之腾奏、鳞幅之往来、宾嘉之成礼、释老之余用，凡百僚之冗、万绪之繁，莫不班班具在。”该书结构详细、门类繁多，存录宋人篇章、偶句甚著，不仅反映出当时的四六创作需求与书坊编纂风气，保存了一大批南宋佚文，还在明代衍生出颇为风行的节选本，是探讨宋代骈文创作生态、南宋福建书肆编集、宋明四六类书变化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材料。可惜此书宋刻本不存，最易获取的《续修四库全书》本影印自上海图书馆藏伪题王宠、王阳抄本，讹误较多、字迹难辨，利用效果不佳；现存其他抄本则散见于各地，文本情况复杂，关系有待梳理。因此，本文逐一考述《四六丛珠》现存抄本，梳理其版本源流，并评较优劣，以便学界能更好地利用这一文献展开研究。

一、《四六丛珠》现存抄本述要

《四六丛珠》约成书于南宋庆元二年（1196），刻于建安陈彦甫家塾，原刊本已不存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四六丛珠》现存明抄本八部，清抄本一部，然经笔者目验，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索书号：16176）、清抄本（索书号：A00754），天一阁博物院藏卧云山房本（索书号：善4684）、天一阁本（索书号：善4587）乃节选本，今存《四六丛珠》全本抄本仅有五部，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索书号：线善750143-74，以下简称“上图本”）、日本静嘉堂文库（一二函四八架，以下简称“静嘉堂本”）、辽宁省图书馆（索书号：善60025，以下简称“辽图本”）、浙江图书馆（索书号：善000226，以下简称“浙图本”）及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2894，以下简称“国图本”）。以下就各抄本情况分别论述。

（一）上图本

上图本《四六丛珠》一百卷，因被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是目前最易见的抄本。其目录部分独立成册，每半叶10行，版心上方刻“兰台法鉴录”，蓝格，白口，四周双边，首叶钤有“沅叔借观”白文方印，末有“建安陈彦甫/刻梓于家塾”双行刊记及“菦伯”白文方印。正文每半叶10~14行，行20~25字。每卷中的门类、细目及“总说”“故事”“四六”大字占双行，用无格稿纸抄写。卷前有傅增湘跋语，末题“岁在辛巳孟冬江安傅增湘书于企麟轩”，跋前钤有“读易楼”朱文长方印、“藏园题识”朱文方印，跋后有“傅增湘”朱文方印、“癸卯馆元”白文方印；其次为庆元二年吴奂然序；再次为王宠跋（伪作，说详下文），末题“嘉靖壬辰嘉平月雅宜山人王宠附记”，后钤“雅宜山人”朱文方印、“王宠之印”白文方印；卷末有王季烈跋，题“岁在强圉赤奋若仲春之月螾庐王季烈题”，跋前有“而语不慕荣利”白文长方印，跋后有“王季烈印”“螾庐”白文方印。

此本卷前王宠跋文向来被视作明代书法名家王宠的真迹，上图本也因此被认为是王宠、王阳等人之抄本。但实际该跋曾被傅增湘判伪，只是由于傅氏本人前后说法不同，这一观点并未被学界重视。在上图本卷前跋语中，傅增湘道：“《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明雅宜山人家中写本。据山人手跋言，自吴从明宗丞家假得宋刊本，命儿女辈分钞，以为日课。得暇亦欣然自书，雪案萤窗，暝摹晨写。诗书夙好，翰墨怡情。风雅萃于一门，卷帙长留天地。清标逸韵，展卷之余，为慨慕者久之。”特别指出王宠的参与，并称扬该抄本“清标逸韵”，不同凡本。《藏园群书经眼录》则著录：“《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宋建安叶棻子实编）。明写本，十四行二十五字，每门类大字标题占双行。目后有‘建安陈彦甫刻梓于家塾’二行。首有庆元丙辰九日锦溪吴奂然景仲序。有明王宠手跋，录后……（翰文斋送阅。癸亥）”亦以王宠手跋为真。然而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傅增湘又揭其为伪跋：“《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宋叶棻编。明写本，十四行二十四字。目录又以他本配入。前庆元丙辰吴奂然序。又有伪王宠跋。翰文斋送阅，以借校渠所藏他书，勉为一跋。”直言卷前王宠跋语为伪，并提到目录“以他本配入”，但未多作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都提到该本由“翰文斋送阅”，可知是同一部。翰文斋为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东街上一旧书店，可以想见，此本乃书商送请傅增湘阅览并索跋，或是碍于情面“勉为一跋”，或是有限时间内未及深究，总之，傅增湘并未道出判断王宠跋语为伪的缘由。

