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根据目前已知存世的三种嘉业堂营业书目以及报刊、信札等材料，可考察嘉业堂1931—1936年间的刊印与销售情况。这些售书活动是刘承幹在经济日渐窘迫的情况下，为应对各方索书，缓解经济压力的举措。三种书目应分别出自周子美、施韵秋之手，而嘉业堂所刻各丛书系陆续竣工，因此各书目在内容与体例上存在显著差异。营业书目编行后，刘承幹采取免费分发书目、在报纸上登载特价以及预约广告等营销手段，通过邮购与门市发售图书，并与上海等地书店合作经销代售，但书款回收困难。在实际销售中，刘承幹倾向于向公家单位大宗整售，若遇熟人购书或介绍购书，金额较少者则转为奉赠。对嘉业堂营业书目的考察，有助于认识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与销售情况，也是目录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刘承幹；嘉业堂；营业书目；民国刻书史；图书销售

刘承幹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私人藏书家，收藏宏富，驰誉海内；又不惜重金，刊刻书籍约二百种，三千余卷，“参与人员之多，刻工地域之广，刻书规模之大，可谓极一时之盛”。嘉业堂刻书以其雕梓之精，数量之大，成为近现代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绝唱。以往对刘氏的研究，多利用信札、日记、书目等文献，围绕刘承幹的交游及其嘉业堂藏书、刻书等活动开展，成果斐然；但对刊刻之后付印销售的情况则缺少关注。

近年来，陈郑利用国家图书馆藏两册《嘉业堂刊印书目》对其售书情况开展研究，分析鲁迅赴嘉业堂买书被拒一事的来龙去脉，认为鲁迅购书被拒的深层原因是刘承幹经济趋紧，刻书事业急剧收缩以致无书可卖。可惜作者未介绍该书目的具体信息。实际上，目前可查国图藏《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有三种，分别是辛未七月订版（索书号：148035、144339；微缩胶卷号：MGTS/086153，下文简称“1931年版”）、乙亥重订版（微缩胶卷号：MGTS/086031，下文简称“1935年版”）、丙子重印版（索书号：144334，下文简称“1936年版”）。本文拟从这三种书目入手，探讨书目编行的背景，比较分析目前存世的三种营业目录，并结合当时的报纸，上海图书馆藏《求恕斋信稿》等资料，考察嘉业堂在1931—1936年图书刊行销售的具体情况。

一、《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编行之背景

刘承幹在《嘉业藏书楼记》中曾述刻书缘起说：

因念昔贤所著，见于诸家著录而亡佚者盖多，其幸而仅存者，不可无以永其传。会购得朱氏《结一庐丛书》版，益以所自刻者，汇为《嘉业丛编》，此为校刊丛书之始。

自1912年购得结一庐书板开始刻书，直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刘承幹还在零星刊刻《刘氏家谱》。彼时刻书除雕版费用外，还需额外资金购置纸张，支付刷印装订工费。因此，板片刻成后，如有流通发售之需，交由书坊印卖，最为省便。若自印自售，则须承担全部印制成本并自行开拓销售渠道。

1930年，刘承幹在给傅增湘的信中透露了他有自印售书的打算：

近有友人力劝自印，虽计赀甚巨，而券售预约，不致虚糜印赀，将来北地诸公印订蒇工，亦以观厥成功为快，诸公既免筹募之劳，而敝书楼亦可借以补助，一举而两得之……再侄自印之举，其中故有原因：一缘友人怂恿，一缘星伯原稿。当时仪征刘谦甫年丈为侄编辑，诸多割补，此刻难以归原，自印则无须贴割，是以毅然决然而自任印行也。合并陈明，幸于诸公前婉达之。

刘承幹谋划自印售书，其中故有原因，即友人怂恿、徐松《宋会要》事件两端。刘承幹与缪荃孙、董康、徐乃昌、陈绳夫等藏书家、刻书家交往密切，每有新刻，即分贻同好。这些声气相通的刻书家群体彼此互为图书代销渠道。以缪荃孙为例，傅增湘、盛宣怀、罗振玉、董康等在刊书后都曾拜托缪氏帮忙销售。若印量较大，还可委托书坊、书店代销寄售。如上海扫叶山房、西泠印社、食旧廛、蟫隐庐等书店代销缪氏刻书的记录屡见于《艺风老人日记》中。因此，友人力劝刘承幹自印自售，实为当时通行做法。另一件促使刘承幹决心自印发售的关键事件是《宋会要》原稿遭篡改一事。该书由徐松辑自《永乐大典》，刘承幹曾以重金购归，因原稿部类不明，先后杂厕，于是延请刘富曾、费有容重加厘订，不料刘富曾对原稿多有删补，不复原来面目，誊清本又与稿本不相吻合，纠纷亦自此起。此事使刘承幹深感委托他人不可靠，不放心印售一事假以他人之手，“是以毅然决然而自任印行也”。

