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评价明清易代人物，是清廷施行政治教化的关键环节。清朝定鼎之初，官方曾多次表彰降附诸臣。然至乾隆间，清高宗通过诏修《贰臣传》重新评定降臣品节，确立新的政治道德标准。《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订与《贰臣传》提出至完稿的时间基本重合，故提要撰写明显受到“贰臣”评价观念影响。在此过程中，四库馆臣审查书籍、修订提要，一方面尽力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并巧妙地借助对孙承泽的评骘实现学统纠偏的目的；另一方面配合皇帝的想法发明古义，重构“践土食毛”这一概念，建立以“当朝化”对抗“夷夏论”的表述模式。帝王主导的“大一统”观念与提要编纂所代表的士林文化共同楬橥清代治统与道统融合的政治景观。
关键词：《四库全书》；《贰臣传》；正统论；大一统
以“贰”字概括君臣关系，可以追溯至先秦，《国语·晋语》载“事君不贰是谓臣”，即是在描述一种臣子“长任一心以事君”的理想架构。此后的历史中，人们对于贰臣，尽管时有零星的议论，然并未形成挞伐的声势。唐人之论贰臣，尚抱以同情和理解。有宋一代，士人对君主的义务被不断强调，“忠”的概念由是变得至关重要。欧阳修《新五代史》特设《死节传》，以褒扬忠义，并仿《春秋》书法，将身仕两朝者列入《唐六臣传》及《杂传》。明清鼎革，“衣冠介胄，降叛如云”，大量明臣入清后仍授原职，官方对身仕两朝者持肯定的态度。至乾隆中叶，高宗重新评定易代诸人的品节，于乾隆四十年（1775）诏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建文、甲申、南明时期殉难诸臣，次年又于国史中增设“贰臣”一门，以“昭褒贬之公”。欧阳修推扬的“节臣”与“贰臣”对照而书的传统，遂于史传中再次光大。《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与《钦定国史贰臣表传》的编纂展示出清高宗建立“当朝化”政治道德的用意。易代人物的“彰”与“瘅”，涵摄天命攸归的宏大议题，其影响亦辐射到《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编纂活动中。《贰臣传》与《四库全书》所代表的治统与道统相互调和，共同构成清代政治生态的缩影。
目前所见论及乾隆朝清廷对贰臣处置态度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清廷为中心，讨论官方对易代人物的评价及臣节观念的建构；一类以贰臣为中心，附及这一群体“身后名”的动态变化。除上述视角外，孔定芳以《四库全书》及《总目》对明清之际著述的甄择和评价为中心，概述四库馆臣评骘易代人物的原则，这一视角颇具启发意义。馆臣在具体的编纂活动中，如何通过增删提要回应上意，其文字又怎样呈现并影响当时知识阶层的道德心态，这些话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贰臣传》的设立对《四库全书》纂修之影响
入清以来，朝廷虽积极推行以儒家的忠义观为代表的教化政策，但对于仕清贰臣却并未采取贬斥的态度。康雍两朝多次表彰降臣，将他们作为忠义的典范。清高宗统治初期，已故的贰臣们依然享有来自官方的优待与认可。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高宗以钱谦益“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对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的编选提出批评；后又以钱谦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为由，禁毁其著述。此举表明，随着对钱谦益的批评，高宗开始重新定位贰臣的品节。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上谕各省督抚采访遗书，明确“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并以钱谦益、金堡、屈大均等人为例，称：“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腼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高宗以为贰臣与遗民的言行对世风同样有危害，意欲借助《四库全书》的编纂销毁他们的著述。同年十二月初三日，高宗阅毕江苏进呈的朱东观选辑《明末诸臣奏疏》及蔡士顺所辑《同时尚论录》，决定编订《贰臣传》。