此书目录一册版心位置磨损严重，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中，原书样貌已无法准确展现，笔者目验上图原本，发现该跋实写于版心上方题有“兰台法鉴录”的稿纸之上，而该题正可坐实王宠跋语为伪作。

遍检目录及现存文献，题“兰台法鉴录”者仅见明何出光、陈登云等人所撰一种，书前有孙丕扬、褚两篇序文。孙序云：“万历前无录，岁己丑，御史扶沟何君（名出光）始草创之，唐山陈君（名登云）、长洲徐君（名申）相与搜罗之。安邑陈君（名遇文）、贵溪毕君（名三才）辈又润色之。迄丁酉录成，且剞劂告峻〔竣〕，乃问叙于我。”褚序云：“顾各道只有题名，未有萃而为录者。万历己丑岁，扶沟中寰何君代狩恒山，创为《法鉴》一书。”孙、褚二人历官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皆以御史经历闻名，所作两序都明确指出《兰台法鉴录》为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何出光首创，万历前各道御史仅有题名，没有编成名录的先例。据叶向高《明贵州道监察御史何公墓志铭》载，何出光“以万历丁酉十二月初一日终，距生嘉靖丙午三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二”，可知其生于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而作为明代吴门书派代表之一的王宠，嘉靖十二年就已离世，其所撰之跋自然不可能写在题有何出光所编《兰台法鉴录》的稿纸之上。因此，上图本卷前的王宠跋语系伪作。除了稿纸证伪以外，此跋的题款与印章也存在疑点。题款中“宠”字部首“宀”缺笔作“冖”，与以往被认为是王宠真迹的款识都不同。王宠真迹的题款中常将“宜”写作“冝”，伪造者或是以此类推。跋语后所钤“王宠之印”（见图1）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轺车齐发敬呈四首》《辛巳书事诗七首》《绿荫草堂图》等王宠真迹上钤盖的“王宠之印”（见图2）白文方印不同，前者印文每字均等，“王”“宠”二字刀法刻板，后者印面上方的“王”“之”二字均明显小于下方的“宠”“印”二字，布局疏密有度，刻划拙趣盎然；“雅宜山人”朱文方印与天津博物馆藏《西苑诗》后的王宠“雅宜山人”白文方印相比，仿刻痕迹明显，特别是“人”字笔画疏细，形似而无神韵，故疑两印为伪。

王宠的书法在明代已有许多赝本，与之时代相近的张凤翼就曾形容当时“赝书盈市”，该书现存的卷前题王宠跋语残损，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过录其文，跋语称此抄本是王宠子王阳、女王埰等作为每日字课抄写而成，王宠也参与其中。王宠小楷神韵超逸，不易模仿，以“儿女子辈钞之，以作每日字课”解释卷中字迹不一、风格与王宠似像不像，不失为绝佳理由。跋语既伪，所谓“儿女子辈钞之”的说法亦不可信。然从书中的字体风格和纸张来看，尚无其他证据可以推翻该本为明抄本的旧有断代结论。

（二）静嘉堂本

静嘉堂本《四六丛珠》一百卷，为陆心源皕宋楼旧藏，《皕宋楼藏书志》著录：《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旧抄本，兼牧堂旧藏。”书中所夹旧题签题作“抄本四六丛珠”。目录部分单独成册，每半叶9行，末有“建安陈彦甫/刻梓于家塾”双行刊记；正文部分每半叶12行，行24字，用无格稿纸抄写，每卷中的门类、细目及“总说”“故事”“四六”大字占双行。卷首钤有“篁庵氏”白文方印、“谦牧堂藏书记”白文方印、“静嘉堂珍藏”朱文长方印，卷末有“兼牧堂书画记”朱文方印，卷五一有“沈炜”朱文方印、“明卿”白文连珠印。其中，“篁庵氏”为明罗宪汶之印，“谦牧堂藏书记”与“兼牧堂书画记”为清揆叙之印，“沈炜”“明卿”为沈炜之印。