此封信函还透露出促使刘承幹决定自行印售的关键因素，即经济考量：他计划通过预约发售回笼资金，并以售书盈余贴补藏书楼运营经费。1930年代，刘承幹经济状况日渐窘迫。1931年第一次正式印售自家刊刻书籍，他便宣称初衷是将售书利润用作嘉业藏书楼的日常经费补助，“拙刻付印，均属书楼，盖借所售之赀为书楼经费补助也”。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刘承幹持有股份的商业受战事影响而停顿，“侄处自战事猝发，商业受损，金融受挤，为历来所未有。房租所收，只十之二三，自阳历正月至四月底，已届四月，房客一味延宕，要求免租，亦无可理喻。而支出方面，则捐税重叠，善举捐款，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钱业又以时局关系停止往来，而侄所开典铺，现届盲蚕之际，正欲添本，无米之炊，巧妇难为”。后又因家庭纠纷损失近百万元，他为节省开支，于1934年底迁居苏州，将上海爱文义路住宅抵押三十五万元。在此情形下，施韵秋向刘承幹提议第二次印售书籍，由他主持筹划。1935年2月27日，刘承幹在《致培余弟》函中透露，他“现在负债之数尚达一百七十万，而尊德里空闲之屋无人过问。今年又自动减租，而典业亦远不逮前，则收入方面势必大觳，家用虽力事撙节，然际此百物翔贵之时，亦殊不易”。在经济日渐支绌情况下，刘承幹仍坚持印行，其1934—1935年的印售活动，显然主要为了营利。

此外，促使刘承幹转向自家销售所刊刻图书的外缘还有以下三点：

（一）索者纷纷，难以应命

刘承幹刻书并不为牟利，他为人慷慨，刻印书籍往往用于馈赠亲友或文化机构。“窃不自揆，思欲借此以保存国粹、发扬文化，故国内外公私各图书馆及研究国学之士邮书来索，罔勿捐助巨帙，以资流通。”《嘉业老人八十自序》亦云：“综所刻无虑三千余卷，凡海内外图书馆，无不举以馈遗。”南浔嘉业堂保存的赠送嘉业堂自印书的名录显示，1915—1919年间，嘉业堂出赠自刻书共计4882部，受赠者达207人。

嘉业堂所刻书尤其是大部头丛书，并非一次性刊刻齐全，而是次第完成，刘承幹则随刊随印，随时分赠诸友。如1931年2月24日《致曹蘅》函云：

《雪桥诗话》第二集及余集前经奉赠，兹再补奉三集十二卷，以成完帙。

又，1931年南洋中学设立图书馆，校长王培孙向刘氏函索赠书，刘承幹回复到：

近复辟书馆，以便探讨，此后东箭南金、人才辈出，可以预券……承索书刊，敝处二十年来剞劂校雠，区区之志，亦欲流通古籍，公诸艺林，于以商量旧学，阐发新知。既荷嘤鸣之求，敢为枕秘之固。兹再检出十种，借备插架。

刘承幹这种慷慨分赠的行为引得诸多名士遗老慕名来信索书，而已得赠书的友人又因新书渐次刊成，闻讯索要。获得赠书的各大图书馆也因为刘承幹赠书时随刊随赠，往往不成丛书，故而函索纷至，以求配齐。如，1932年1月7日《致孙虞臣》函云：

承询史部书，拙刊虽有多种，而大都均无存书，意兴阑珊，目前亦未必续印。日后如续印出书，当再奉赠插架。

5月10日，再致书云：

承索拙刊，兹特检奉《瞿木夫年谱》《朴学斋笔记》《邠州石室录》《黄忠端甲申日记》《言旧录》《闲渔闲闲录》《明史例案》七种，借备插架，其余三种已无存书，尚祈谅察。

20世纪30年代，刘承幹的经济问题日渐凸显，加上纸价渐昂，印工日贵，续印的经费难以支撑，而索者纷如，自然苦无以应。刘承幹在1935年5月17日的《致蔡奎农》函中虽告知“敝处赠书早经停止”，但仍向其通融，寄赠存书。1935年11月11日《致张宋庼》函云：“敝楼出版之书，多数皆未补印齐全，而四方朋好索者纷至，殊苦无以应之。兹奉赠《旧五代史注》壹部，由敝楼直接邮寄，聊备插架，未敢云琼瑶之报也。”可以说刘承幹的赠书行为贯穿了整个刊刻生涯，面对各方函索，经济日渐窘迫的刘承幹以售书来代替部分赠书，无疑可以缓解这方面的经济压力。

（二）加价兜售，版片盗印

1931年嘉业堂正式发售自家刻书之前，北平有些书坊就在以高价兜售嘉业堂刻书，据1928年《北平直隶书局临时大廉价书目》载“《危太朴文续集》（嘉业堂刻）  竹纸六册  洋六元”，与嘉业堂1931年版营业书目的定价“三元五角”相比，贵了近一倍。1931年初，刘承幹从谢国桢处得知，嘉业堂刊“梅逑《通义堂集》京估竟有索价每部廿元者，殊骇听闻，如有人欲购拙刊，不妨通函直接，免若辈辗转弋利也”。而三种嘉业堂营业书目均定价为“六元”。刘承幹刻书本意在流通，此类事件或许令他产生了与其让各家书贾加价争利，倒不如自己发行售卖的念头。

