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关于加快推进全国古籍特藏文献（碑帖拓本、古地图）普查登记工作的通知》正式下发给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各中央直属古籍收藏单位，要求深入推进古籍收藏单位的碑帖拓本和古地图普查，摸清存藏状况，加强分类保护。《通知》规定了普查登记范围和内容、普查登记办法、普查登记成果和相关要求，附件就《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碑帖拓本填写说明》《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古地图填写说明》《碑帖拓本普查登记表（含样例）》和《古地图普查登记表（含样例）》做了规定，形成了碑帖拓本和古地图普查登记工作的指导意见和标准规范。
如何做好碑帖拓本和古地图普查？记者专访古籍保护专家，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志清。他表示，碑帖拓本和古地图普查是继古籍普查基本完成之后，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五五”期间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摸清我国文化遗产家底的基础工作，势在必行。
我国碑帖拓本和古地图存藏浩如烟海，尤其是碑帖拓本，不少金石摩崖犹在，传拓代代不绝。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新发现的碑刻量大珍贵，文物、史料和艺术价值高，如何有效普查、整理好这个“黑老虎”（指碑帖拓本），是一项繁重的任务。
张志清结合过往全国古籍普查的经历，以及当前碑帖拓本和古地图普查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撰专文进行分享。
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蔡元培馆长、袁同礼副馆长就倡导收集整理新史料、新文献，将古籍善本、名家手稿、甲骨文、敦煌遗书、金石拓本、舆地图、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地方志、家谱、年谱、印谱、老照片、年画、外文善本等都纳入优先收藏的珍贵史料和文献，认为可以对学术研究和揭示民族文化起到关键作用。北平图书馆设立写经组整理敦煌吐鲁番文献，设立考订组整理善本古籍，继而设立金石、舆图、少数民族文献、方志诸部，后来统一归入善本特藏部，又在此基础上将普通古籍纳入其中，在新世纪规划成立了古籍馆，充分显示出历代馆领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高度重视。国家图书馆的机构设置对全国图书馆具有标志示范作用，至今仍具前瞻性和现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担负组织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职能，与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一道，共同推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碑帖拓本和古地图的普查登记就是亟待开展的重要工作。
目前全国古籍收藏单位的主要短板是碑帖拓本和古地图专业人才缺乏，除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有金石拓本组和舆图组外，其他单位一般都不设立单独机构采选、编目、整理碑帖拓本和古地图，加之前一阶段古籍部门的有生力量大多投入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不少单位的大量拓本和古地图束之高阁，尚未编目。专业馆员谈“虎”色变，认为金石学是专门之学，需要古文字、古汉语、鉴定辨伪功底深厚的专业人员，不敢涉猎染指。所以，下一步应该重点做好规划，组建全国性的碑帖拓本专家团队，开展好标准制定和人才培训，推动普查工作有序开展。
首先，要深刻理解党和政府开展碑帖拓本和古地图普查登记的主要目的：一是摸清底数；二是发现珍品；三是完善管理；四是指导保护。著录项目的繁简都要按照这个目的来开展。
以2012年开展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为例。这个工作开始时走了弯路。上级要求在一年内完成，可按照这个时限要求，有些基层单位连种部册数都点不全，更别提著录了。古籍专家学者帮助设定了15个大表，总计150多个著录项目。有一次原文化部周和平同志去基层调研回来说，图书馆都有意见，说按照150多项，一天著录不了几项、普查一种都完不成，什么时候能全部做完？质疑古籍普查是在做研究。可专家学者说，好不容易古籍保护的春天到了，怎么也要把古籍信息著录完整，善始善终。当时为此召开了两次会：第一次会邀请专家学者来，第二次会请馆长们来。专家学者觉得150多项还不够细，像杨成凯先生就提出：原书序跋都要录全，刻工印章都得逐一辨识著录，才方便版本判定；馆长们觉得著录项目太复杂了，最好做大规模精简，否则完不成任务，工作就成了死结。
