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清代西北史地和中俄关系史研究中，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是一部备受重视的文献。然而长期以来，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图理琛使团往返俄罗斯的经历和《异域录》所记载的具体内容，对《异域录》如何逐渐为清代学者所接受、学术影响力如何渐次彰显、学术价值如何被不同学者所挖掘等文献传播方面的问题关注不多。事实上，《异域录》在康乾之际的传播范围相对有限，反而是进入嘉道时期，国势由盛转衰之后，才广泛传播并愈发为徐松、魏源、何秋涛等西北史地学者所重视，其学术影响力也在被评介、引述、考订的过程中逐步扩大。因此，厘清《异域录》在清代的传播路径，考察清代学者对《异域录》学术价值的逐步发掘，不仅能进一步丰富对清代西北史地研究之认识，还有助于加深对史学与时代互动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图理琛；《异域录》；《大清一统志》；西北史地；徐松
康熙五十一年（1712），图理琛（1667—1740）衔命出使西迁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三易寒暑，往返数万里”，所撰《异域录》记录亲历俄罗斯及阿玉奇汗廷见闻，是研究土尔扈特部和清代中俄关系史的重要一手史料。目前所见关于《异域录》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图理琛生平事迹考述、《异域录》版本考证及史料价值的阐释上，对《异域录》传播与接受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
早在1912年，法国学者加斯东·加恩（Gaston Cahen）就已关注到《异域录》在西方世界传播的问题，认为法国籍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是最早将《异域录》译介到西方的外国人。但百余年后，《异域录》在清朝的传播情况却未得到更多关注。实际上，《异域录》从刊刻到逐渐为清代学者所认识和接受，学术价值和影响力日渐彰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有清代官修史志活动的助推，也伴随着不同学者对其学术价值不同面向的挖掘。考察官修史志在《异域录》传播初期的重要地位、考据学家和晚清经世派学者对《异域录》学术价值的不同认识，不仅能梳理出《异域录》在清代传播与接受的历程，也有助于加深对时势与史学互动关系的理解。
一、清代官修史志中的《异域录》
《异域录》最早由满文写就，初稿大致可追溯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七日图理琛归国后陛见所上奏疏。在这封满文奏折里，图理琛概述了往返土尔扈特部的关键节点，重点记述了阿玉奇汗对圣祖的感念之情。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图理琛又奏请将上年三月所上奏疏及君臣问答的内容“俱兼书汉字进呈”。这便是关德栋所说的“汉文的首次写本”及“满文的第二次写本”；满、汉文本《异域录》正是在这两种语言进呈文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在雍正元年（1723）末刊刻问世。
《异域录》刊刻后，其史料价值率先获得官修史志的认可。《朔方备乘》作者何秋涛有言：“（《异域录》）盖我国使臣实抵俄罗斯境而撰述，足以传信者，惟是编为然，后来官修《一统志》《四裔考》诸书于此录采取无遗。”何秋涛对《异域录》史料价值得到官方认可的判断固然正确，但实际情况远比这更复杂。其中首先要确认的是《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一统志》”）的版本问题。《一统志》凡三修，以始修时间区分，可分为康熙、乾隆、嘉庆三个版本。那么，最先采录《异域录》的是哪一版？
目前看来，纂定于乾隆五年（1740）的康熙《一统志》是最先采录《异域录》的一版。其中关于俄罗斯风俗、山川、土产情况的记述，大量采用《异域录》成文。以“风俗”一节为例，康熙《一统志》云：