除此之外，他委托北平文楷斋锓版的《晋书斠注》，因版片留在北京，久不交还发货，坊间传闻文楷斋有私印偷售一事。刘承幹对此气极又无奈，“刘春生（引者按，即文楷斋主人）殊属可恶，将书板留住，无非私印发售，借以牟利，将来版片损坏漫漶之事，彼则不负责任。专图利己，不顾损人”。其后《致章一山》信说，“侄屡函甘侯（斋丈次子，寓京城翠花胡同八号），与之交涉运南，而甘侯置之不理，反与该斋接洽，私自印刷，以致京城中流传甚多，即长者前函所谓有人印刷者，即此事也”。刘承幹多次函催刘春生交还版片，又托吴甘侯（即吴潮）与刘春生就近接洽，均无果，不得已请律师出面调停解决。其后板片运南过程中，又被天津海关扣留，甚为波折，1931年日记载此事较详。

（三）书坊代售，收款困难

刘承幹也曾尝试与上海几家书坊合作代售书籍。1925年，他与中国书店经理陈乃乾通函云：

拙刻遵即检集送上，另账附呈。惟所存无多，每种仅呈一帙以为样本，如销售某集，请即饬人到敝处续取。拙刻现归邹君履冰主持，径与接洽可也。至于报销一层，照西泠印社、扫叶山房、蟫隐庐、博古斋诸家为敝处代销，于午节、中秋报明，七折核算，至年终则结清。明岁此项印本亦归浔上敝建藏书楼办理，故拟出售各书再减一折，均备价现购，先此附闻。

上海西泠印社虽以售卖印谱、碑帖、印泥闻名，但其在20世纪初实际以各类木刻精印书籍的印刷与寄售代销为主业，而西泠印社在国内如四川、哈尔滨、山东、山西、广东、北京、天津、苏州、杭州、绍兴等处均有经售处，甚至远销日本。扫叶山房更是历史悠久，开设有上海棋盘街、上海彩衣街、汉口、苏州、松江各分号，书店“每年销行各书，北至奉吉，南迄闽广，西则滇黔边徼，东则鲁皖浙各省，远而至于东西洋诸名国”。蟫隐庐、博古斋、中国书店均为沪上古旧书业之佼佼者。刘承幹选择与以上书店合作代销刊印书籍，显然是想借重各家发达的售书网络，广开销路。由此函也可得知刘承幹与各家书店代售的基本模式：由刘承幹寄去样本各一部，如有销售，则需书店派人前往刘宅取书，书店以六至七折备价现购，年终再结清售书款项。

北平一些书坊也在零星售卖嘉业堂刻书，如1925年《文奎堂书庄书目》、1928年《北平直隶书局临时大廉价书目》、1929年第一期《来薰阁书目》、1930年《北平直隶书局书目》等多家营业书目中均可见嘉业堂刻书的身影。但从《求恕斋信稿》提供的信息来看，刘承幹与北平这些书店似无通函联络，那么这些书店有可能直接与南浔嘉业藏书楼联系合作，或是由非正规渠道获得印本（如私印），抑或辗转经销如上海西泠印社、扫叶山房等所售书籍。

1929年《嘉业堂善本书影》由蟫隐庐书局预约发售，“吴兴刘翰怡先生藏书至富，其书目尚未刊传，并世学者每以未见为憾。兹先生将所藏宋元精本百数十种，每种各印一二页以及题跋，仿铁琴铜剑楼例，汇为书影一书，委托敝庐代为发行。宣纸精印六册，定价十八元，预约十二元，外加邮费二角一分，旧历九月中出书，即截止预约，用为预告”。次年1月登报告示，“凡曾购书影预约者，请即持劵取书”。蟫隐庐主人罗振常是嘉业堂藏书楼编目部主任周子美的岳丈，与刘氏私交甚好，二人合作还算顺利。因此1931年初，刘承幹“规画寄售办法”，“拙刻各编，拟由书楼发交海上各书坊代售，较为便利”。但据其后的《致陈绳夫》函可知，计划由书坊代售一事因考虑到往年收账困难而告吹，改由自家发售：

承示愿为拙刊丛书推销，极感挚爱之雅。惟弟历年以来所受感触至深且巨，有不得不为执事告者。往者，本外埠各书坊多有自愿代售敝处书籍，弟志在流通，自无不欢迎之理。迨书既配去，而代价不至，即有至者，账终不能结清，如此所见不鲜。捆载而往，垂槖而归，虽富若陶猗，恐亦难乎为继。是以如惊弓之鸟，不敢轻于尝试。今岁编定价目，有先惠书价之规定。区区苦衷，原非得已，非敢斤斤于是也。

综上，刘承幹刊印书籍志在流通，自行印售嘉业堂刻书虽受到友人建议以及徐松《宋会要》事件影响，但主要出于营利之考虑，以缓解其日益窘迫的经济状况并应对各方索要赠书的压力。嘉业堂刻书虽然也经由上海等地各大书坊经销代售，但因收款困难，且各家要价多不合理，坊间还有盗印私售之事。在此情形下，刘承幹编制营业书目，订立统一书价，以规范图书销售。

二、三种营业书目的比较分析

《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是后世了解嘉业堂20世纪30年代书籍出版和销售活动的重要资料，目前仅发现1931年、1935年、1936年的三种。对比之下，三个版本各有异同。相同之处在于此三种均为铅印本，书目由几部丛书、单行本、附影印书以及外埠购书简章等若干部分构成，丛书下按经史子集分类，著录书名、卷数、朝代、责任者、册数以及价格，单行本、影印书同此。《影宋四史》《嘉业堂善本书影》因选用纸张有优劣之分，故而在价格前标明纸别以及对应价格。三个版本又各有不同，且1931年版与其余两版差异最大，主要表现在收录书籍数量，书名、卷数、作者的著录，价格的制定，外埠购书简章的变化几个方面。