经了解，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目的认识不正确，对项目著录考虑过于理想化、专业化，对全国古籍普查人才现状了解不足。当时全国从事古籍编目的专业人员只有500多人，要做数百万部古籍的普查登记，每部古籍需著录150多个项目，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与古籍普查登记要摸清底数、以便有目的地加强保护的初衷是不一致的。
最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根据大家反映的意见，反复与文化部商量，把150多项减到13项，困难地区又精简到7个必填项目，核心就是给每一部古籍办个“身份证”——明确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存缺情况，给予唯一登录号。大馆行有余力，著录13项甚至更多，补充影像、行款格式、题跋批校等内容。这方面浙江省做得最好，每部古籍著录至少55个项目，是全国学习的榜样。可即便如此，这项工作也做了近10年。2012年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古籍普查，到2020年，全国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博物馆、研究机构等公藏单位才算基本完成古籍普查登录工作，全国古籍存藏的底数基本摸清楚了。
这次碑帖拓本和古地图的普查登记工作，要求把普查登记范围限制在原石（器）产生于1912年以前的碑帖拓本、1912年以前在中国绘印的地图，部分文献的收录年限可适当延后，就是要根据各馆实际情况，做全古代、做好近现代重要的碑帖拓本和古地图的普查登记工作。这给了各馆一定的灵活性。
普查登记内容，尤其强调了“遵循简明扼要、客观著录原则”，登记每部（件）特藏文献的基本信息。碑帖拓本信息包括：普查登记编号、索书号、正题名、客观题名、责任者、刻立时间、传拓时间、原石（器）刻立地、书体文种、数量、存卷、附注、收藏单位13项内容，其中7项为必填项。古地图的普查登记内容，包括普查登记编号、索书号、题名、责任者、版本、版本年代、版本类型、装帧形式、比例尺、数量、图廓尺寸、纸张尺寸、色彩/材质、附注、收藏单位15项内容，其中9项是必填项，整体上都遵循了基本信息的登录原则。
其次，收藏单位要深刻认识开展碑帖拓本和古地图普查对自身发展的价值意义。
一是摸清家底。这次普查，是有史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一次碑帖拓本和古地图普查登记工作，是一项艰难而伟大的基础工作。也正是因为如此，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全国碑帖拓本和古地图专家将会参与进来，也会广泛在社会层面组织志愿服务人员参与这项工作。对于各收藏单位来说，这是摸清底数的难得契机。否则等着各收藏单位自己开展，相信很多单位会畏难如虎，也可能永远不会着手开展。即使开展，在人才、鉴定上花费很大，成本很高，完成得也不会很顺利。如果一任又一任馆长摸不清珍贵典藏的家底，不管是善本、普通古籍，还是碑帖拓本和古地图，那就是管理不到位。普查登记是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连数量都搞不清楚，古籍定级、后续管理就无从谈起。
二是发现珍品。大家都盼着能在普查中发现更多珍稀孤罕的珍贵藏品，让自己的馆藏宝贝登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既是荣誉，又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就像上海图书馆的一、二级碑帖经过普查，从140部拓展到2000部，这就是了不起的成果。
三是完善管理。家底不清，丢了、散了都不知道，只有摸清底数，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规范清晰，有据可查。上级才能放心，人民才能放心。
四是指导保护。不知道古籍的破损情况，就没法向政府申请资金和项目，保护工作也就成了空谈。所以说，普查是图书馆界从上到下必须做好的基础工作。
五是培养人才。碑帖拓本和古地图的专业工作被称为“绝学”，需要特殊技能，很多珍贵的古碑还没拓印。趁这次普查，每个省都能培养出不少专业人才，对加强自身管理、做好保护工作大有裨益。
六是提高水平、提升能力。对馆员个人来说，这是提高自身水平的天赐良机。金石拓本的编目、著录、分类、鉴定都是学问，学好了能增长本领，成为各地乃至全国的专家。
再次，对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来说，做好碑帖拓本与古地图普查登记工作，要有统一领导、统一规划。
目前开展碑帖拓本和古地图普查登记工作，与过去古籍普查登记相比，组织更有经验，标准更加成熟，操作更有把握，但也面临着人才缺乏、资金不足、著录复杂、鉴定难度高的困难。如古籍一般有明确题名，但金石拓本往往要先自拟题名，再客观著录原题名。责任者项要注明撰文、书丹、镌刻、传拓之人；鉴定工作掌握起来难度也大。这需要在实践中耳濡目染、长期深耕，才能成为碑帖拓本和古地图方面的专家。