（俄罗斯）地寒而湿，多雨雪，少晴和。山川险阻，林樾丛绕。居止有庐舍，水陆用舟车。风俗以去髭须为姣好，发卷者为美观。卑贱见尊长，以免冠立叩为恭敬。服毡罽，喜饮酒，不知茶，屑麦为饼，不饭食。知种而不知耘，不知牛耕。居河滨者，喜浴善溷。有钱文，大小、银铜式不一。以十六寸为一尺，十二两为一斤，千步为一里。无节气书，知有四季而不知朔望。人材勇健，性矜夸贪得，平居和睦，喜诙谐，少争斗，好词讼，刑罚颇严。尚浮屠，自国王至庶民，有四季大斋数十日。
这段话其实源于图理琛在俄国境内的实际见闻。他在《异域录》中如此记载：
鄂罗斯国地方寒而湿，雨雪勤，多阴少晴，幅员辽阔，林木蕃多，人烟稀少。其国俗贵贱难辨，其下人每见尊长，皆免冠立地而叩，尊长不免冠。凡男子或遇于途次及他处，每遇皆互免冠立地而叩。男子于妇人相遇，男子免冠，妇人立地而叩。其俗以去髭髯为姣好，发卷者为美观……喜饮酒，亲友至，必出酒以敬之，不知茶，服毡褐苧布，以麦面做饼食，亦食各项肉鱼，不食饭。每食用匙，并小乂，无箸。务农者少，借贸易资生者多。知种而不知耘，不知牛耕。沿河近水居住者多，喜浴善泅。用瓜种大小银钱，有值三文、十文、五十文、百文之银钱，亦有红铜大钱，与小银钱通用。以十六寸为一尺，十二两为一斤，千步为一里。人性矜夸贪得，平居和睦，喜诙谐，少争斗，好词讼……问及节气，彼云无历，俱于伊鄂罗斯佛经内选择日期，不知朔望，或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不等为一月，以十二月为一岁，知有四季……尚浮屠，斋戒之日多，自伊国王以至庶民，归入鄂罗斯教之各种人及男妇童稚，每年按四季，大斋四次，每季或四十日、三十余日不等。
不难看出，康熙《一统志》这段对俄罗斯气候、地貌、植被以及居民容貌、社交礼仪、饮食习惯、劳作方式、钱币形制、度量衡、历法等问题的描述，其实都源自《异域录》。
《异域录》对俄罗斯风土人情的记载之所以为康熙《一统志》所采录，与担任过《圣祖实录》总裁官的蒋廷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康熙五十九年（1720），时任内阁学士的蒋廷锡为汉文本《异域录》作序，称其“志俗绘风”“为典属国之必录”。雍正三年（1725），清廷重开一统志馆，继续纂修《一统志》，担任这次续修总裁官的，正是时任户部左侍郎的蒋廷锡。虽然尚无直接证据证明将《异域录》采入《一统志》是蒋廷锡所为，但结合他对《异域录》“为典属国之必录”的评价，可知他在其中应发挥了一定作用。
康熙《一统志》对《异域录》的引述被乾隆二十九年（1764）续修的乾隆《一统志》及嘉庆十六年（1811）重修的嘉庆《一统志》全盘吸收。除了《一统志》，何秋涛提到的《四裔考》，即乾隆十二年敕修之《皇朝文献通考》中的《四裔考》，其“俄罗斯”篇亦节《异域录》之大要，重点抄录清朝使团行程、所历山川、城邑等内容，可视作《异域录》之节录本。
此外，乾隆四十四年（1779）开始纂修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亦吸收了《异域录》中关于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对清朝态度的关键史料。在《土尔扈特部总传》中，有一段阿玉奇汗的自白：“我虽外夷，然冠服与中国同。俄罗斯乃嗜欲不通、言语不同之区也。若以往来数故，不假道，则我无由入贡中国矣。”这段话本是阿玉奇汗请图理琛等使臣转奏圣祖之辞，被图理琛完整地记录在《异域录》中。其原文为：“我虽系外夷，然衣帽服色略与中国同，其鄂罗斯国乃衣冠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至遣使往来人数若多，恐彼惮烦，断绝道途，我遂无路请安朝觐进贡矣。”与《一统志》的不同之处在于，《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明确提到《异域录》，表明了史料的来源。纵观《一统志》《清朝文献通考》《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对《异域录》的吸收，不难发现，官书虽载录其文，但也还没有到何秋涛所言“采取无遗”的程度。