（一）收录书籍数量

这一部分差异主要源于书目构成部分以及售卖书籍种数的增减，通过表1、表2可以直观地反映出：

由表1可知，1935年版内容最多，比1931年版多出“附墨拓本”“附绝版书”“附寄售书”三个部分，1936年版则删去前两部分。

因为嘉业堂刊刻、校对工作是渐次完成的，并非同一时间竣工，因此同一类的子目数量也有增减。由表2可看出，除去《求恕斋丛书》、影印书的种册卷数三版保持一致，其他各子目下数量都有增减，这说明《求恕斋丛书》是丛编中最先竣工的，《吴兴丛书》《嘉业堂金石丛书》《影宋四史》在1935、1936年版的种册卷数相同，意味着这三部书于1935年完成刊刻，种册卷数其后固定下来。数量变化最大的就是《嘉业堂丛书》，1935年版相较于1931年版缺少《仪礼注疏》一种五十卷，但增加了《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等书的校勘记若干卷，又从《查东山年谱》中析出《东山外纪》单成一种，从《复初斋集外诗文》中析出《翁比部诗钞集》单成一种，1936年又加回《仪礼注疏》一种，因此最后数量为57种。

1935、1936年版书目相较1931年版，增加“附寄售书”一项。寄售书籍多为刘承幹亲友主持刊行的书籍，如《南浔镇志》六十卷为同乡周庆云醵资刊行，《圣学宗传》十八卷为友人聂其杰发起影印，刘承幹捐赀助之。《阐义》二十二卷为友人徐乃昌影印，《鸣坚白斋诗存》十二卷《补遗》一卷为友人吴昌硕刊行，《汪文摘谬》一卷由友人叶德辉之子叶启倬铅印出版。又有顺德龙元任《春华集》二卷及其孙龙令宪《五山草堂初编》二卷、孙女龙唫芗《蕉雨轩稿》一卷，以及民国诗人郑霁光的两部诗集：《山色夕阳楼吟草》一卷、《成趣园诗钞》四卷。

1936年寄售书又增加了几部，《南林丛刊》五种十五卷、《洛阳伽蓝记注》五卷、《庄氏史案考》一卷、《聊斋志异拾遗》一卷均为原嘉业堂编目部主任周子美印行的书籍，《四部寓眼录》亦为周氏主持排印，由蟫隐庐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寄售书中还有一部明张禄辑《词林摘艳》十卷，为钟灵汽压机写印本，亦由蟫隐庐出版。

1935年版书目中有其他两版没有的绝版书4种、墨拓本2种。绝版书有《求恕斋丛书》本《毛诗多识》二卷，单行本《台学统》一百卷、《睫巢集》六卷《后集》一卷、《太谷山堂集》六卷。其中，《台学统》在1936年归入“单行本”的子目中，其他三书则不见。墨拓本为《文征明楷书辞金记》《文征明行书两桥记》各一叶。

（二）书名、卷数、作者的著录

1931年版书目，与1935、1936年两版在书名、卷数、作者著录上差异较大。详见表3（为避免繁复，省去无关信息）：

三版书目著录的差异，尤其以更改修订书名为最多，达20余处。出现如此多更改修订，一来是各丛编在1935年陆续刊定完工，因此对1931年版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动。二来可能与书目编制者的变动有关。

1931年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应由当时担任嘉业堂藏书楼编目部主任的周子美负责，这从《求恕斋信稿》刘周二人的信札中可知。1931年8月10日刘承幹《致周子美》函云：“楼中新印书目如已印好，请速寄沪数份，因陶兰泉君欲观也。”“楼中新印书目”即是1931年7月印行的《嘉业堂刊印书目》。同年11月28日《致周子美》函说：“铅印嘉业堂刻书目录亦请寄其（引者按，指金陵大学李小缘）一册可也。承示欲用真笔版（引者按，即油印）印书楼目录事，极可行，请照尊意办理为盼。”可见，1931年版营业书目的相关事宜基本由周子美负责。但1932年秋，周子美受邀赴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自此便由施韵秋继任藏书楼主任，营业书目的编制自然落在他的身上。1935年8月4日，刘承幹《复施韵秋》云，“现当暑假，未识有来观书者否。鄙意此事亦极为难，招待既烦，迎拒两困，此后还是谢绝参观。况书楼各书现事印售，在在须精力为之。闻执事对于印售不辞劳瘁，弟甚感之，故此后拟于售书赢余内提出一成相酬”。1935、1936年嘉业堂印售书籍工作主要由施韵秋主持。三种营业书目分由两人负责编制，加之1935年丛书陆续刊竣，前后著录有异，也在情理之中。

（三）价格的制定

《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作为营业书目，最主要的功能是方便本外埠读者检寻所需书籍，知晓价格，以便汇款函购。三版书目显示书籍价格总体上呈上涨趋势（如图1所示），但涨幅不大，有些书籍甚至不升反降，如《嘉业堂金石丛书》中《海东金石苑》一书，1931年版定价12元，1935、1936年则降价为8元。

