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区古籍存藏丰富，分散于各地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还有寺庙和民间。据普查数据，全省古籍存量接近百万册（件），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存量有10万余册（件），云南省图书馆收藏的历史文献将近50万册（件）。古籍因历经岁月的侵蚀和人为的翻阅等原因，保存状况不容乐观。值得庆幸的是，云南省图书馆的一代代修复师以匠心作笔、以技艺为墨，在残缺的纸页间续写着传承与新生的故事。

▲杨利群（后排右三）1979年被选送至上海参加训练班与部分同学合影

古籍修复的传承之路

清末时期，昆明的街头巷尾涌现出一批书画修裱门店，“含英阁”凭借精湛的技艺声名远扬。掌柜刘文藩身为书画收藏大家，精通书画修裱之道，门下徒弟张宝善、杨福等人勤奋好学。他们将南派的细腻与北派的大气融为一体，探索出独具云南特色的“滇裱”装裱技艺，这为云南古籍修复埋下了最初的火种。

1939年，学有所成的张宝善在昆明市华山南路开设“宝翰轩”书画装裱店，继续深耕装裱事业。1942年，徐悲鸿到昆明举办抗日义捐画展，在多方比较之后，最终选定张宝善、杨福负责画作装裱。经他们之手装裱的作品品质上乘，二人自此在业界声名远扬，被誉为“滇南瑰宝”“滇裱巨擘”。如今云南省内通行的古籍修复技法，皆源于二人的传承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图书馆征集到大量珍贵古籍文献，但不少古籍破损严重。于是，图书馆邀请张宝善、杨福二人对这些古籍进行修复。1951年，二人入职云南省图书馆（原云南图书博物馆），成为馆内第一批书画修裱、古籍修复师。次年，杨福之妻杨敬仙也加入其中，成为云南省图书馆第一位女性古籍修复师。他们在古籍修复岗位上默默耕耘近30年，直至退休。

▲2016年，杨利群带领团队研究彝文古籍修复方法

1979年，杨福之子杨利群子承父业，成为云南省图书馆第二代专职修复师。自幼跟随父母学习书画修裱和古籍修复技艺的他，同年被选送参加文化部举办的“第一期全国古籍图书修补训练班”，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古籍修复技艺。在这一时期，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的重点聚焦于善本古籍，成功抢救修复了宋刻宋元明递修本《汉书》、元大德间饶州路儒学刻明正德嘉靖间递修本《隋书》等珍贵古籍文献。

2004年5月，云南省图书馆正式成立古籍修复组，由时任馆长直接分管，古籍修复工作步入规范化轨道。之后，杨利群作为前辈，在馆内培养出8人专职古籍修复队伍，让古籍修复技艺得以延续。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云南省古籍修复技艺迎来发展的黄金期：2008年7月，云南省图书馆获得二级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并在国家文物局备案；2009年，云南省图书馆被命名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得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古籍修复设备、材料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古籍修复工作迎来了空前发展。这一阶段，修复重点转向云南地方志和地方文献，如《华阳国志》《云南通志》等近140种24000余叶文献得以修复。

2012年起，针对云南民族文字古籍资源丰富但缺乏专业保护、亟待抢救修复的实际情况，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充分发挥古籍修复人才和资源优势，在杨利群的带领下，基于多年汉文古籍修复的经验，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修复技法，积极开展彝文、藏文、东巴文、傣文等民族文字古籍的修复工作。截至目前，抢救性修复汉文古籍2022册115386叶，彝文古籍286册15220叶，藏文古籍2882叶，傣文古籍34册970叶，东巴经古籍72册864叶，修复拓片90幅、拓印拓片851幅。许多修复后的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彝文古籍《查姆》《历算书》、傣文古籍《兰嘎西贺》等尤为珍贵。“纳格拉洞藏经”修复项目成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标杆成果，“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修复文化志愿者在行动”项目获评2016年最佳志愿服务项目。2022年，云南古籍修复技艺入选第五批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国家级藏文古籍修复基地和技艺传习中心（云南）正式落户，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保护迈入新阶段。

多元举措构建人才梯队

师带徒，培育修复骨干。云南省图书馆是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设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云南传习所，同时也是具有国家文物局确定的全国首批具有二级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的图书馆。馆内设有500余平方米的古籍修复场所，配备8个古籍修复专职岗位，长期采用师带徒的方式传授技艺。8位徒弟在古籍修复方向各展所长，不仅协助导师开展古籍修复培训工作，而且逐渐成长为云南省古籍修复的中坚力量。多年来，云南省图书馆年平均抢救性修复本馆古籍文献60余册、4000余叶，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古籍的生命。