除了作为官修史志的参考文献，《异域录》本身也被《四库全书》收录其中。在当时学者看来，《异域录》的价值并非仅在史料一途，在政治方面亦有意义。《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图理琛之所以能凭亲身经历证明“《史记》述匈奴北海”确有其地、“《唐书》称薛延陀夜不甚暗”确有其事，“皆我圣祖仁皇帝德化覃敷，威稜震叠”，故使团所至，“莫不具驿传，供刍糒，涉越三四万里，如行闺闼”，图理琛等人才得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纂述成编，以补亘古黄图所未悉”。其书“所记俄罗斯、土尔扈特畏怀恭顺之忱”，体现的是“凡在方趾圆颅，无不鳞集仰流，效诚恐后”的天朝气象。因此，《四库全书》“备录其文”，目的是“使天下万世知圣化弥纶，迥出于章亥所步之外”。
被官修史志所采信，为《四库全书》所收录，使《异域录》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故而何秋涛才会说：“原书得蒙编入《四库》，学士大夫尤欲争睹其全。”
二、《异域录》传播的困境
何秋涛的看法自有其合理性，但须要留意的是，《异域录》的流行与官修史志的颁行并不同步。被官书采录固然提升了《异域录》的学术地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传播范围。《一统志》《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官书刻印数量较少，颁行后或藏于禁中，或分藏于内外札萨克蒙古各部、将军衙门等处，并不利于一般学者参考利用。当这些官书连同《异域录》一并被《四库全书》收录之后，其情更甚。嘉道理学名臣汤金钊的门生张履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文渊阁《四库》之编，盛于前代，非词臣任校雠之职，不得而窥。”此后虽“于外建阁，分贮以待四方好学之徒”，然“士或不克远就，且书掌于官，求观亦不易”。因之，乾嘉时期仅有一小部分与修官书的学者才有机会接触到《异域录》。
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三十一岁的祁韵士充任武英殿纂修《四库全书》分校官；次年，他又任国史馆纂修官，奉命接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在纂修过程中，祁韵士融萃所阅史料，完成了《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稿本《皇朝藩部要略》。检诸《皇朝藩部要略》对应条目，不仅能看到前引《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全部内容，还有大量《四库全书总目》中《异域录》提要之内容被祁韵士抄录其中。可见祁韵士确实借助纂修官书的机会接触到了《异域录》。
如果说像祁韵士这样与修官书的学者有接触到《异域录》的便利条件，那么同一时期远离中央政府主导的文化工程的学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一点，从七十一所著《西域闻见录》的一些内容即可窥见端倪。
《西域闻见录》卷前有七十一自序一篇，落款时间为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这通常被认为是《西域闻见录》成书的标志。此书系七十一任库车印房章京期间所著。其时《异域录》已刊刻多年，康熙《一统志》早已纂定，《四库全书》的编修尚未完结。七十一身在库车，在空间上没有看到内府秘藏的可能，在时间上也不可能看到尚未完成的《四库全书》。因此，他在《西域闻见录》中对俄罗斯的描述，与图理琛所记录的俄罗斯实际情形多有抵牾。
在“鄂罗斯”一节中，七十一记述了一些当地的风俗，如所用钱币形制与币值：“（俄人）以银为钱，铸文肖其汗之面，重七钱余，谓之阿拉斯朗。”而根据上引图理琛的观察，俄罗斯国内流通的钱币不只有银币一种，还有铜币；具体使用时，又存在银、铜两种货币混用的情况。又如提到俄国人饮食习惯，《西域闻见录》云俄人“嗜茶，然必调糖而饮啜之”，上引图理琛所记俄人习惯则是喜饮酒，不知茶。《异域录》的“不知茶”与《西域闻见录》的“嗜茶”完全相反。再如，论及耕种情况，七十一直言“其民皆耕田纳税”，上引图理琛的观察则是“（俄人）务农者少……知种而不知耘，不知牛耕”。“务农者少”与“民皆耕田”的记载可谓南辕北辙。这足以说明，七十一在撰写《西域闻见录》时并没有参考《异域录》。这与几乎同一时期纂修的《一统志》和《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对《异域录》的载录状况完全不同。这当然不是因为七十一不认可《异域录》的价值，而更可能是他身处新疆，不具备祁韵士那般便利的客观条件，无从参考其中内容。