在给国史馆的诏书中，高宗谓“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张缙彦、房可壮、叶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则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又列易代之际归附诸人，称彼“畏死倖生，腼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高宗宣谕国史馆，于《贰臣传》内立甲、乙二编，据其实际，分辨淄渑。据《贰臣传》卷首《贰臣表》可知，编者不仅遵照谕旨分列甲乙，且据其行实详辨等第，于甲乙之内再分上中下三品，共计六等。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皇帝又命将吴三桂、耿精忠等人从《贰臣传》中撤出，另编《逆臣传》。至乾隆五十九年两书完稿进呈御览时，共录贰臣125人、逆臣42人。次年，浙本与殿本《总目》相继刻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朱丝栏写本
《钦定国史贰臣表传》卷首《贰臣表》
“贰臣”一门的设立，始于清高宗对四库禁毁书目的阅读。《贰臣传》从提出至完稿，在时间上与《四库全书》及《总目》的编订大体重合。此外，纂修《贰臣传》时，国史馆总裁、副总裁等人大多亦在四库馆担任相应馆职，《贰臣传》的编纂者“应不出四库馆臣的范围”。因此官方对于清初降附诸臣的重新评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前揭诸人的作品进入禁毁之列。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两江总督高晋将所查违碍书籍开单呈奏。尽管在奏折内他仍称“查缴遗编暨明季伪妄著作”，然此次清单中已经开始存录部分清初贰臣的著述，这一行为可以视作对高宗谕旨的回应。除向在禁毁之列的《初学集》《有学集》《钱牧斋尺牍》等，又新增《明纪略鼎脔》《萤芝集》《皇明杂录》《天下名家诗观》《四六初征》等14种书，原因是书内“字句违碍，或因有钱谦益、屈大均、金堡、龚鼎孳、吴伟业等诸人著作”。此后，如陈维崧选《箧衍集》因收录钱谦益、吴伟业等人诗作，亦入禁毁之列。除选本外，上述诸人的别集也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续购收缴。《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称，禁毁王铎的《拟山园集》概因其“事明福王为大学士，后仕本朝，大节有亏”；龚鼎孳的《定山堂集》也因同样的原因被销毁。
上述情形表明，贰臣受到皇帝本人的严厉贬斥，并因此进入查缴之列。然而《总目》所见贰臣作品的著录及存目情况并未俱如上谕所言：“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稽之《总目》，《贰臣传》诸臣有著作入选的共计13人。由此可见，清高宗意欲将贰臣的作品“概从删削”的计划并未完全落实。比读《总目》小传所载著者爵里与《贰臣传》本传，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差异。以张凤翔为例，《礼经集注》提要云：“明张凤翔撰。凤翔字蓬元，堂邑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而《贰臣传》本传谓，张凤翔“山东堂邑人。明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除广平府推官”，崇祯二年（1629）迁工部尚书，入清授户部侍郎，累官工部尚书。按，《总目》书例，凡在前朝为官者，进入新朝后按其入仕与否划分年代，故出仕贰臣皆应在“国朝”之列。张凤翔两朝为官，入《贰臣传》，《总目》却误将其著录作明人。此外，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所有《贰臣传》内似冯铨等之曾给美谥者，亦著国史馆查明，概行追夺”。检《贰臣传》卷首《贰臣表》及本传，其中金之俊、高尔俨谥号右侧皆贴黄签，题“拟削”；然这则谕旨并未影响《总目》的编订，在《总目》小传中二人谥号仍存。上述诸例可证，尽管两项工程的参与者存在大量交集，但在具体的编纂过程中，国史馆与四库馆实则各自独立。《贰臣传》对清初人物政治身份的认定并没有彻底向学术空间蔓延。
从吴伟业《梅村集》的去取，亦可管窥四库馆臣如何策略性地在政治和学问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据前揭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上谕，吴伟业“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次年五月、八月间，两江总督查缴违碍书籍，亦将吴伟业著作置于应毁之列。查检各省督抚进呈应销应毁书目清单，自乾隆四十一年起，地方共缴吴伟业诗钞、诗集、文集计204部，其中仅乾隆四十四年就查缴188部。《梅村集》数目陡增，侧面显示出乾隆四十二、四十三年，《字贯》案与《一柱楼诗》案对地方官员的震动。为防止追责，各省督抚遂将大量书籍列为禁毁，查缴进呈。然而此后《梅村集》不仅未被禁毁，反而收录于《四库全书》内。其原因概与乾隆四十三年馆臣敕发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有关。