（三）辽图本

辽图本《四六丛珠》一百卷，目录部分单独成册，每半叶9行，正文部分每半叶9行，每行大字21字，小字双行21~25字不等。蓝格，白口，四周双边，版心上方刻“四六丛珠”。每册卷首有“见山堂藏书印”朱文方印，“东北图书馆所藏善本”朱文方印，目录首叶有查嗣瑮“樝浦嗣瑮之章”白文方印，第六册末尾“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卷之二十六”下题“见山堂藏书”，并跋“是书得于历下，惜其体例尚未尽善，然其取材亦宏矣”，无落款。跋中提及的“历下”在今山东省济南市西，可知此书曾于山东流传。然“见山堂”所属何人，尚难遽定。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著录：“《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明抄，蓝格棉纸。宋建安叶蕡子实编。前有庆元丙辰吴鱼然序。每类后有四六对举之句。有‘见山堂藏书印’（朱方）。”当即此部。《四库未收书提要》中载《四六丛珠》提要云：“《四六丛珠》一百卷。宋叶棻撰，即是撰《播芳文粹》者。《文粹》间有传抄之本，是书罕见。《四库全书》存目内只载明王明嶅等《四六丛珠汇选》十卷，此则明初蓝格抄本，尚是当时原帙也。”提要中称“蓝格抄本”，今存《四六丛珠》全本仅辽图本符合该描述，疑即阮元所见本。此外，该书卷二七叶一有“复初斋”朱文长方印（见图3），“复初斋”为翁方纲的斋号，但该印章与翁方纲行书轴钤印（见图4）不同，其中“初”字的部首“衤”亦刻错，疑其为书估所造伪印。此书可能曾以翁方纲经藏的噱头在书市上流通。

（四）浙图本

浙图本《四六丛珠》一百卷，为范钦天一阁流出的旧藏，书中所夹旧题签题作“四六丛珠”。卷首钤有“四明范氏图书记”朱文长方印、“司马之章”白文方印，皆为范钦藏印。此本目录部分单独成册，所载目录行款不一：“书籍目”“文集目”“名贤目”三种目录每半叶10行；“门类目”大字占双行，每半叶5行；“细目”每半叶11行，末有“建安陈彦甫/刻梓于家塾”双行刊记。正文部分每五卷为一册，共20册，每半叶14行，行25字，用无格稿纸抄写。此本由多人抄录，质量不一，其中目录、第1册（卷一至卷五）、第18册（卷八五至卷九十）似出自同一人之手，抄写极为精美，用明代流行的“台阁体”书写，部分大字有意模仿建刻本字体风格。

（五）国图本

国图本《四六丛珠》为残本，存卷一至卷十、卷三九至卷一百，共七十二卷，并附目录一卷。此本行款与浙图本相同，白口，四周单边。纸面可见原有界栏痕迹（见目录叶四十四、卷七叶八、卷九八叶八等处），每半叶11行，推测抄纸版片上的界栏为人剜去，故成纸后仍有部分残留。从抄纸来看，这种上下白口的印纸为明中后期流行的仿宋版式，故该本的抄写年代可能在正德之后。该本卷前有陈仲勉节录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内容，并跋：

此集为明人钞本，书估云为十余年前与天一阁藏书同时散出，盖即范氏旧藏者也，惜第十一卷至三十八卷于售出时为他人误取去。年来兵戈不息，善本日稀，皕宋所藏已归日人岩崎氏。此虽残帙，亦弥足珍矣。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仲勉记。

跋下钤有“陈仁懋”（仲勉之字）朱文方印。由陈跋可知，该本为范钦天一阁散出旧藏，散出时原为全本，在书商售卖时被人误取去二十八卷，才成今日残本面貌。

二、《四六丛珠》现存抄本系统

经由以上考述可以发现，在现存五部《四六丛珠》明抄本中，除了序跋、钤印等提供的一些递藏信息外，能够从其外部特征中获得的信息十分有限；检核各抄本中的文字，亦无避讳现象能够辅助判断。故而对于《四六丛珠》抄本系统的梳理，不得不将目光聚焦到文本内部。但是，抄本的文本流传较刻本的情况更为复杂，对于同一抄本中文本来源的同一性如何保证、不同抄本中文本来源的一致性如何判定等问题，目前还缺乏成熟的方法。因此，下文仅在假设同一抄本中文本来源一致的前提下展开，依靠关键性异文等要素判别文本来源，同时尽可能在比勘时扩大文本范围，以减少抄本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