嘉业堂单行本、《影宋四史》因选用纸张有别，价格也各有不同。具体如表4所示：

书籍价格的制定与纸张息息相关，目前所见嘉业堂刊印书籍所用纸张有宣纸（料半、罗纹），竹纸（毛泰、毛边、连史、赛连），洋纸（洋连）三大类。其中《影宋四史》《八琼室金石补正》《嘉业堂善本书影》等精品皆选用上乘宣纸印制，其他则竹纸、洋纸兼采。选用如此多种纸张印刷的原因有四：其一、手工纸张产量与供应不稳定（如1931年《嘉业堂丛书》用赛连纸印刷，1935年《申报》上的《刘氏嘉业堂丛书发售预约》则显示将增加连史纸本，1936年版营业书目又减至赛连纸一种）；其二，制造价格阶梯，以应市场需求；其三，适应特殊印刷工艺（如《嘉业堂善本书影》为影印之便，选用料半与洋连纸）；其四，便于读者批校。刘承幹向李盛铎赠送前后《汉书》时说，“拙刊前后《汉书》，今奉上各一部。弟赠人向用连史纸印者，但着墨易化，今知执事用功，特奉毛边纸印者，以便丹铅”，正出于此等考量。

《影宋四史》一向被视作嘉业堂刻书之最精者，由名盛一时的写工饶星舫影写、刻工陶子麟影刻，印刷所用纸张亦追求精善。仅以影宋《史记》一书（130卷，32册）为例，可知罗纹纸本、料半纸本单册价2.19元或2.5元，单卷价0.54元或0.61元，1935、1936年料半纸本还有降价。可与之作比较的是贵池刘世珩据宋百衲本影刻的《史记》一百三十卷（24册），亦出自饶、陶二人之手。刘世珩编定《贵池刘氏所刻书价目》中，书价按纸别分为三档：杭连本20元，宣纸本28元，赛连本14元。其中宣纸本单册价为1.167元，单卷价0.215元。据此目序言“溯自弱冠，以迄于今，垂二十稔，无日不与丹黄梨枣为缘”，推知此目编于1915年。若以单卷价来看，刘承幹影宋《史记》的价格是刘世珩影宋本的2.5倍强，可见十几年间纸料印工价格之腾升。

刘承幹在图书定价方面总体较为公允，这一点从赵明诚《金石录》的定价变迁中可见一斑。该书原为朱氏结一庐所刊，收录在《结一庐剩余丛书》中，1912年刘承幹购得结一庐书板后将其纳入《嘉业堂丛书》。对比不同时期该书的售价：1929年《来薰阁书目》所载结一庐《剩余丛书》本《金石录》的售价为“四元”，而1931年版嘉业堂营业书目仅定价为“二元八角”。1935、1936年虽微调至“三元二角”，涨幅仍属合理。同期北平群玉斋、宏远堂销售嘉业堂版《金石录》均标价“四元”。再参照前文所述《危太朴文续集》《通义堂集》在北平书坊的溢价情况，都可见刘承幹定价之公道。

（四）外埠购书简章的变化

民国时期，邮局经营国内汇兑和包裹业务，出版商则利用网点广布、可直达个人的邮政系统，建立起邮购发行系统，读者可通过报纸广告、营业书目等渠道获得图书信息，有购书意向者可直接通过邮局汇款购书，出版商再将图书邮寄给读者。这种便捷、高效的购书方式促使邮购成为民国时期图书发行的主要方式之一，仅次于书店发行。刘承幹售书则邮购与门市发售并行，而以邮购为主。1931年版“外埠购书简章”首先注明各书纸别，规定折扣为七折，标明合购书项，说明函购方法、寄款方式以及运费，最后附发售处地址。

1935、1936年两版与1931年版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纸张的说明、折扣、邮费、发售处地址的变化。1935、1936年版均省去了纸张说明，改在丛书名后直接附纸张类别；折扣则由七折改为八折发售；删去合购书，邮费由1931年的每书十册约二角二分涨为二角三分；并因1934年底爱文义路八十四号刘宅被抵押，改为仅在浙江南浔镇嘉业藏书楼印行部发售。

三、嘉业堂刊印售书活动考察

1931年，嘉业堂将发售处一设在上海刘承幹爱文义路的自家住宅，一设在南浔嘉业藏书楼内。1934年5月5日、7日，鲁迅两次前往刘宅购书而不获，以致发出“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的感叹。1935、1936年，嘉业堂发售处仅设在南浔镇嘉业藏书楼内，只在一处门市发售，那么，身处南浔镇以外的购书者如何买书呢？当时的报刊以及刘承幹与多人的通信可为考察1931—1936年嘉业堂刊印售书活动提供若干线索。

（一）免费赠送书目，招揽生意

1931年7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印好后，刘承幹便开始大量向亲友分赠，以作推广。据1931—1936年《求恕斋信稿》所载，赠送刊印书目的对象有陶兰泉、金息侯、孙虞臣、丁仲祜、陈绳夫、谢国桢、章一山、刘湖涵、荣叔章等亲友以及关心国学之士。如，1931年8月13日《致陶兰泉》函云：