早在乾隆三十九年皇帝下诏查禁悖逆书目之时，馆臣即感到需要建立统一的标准，避免因为要求模糊致使大量书籍误入禁毁之列。陆锡熊曾拟《为总裁拟进销毁违碍书札子》，详列各类书目处理办法，总体上放宽审查的要求，将部分全毁之书改为抽毁。此则提议经简化、完善，最终作为条款颁行。《查办违碍书籍条款》共九项，其中有一条专论吴伟业著述，称：“吴伟业《梅村集》曾奉有御题，其《绥寇纪略》等书亦并无违碍字句，现在外省一体拟毁，盖缘与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家，曾有合选诗集，是以牵连并及。此类应核定声明，毋庸销毁，其《江左三家诗》《岭南三家诗》内如吴伟业、梁佩兰等诗选亦并抽出存留。”该条详析《梅村集》毋庸销毁的原因：一方面，是书曾经御题，获皇帝的肯定；另一方面，馆臣称吴伟业乃受钱谦益牵连，误入禁毁之列。事实上，从两江总督高晋的奏文看，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因人废言的依据是清高宗上谕中“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的指令，但颁行《条款》的四库馆臣却并未将此谕旨考虑在内。这一差异颇有意味，它具体而微地展示出皇权运作中相互矛盾的两面：地方督抚面对来自中央日益严苛的审查压力，尽可能扩大收缴范围，甚至出现书内稍涉边政、三藩等字样即将其书一体送毁的情况；而如陆锡熊在内的四库馆臣则通过建立明确的条款，争取对于上谕的解释权，使得部分书籍免于禁毁。双方对于谕旨的创造性误读，可以被视为一场“活的制度实践”，官方的政治文书与非正式的制度运作之间存在缝隙，这为学术讨论保留一定空间。
今所存《梅村集》提要主要为两个版本，即各阁本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两种提要各有侧重，差异巨大，可视为重拟。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褒贬取向的变化，前人已有论列。仍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在这两段面貌迥异的文字中不变的部分是什么？阁本《梅村集》卷前录有清高宗御制诗，盛赞“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书前提要有意识地为皇帝的诗文作注，将吴伟业扬举为“元白以还，一人而已”。《总目》中吴伟业的地位有所下降，不过“流播词林，仰邀睿赏，非偶然也”的评价也意在强调是书曾经御题。此外，两个版本皆弱化了贰臣身份与诗人品节的关系。《总目》提要反而将明清易代的背景视作推动吴伟业诗风变化、格调走高的关窍，称其“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并将他暮年的风格与庾信相类比，暗示其作品中的自悔情结。在这场重审吴伟业诗歌的行动中，高宗的御笔成为提要反复援引的“公开资源”，四库馆臣以顺应圣意的姿态将吴伟业从政治风波中重新带回文学史的脉络，这与《查办违碍书籍条款》的策略异曲同工。《梅村集》在《四库全书》中的形态成为帝王与士林间博弈的缩影，卷首的御制诗和馆臣所撰的提要表明这一文化工程是皇权与学者相互作用的产物。
四库馆臣对《梅村集》的态度并不代表他们对于皇帝想要建立的新秩序不予回应。这种回应与其说是针对《贰臣传》本身，毋宁说是对于清高宗所确立的“贰臣”概念。下节将以有关孙承泽的一系列提要为例来看馆臣如何借题发挥，亦步亦趋地贯彻皇帝的价值观念。
二、孙承泽的升格与降格运动
在选入《总目》的13位贰臣中，孙承泽的著述共有3种被著录，19种列为存目，就数量而言，为贰臣之首。事实上在《总目》所录七千余位作者中，只有8位作者有超过20种著作被收录其中，孙承泽位列第五。
国史馆馆臣在《贰臣传》卷首案语中介绍“贰臣”选录标准为“以仕明时内而翰詹科道，外而道府参游，陟清班而膺疆事者为断”。孙承泽于崇祯四年（1631）登进士第，官至刑科都给事中。入清起授吏科都给事中，累迁吏部侍郎。又因曾在大顺受伪职，定入从贼案，故列于“乙编下”。作为清初宿儒，孙承泽在学人圈内享有名望，王崇简为其撰行状称“海内士君子闻公之风，咸企慕为当今文献”。作为京畿最富的藏书家，时人有“近代藏书，惟北平孙北海少宰、真定梁棠村司农为冠”之说，其藏书后来大多流入黄叔琳家中，并由黄登贤进呈四库馆。《总目》所采孙承泽著述中即有5种以黄氏家藏本为底本。