即便进入道光时期，处江湖之远的学者想要看到《异域录》也并非易事。道光十七年（1837），时任淮南监掣同知姚莹致书江阴暨阳书院山长、舆地学名家李兆洛，邀请他于中元节后携弟子赴扬州游谈。正是在这次扬州之行中，李兆洛一行见到了《异域录》。据李兆洛弟子蒋彤记载，他们在扬州游览了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汇阁御书楼，但“楼亦坏漏，文汇阁书尽移藏城中天宁寺”。巧合的是，当时姚莹“方取阁中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大清一统志》钞录”，需“钞胥数十人”，李兆洛一行方有机会“假观秘笈，钞《异域录》等数种以归”。
乾隆四十七年（1782），高宗谕将《四库全书》多抄三份，“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其中，扬州文汇阁《四库全书》管理经费，“向由两淮盐运使经算”。李兆洛师徒之所以能抄录《异域录》等秘笈，与姚莹于道光十七年获得护理盐运司之职有直接联系。是年二月，原任两淮盐运使“以奏销缺额，忧极自尽”，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奏请以监掣同知姚莹护理其职。两淮盐运司驻扎于扬州，文汇阁《四库全书》尽移城中，姚莹又恰巧获得盐运司之权限。天时、地利、人和齐备，方令李兆洛师徒获得抄录文汇阁秘笈、亲见《异域录》的良机。
以李兆洛之名望及距扬州之近，观《四库》秘笈犹须满足这样多的条件，寻常士子想要借助《四库全书》认识《异域录》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张履说“书掌于官，求观亦不易”并非虚言。
三、西北史地研究兴起与《异域录》的流行
《异域录》在清代学者中广泛流传，与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起有密切联系。
道光元年（1821），经汪廷楷、祁韵士、徐松三人之手次第纂成的《西陲总统事略》由时任热河都统松筠进呈宣宗，宣宗赐名《新疆识略》，“俾付剞劂，用资考证”。《西陲总统事略》的纂修与《新疆识略》的刊刻，被视作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此前后，俞正燮、徐松、魏源、何秋涛、丁谦等人纷纷预流其中。在他们的著述中，《异域录》几乎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献。
嘉庆十年（1805），朴学出身的俞正燮入会典馆，协助会典馆总纂修官兼提调叶继雯纂修嘉庆《大清会典》。在馆期间，俞正燮有感于“俄罗斯之不见于史”，“谈俄罗斯者，若《西域见闻录》之流，不详不实”，遂钩辑史料，作《俄罗斯长编稿跋》。在追溯俄罗斯历史沿革时，俞正燮直接引用了《异域录》中时任沙俄西伯利亚省省长马特维·彼得罗维奇·加加林的说法，称自伊凡四世“始称汗”，至康熙五十三年，俄国已有三百五十余年历史。此外，俞正燮还撰有《俄罗斯事辑》《书〈西域见闻录〉后》等涉及俄罗斯与厄鲁特蒙古史事的篇目。在这些篇目中，《异域录》亦有出现。在《俄罗斯事辑》中，俞正燮利用《异域录》中俄人“具枪炮旗帜”迎接清朝使团的记载，结合《平定罗刹方略》《绝域纪略》《黑龙江外纪》等史料以及雅克萨城所藏缴获俄国火炮实物，驳斥了“俄罗斯无火器”的谬论。在《书〈西域见闻录〉后》中，俞正燮鉴于“土尔扈特独蒙恶声”，遂“详检官私著述”，利用《异域录》等史料，试图改变时人对回归后土尔扈特部的刻板印象。不过，俞正燮受乾嘉学风影响较深，比起后辈们，他对《异域录》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局部考证上，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挖掘略显欠缺。
