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相比传世本存在显著意义差别的异文不多，反映出《论语》的内容到西汉中期已经比较稳定；但在篇章分合方面，海昏汉简本自有特色。通过目前较为确定的六处分章差异，可以看出海昏汉简本都是分传世本一章为二，没有合二为一的；分章之处都有“子曰”为标志，具有将一章的内容限于一时一地的倾向。这与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做法暗合，或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学解释风气的变迁。

关键词：海昏汉简；《论语》；朱熹；经学

引   言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是反映西汉中期《论语》面貌的重要文物。刘贺为昌邑王时，曾由昌邑中尉王吉教授以《论语》，而这位王吉后来被尊奉为齐《论语》的宗师。据刘向说，齐《论语》较后来通行的鲁《论语》多《问玉》《知道》二篇，而海昏汉简本中正有《智（知）道》篇，因而可说是齐《论语》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中间形态，但还不能径称为“齐《论》”。相比于传世本，海昏汉简《论语》中存在显著意义差别的异文不多，反映出《论语》的内容到西汉中期已经比较稳定；但在篇章分合方面，海昏汉简本自有特色。

就篇而言，海昏汉简本各篇自有篇题，可能独立成卷；未发现对应于今本《乡党》《微子》《子张》篇的内容，而又与今属《礼记》的《中庸》等篇的文句同出，形制、书体相同，且未发现“论语”大题。可见，其书或许仍以篇为单位流行，篇序及构成很可能不同于今本。班固罗列西汉宣、元时期讲授《论语》的诸位名家，称其“篇第或异”，海昏汉简本可为一证。

就章而言，海昏汉简本分章抄写，一般每简容24字，遇到分章则未满24字即换行另起，故不难发现其分章与传世本存在差异。

出土战国秦汉古书在一篇之内多连续抄写，不明确分章，分章断句成了传习者的任务。《论语》传本众多，传习者各自分章断句，势必产生差异，这种差异也与立说之不同互为因果，演变为学派分野的标志之一。三国曹魏时，何晏等在汉成帝师张禹所编“张侯《论》”的基础上编撰《论语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其分章大致为后来的传世本所承袭。张侯《论》原自有解说，《汉书·艺文志》称之为“鲁安昌侯说”，亦称《论语章句》，顾名思义，应该包含了分章断句。张禹被《汉志》列入“鲁《论》”名家，但他先后师事的王吉（吉字子阳，故又称“王阳”）、庸生，皆刘向所谓“传齐《论》者”，而未见有“鲁《论》”一系的师承。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正说明宣、元时期尚未形成不容逾越的《论语》学派之分。刘向、歆父子称张禹传“鲁《论》”，作“鲁说”，恐怕主要是由于其传本的篇数同于鲁《论》，而分章又不同于王吉等人所传。《论语集解》何晏等序引刘向云：“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皇侃解释说：“其二十篇虽与鲁旧篇同，而篇中细章文句亦多于鲁《论》也。”可知西汉后期诸家《论语》的章数和分法各异。定州汉墓出土的宣帝时竹简本《论语》，分章就颇不同于传世本。

传世本《论语》的各篇章数见于《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以下简称“《皇疏》”）篇首的统计以及邢昺《论语疏》（以下简称“《邢疏》”）的明确分章。此外，陆德明《论语音义》（以下简称“《音义》”）的篇首亦有统计。以上各本，章数大同小异。直到南宋朱熹作《论语集注》（以下简称“《朱注》”），才较大幅度地调整分章。有趣的是，《朱注》不同于北宋以前传世本的分章往往同于海昏汉简本，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海昏汉简《论语》的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目前较为确定的分章差异仅见于《公冶长》《先进》《宪问》三篇，共六处。下面逐一分析，以求体现此本在分章方面的某些特征，附带讨论异文，一并求教于方家。

一、《公冶长》“道不行”“由也好勇”章

子曰：“道不行，乘柎（桴）浮于图片933-13:878（见图1）

子曰：“由也，好勇过乎我图片933-13:887（见图2）

注疏本作：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传世本皆为一章，其中前“子曰”至“闻之喜”仅21字，不到海昏汉简《论语》单简的容字数，可知海昏汉简本从后“子曰”起别为一章。定州汉简《论语》则同于传世本。《集解》引郑玄注及“一曰”之说，都将两“子曰”当作一章连起来解释，谓子路相信孔子浮海之说，意欲从行，孔子因此评价他“好勇过我”；郑玄甚至说“无所取材”的“材”是指造桴之材。不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一段话连续引用孔子对子路的多条评价，包含“由也好勇过我”一句，但未及“道不行”云云，反而在后文中另述“子路喜从游”。这或许说明，司马迁理解的《论语》分章是同于海昏汉简本的。