孙承泽的藏书经由黄氏进入内府，并抄入《四库全书》，流传后世。他的著述同样得后学传衍，直至清朝中叶仍有影响。朱彝尊《日下旧闻》对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的借鉴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授受源流。《日下旧闻》中直接引自《春明梦余录》的条目即有近百条。周中孚称《春明梦余录》“纪载至为繁富，为朱竹垞《日下旧闻》之滥觞”。乾隆三十九年，高宗下诏，仿《日下旧闻》之体编定《日下旧闻考》；并在卷首的御制诗中专门写道：“名因日下荀文若，迹逮《春明》孙北平”，又自注曰：“其书（指《日下旧闻》）不免挂漏淆讹，因命馆臣重加订正，其《春明梦余录》内所载，亦间采辑。”点明孙书对朱书既有启发之功，亦有补遗之用。
事实上，《春明梦余录》比《日下旧闻》更早受到朝廷的关注。乾隆四年敕编《古香斋鉴赏》，仿巾箱之式，刻袖珍板书凡十种，包括：《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纲目》《渊鉴类函》《朱子全书》《施注苏诗》《史记》《古文渊鉴》《初学记》《春明梦余录》。从选辑的其他作品可以推想，《春明梦余录》作为明朝典故“实录”的代表，正在走入经典作品的行列。乾隆三十八年，于敏中等奉敕“于《全书》中撷其菁华”，辑成《四库全书荟要》，《春明梦余录》亦选入其中。乾隆四十一年，馆臣为之撰写提要，总结是书地位说：“乾隆四年，命内廷翰林删订其文，开雕为袖珍本，题曰《古香斋鉴赏》，亦极儒臣之荣遇矣。”此后所撰之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提要与《荟要》内容一致。
自清初以迄乾隆中叶，孙承泽的思想为有影响力的后学们继承、传扬，其著述亦在官方的推动下逐渐正典化，然而这场孙承泽的“升格运动”伴随清高宗厘定贰臣、重评忠义的史述活动迅速走向终点。
在诏修《贰臣传》后，四库馆臣为《春明梦余录》重新拟定提要，一改从前有褒无贬的态度。《荟要》称是书“于天启、崇祯间建言诸臣章疏召对，尤语焉而详”，而《总目》及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则称，孙承泽于“每门多录明代章疏，连篇累牍”。此外，《荟要》赞赏此书通过“因地以纪人，因人以征事”的笔法连缀篇章，然而《总目》提要却从中看见“门户余波”。后者举明季历法之争，认为孙承泽在书中扬彰旧历，对于徐光启等人改法之举仅存其略，乃因“《大统历》曾经许衡参修，承泽以讲学家宗派所系，故为之左袒”，又举书中对于周延儒的笔削以证孙承泽“持论皆存偏党”。
《春明梦余录》提要的改写，系统地展示出孙承泽形象的变化。《总目》中其余诸篇提要也参与了这一重塑。孙承泽传见《尚书集解》提要：
承泽号退谷，山东益都人。世隶上林苑籍，故自称曰北平。前明崇祯辛未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李自成僭位，受伪职，为四川防御使。入国朝，官至吏部侍郎。平生以尊崇朱子得名，而是书笃信古文，与朱子独异。所解自蔡沈《集传》外，多采吕祖谦《书说》、金履祥《表注》、许谦《丛说》，而力斥马融、郑康成。盖欲尊宋学，故不得不抑汉儒。然宋儒解经，惟《易》《诗》《春秋》掊击汉学，其《尚书》、三《礼》实不甚异同。承泽坚持门户，又并排斥之耳。然千古之是非，曷可掩也？
主要从两个角度对孙承泽的学问展开批评：一方面认为孙承泽以尊朱得名，然《尚书集解》改尊古文《尚书》，与朱子相异；另一方面则谓汉宋之学分歧本在《易》《诗》《春秋》三经，而孙承泽固守门户之见，其《尚书集解》仍坚持抨击汉学。
《尚书集解》提要反映出《总目》形塑孙承泽的两条路径：
第一，从学术源流看，孙承泽晚年潜心理学，以朱子学为宗而贬抑阳明，时人目为“紫阳之功臣”，然馆臣认为孙氏此举乃是自悔于出处未正，故借朱子以为重，并指出在部分著述中，孙承泽其实表现出反对朱子的倾向。这一批评背后的语境是清代中叶兴起的汉宋之争。四库馆作为“汉学家大本营”，其崇汉黜宋的倾向已是不刊之论。孙承泽接续程朱正脉，虽与清初官学步调一致，却已无法应对乾隆以降的学术风向。因此，正如《总目》中大部分宋学著作一样，孙承泽的理学观点难以获得认同。在《诗经朱传翼》提要中，馆臣借孙承泽对待朱子的态度进一步发挥道：
承泽初附东林，继降闯贼，终乃入于国朝。自知为当代所轻，故末年讲学，惟假借朱子以为重。独此编说《诗》，则以《小序》《集传》并列，又杂引诸说之异同。窥其大意，似以《集传》为未惬，而又不肯讼言。故颟顸模棱，不置论断，纷纭糅乱，究莫名其指归。首鼠两端，斯之谓矣。
在这篇提要开头，馆臣再次提示读者铭记孙承泽的三段仕宦经历：在明党附东林，入大顺受伪职，最终出仕清朝，这一关注点与《贰臣传》评判等第的标准不谋而合。国史馆馆臣述其划分标准云：“最可贬者，牵羊衔璧，所向称臣。黄犊赤眉，一夫首难，岂惟有二。但知雀鼠之偷，不识在三，本合鹰鹯之逐。曾经从贼及初为贼党者，列乙之下，殿焉。”《贰臣传》内所列诸人皆曾衔璧牵羊投诚清廷，但在作为闰统的大顺朝雀鼠偷生，不仅违背臣节，亦不合道统。《总目》对孙承泽出处的批评表明，尽管评定贰臣的标准尚未完全形成，然而清承明统的正统论叙事早已是知识阶层普遍的共识。