而清代西北史地学开创者之一徐松在其代表作《西域水道记》中也非常重视《异域录》。徐松对《异域录》的使用，相较于官书，已有明显突破。官书采录《异域录》，除因其有“志风绘俗”之功用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宣示国家文治武功之盛。因此，官书多关注《异域录》中俄国官员、阿玉奇汗等人恭顺的态度，对俄国地理环境不够重视。直至徐松撰《西域水道记》，《异域录》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价值才被进一步发掘。
徐松对《异域录》的参考主要体现在他对额尔齐斯河源流的考论中。据徐松所记，额尔齐斯河自宰桑淖尔（今斋桑泊）西北溢出后，辗转流入俄境。然“水入彼界，难知翔实”，幸有图理琛“奉使诣土尔扈特阿玉奇汗所牧之额济勒河，假道俄罗斯，往返邮程，经历额尔齐斯，撰为《异域录》”，遂能“采其书，粗备条贯”。但问题在于，《异域录》并非地志专书，图理琛对山林川泽的记录以使团行程为主线，至一地则记一地山川。与其如四库馆臣所言“以地理为纲而日月附见”，不如说是以行程为纲而地理附见。这使得《异域录》对俄国山川的记述缺乏系统性，而图理琛对额尔齐斯河的记述就体现得尤为明显。
图理琛第一次提到额尔齐斯河，是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闰五月抵达萨马尔斯科（今汉特-曼西斯克）后；随后于当年六月至狄穆演斯科（今杰米扬斯科耶）、七月至托波儿地方（今托博尔斯克）后又提及额尔齐斯河；此后再叙及额尔齐斯河，则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抵达塔拉斯科（今塔拉）后。一河分见数处，前后相隔数月，令人很难通过图理琛的描述直观地认识额尔齐斯河的具体走势。
而这些分散、零碎的记录经徐松剪裁、拼接以后，额尔齐斯河在俄国境内的走势才得以清晰呈现。徐松认为，额尔齐斯河自宰桑淖尔西北辗转流入俄国之后的流向为：
过托穆斯科，又东北流，过铿格尔图喇。又东北流，过森博罗特城。又东北流，过达布逊淖尔。又东北，折而西北流，塔喇河注之。又西北流，托波儿河注之。又东北流，过狄穆演斯科。又东北流，过萨马尔斯科。又东北流，与鄂布河合。又东北流，注北海。
显然，徐松并不是依据《异域录》的顺序条列史料，而是根据河流的走势，重新排布了《异域录》对塔喇河、托波儿河、鄂布河的记载，并将额尔齐斯河的支流及流域内重要聚落等关键信息全面地呈现出来。
《西域水道记》是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至嘉庆二十五年谪戍伊犁期间所作。其稿本写定于道光二年（1822）至道光六年之间，成书后徐松又以笺条的形式对稿本做了订补。而在41个笺条中，并未出现《异域录》相关内容。这说明，徐松在撰写《西域水道记》稿本时，就已完成对《异域录》内容的消化与加工。
上文提到，直至道光年间，若非身在禁中或接近南三阁，想看到《异域录》仍非易事。那么，身在伊犁的徐松又是怎样接触到《异域录》的呢？这一点，从徐松的仕宦经历可以找到答案。
嘉庆十三年，仁宗诏修《全唐文》，次年徐松入全唐文馆，自《永乐大典》辑出《宋会要》等书；嘉庆十五年，徐松又被任命为文颖馆总纂。这意味着，在遣戍伊犁之前，徐松已经具备读到《异域录》的客观条件。从主观角度来看，以徐松的文献纂辑能力，自《四库全书》中抄出《异域录》亦非难事。此外，徐松自新疆回京后不久即被授为内阁中书，亦不乏接触内府图典的机会。
徐松回京后，迅速成为西北史地研究的核心人物，在他周围聚集起一大批留心西北史地的学者，魏源就是其中一员。《魏源师友记》提到：“默深之在京师，尝与（徐松）商论天下形势、西北舆地。”
作为经世派学者，魏源亦相当重视《异域录》，在《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代表作中，《异域录》不止一次出现。早在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时，魏源就已将《四库全书总目》的《异域录》提要全文收录其中。《圣武记》提及土尔扈特部游牧地面积时，云其“马行东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则是参考了《异域录》所载阿玉奇汗的说法。在提及色棱格河之源流时，魏源亦节抄图理琛的记载，称“色棱格河在土谢图汗部，受鄂尔昆河、土腊河之水，径俄罗斯境为楚库河，又北为昂可剌河，以入北海”。而《海国图志》中的俄罗斯地图，更是直接使用了《异域录》卷前的地图。此后关于乌拉尔山脉、伏尔加河名称的讨论，魏源亦多次引用《异域录》。