由异文判断，《四六丛珠》的五部明抄本可细分为两个系统：系统一包括上图本、静嘉堂本、辽图本，系统二包括浙图本、国图本。下文分述之。

（一）系统一（上图本、静嘉堂本、辽图本）

1.上图本、静嘉堂本具有同源性

上图本中存在不少讹夺衍倒的情况，这虽然对文本质量有所影响，却为区分抄本系统提供了许多关键信息。比勘上图本与静嘉堂本，有多处特别的讹误如出一辙，指示出它们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

上图本与静嘉堂本中存在多处相同的错叶现象。上图本目录叶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原序应为叶四十四、叶四十三、叶四十二，这一错叶导致“细目”中卷七四“诸式”与卷七五“式”中的条目顺序颠倒：本应置于卷七四开头的“谢宣问奏状式”至“转官谢上位状式”共29种被错置于卷七五的末尾；应在卷七四中间部分的“转官谢平交状式”至“回任谢远迎状式”共28种被错置于卷七五中；应在卷七四末尾的“回任经由州县远迎状式”至“双封外封皮式”共15种则前置于该卷卷首。静嘉堂本目录存在同样的讹误，但错位的三部分条目却并非同上图本一样各自分布在独立的一叶，而是与前后条目居于同叶，显然为错叶发生之后的抄本。而除了“细目”中的错叶外，上图本应属卷六“改元”“元会”条中的两叶错入卷十七“贺启头”条中；应属卷十五“赐文字”“谢赐历日”条中的一叶错入卷十四“到任”条中。静嘉堂本对应文本的情况都与之相同，且错置部分亦与前后文抄于同叶。并且，在卷十五“赐文字”条脱叶位置之后的一叶上，上图本在叶端以小字抄写了“谢赐历日”这一书耳文字，静嘉堂本的抄手大概本拟略过不录，却发现分属不同条目的两个四六全篇接续排布，于是又将“谢赐历日”小字补写在两行之间。上述现象证明静嘉堂本（或其底本）与上图本之间存在相关性。

此外，上图本与静嘉堂本还有多处一致的错抄、漏抄。如卷四六“车辂院”条，本应在同卷“御辇院”条后，却被误抄于“诸库酒务”条中；卷五三“漕使”条中脱“减孔祭酒，能令流徒之归。意之所欣，言且弗尽”句；卷八四“答问亲”条中的《答王氏问亲书》正文误抄入同卷“求婚”条中的《求婚书》的正文，并在“求婚”条中缺录该篇《求婚书》；卷八四“过定”条中的《定书》正文漏抄“摽有梅……”一则等，这些现象无不指向上图本与静嘉堂本之间密切的同源关系。

尽管如此，静嘉堂本与上图本并不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其一，静嘉堂本卷四一“正言”条中误录本属于卷九五“圣节大燕”条中的摘句，共占二十行。这部分误录文本在上图本中则被漏抄，且误录文本的前后文在上图本中正好分属前后叶，结合上图本行款与其他《四六丛珠》抄本来看，漏抄内容在上图本中应该恰好为一叶。因上图本中没有对应文本，可知其并非静嘉堂本所据底本。其二，上图本卷五四叶四a与叶四b文本抄写顺序颠倒，导致“提舶”条中有半叶的摘句被抄入本条的四六全篇当中。而静嘉堂本对应文本并未错抄。其三，上图本和静嘉堂本的卷九“祥瑞”条中，有部分故事、摘句前有用以指示分隔的墨圈“○”，上图本有21处，静嘉堂本有20处，其中有3处位置各不相同。其四，二本缺文情况各不相同。上图本的文本总体比静嘉堂本更加完整，然亦有上图本缺文而静嘉堂本完整无缺的。如上图本卷五“明堂”条摘句“从□□□□”，静嘉堂本作“从骍牡以享”；上图本卷四十“谏议大夫”条摘句“君□之道焉可诬”，静嘉堂本作“君子之道焉可诬”等。总之，上图本与静嘉堂本互有异文，可知二者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