第二，从著述立场看，《总目》中反复强调孙氏持论偏党，有门户之见。将明亡归因于南宋以来的“门户”“朋党”，这一观点屡见于《总目》。子部儒家类序云：“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事实上，早在清初即有明亡于朋党的讨论。龚鼎孳在给孙承泽《畿辅人物志》撰序时曾试图回应这一议题。他在序中设计一位假想的提问者向自己发难：“则又曰：‘明之亡也，由于门户之角立，树名植党，诸君子有罪焉。’”再自答：“夫不深惟执政忮之误国，而归狱于主持名教之士，是非失实，使天下狂惑炫瞀，将以为善为讳，必自斯言始。”龚鼎孳的辩词中暗含“比”与“同”的对立，他将《畿辅人物志》视作明代畿辅清流“点将录”，希望借此划清与“门户”的界线。然而贰臣自辩的努力并没有为馆臣所接纳，《总目》评《畿辅人物志》云：“成基命无所瑕疵，亦实无所树立。承泽以其子克巩方官大学士，而盛相推重，则亦非尽信史矣。”成基命乃成克巩之父，克巩与孙承泽友善。提要此语和龚鼎孳的序文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意在说明孙承泽入清以来未脱晚明习气，党同伐异。相似的指责还见于《益智录》《学典》《考正晚年定论》等书与前揭《尚书集解》《春明梦余录》提要中。需要留意的是，这种批评的声音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以下简称“《初目》”）记录了《益智录》提要的另一个版本。《初目》提要与《总目》基本相同，仅最后一句有明显区别。《初目》载：“是书为万历、天启间诸人传尤详。然其中容有爱憎之言，未必尽实也。”可见在《初目》编订时，馆臣并未将之划入“门户之见”的评价体系，然而《总目》将最后一句改作：“是书为万历、天启间诸人传尤详。然承泽门户深固，大抵以异同为爱憎，以爱憎为是非，不必尽协于公道也。”这一变化侧面显示出贰臣与新旧两朝的微妙关系。在清高宗将贬抑贰臣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后，人们似乎开始顺应“当朝化”的逻辑，将贰臣的言论“前朝化”。在《益智录》的提要中，孙承泽成为前朝敝俗的忠实践行者，被划在新朝气象之外。
从汉宋之争的视角看，馆臣对于宋明学问中结党、讲学的关注是站在学术史的角度贬斥门户之弊。这是《总目》呈现在台前的“公开剧本”，其幕后的动机则与乾隆初鄂尔泰、张廷玉的党争有关。清朝定鼎之初即有门户之争，顺治间冯诠与陈名夏等人的南北党争，上承明季阉党与东林党余绪，下启清代党争之肇端。此后又有索额图、明珠互植私党。至乾隆间，高宗严惩门户纷争，有效抑制朋党林立的局面。四库馆臣根据皇帝的意图不断对《总目》进行修改，其中对门户党争的高度关注，透露出这一文化工程背后的现实指向。孙承泽因党附陈名夏坐罪革职，清世祖曾斥其有结党之嫌。对孙承泽的批评，既有反思明亡的意图，也隐含回顾开国历史、呼应圣意的目的。
《贰臣传》的设立与四库馆臣对孙承泽形象的重塑，最终导致人们对孙氏评价的转变。与孙承泽同时代的魏象枢作《祭少宰孙北海先生文》，对孙承泽的出处作如下总结：“先生以尽节未死之身，本朝举遗贤，擢吏垣长，誓不与贼俱生，迨申明大义，然后就职。”并阐扬孙氏保存故国信史、励风俗、启后学的功业。至乾隆二十六年，卢文弨为孙承泽所撰《庚子销夏记》作序，对孙氏的“晚节”亦采取肯定的态度，称：“与退谷同时人有初亦矫矫，自附正人，而垂老颓放，惑以丧志，犹复吁嗟愤怼，进退无据，徒贻后人之嘲嗤者，其贤不肖相去何如也！”然而，《总目》中的孙承泽俨然成为“臣节”的反面参照，《东林书院志》提要不满于高嵀等人为求广博，对人物不加筛选，称其“所附诸人又多冒滥，乃至孙承泽亦厕其间”。《山志》标举王弘撰持论平允，也以孙承泽为坐标，表示王氏“与孙承泽虽友善，而无所曲徇，颇能去门户之见”。
最严厉的指责见于《论语学案》提要。是书著者刘宗周在清中叶被树立为忠义的典范，高宗修《胜朝殉节诸臣录》，为之赐专谥曰“忠介”，并称其为“一代完人”。顺应上意，各阁本书前提要于末尾均称颂刘宗周：“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尤可谓大节皭然，不负其言矣。”而《总目》在上述内容外，又将孙承泽引入讨论，总结道：“与其为孙承泽，又何如为宗周乎？”孙承泽与刘宗周作为《贰臣传》与《胜朝殉节诸臣录》的缩影，在这篇提要中站在两极。环绕在两人周围的，是整个乾隆朝后半期从官方到士林紧锣密鼓的言说与建构。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孙承泽与顾炎武的交游令嘉道年间的张穆难以接受。他在为顾炎武作年谱时见陆陇其《日记》引陆元辅语，谓：“孙北海学博而才敏，其所著诸书，虽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学者。博学之士皆收入门下，相助校对，朱锡鬯、顾宁人，其尤也。”张穆附案语称：“翼王此语尤诬。承泽何人，乃能收亭林于门下哉？”从这一反问中，尚可以听到馆臣质疑成德与孙承泽交游的余响。这一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国，当梁启超、钱穆等人重理清代学术时，仍一面强调孙承泽曾经从贼，一面批评其于陆王之学深怀门户之见，正是馆臣撰写提要时有意设计的两个角度。钱穆论孙承泽学术，所据皆本《总目》，亦可为一明证。