文意方面，海昏汉简本的“柎”字，定州汉简本作“泡”，并通“桴”，指竹木编成的小筏；“过乎我”，较传世本多一介词“乎”，语意无别。

二、《先进》“柴也愚”“回也屡空”章

□也□，参也□，师也辟，由也献（喭）。933-13:756（见图3）

子曰：“回也，其度乎屡空。赐也，不受命而化（货）埴（殖）焉，意（臆）则屡中。”933-13:16（见图4）

注疏本作：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億则屡中。”

海昏汉简本“献”字下空白，“子曰”另起，别为一章。定州、平壤汉简本及北宋以前传世本皆不分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则缩写了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使得其句式与前四句相同，云“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无疑也是连作一章理解的。不过，海昏汉简本的分章亦非孤例。陆德明《音义》于“子曰回也其庶乎”下云“或分为别章，今所不用”，可知其所见或本的分章同于海昏汉简本。《朱注》也采取了这种分章，不知是否受《音义》或本的影响。

文意方面，海昏汉简本“师也辟”，《集解》《皇疏》本作“僻”，都是邪辟不正的意思。“献”，定州、平壤汉简本同，而传世本及《史记》皆作“喭”。旧注对“喭”的解释大致近似，意为刚猛、粗俗、不恭。“献”“喭”音近可通。至于“意”“億”皆读为“臆测”之“臆”，自不待言。

文本差异较大的是下一章“回也其度乎屡空”，传世本“度”皆作“庶”，定州汉简本作“遮”，亦读为“庶”，而《史记》云“回也屡空”，无此字。对于“庶”字，自《集解》以降，旧注大都解释为“庶几”，朱熹也认为孔子的意思是颜回“近道”。这可能是受《周易·系辞下》所录孔子之语“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的影响。此语又见于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并非汉代人造说。但《易》传下文作“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无涉“屡空”，未必与《论语》此句同源。

海昏汉简本作“度”，提示我们有可能存在别解。李零曾就传世本说：

我怀疑，“庶”是“度”的通假字。“度”音duó，有测度、意度之义，字形与庶有关，《说文·又部》说是从又庶省声，庶是书母鱼部字，度是定母铎部字，读音极为相近，疑是通假字。“度”与“臆”同义，“屡空”与“屡中”相反，前后正好对称，意思是说，颜回命舛，度事屡空，子贡相反，臆则屡中。

此说对文意的解释相当通畅。李零认为传世本中的“庶”可读为“度”，有“揣度”之义，而海昏汉简本《论语》正作“度”，印证了他对文意的理解。只是我们还不能肯定汉魏学者都是按照“度”来理解此句的，他们也可能由于《易》传的影响而以为“度”是“庶”的形讹，径改为“庶”字，遂用“庶几”来解释了。换言之，海昏汉简本表明，就《论语》的原意而言，传世本的“庶”可能是“度”字的形讹或误改。

三、《先进》“子张问善人”“论祝”章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狭，亦不入于窒（室）。”933-13:25（见图5）

子曰：“论祝（笃），是耶？君子者乎？疑长者乎？”933-13:758+933-13:759（见图6）

注疏本作：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合二章为一章，定州、平壤汉简本同。《集解》在“色庄者乎”下云“言此三者，皆可以为善人者也”，认为“子曰”下三句是承上文子张所问而言。《皇疏》云：“当是异时之问，故更称‘子曰’。倶是答善，故共在一章也。”由于中间存在“子曰”，故皇侃认为不是同时之语，只是因为内容都回答何为“善人之道”，才合为一章。此说为《邢疏》所承袭，可见历来对此章之分合存有疑问，需要解释。但上述解释近于穿凿，故朱熹作《集注》，遂分为二章，后人多从之。海昏汉简本表明，朱熹的分章法在西汉中期已经存在，或许更接近《论语》的早期形态。

文意方面，海昏汉简本这两章都存在可能改变理解的重要异文。

前一章的“践”字同于传世本，而定州、平壤汉简本皆作“浅”，亦当读为“践”。“狭”字简文右半部分清晰，而左半部分的偏旁仅略存残笔，难以断定。但无论左偏旁作什么，此字都当读为“狭隘”之“狭”，且“犭”旁与残笔不矛盾，故暂直接释出。“践狭”指走到狭隘之处，与后文的“入窒”义近。海昏汉简本的“窒”皆读为“室”，指内室、卧室，是家中深奥、狭小的隐私之所。此句用“狭”“室”作比喻，说明善人要知进退、懂回避，不要硬钻牛角尖，让自己丧失腾挪的空间，也不要窥探别人的隐衷或逼人太甚。如此则平和温良，可称为“善”。