2.辽图本与上图本、静嘉堂本具有同源性，且与静嘉堂本关系更近

辽图本中存在不少与上图本、静嘉堂本情况一致的漏抄、错抄现象，如卷十四“到任”条中，辽图本中同样错入卷十五“赐文字”“谢赐历日”条中的部分文本；卷十七“贺启头”条中，辽图本中也错入卷六“改元”“元会”条的部分文本；卷五三“漕使”条漏抄句等，都与上图本、静嘉堂本别无二致，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

不过比起上图本，辽图本中的一些迹象显示其与静嘉堂本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如三本卷一叶二叶三都出现了错抄现象，上图本中的文本原序应为叶三a、叶二b、叶二a、叶三b，静嘉堂本和辽图本中的文本原序则应为叶三a、叶三b、叶二a、叶二b，二者错误完全相同，而不同于上图本。又如三本卷六“改元”“元会”条中虽然都出现了错抄问题，但静嘉堂本和辽图本在卷六“改元”条中还错入了同卷“籍田”条中的部分文本，同样也是上图本中没有出现的现象。

尽管辽图本有多处与上图本、静嘉堂本相合，但结合其中异文来看，辽图本实际另有所本。辽图本中常有上图本、静嘉堂本不存的文字，如目录卷八五“青词”下有小字“《翰林志》：‘凡太清宫观荐告词文，用青藤书朱字，谓之青词’”，上图本、静嘉堂本均无；卷三十“户部侍郎”条“荣布蕃宜之政”，上图本、静嘉堂本作“荣□蕃宜之政”等等。此外，辽图本中也有不少独特的缺文现象，如卷七“冬至”条“同望舜□之远”，上图本、静嘉堂本都作“同望舜云之远”；卷三十“户部侍郎”条“逖相□□之□，自笑□□”，上图本作“逖想南湏之连，自笑周飞”，静嘉堂本作“逖想南湏之连，自笑凋飞”等，这些现象都明确指向辽图本与上图本、静嘉堂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

（二）系统二（浙图本、国图本）

相较于上图本、静嘉堂本和辽图本，浙图本、国图本中虽没有大篇幅的错漏，但也存在多处细节上的共同问题，指向两部抄本为同源关系。

比较浙图本与国图本，二者目录、正文部分的行款一致，多数文本的抄写位置甚至完全相同。其余部分文本位置的偏移亦在数字之内。而二本中的文本讹误，如卷五八“南安军”条漏抄、卷七一“知己”条有文无目等，亦相同。再结合文本比勘，除去少数音形讹误，可以发现，在《四六丛珠》的五部抄本中，浙图本与国图本相同且异于他本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目录卷三八，浙图本、国图本均误作“监修国史史馆修撰”，他本则作“史馆修撰监修国史史官”；卷五“明堂”条摘句，浙图本、国图本作“天神地灵，允协合法之制；祖功宗德，于昭并配之文”，上图本、静嘉堂本作“天神地灵，允协合怯之制；祖功宗德，于昭并配之文”，辽图本作“天□地灵，允协合袷之制；祖功宗德，于昭并配之文”。可以说，浙图本与国图本之间的同源性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浙图本和国图本又各自有一些独特的讹误。如国图本卷五七“诸州郡”条中缺抄一叶、卷五九“茂州”条中缺抄“故事”部分及其后的“简州”“陵井盐”条、卷九九《崔舍人挽诗二首》中的第二首诗错入《魏国录挽诗二首》中、卷六五“谢除授”条中错入原属卷六六“谢到任”条共计五叶的摘句、卷六六“谢到任”条中错入原属卷六五“谢除授”条共计八叶的摘句、卷六七“谢荐举”条中错入原属卷六五“谢到任”条共计两叶的全篇与摘句；而浙图本卷五五“幕职官”条中的文本被错抄在同卷的“功曹”条中等。其中的一些脱叶、错叶现象或许还可归因于装订环节，但并非整叶的漏抄、错抄，则明显属于各自在底本或传抄阶段产生的独立性错误，足以证明二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此外，从版本来源上看，两部抄本虽同为天一阁旧藏，但应非阁内所抄。天一阁抄本用纸多为红格、蓝格、黑格，很少用无格抄纸，特别是国图本使用剜改界栏的印纸，用纸相对随意，更似购自阁外的藏本。