以《贰臣传》的编纂为分界，两个“孙承泽”面目迥异，从《初目》到《总目》，提要具体地展示出这一变化。孙氏的“降格运动”既暗合四库馆臣纠偏学统、尊汉黜宋的隐微意图，也顺应官方批判朋党，确立新秩序与新道德的现实需要。《四库全书》作为有清一代重要的文化工程，通过塑造学术典范，与皇帝的计划相呼应。从这个意义上看，钱谦益、龚鼎孳等人著述的“消失”和孙承泽作品的大量选入，实则互为注脚，皆以不同形式塑造后来者的记忆，展示出“斧钺之诛”的力量。
从馆臣对于吴伟业等贰臣著述的灵活处理，到孙承泽提要的改易，在在可见皇权与知识阶层之间隐含的“谈判关系”。面对《四库全书》，学者与皇帝的理解或许存在差异，前者将之视作匡正道统的途径，后者则借此传递“当朝化”的意识形态，以维系治统的运行。然而，作为一项诞生于治世的工程，不可忽略的是“谈判”之所以成立，仰赖官方与士林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明，治统与道统有时会以合谋的姿态出现。在有关正统论的叙述中，馆臣自觉借鉴清廷发明的阐释模式，通过提要撰写和书籍审查，向世人宣谕新朝的价值观念。
三、“践土食毛”：清人重构正统论的一条路径
孙承泽以家塾训迪百余条汇为一册，题作《藤阴札记》，其中有一条论许衡（号鲁斋）、刘因（号静修）的出处说：
世人轩刘静修而轾鲁斋，谓其仕与不仕也。然鲁斋当元人伐宋，世祖问之，鲁斋不对。世祖知其意，不复问而心贤之。读静修《渡江赋》，张大元人伐宋之举，且曰：“我有名而众，彼无义而小，留我奉使，雠我大邦。”如露布声宋之罪。此赋可使鲁斋见与？
许衡、刘因皆为元初北方大儒，然于易代之际，出处选择不同。明亡以后，有关二人的论说重新回归士人的视野，人们借评议许、刘，委婉地表白自己的立场。王夫之、屈大均等遗民以为许衡仕元为儒者之耻，持论甚严。孙承泽作为出仕清人的贰臣，从王夫之等人反面立论，通过叙述许衡对“元人伐宋”的态度为其正名，并对刘因作《渡江赋》尊元抑宋表示不满。
上述诸人立场截然不同，但本质上仍未跳出“夷夏论”的框架。浙本《总目》借《藤阴札记》提要对上述观点提出反驳，指出长久以来被人们忽略的事实：“二人（许衡、刘因）生长北方，由金入元，皆非宋之臣子。乃于一百余年之后，责其当尊邈不相关之赵氏，可谓纰缪之至矣。”与浙本《总目》稍有区别，殿本《总目》之《藤阴札记》提要称：“二人生长北方，由金入元，自其高、曾祖父，皆非宋之臣子，乃于一百余年之后，使背其践土食毛之国，而遥尊邈不相关之南宋，是率天下而为逆也。”相较于浙本，殿本《总目》经纪昀等人删订，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更明显。这一细微但重要的差异提示读者，在有关易代之际的叙述中“践土食毛”一词有特殊的意味。
“践土食毛”典出《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稽之明清两朝《实录》，“践土食毛”一词，在明代仅出现过1次，且此条记载仅以“践土食毛”泛指改土归流后人们留居某地多年，并未将“土”视作“王土”的专称。入清以后，雍正七年（1729）“吕留良案”中首次出现“践土食毛”一词，称吕留良学生严鸿逵，“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思”。清世宗一方面发挥这一词汇的本义，将土地视作君权的象征，一方面对其内涵加以改造，将“当朝化”视作题中应有之义。乾隆以降，此词大量涌现，见诸《实录》者凡44次。考其所论，前后往往可见“本朝”二字。究其实质，乃是对清世宗思路的延续。
“践土食毛”被清人刻意发挥，并非偶然，此语对于清人架构本朝正统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清初关于许衡的出处之辩，批评者以为许衡入仕元人，是委身异族，有乖道统；赞同者则称其有用夏变夷之功，皆视种族先于朝代。以屈大均对于许衡的批评为例，可以看到清初人有关正统论的知识结构与清代中叶大相径庭。在《罗母黄太君寿序》中，屈大均云：“白沙平生以出处为重，其论许衡有曰‘鲁斋当仕岂忘天’，盖不欲其屈身于元，以乖《春秋》之大义也。”屈大均所谓“《春秋》大义”，沿袭的是兴盛于南宋的正统观。宋人发挥《春秋》“尊王攘夷”之旨以论正统，欧阳修《明正统论》称“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表明北宋在终止唐代割据局面后，转而以幅员之广评判王朝的合法性，发掘了正统论的空间向度。南宋偏安江南的局面迫使士人改易阐释策略，通过强调对文化的占有，弥补失去的土地，有关“夷夏之辨”的讨论遂成为主潮。此后由《春秋》之旨延伸出的“尊王”“攘夷”成为正统论的两种声音，此消彼长。明人延续南宋的观念，将元朝政权视作闰统，并宣称自己的正统性是通过“攘夷”获得的。屈大均认为许衡仕元“乖《春秋》之大义”，或许正是受到这一历史氛围的影响。