承询拙刊书目，前已函致书楼，嘱即检寄来沪。此种目录系近来付印者，书楼寄到无多，兹特奉上一册，聊备浏览，并希教正。

1935年10月28日刘承幹《致荣叔章》函云：

前承诲言，有集款订印拙刻丛书之意，附呈目录四册，借备翻阅。如承惠订，价格当特别通融，以副惓惓之意。

除个人外，刘承幹还积极向图书馆、高校等文化机构赠送刊印书目，如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李小缘）、河南官书局（刘怡宣）以及美国各大学图书馆（锺屺云）等。如，1935年11月17日《致锺屺云》函云：

承示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庋藏汉文图书极夥，索阅敝楼出版目录，兹特寄呈五册，以备分送。

（二）纸张购买困难，续印延期

嘉业堂第一次销售刊刻书籍，贩卖的基本是初印留存的各种复本，存书不多。1931年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虽然开列各种丛书价目，实际上很难购得丛书全本，这是因为很多书籍在首次刊印后就已赠送完毕，“拙刊各书去岁曾定一目，但内有多种自出版之后早已赠罄，必待重印”。1931年10月23日刘承幹《致陈绳夫》函中说道：“《严州金石志》敝处业已刊成。至各种丛书，现正加以整理，印成全份，恐尚需时日也。”11月8日又说，“拙刊丛书中有多种均未续印”。之后，刘承幹先后对陶兰泉、孙虞臣等人表示刊行书籍“多种均无存书”“未必续印”，这也说明嘉业堂第一次贩卖书籍因印量不多，大部分书籍陆续售罄，而各方纷纷来函索书订购。至1933年时，刘承幹苦于无纸可印：

承询拙刊《校经室文集》，此书旧时所印，索者纷繁，致早告罄，久拟重印……而后闽赣产纸各区都已歇业，纸价日昂，几于无处订购。拙刻《嘉业》《吴兴》《求恕》丛书次第结束，欲付印订，苦于无纸供应，他日或购洋纸印之，则又苦求者嫌纸劣耳。

1934年5月5日、7日，鲁迅两次前往上海刘宅购买嘉业堂刻书而不获，第一次没找对地方，第二次因账房不在而未能购买。实际上，即便他找对了地址，见到账房先生也未必能顺利买书，因为此时嘉业堂仍处于购纸困难、续印无期、久无存书的状态。所幸这一窘境在一周后得到缓解，嘉业堂开始陆续添印，准备出售。此据1934年5月13日刘承幹函可知：

承示贵友欲购拙刊《晋书斠注》《雪桥诗话》《海东金石苑》三种，《斠注》初印只数十部，早无存书，今正在添印，约两月后可以出书。《诗话》只存一、二、三集，其余集亦待重印。《金石苑》尚有存书，应否将有存书者先行检奉，抑俟印齐统寄，候示遵行。书目一册附呈台览。

（三）登报刊载特价、预约广告

随着纸张供应问题的解决，嘉业堂续印工作开始，但新印书籍数量有限。1934年6月2日、4日、6日刘承幹在《申报》上连续登载《嘉业藏书楼特价书》广告，发布了6种特价书的发售信息（如表5所示），同时宣布特价期定在当年六月。特价书表前附购书启事一则，告示购书折扣从原来的七折变为八折，停止函索书目，需附邮寄送，并停止上海刘宅的嘉业堂刊刻书籍发行，只在南浔嘉业楼售卖。

1935年5月1日，刘承幹又在《申报》上登载《刘氏嘉业堂丛书发售预约》，说道：“本丛书都五十六种七百五十卷二百二十册。嘉业主人收藏既富，辑刻极精，惟二十年来随刊随印，得者每以不能配成完帙为憾。兹将全书汇印发售，预约简章列后。书印无多，惠购从速。”

民国时期大部头古籍的出版多采用预约发售的营销策略，如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等。在正式发售前，先行预约，这样可以提前回笼资金，按照预约数量付印，以达到节约成本、获利最丰之目的。以上特价、预约广告等图书推广手段显然卓有成效，新印书籍很快便供不应求：“各书间有告罄，又值发售预约，供不敷求。”

（四）沪浔两地经营，专人负责

据《求恕斋信稿》，嘉业堂刻书的印售事务先后由邹履冰、周子美、施韵秋三人主持。其中，邹履冰主要负责刘承幹在沪藏书的管理与图书收发销售事宜。如浙江省立第六中学校长叶卫曾来函索《台学统》一书，刘承幹便写信给邹氏说，“弟忆架上尚有是书，乞即检出，径寄海门”。刘承幹与中国书店经理陈乃乾通函中也明确表示过：“拙刻现归邹君履冰主持，径与接洽可也。”由此可知沪上各书店代售嘉业堂刻书时，主要与邹履冰接洽取书、收账等事宜。直至1935年初，因邹履冰骗走五万元巨款，刘承幹将其开除，改派账房先生程伯厚接管收账事务。