值得注意的是，国图本卷四十叶十三至卷四四叶二靠近天头处有破损，每叶上方1~5字为接纸补写。比勘补写文字可以发现，国图本补写的文字基本与浙图本相同，而不同于其他抄本。例如，卷四二“光禄卿”条，国图本原作“□□亦以此称之”，补写“大宗”二字，浙图本同，上图本、静嘉堂本、辽图本皆作“太宗”；卷四三“大理少卿”条，国图本原作“武侯执□□，□□悉斩之”，补写“以闻上令”四字，浙图本同，上图本、静嘉堂本、辽图本作“以法上令”。由此可见，国图本补写所据底本应与浙图本同属一个抄本系统。而在卷四二“大理卿”条中，国图本原作“□□□□详刑”，补写后三字为“丹笔之”，浙图本作“杭丹笔之”，上图本、静嘉堂本、辽图本作“伉丹笔之”，似乎又说明，补写所据底本较浙图本为后录者。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现存《四六丛珠》抄本的两个系统中，同一系统内各抄本间既有同源性，又有独立性，彼此间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

然而细细比对，两个系统中又存在三处相同的连续缺文，似能说明它们拥有同一祖本。其一，在五部抄本中，卷九一“修造”条的同一位置都存在连续五叶的文本残缺，其中上图本、静嘉堂本、浙图本、国图本残缺情况完全一致，且所缺文字位置多靠近版心，所存文字即使已不成句，仍按原有位置抄写（见图5示例）。辽图本相应位置亦有同样的缺文，但未保留原有行款，而是与前后文连贯抄写。其二，卷十三“谢除授”条至卷十五“赐历日”条中，各本（国图本缺此三卷）亦出现了每半叶1~6行的连续缺文，其中上图本、浙图本的缺文均靠近版心中下部，静嘉堂本虽空出残缺文字的位置，但缺文处并不都在版心周围，辽图本则在抄写时未空出残缺文字的位置。其三，各本卷十六至卷十七（国图本缺此二卷）中亦有连续缺文，残缺文字恰好均为摘句，每半叶缺1~4字，其中上图本、浙图本中的缺文均位于紧邻版心一行的上方，静嘉堂本、辽图本虽在抄写时空出残缺位置，但残缺处并不都在版心周围。

此外，五部抄本中还有多处一致的缺文。如各本卷四一“正言”条的“总说”中均有两行缺文，上图本、辽图本作“因其义而创立四员，□□□□□□□□□□□□□□□□□□□□，国朝雍熙五年□□□□□□□□□□□□□□□□□□□”，静嘉堂本作“因其义而创四员”，缺文处与上图本、辽图本一致，浙图本、国图本中存录更多，作“因其义而创四员，□□□□□□□□□□□□□□□□□□□□，国朝雍熙五年改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又如各本卷十三（国图本缺此卷）末均题作“圣宋名贤骈俪珠玑卷之十三”等，这些现象均体现五部抄本底本来源的同一性。

三、现存抄本之底本与祖本及宋刻本版式蠡测

在《四六丛珠》现存的五部抄本中，除上图本书前跋语称其底本为“宋刻精本”外，其余四部抄本中均无底本信息。然而通过校阅各个抄本会发现，不仅在静嘉堂本、浙图本中存在底本可能为抄本的痕迹，上图本中亦存在可能推翻底本为宋刻本的现象。

静嘉堂本卷七七《上提举小简七幅》一文中，原应作为注释的小字被抄作大字（划线处）：“候问之诚，谨具前幅。此两句在第二幅，近时士大夫多于第一幅使叙述，为前已有公状两纸也。”此句在上图本和浙图本中亦存在相似讹误，上图本作“候问之诚，谨具前幅。此两句在第二幅，近时士大夫多于第一幅使叙述，为前已有公状两纸也”；浙图本作“候问之诚，堇具前幅。旧此两句在第二幅，近时士大夫多于第一幅便叙述，为前已有公状两纸也”。可以猜想，此类讹误应是由于底本中的大小字区别不明显，抄手又未能理解文意所致。倘若底本为刻本，字号大小差异明显，这种讹误恐怕不会产生，故其底本更可能是字号区分不明显的抄本。