清人为论证统治的合法性，重释《春秋》之旨，雍正七年上谕有：“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通过强调地理空间的优势，以“大一统”观念回应南宋以来根深蒂固的“攘夷”之义。因此，相较于明人，清帝谕旨中频繁使用“践土”一词，实际暗含以土地比附国家的意图。国史馆臣为《贰臣传》作案语，将“餐周粟而忘毛土之思”作为贰臣失节的隐喻。前揭《论语学案》提要中，四库馆臣亦专门颂美刘宗周于明亡之际“甘蹈首阳之一饿，尤可谓大节皭然”。可见新朝之毛粟，食与不食是大哉问，人们据此将孙承泽与刘宗周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
同样活跃于乾隆年间的全祖望对于许衡仕元持有与馆臣一致的态度，认为：“许文正与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论者乃以夷夏之说绳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义也。岂有身为元人，而自附于宋者？”全祖望化用《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之句，意在以君臣之义取代华夷之辨，他的立论角度代表士林的声音。清初围绕许衡、刘因兴起的激烈讨论，至此有了本质的转变。它暗示一种新的观念在王朝中叶已经形成，并最终被广泛接纳为公共知识。这一观念的转变，不仅仰赖“帝王经学”的推动，也依靠士人阶层的呼应。
清世宗创造性地使用“践土食毛”后，在乾隆四十三年的《一柱楼诗》案中，这一词汇再次频繁出现，并经由《四库全书》收缴书籍、撰写提要等自上而下的推广，成为清人反复提及的关键概念。是年八月，在金坛办理试务的刘墉接到如皋县民投递的呈词，称当地士绅徐述夔所刻《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语涉悖逆；另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的《记梦》篇以“红”喻“朱”。这引起清高宗的警惕，他下旨，严讯所涉诸人，上谕内称：“该犯自高、曾以来即为本朝臣民，食毛践土，乃敢系怀故国，其心实属叛逆，罪不容诛。”在此案之前，地方督抚查缴违碍书籍的范围基本不逾明末清初，所涉人物至入清遗民、贰臣为止，禁毁的逻辑乃是修正前朝作者有关种族问题的叙述。然徐述夔、殷宝山，自高祖以来即为清朝臣子，如今亦入禁毁之列。这一转变表明，清廷收缴书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清高宗不再仅仅满足于消弭夷夏之别，更要以“当朝化”的道德稳定统治。同年十一月，此案即将告一段落，高宗又谕各省督抚，限两年内实力查缴违碍书籍，并再次解释扩大查缴范围的原因：“譬之常人，设遇诟其祖宗之字，亦将泚而不视。而况国家乎？而况食毛践土之臣民乎？”
在皇帝的推动下，地方官员很快把握到这一微妙的动向，并迅速做出反应。时任江宁布政使陶易因审查不力，牵连下狱。在陶易的供状中，可以看到负责审理的官员以“践土食毛”向其发难：“若以情理论之，我朝定鼎至今一百三十余年，凡属百姓自高、曾以来食毛践土，皆受本朝厚泽深仁，与胜国毫无可以系恋。”陶易的供词也表明他将“践土食毛”视作本案的关键词，述云：“本朝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我皇上爱民如子，恩膏沦浃，真为亘古未有，徐述夔自其高、曾祖父以来食毛践土，理应感颂。”
以口茹其毛、足践其土的标准判断人们尽节的对象，反映的正是“当朝化”的正统观，这一观念与清高宗创设的“贰臣”概念相互发明。身仕两朝者，代不乏人，高宗之论贰臣并不仅仅流于身份的指认，细分贰臣的等第亦是他颇为得意的创造。他将《命国史馆以明季贰臣传分甲乙二编》的上谕，收入自己的文集中，足见对此事的重视。这篇谕旨称，如洪承畴、李永芳等人，降附后勋绩昭著，“实能效忠于本朝”，当入甲编；如钱谦益等“行素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毁，是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列入乙编。这一标准的背后，牵涉的仍是“毛土之恩”的话题。对于清高宗而言，夷齐不食周粟，以死拒之，方为全节；既食周粟，则当仿效豫让，“伸国士之报”，使后人“谅其心而称其义”；等而下之者，则是那些在本朝践土食毛，却追念前朝、诋毁当朝的人。基于上述判断，高宗认为金堡、屈大均等遗民与乙编贰臣同罪，皆应置于甲编贰臣之后。遗民地位的变化，同样在《四库全书》的书法中得到落实，馆臣在认定明遗民的朝代归属时，统一写作“国朝”。