南浔方面，1932年秋周子美离开嘉业堂后，藏书楼事务主要由施韵秋负责。施韵秋在嘉业堂重启印售之前，实际还在经理《四明丛书》的刊印工作。1933年的《四明丛书出版通告》中将总发行处设在“本埠大西路光华大学《半月刊》社及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刘承幹也说过“《四明丛书》事向由施君韵秋一手经理，此间全不过问”。1935年夏，嘉业藏书楼人事发生变动：原书楼会计王建夫去世，由崔叔荣继任。原保婴会助理张仲翱转入藏书楼，专司编查、抄寄、收发等事务。刘承幹《复施韵秋》函中特别说明“令亲仲翱兄在楼有年，细心从事，足资倚助。因念值此时艰，保婴捐款恐难持久……故仲翱兄保婴助理一席特予取消，此后专在书楼办理编查、钞写、收发事宜，月薪十二元，俾免分心而专一楼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施韵秋的月薪为三十元，刘承幹本欲为其加薪，但因财务紧缩，遂提议以售书盈余一成作为酬劳。施韵秋体恤刘承幹经济紧张，屡次婉拒。刘承幹感动之余，在信中恳切陈情说：“伏念阁下对于书楼，苦心孤诣，本以此刻规定职务，于执事一方，论理须酌加薪水，以酬其劳。无如敝处一切正在减缩之秋，故有酌提售书赢余为薄酬之计。乃阁下转欲自请减薪，令人惭汗无地。在阁下为节省开销之计，出自真诚，此则万无是理。昔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我公幸勿再谦，为弟稍留地步。至于书余酬劳，我公欲推让同人，此区区者，稊米杯水，微乎其微，似可不必。况在楼诸君准情酌理，虽不甚丰，亦不过薄。此弟贸然，仍以伯玉之言责之，君子幸安之若素，勿更谦谦。”

（五）偏重整售业务，兼顾零售

目前1931—1936年间《求恕斋信稿》中可查的嘉业堂刊印售书活动，最早见于刘承幹与当时在北平图书馆供职的谢国桢之间的通信。谢国桢为北平图书馆向刘承幹函询购书事宜，1931年2月26日刘承幹回复云：

拙刊聊供学者检阅，昔人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拙刊虽剞劂未精，大都皆古人著述，藏之贵馆胜于名山万万矣。

后谢国桢向刘承幹寄去194元大洋，开单购书。刘承幹此时在南浔，而书籍大多在上海，因此回复到：

承汇寄洋一百九十四元，如数察入。惟拙刊大都在沪，若者有，若者无，若者何价，此间未能核实。好在浔居已久，转瞬出申，到后当照来单检集，寄奉台端分致也。现存书目以丛书尚未修竣，书目亦未印成，一俟印出，再当寄上。

1931年5月10日，书籍已照单配好，分装37包寄去北平，刘承幹函云：

承代手各书，今已嘱典守者配好，分为三十七包，交邮寄上，到请察收。

5月15日，又函云：

曾上一笺，并邮寄拙刊三十七包，又《历代诗话》壹部，谅达典签。兹附上清帐十纸，请台核揭。余洋壹元七角弍分五厘，因零星邮汇不便，暂存敝处。

以上函件可以大致复原刘承幹售书的基本流程，即购书者函询开单，寄来汇款，嘉业堂照单检书，分装邮寄，并附清单，零星余款则暂存嘉业堂。刘承幹的另一通信函则反映了余款的其他处理方式：

浦江清、王以中两先生订购各书，今已照单检出，交邮寄上。惟《雪桥诗话》，只有二、三两集，其初集及余集均无存书，今附上一账，敬希台察。余洋陆元八角四分，应否汇还，抑另购他书，尚祈示知。又蒙示上年余洋拟购《传经室集》，但此书早经告罄，其洋应否一并汇还？均祈示遵。

除北平图书馆外，《求恕斋信稿》中尚见有中山大学（石光瑛）、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东方图书馆意欲购买嘉业堂刊印书籍。1936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订购部汇报工作中提到，“普通书中以丛书及大部书为要，如南浔刘承幹之《嘉业堂丛书》《求恕堂丛书》《吴兴丛书》《留余草堂丛书》等，悉数补全”。1936年版《嘉业堂刊印书目》还特意增加整售价格，都说明比起零售，嘉业堂售书更趋向公家单位大宗整售。

（六）仍与书坊合作，经销代售

1931年前刘承幹已与上海多家书店合作销售嘉业堂刻书，考虑到收款困难，而改代售为自家发行。但或许出于宣传推广之目的，仍保持与中国书店、蟫隐庐等书店的合作，同时北平等地书店也有售卖嘉业堂刻书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刘氏嘉业堂刻书可见于1932—1937年《来薰阁书目》，1931—1934年《受古书店旧书目》，1931—1937年《文奎堂书庄书目》，1934—1937年《修绠堂书目》，1935、1936年《邃雅斋书目》， 1936、1937年《稽古堂书目》，1936年《松筠阁国学书目》，1936年《宝铭堂书目》，1936年《群玉斋书目》，1936年《德友堂书籍目》，1934—1936年《中国书店新旧书目》，1935—1937年《蟫隐庐旧本书目》，1935、1936年《复初斋书局书目》等北平、上海、杭州各大书店营业书目。蟫隐庐的营业书目中专辟一节附录“代售南浔刘氏所刻各书”。除上海蟫隐庐、北平群玉斋、北平德友堂等整售嘉业堂刻书的，其余书店所售多零散不全，也有可能是从其他渠道获得。