从俞正燮到魏源，学者们虽愈发重视《异域录》，但都仅将其作为一种参考文献，直至何秋涛开始，清代学者才把《异域录》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对其做通盘的研究与考订，将《异域录》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何秋涛曾分两卷抄录汉文本《异域录》全文，并将按语夹注其中，名曰《考订异域录》。他对《异域录》的考订涉及面广，既有对不同版本间文字异同的考证，也有对俄罗斯境内物种名称的解释。汉文本《异域录》提到，图理琛等人于康熙五十二年十月行抵之黑林诺付地方出产一种“番名博罗托赖”的大青兔，但原书并未说明“博罗托赖”一词出自哪种语言。对此，何秋涛考订云：“博罗，蒙古语青色也。托赖，蒙古语兔也，亦作滔来，亦作讨来。”“博罗”系蒙古文“boro”之对音，有铁青色之意；“托赖”“滔来”“讨来”皆音译自蒙古文“taulai”，亦即兔子。博罗托赖其实就是对蒙古文青兔的汉语音译。何秋涛将其还原为蒙古文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此外，何秋涛还通过对《异域录》的考订，纠正了一些错误观点。例如，《异域录》曾提到俄罗斯西北有邻国曰“图里耶斯科”，魏源认为“凡言斯科者，皆部落之谓”，所以“图里耶斯科”即图里耶，“一作普里社，即与俄罗斯争战之空科尔汗也”；而何秋涛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图里耶斯科并非普里社，而是土耳其，他说：“普里社即《志略》之普鲁士国。”因为“当乾隆间，普鲁士无与俄罗斯构兵事，其争战之控噶尔当是土尔其国”；同时，“《一统志》云，土尔古特北接俄罗斯，西接图里耶斯科国”，故而“此图里耶必土尔其也”。这纠正了魏源把图里耶斯科当成普鲁士的错误。可见，何秋涛对《异域录》的考订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在吸收当时的前沿成果之后，有针对性地言前人所未及，正前人之错谬。
在何秋涛之后，另一位对《异域录》做全面研究的学者，是活跃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是丁谦舆地考证集大成之作，内有《异域录》考证专篇，名曰《图理琛异域录地理考证》。全篇先概述《异域录》之大要，再夹以按语，“就可考者考之，不可考者阙之”。丁谦对《异域录》的考证主要集中在地名、地望方面，对图理琛所述俄国风俗、物产等内容甚少涉及，因而篇幅较短。其考证新意不多，亦缺乏说服力，较前人而言并未有太多推进。因此，学界对丁谦的考证成果多持谨慎态度，如阿拉腾奥其尔就认为，“引用丁谦的考证，应需特别的小心”。
不难发现，从用于局部考证到成为单独研究的对象，《异域录》的传播范围与学术影响力都有所扩大。为什么一部形成于18世纪上半叶的使臣行纪，其学术生命力在进入19世纪之后反而愈显旺盛？其根本原因在于嘉道之际海内外形势的剧变。
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起义爆发，一直持续至嘉庆十年，“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嘉庆二十五年，张格尔叛乱爆发，新疆战事又起。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过去“考证学一统天下”的学风开始向经世致用、救亡图存转变。而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正是乾嘉学术向经世实学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19世纪40年代后，沙俄也开始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先后“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100万以上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加紧窥伺我国西部地区”。因之，对俄罗斯问题的关注，自然而然地成为西北史地学者经世思想的重要寄托。