旧解将“善人”理解为下圣人一等，称“不践迹”是不因循前人的轨迹，“不入于室”指不能入圣人之奥室。作此解释，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如《皇疏》所言，这是牵连孔子别处云“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之句而作的解释。然而，“未入”可指客观上“未得入”，“不入”则表示主动的选择，不宜增字作解，释为“不能入”；且孔子所言各有语境，“入室”一语未必只有一个意思。其二，这一解释的基础是将“子张问善人”和“论祝（笃）”划为一章，而根据“论笃”“君子”“色庄”等词语，易把“善人”理解为某种颇具德行而未臻化境之人。该说失之穿凿，又脱离语境，不可取。将两章分开后，孔子对“善人之道”的阐发应当结合提问者子张（颛孙师）的性格寻求解释。《论语》云“师也辟”，又云“师也过”，说明子张的性格缺点在于偏激，而孔子说“不践狭”“不入室”恰是对症下药，劝导他要懂得分寸，避免偏狭过分之举。

后一章“祝”，定州汉简本同，传世本、平壤汉简本皆作“笃”，字通，仍可作“笃厚”“笃实”解。“论笃”就是所论说的都厚重稳妥，无可挑剔。“论祝是耶”的“耶”是表示疑问的句末语气词，与其他各本读为“欤”的“与”字用法相同；而《朱注》读如本字，云“但以其言论笃实而与之”，则是以为“与”表赞许。海昏汉简本的“耶”自不可如《朱注》解，只能理解为疑问语气词。“疑”，与传世本所作的“色”字音近可通，应是源自对相同文本的不同转写。但转写者和早期的读者对“疑长者”与“色庄者”可能持有不同的理解。“色庄者”指外表严肃的人，“色”作名词。“疑长者”则要与前文的“君子者”联系起来考虑，“长者”是战国秦汉的熟语，指宽厚诚实之人，“疑”是揣度未定之辞。海昏简本此章所表达的孔子之语或当作如下解释：“言辞忠厚，就正确吗？这样的人算得上君子吗，恐怕只能算是长者吧？”

四、《宪问》“不在其位”“君子思”章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933-13:846（见图7）

注疏本作：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以二人之语合为一章。海昏汉简本则以“曾子曰”以下独立为一章，定州汉简本、《朱注》本亦同此。但如此分章带来一个问题，即前一章如果不变，则将与《泰伯》篇中的“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章完全重复。《论语》中原有数个重出的例子，但多是部分内容重出，完全重复的只有见于《学而》篇和《阳货》篇的“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章，学者或解释为在两篇中表达的意思各有侧重。就《泰伯》篇与《宪问》篇的这处重出，毕宝魁认为“可以理解为是曾子弟子或门人引证孔子的话来印证曾子的话，或者说是用曾子的话来解释孔子的话”。然而，海昏和定州两个汉简本皆分为二章，恐非巧合。这让我们不能不考虑另一种可能，即“子曰”云云原本并不重出，是由西汉中期以后的某些传习者补入到“君子思”章的“曾子曰”之前的。

五、《宪问》“莫我知”“不怨天”章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933-13:608（见图8）

此句在海昏汉简本中独为一简，而在注疏本中见于《宪问》“莫我知”章：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此章的其他文句不见于海昏汉简，应是朽亡了。“不怨天”句亦见于《礼记·中庸》《孟子·公孙丑下》，上下文并无“莫我知”等句。此句在海昏汉简本中独立为一章，说明它在编入《论语》时很可能与“莫我知”章来源不同，是后来才被整合进来的。若然，则“莫我知”章的原文应是以孔子所说的“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紧接上文，作为对子贡所问“何为其莫知子也”的回答。就问答互动而言，这样的回答其实是更直接、连贯的。从《史记·孔子世家》开始，汉代文献多将“不怨天，不尤人”与“下学而上达”连用，海昏汉简本虽晚于《史记》，却有可能反映了这段对话更早的面貌。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海昏汉简中已经亡佚的“莫我知”章包含了“不怨天”句，而此章或是重出，或者并不属于《论语·宪问》，而属于混杂在一起的某篇礼类文献。