回到本节开头，从围绕许衡、刘因的论辩中可以看出，在宋明两朝的正统论影响下，清初诸人“诋毁本朝”，往往从“夷夏”二字入题；而后通过建构“当朝化”的意识形态，清人巧妙地回避有关蛮夷与华夏的辨析，转而论述“君臣”之义。全祖望有关《哀江南赋》的讨论，可以视作这一观念渗入民间的嗣响。全氏在文中指斥“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者也”。他以为，庾信之罪在于为后世失节者创设出一套文过饰非的写作范式。钱锺书亦指出，全祖望文字中暗含陈古刺今之意，乃欲“借庾信以指清贰臣而自居明遗民如钱谦益之类，犹夫朱鹤龄《愚庵小集·补遗》卷二《书元裕之集后》”。朱鹤龄撰《书元裕之集后》，称元好问于金亡之后隐居不仕，然诗文中无一语指斥元朝，“裕之于元……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诟詈之理，非独免咎，亦谊当然也”。《书元裕之集后》一文可以视作以“践土食毛”处理易代之际政治伦理的早期实践，因此当馆臣为朱鹤龄《愚庵小集》撰写提要时，对此特为发挥，再次回应清高宗对“贰臣”含义的发明，称朱氏此语意在隐射钱谦益“首鼠两端”。
“践土食毛”的本义在清代的再发现，是清人重构正统叙事策略的缩影。孙承泽为许衡辩护时，仍下意识地将道统置于赵宋，以元人伐宋为非。然至乾隆时，全祖望已经自然地认为“以夷夏之说绳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义也”。陈寅恪在阅读《愚庵小集》提要时，对馆臣的指控作出反驳，称：“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践土食毛”的观念自清中叶以降被广泛使用，“回忆五六十年前，清廷公文，往往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之语”。在这场观念革命中，士人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柱楼诗》案中，清高宗与地方官员的配合，展示出一个重要概念是如何被生产和传递的；此后四库馆臣通过改易提要的方式，再次丰富它的内涵，使之能够与皇帝风励臣节的意图相联系，并最终通过《四库全书》及《总目》这一大型文化工程传之宇内。
四、结语
自清朝定鼎以来，皇帝们即开始有意识地建立一系列政治、文化工程，以应对前代道统留下的挑战，化解文化冲突。清初，圣祖重视经筵讲读，制造“圣君”形象，将治统与道统合而为一，雍正朝仍大体延续这一思路。至乾隆朝，高宗进一步探索“治道合一”的实践方法。这一急迫的行动背后，是整个清王朝意欲在传统正统论叙事中定位自身的普遍焦虑。士人站在道统和治统之间，与清帝面临同样的困惑。最终，在皇权催动下诞生的“帝王经学”为回应清人的身份焦虑提供了一条系统化的解决办法。帝王动议，士林配合，治统与道统从博弈走向融合，构成清代区别于以往朝代的新景观。《贰臣传》与《四库全书》的互动关系为人们理解此过程提供一个角度。
在愈演愈烈的禁书活动中，四库馆臣通过拟定具体的条款，为毁书划定界限。他们以“御题”为由，将《梅村集》抄入《四库全书》。全祖望《题哀江南赋后》文末称：“予尝谓近人如东涧，信之徒也；梅村则颜氏之徒也。同一失节，而其中区以别矣。”将钱谦益目为庾信，吴伟业比作颜之推，以为前者“支言以欺世”，后者实“深有愧恨之意”。一看法与馆臣相似，说明在帝王价值之下，仍有一套士林价值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流通。
孙承泽的“降格运动”进一步揭示出两种价值之间复杂的关系。从《初目》到《总目》，馆臣对孙氏持论逐渐严苛，通过不断强调其为学深存门户之见、为人首鼠两端，将之塑造为失节之臣的“范本”。这一变化亦步亦趋地回应皇帝对贰臣的批判，也借此重塑宋学在清初的面貌，达到尊汉黜宋的目的，孙承泽形象的演变正是士林与皇权“谈判关系”的投射。
士人与皇帝的价值观存在差异，然而二者实际共享相似的内核。因此，在收缴书籍的过程中，皇帝提出的概念可以迅速得到官员的配合，最终经由《总目》确定下来。通过发明“践土食毛”的意涵，清帝找到一条以“当朝化”对抗“夷夏论”的途径。此想法为士人重构正统提供启示。《觉山史说》提要称：“元混一天下，已届百年，践土食毛，久为黎庶。（洪）垣乃于数世之后，使为宋守故臣之节，此于理不更悖乎？”元朝治统的成立，在于其混天下于一，这与清人确立正统的方式相同，馆臣此语盖有以元喻清的意味。它宣谕在治统与道统的合力下，一种“当朝化”的价值观念正逐渐成为清人赖以观看自身的方法。
【作者简介】李沙珂，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文学与学术、明末清初文化及思想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6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