周期培训，构建人才梯队。2004至2021年间，云南以汉文古籍修复技艺为培训重点。随着古籍普查范围的不断扩大，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破损情况逐渐引起馆里重视。2012年起，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便潜心研究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复技法。2013年通过举办培训班的方式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复人才。2014年迎来培训高峰，一年内连续举办4期培训班。截至2024年，云南省图书馆年均举办1-2期培训，累计受训1400余人次。现云南省已构建初、中、高三个技艺层级的人才梯队，为古籍修复事业持续注入活力。

走近公众，播撒保护种子。云南省图书馆借助“4·23世界读书日”“世界文化遗产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古籍修复技艺进社区的观摩体验、晒技艺等活动，让大众观摩体验古籍修复技艺、在寓教于乐中学习古籍保护和修复知识，扩大公众对古籍保护的认知和社会影响。同时，通过举办讲座、展览等方式，吸引更多人关注与体验修复技艺。2021年8月，“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保护传拓研习馆”成立；2022年5月，云南典籍博物馆建成，两馆均设置修复展示互动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古籍修复的魅力。通过参与文旅融合项目、举办现场体验活动等方式，古籍修复的社会教育职能不断拓展，传承之路愈发宽广。

多重创新促技艺新生

技艺创新，破解修复难题。在“纳格拉洞藏经”修复项目中，因藏纸材质特殊，市场上难以找到匹配的修复用纸，这一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困扰着修复人员。杨利群受机器纸浆补书与传统手工浇纸法的启发，带领团队另辟蹊径：将狼毒草根的韧皮纤维制成纸浆，与定制构皮纸浆混合，用“人工纸浆补书法”破解了难题。这一技法优势显著：解决了特殊古籍修复用纸难题；无需使用糨糊，降低虫蛀霉变风险；补洞精准，不损伤文字，实现最小干预；修复后书叶平整，无需额外捶平。此后，该技法成功应用于傣文、东巴文古籍的修复，得到业内专家与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针对藏文古籍纸质较厚的特点，云南省图书馆修复团队还采用多层皮纸分层夹接法，对破损较小的书叶则结合搭补与纸浆填补，严格遵循“最少干预”原则，为同类情况古籍修复提供了宝贵经验。

知识创新，规范传承体系。古籍修复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004年起，修复人员开始制作简易电子修复档案；经过多次优化完善，2016年，形成相对规范的“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档案”。档案全程记录修复流程，修复完成后总结经验，成为培训的核心教材之一。在培训班上，学员们依照档案框架记录工作心得与操作手法，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成果，导师也可据此精准指导，纠正偏差。此外，修复团队深耕理论研究，将实践经验与学术理论结合，在公开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古籍修复的理论体系，更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复领域填补了多项空白。

传承方式创新，多元融合发展。云南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古籍修复技法。各民族修复技艺的交流碰撞，让古籍修复成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财富。2022年，云南省图书馆依托民族文字古籍资源，启动“藏文、彝文、傣文、东巴文古籍”保护中心示范项目，鼓励各示范点建立专门机构，系统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续写守护新篇的几点建议

从历年培训数据来看，修复人才培养面临着队伍扩充缓慢、年龄偏大的问题。未来，培训工作将注重构建合理的年龄梯队，确保技艺有序传承。同时，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复中，引入民族文字专家参与，借助其对文化背景与文献内涵的深刻理解，精准分析破损成因，选择适宜修复方案，提升修复质量。

古籍修复技艺蕴含丰富的隐性知识，许多经验性准则亟待量化与规范。例如，修复用纸“宁厚勿薄”“宁浅勿深”的标准，需要通过深入研究明确界定。修复师们将加强实践总结与理论探究，挖掘技艺背后的科学依据，形成统一规范，推动修复水平整体提升。

随着科技进步，古籍修复正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过渡。传统修复技艺精湛，但难契合现代古籍保护精细化要求。云南省图书馆已探寻科学检测与传统技艺融合路径，开展纸张酸性检测、脱酸技术研究等工作以精准选择修复材料，用仪器剖析古籍病害及材料数据来制定科学修复方案。未来，还将引入先进科技设备，让古籍修复更具科学性与规范性。

古籍是文明载体，修复是千年对话。在云南，一代代古籍修复工作者以匠心和技艺守护民族根魂。从清末初燃到如今燎原，从单一修复到多元传承，从经验摸索到科技赋能，云南古籍修复技艺在传承中创新、发展，于新时代焕发生机。

来源：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