虽然书籍远销多地，收款问题却始终难以解决。1935年12月1日，刘承幹致信中国书店主人金颂清云：

往岁宝号向敝楼批发出版各书，均由爱文义路敝寓管书人经手。嗣因管书人开除，弟又迁居离沪，故迄未结帐。兹嘱敝帐友程伯厚兄诣前，敬祈检出从前取书凭折，结算清楚，至为感荷。

然而，金颂清并未按期付款结账，刘承幹无奈又去信一封，提出以书划账，了结此事：

上月为书帐事曾布一笺，嘱敝帐友程君诣前，当蒙宝号检出货折结算，计洋九十八元，允于阳历年底汇苏，乃届期未见汇寄。旋见报载宝号新出《廉价书目》，当函索一册，翻阅之余，中有为敝处需用之书多种。因思以书划帐，亦是两便之法。用敢开上一单，嘱敝帐友沈君衡之向宝号接洽。如蒙俯允，请将各书检交沈君带回。至于折扣一节，书目封面载明廉价期内照码八折，寄售书九折。今拟援同行交易旧例，再打一折码洋七折，寄售书八折。久忝雅故，想荷台许。

（七）通过函件沟通，熟人代购

至此，已大致勾勒出嘉业堂售书的基本情况。因嘉业堂各丛书刊竣时间不同，刊行后又多赠书，欲购时未必有存书；又因纸张难觅，纸价日昂，印刷数量有限，丛书全本往往需要先行预约付款，才能购得。不论上海、南浔或是外埠购书者，都需要先致函刘承幹或南浔嘉业堂询问是否有存书，才能进行下一步购买。因笔者尚未见到南浔嘉业堂的销售账簿或信札，目前仅据《求恕斋信稿》所载知，刘承幹售书基本依托熟人社交网络来实现，与刘承幹不相识的人想要购书，多托友人代为介绍购买。

如1932年4月14日刘承幹函云：

拙刊各书虽有一二百种，然内有多种自初印告罄之后，迄未续印。梓生观察欲为介绍，未知需何种，便祈示知，以便检寻……承索拙刊零种，敬祈举目以示，如架上有存书，当奉上不误。

1932年12月17日函云：

承询拙刻《四库表文笺证》，询之书楼，甫经续印，新价未定，仍照旧价，计四册洋壹元弍角，以七折核算，即希转致贵友为荷……贵友如果欲购，即请就近函致沪寓也……弟并非谋利，不过收偿纸本而已。

1934年6月16日函云：

贵友购拙刊《晋书斠注》今已由浔寄到，请转告持条至敝寓一取为感。

以上例子表明，刘承幹售书（嘉业藏书楼印行部的销售情况或有所不同）既不同于开门迎客式的书店经营，又与各大书局、书坊大批量刊印发行模式有所差别。刘承幹后期因资金困难，刻书印数有限，虽发行营业书目以便购者拣选，但购者却不能根据书目直接购买，仍须通函咨询是否有存书，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这种需要函件往来、多费周章的购书模式无形中增加了购书门槛，因此目前所见刘承幹售书基本需要有熟人引荐。鲁迅因与刘承幹素不相识，两次前往刘宅购书而不获，最后托友人张梓生从刘承幹处购得所需书籍，也为一例佐证。此外，购书者、介绍人与刘承幹的关系亦有远近亲疏之分，关系亲近者购书或介绍购书，如果金额较少，刘承幹时常转卖为赠，如1932年7月31日《致张菊生》函云：“承介汪憬吾大令欲索《晋书》，敝架只剩一部，即以奉贻。大令志节，侄素钦佩，重以长者介绍，书价万不敢领。”

结   语

通过对《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编行背景的考察和1931、1935、1936年版书目内容的对比分析可知，嘉业堂刊印销售活动，实为刘承幹在经济日渐窘迫的情况下，为应对各方索要赠书、减轻经济压力而采取的营利举措。三种营业书目分别出自周子美、施韵秋二人之手，加之嘉业堂各丛书渐次竣工，故1931年版与后两版在收录书籍数量，书名、卷次、作者的著录，价格的制定以及外埠购书简章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销售推广方面，刘承幹采取了多元化的营销策略：既向多位亲友免费分发营业书目，又在报纸登载特价、预约广告；既接受邮购订单（此为销售主要渠道），又开设沪浔两地门市。具体运作上，1935年前由邹履冰负责上海地区的销售，南浔则由周子美、施韵秋先后主理。刘承幹虽偏向大宗整售，亦兼顾零售，对熟人少量购书常转为赠予。虽与上海等地书店合作经销代售，但以中国书店一家为例就可窥见，寄售书籍收款甚难。

刘承幹虽为民国时期最为守旧的一派，在图书营销上却颇为“趋新”：登报广告、特价促销、预约发售、营业书目无一不是当时沪上流行的新式图书销售手段。这种传统古籍出版与现代营销方式的奇妙结合，构成了民国出版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民国私家刻书的代表，刘承幹的售书实践不仅反映了民国古籍出版的真实商业生态，更为我们考察传统出版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珍贵案例。

本文初稿承蒙复旦大学李飞等学友指正，二稿曾于“图书馆、藏书家、书商：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会议（2024年9月7日，上海）宣读。又蒙《文献》匿名审稿专家惠赐修订意见。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袁静，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民国藏书史，古籍保护与研究。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6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