同样，在上图本卷六二“爵封食邑”条中，本应均作大字的题目“爵封食邑”，“食邑”二字被抄为小字，作为“爵封”的附属，显然是抄写之误。从逻辑上来说，这样的讹误同样不应来自于字号大小分明的刻本，而更可能是由于抄本字号不严谨导致的转抄失误。类似的情况，浙图本卷五四“诸司属官”条摘句“暂淹漕幕，虽未究于设施；遄奉宸纶，当别膺于超权属并漕”中，作为附注的“并漕属”三字，原应以小字书于摘句之下，“属”字却作大字写在摘句下联末（见图6），可推知底本中“并漕属”应作双行小字“并漕/属”，因位置相近，“属”字被误抄入大字摘句下联之末。这种讹误同样指向其所据底本更可能是字号区分不明显的抄本。

尽管各抄本直接依据的底本未必为刻本，但在五部抄本中仍保留有多处宋刻本的痕迹。

其一，上图本、静嘉堂本、浙图本、国图本的目录末均录有“建安陈彦甫/刻梓于家塾”双行刊记，与宋刻本中常见的板状牌记式样十分接近。

其二，在上图本、静嘉堂本、浙图本、国图本中，常提行抄录如“户侍”“户侍户部郎中”等细目标题，浙图本的部分卷内除细目外还抄录了干支页码，如卷三五有“观文  资政  庚下一”“资政  龙图  庚下二”“天章  庚下三”等，为他本所无。这些细目标题，在上图本、静嘉堂本中均占行抄写，浙图本、国图本中不占行抄写；位置多在一叶的右上角，颇似建刻本中常见的板框外耳题。各本虽然并非每卷都抄录耳题，但抄录的耳题常连续出现在同一卷中。统计耳题连续出现的频率可以发现，耳题之间总是相隔28行。由于耳题原在板框外，不计入行数，可推知宋刻本应为每半叶14行。在现存抄本中，浙图本、国图本亦为每半叶14行，行25字，可能最接近宋刻本的原有行款。

其三，建本中常以字号和特殊标识来区别内容、突出重点的特点也在现存抄本中有所体现。就字号而言，除辽图本外，其余抄本均以大字粗写“总说”“故事”“四六”等小题目，利用字体大小、粗细的变化来分隔文本的功能区域。在静嘉堂本、浙图本（见图7）的“故事”中，还以大字粗写部分短语，使重点内容变得更加醒目。而就特殊标识来说，《四六丛珠》刻本中具有装饰意义的指引记号也在现存抄本中有零星留存，如小题目“全篇”，在上图本卷八“措刑”条、静嘉堂本卷六二“爵封食邑”条、浙图本卷二五“起居郎起居舍人”条和卷九五“圣节大燕”条等均画有单线墨框，浙图本卷四一“正言”条则画有双边墨框（见图8），样式与同为建刻类书的《新编方舆胜览》（见图9）等书中圈示小标题的装饰相似；又如小题目“故事”中每条故事前的墨圈“○”，上图本、静嘉堂本、浙图本、国图本中有多处保留，这一形式同样见于《新编方舆胜览》；又如弧线，国图本卷七四“双封封皮式    启事内封皮式”“大状小简内封皮式”中，套式内的文本上画有弧线（见图10），可能用以表示小简中内封、外封的连接，这种样式亦见于建刻类书《诚斋四六发遣膏馥》（见图11）。

宋刻本中使用耳题，与蝴蝶装的装帧形式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耳题在蝴蝶装中位于翻口一侧，其索引功能才得以发挥。《四六丛珠》抄本中保留的右耳题，提示这部书的宋刻本应为蝴蝶装；然而在祖本中出现的大面积残缺，却都对称性地围绕在版心周围，更像是容易发生在包背装书籍上的损伤。推测原因，或许祖本为蝴蝶装，在后世流传中被改装为包背装，并在后续收藏过程中产生了此类集中于版心的磨损。