六、《宪问》“贤者辟世”“作者七人”章

子曰：“贤者辟（避）世，其次辟（避）地，其次辟（避）色，其次辟（避）言。”933-13:868（见图9）

子曰：“作者七人矣。”933-13:870（见图10）

前一简“言”字下空白，可知两简分属二章。传世本文字全同（《皇疏》本“辟”作“避”），而合为一章，定州汉简本亦为一章。旧注皆联系两“子曰”解释，认为“作者”即能为以上避世、避地、避色、避言之行者，比如《皇疏》就后一句说：“引孔子言，证能避世已下，自古已来，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各家还分别列出他们心目中的七位隐士，而郑玄认为“‘七’当为‘十’字之误”，进而列出如下十人：“伯夷、叔齐、虞仲，避世者；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连，避色者；荷篑、楚狂接舆，避言者也。”

《朱注》则不同，分为二章，并且反对坐实七人。分为二章还可引出新的解释。如潘维城说：“盖古与‘贤者避世’合作一章，故解者皆以隐士当七人之数。”换言之，如果独立理解“作者七人”则“作者”未必为隐士。张载就认为“作”是“述而不作”的“作”，“作者七人”应该是孔子仰慕而自叹不如的七位圣人，即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刘敞也在《七经小传》中说“‘作’读如‘作者之谓圣’之‘作’”，也认为孔子所谓“作者”是指圣人。从海昏汉简本来看，这种解释可能也存在于汉代，值得重视。

结   语

以上列举了海昏汉简《论语》与传世本已知的全部六处分章差异，可列表1概括如下（《朱注》本相较于北宋以前传世本比较特别，故予单列）：

不难发现，海昏汉简本相比于传世本，都是分一章为二，没有合二章为一的。前引刘向云，齐《论》、鲁《论》共有的二十篇中，齐《论》“章句颇多于鲁《论》”，不知是否指分章较多；若然，则海昏汉简本也符合齐《论》的这一特征，再次佐证其为齐《论》形成过程中的中间形态。还可注意的是，分章之处都有“子曰”为标志。如皇侃等所说，一章中重出“子曰”，表明非同时同地之言。而海昏汉简本据“子曰”分章，有将一章的内容限于一时一地的倾向。

以上六例中有四例与朱熹《论语集注》相合。这当然不是由于朱熹见过什么古本秘籍，而是他对《论语》的整体看法有些暗合古人。朱熹认为《论语》“是每日零碎问”，各有语境，并非连贯之文，“逐文逐意各是一义”，读者也要“读前一段，如无后一段”。据此，不难理解他为何倾向于能分则分，避免牵连上下文穿凿附会。

朱熹的这种做法与西汉中后期以降至东汉末的经学取向恰好相反，而与汉昭宣以前的经学反倒有相似之处。汉武帝为博士弟子开启仕途后，学者日增，学派之间的辩难、竞争也日趋激烈。汉宣帝时，博士夏侯建为应对竞争，发展出牵合五经以解释《尚书》的章句之学。虽有从兄夏侯胜的批评，夏侯建的做法还是蔚然成风，其所作章句经弟子增补，到第三代秦恭已扩充至百万言。其他各经也都产生出类似的章句，免不了要穿凿附会、具文饰说，以求新奇、系统。至东汉，章句之学因过度繁琐和取士风尚的变化逐渐丧失生命力，但学者对章句的简省主要在于辩难性的内容，而照应上下文、牵合各经以成体系的方法则延续下来。这样的学术取向，势必要为解释文句创造篇幅更长、含义更明确的上下文语境，就《论语》而言则是合并分章。产生于西汉后期的张侯《论》在这种经学风尚的影响下，采用了不同于海昏《论语》的分章，并为后来的郑玄注本、何晏《集解》本所继承。

据乔秀岩之说，郑玄的《论语注》就有重视上下文结构、牵合经书进行体系化、理论化解释的特征，而何晏的《集解》正是要拆毁郑玄的体系结构，使《论语》回归文本自身，释放出更大的阐发空间。马楠继承和修正此说，指出郑玄的上述经学风格并非独创，而是“延续了章句的传统”，郑学“可以说是章句之学最终的收束”，而非其出口。这样看来，何晏等人要改变的应当是汉代经学的风尚，但他们还无法完全摆脱东汉《论语》学的影响，在分章方面仍继承了章句之学兴起后产生的张侯《论》。直到朱熹才彻底抛下汉学的包袱，大胆改造《论语》分章，而竟往往与西汉中期的海昏汉简本相合。这既是巧合，也不妨说是超越汉代经学传统的必然结果。当然，《朱注》本的“分”与海昏汉简本的“分”只是形式相同，实质并不同——前者是有意识的反拨，后者则是未经改造、顺其自然罢了。

【作者简介】陈侃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秦汉魏晋史、出土文献、中国古代思想与政治文化史。厉承祥，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秦汉史、出土文献。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1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