我认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省保护中心要抓好几件关键事。
一是确立专家团队。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内，成立全国碑帖拓本和古地图专家委员会，调动全国专家资源，为各地提供普查指导和鉴定把关。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可以组织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有编目和数字化成果的大馆尽早建立联合数据库或目录，为各地碑帖拓本鉴定提供参考。
二是申报国家项目。这么大的全国性工作没有国家重点项目支撑不行，申请重点项目不仅能争取经费，也能让参与的普查人员在评定职称和个人成长方面有所依据。
三是做好标准制定和培训工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密集举办培训班，普及专业知识，锻炼鉴定技能。这些技能入门不难，过去国图接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硕士生们实习，在冀亚平老师指导下，硕士生们十来天就能掌握基础编目方法，做得还快还好。所以只要组织得当，培训效果一定能得到保证。
四是全国一盘棋推进工作。不能因为缺钱缺人就消极应付，这项工作迟早要做，越拖延压力越大，各地要主动作为，能快则快。当年天津做法就很值得学习，他们不仅主动完成了本市各区和高校的古籍普查，还率先编完了《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为全国树立了榜样。
五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与各收藏单位明确任务，找到重点，加强管理，培养人才。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著录繁与简的关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定的基础标准就像做碑帖拓本和古地图的“身份证”，这是底线。但有条件的省份可以做得更细，比如浙江省，上次普查没有降到13项，而是坚持做到55项，他们组织市县普查人员先到省里培训一年，跟班干活，在实践中成长，回去后都是熟手，工作又快又细，得到了全国各单位的高度赞赏。
二是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不能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就牺牲质量，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推进速度。
三是范围大与小的关系。按照标准，1949年前传拓的碑帖拓本必须著录；1949年后传拓的碑帖拓本酌情著录。但我总觉得迟早都要做，分开做可能效果并不好。行有余力的馆尽量全覆盖，避免后续管理混乱。
四是全面完成与分阶段完成的关系。完善的著录工作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要逐步由简入繁、由浅入深。有些基础工作，比如拍书影、数行款，普通馆员也能做，可以外包或组织志愿者参与；而碑帖拓本和古地图鉴定等复杂工作，可以集中专家来完成，这样分工协作能提高整体质量。上海图书馆仲威先生说，版本鉴定是碑帖拓本编目的“最后一公里”。他认为，大馆很多拓本都已编目，普通拓本的普查信息可以套录，但对于有特色、传承不明的拓本要有所考据和辩证。仲威先生长期在上海图书馆从事碑帖拓本编目、整理、鉴定和研究工作，他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这样看，碑帖拓本编目就是著录基本信息，做好鉴定工作，发现珍贵藏品并有所考证，评估其价值。
五是统一著录与尊重地方特色的关系。各地的拓本、石刻有不同的地方特点，这是地方文化和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一标准的基础上，要多补充地方特色信息，为本地文化建设打下基础。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碑帖拓本和古地图普查登记，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一开始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但我相信，只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各省古籍保护中心和各收藏单位多切磋磨合、相互学习借鉴，既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又注重人才培养、完善工作机制，就一定能圆满完成这项任务，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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