有鉴于此，对于现存抄本的考察与利用，便需依据其版本与文本的具体情况。就现存五部抄本而言，由于在抄写时代上仅知辽图本可能为明初抄本、国图本可能抄于明中后期，上图本、静嘉堂本、浙图本难以进一步分出时代先后，故而只能优先从其他条件判断。首先，就各本与宋刻本的接近程度而言，现存五部抄本中，国图本虽为残本，但其行款与宋刻本接近，对弧线记号的保留亦为他本所无，且部分文本的面貌亦更接近宋刻本。如卷七“冬至”的“故事”中“黄鲁直引《唐杂录》云：‘宫中以女二揆日之长短，冬至后日晷渐长，比常日增一线之功’”句，本为文中注释，参照前后文的抄写原则，此处应作小字，但上图本、静嘉堂本、辽图本、浙图本都作大字，只有国图本以小字占半行格式抄写。因此，国图本虽为残本，不能作为整理底本使用，却仍具有较高的参校价值。且此本中未见底本为抄本的痕迹，可能与宋刻本关系更为紧密，值得留意。

其次，从版本精善的角度而言，辽图本虽然可能是明初抄本，但行款样貌改换较大、文本残缺较同一抄本系统的上图本、静嘉堂本更多，且虫蛀严重，对于古籍整理而言难以称善。静嘉堂本虽抄写精美，但残缺文本较同系统的上图本更多，且抄写时存在擅改嫌疑，除前文所述卷十四补写“谢赐历日”小字以外，又如卷二四“丞相”全篇，上图本中以空格表示文本残损，有“谟合皋陶，言合稷契，□□上图本此处仅空一格，据浙图本补。都俞吁啼之间。寿若高宗，俗若成康，皆自辅赞弥逢之用。永□圣，迄致太平。如某者，郑里孤生，韩门旧物”一段。静嘉堂本的抄手大概不解其意，为了使文本在格式上两两相对，径自在文中添加了空格，作：

合皋陶言合稷契  都俞吁啼之间寿若高宗  俗若成康皆自

辅赞弥缝之用永  圣迄致太平如某者郑里  孤生韩门旧物

格式上看似齐整，反而导致语句不顺，颇有画蛇添足之嫌。又如静嘉堂本目录“卷十七启贺启头”下有小字“又元会”，他本均无，大概也是抄手发现正文卷十七“贺启头”条中出现了“元会”条的文本，不知其原为误抄，才在目录中擅自添字，而这些行为都降低了静嘉堂本的可靠性。

最后对比上图本和浙图本。上图本因被《续修四库全书》影印，较其他抄本更为“通行”，书前跋语虽为伪造，却并不影响这部抄本的实用价值。然而从内容来说，上图本中错乱倒置、鲁鱼亥豕之误较浙图本更为常见，加上抄写不够工整，常有文字不易辨认的情况。且在上图本中，凡遇句中缺一二字的情况，抄手多连贯抄写，不保留空缺位置，如卷四九“四厢都副指挥使”条中，同系统的静嘉堂本中缺字作“蔽江淮，□长城之万里”，浙图本作“蔽江淮，览长城者万里”，上图本则径作“蔽江淮，长城者万里”；又如卷八九“开堂”条中的摘句，静嘉堂本作“一瓶度世，聊随闽岭□困”，浙图本作“一瓶度世，聊随闽岭因缘”，上图本则作“一瓶度世，聊随闽领困”。这种抄写习惯也影响了上图本文本的准确性。相比之下，浙图本在卷目结构上错误较少，文字正确率更高，行款面貌更接近宋刻本，抄写水平亦在明抄本中属上乘，更适宜作为《四六丛珠》的整理底本。

结   语

通过梳理《四六丛珠》现存五部抄本可知，各本均为同一祖本的流裔，其内部可细分出两个传抄系统，系统一包括上图本、静嘉堂本、辽图本，系统二包括浙图本、国图本。五部抄本底本各异，且各自有相当多独有的异文，其内部的传承脉络应比现有的推测更为复杂，中间环节还应有多个传抄本存在（如图12所示），且实际数量可能在现有的预估之上。经由对《四六丛珠》现存抄本版本源流的梳理，可以了解这部四六类书在当时的传抄之盛，其在书籍市场中的热度也可见一斑。

笔者调查过程中，曾得到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赵长波老师、静嘉堂文库山田正树先生和吉田惠理女士、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老师和刘欣佳博士的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戴琳琳，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代文学和古代文章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