朱玉麒认为，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描述额尔齐斯河在俄罗斯境内情况的同时，还补充了一些有关俄国扩张史、元代以来中俄交往史、《尼布楚条约》界定两国边界等内容，“无疑体现出对于西北边外强邻压境的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正是其塞防思想的体现。无独有偶，在《皇朝经世文编》中，魏源将《四库全书总目》之《异域录》提要编入兵政门之塞防目下，其视《异域录》为经世文献的态度亦不言而喻。而《朔方备乘》的成书历程，更可视作何秋涛对沙俄步步紧逼的回应。咸丰元年（1851），沙俄强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攫取了片面设领、领事裁判权、贸易免税、设置商站等特权。何秋涛即在不久之后纂成《北徼汇编》六卷。咸丰八年四月，沙俄强令清朝签订《瑷珲条约》，“割去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六月，清朝又被迫与沙俄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失去了维护乌苏里江以东和我国西部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主动权。及至咸丰十年正月，文宗将《北徼汇编》赐名《朔方备乘》时，其书已由最初的六卷扩充为八十卷。在何秋涛所考订的十多种有关俄罗斯、中俄关系的文献中，除了《异域录》，《职方外记》《奉使俄罗斯行程录》《龙沙纪略》亦在其列。不仅如此，书中还有《俄罗斯学考》《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里加属地考》等俄罗斯问题专篇。故有学者称，“何秋涛笔下的每一处叙述都是针对俄罗斯的”，可谓至论。
因此，从表面上看，《异域录》的广为传播是徐松等西北史地学者关注与使用的结果，但究其根本，时势变易才是将其推而广之的内在动力。沙俄对中国侵略愈紧，朝野对涉俄知识的需求愈盛，《异域录》的重要性就愈凸显。这也是为什么时间越往后，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对其研究越全面、越深入。虽然他们在治学方法上与乾嘉学者并无不同，但想要回答的却是国家在19世纪中后期面临的新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异域录》在清代的传播是一个逐步挣脱空间和时间束缚的渐进过程。在不同传播阶段，不同学者对《异域录》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各有不同，且都展现了时代的特征。
乾隆时期国力强盛，海内一统，当时修书，要突出大清盛德可化万邦。故最能代表官方态度和君主个人意志的官修史志积极采录《异域录》，重点关注阿玉奇汗恭顺的态度，彰显大清一统、万方来归的时代主题。而19世纪40年代之后，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关注、研究“夷情”愈发成为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魏源、何秋涛等在西北史地研究之风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将视野拓宽到域外，努力借《异域录》以济时务，赋予其经世致用的时代价值。虽然这与《异域录》最初被采入官书的目的相比已大相径庭，却也使《异域录》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异域录》在清朝的传播与接受还说明，一部传世史著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力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时代主题下，经过不同学术取向学者的加工与发掘，其学术价值往往会展现出不同的内涵。考察一部史著的历史影响，固然要关注知识层面的因素，但时代变换下学者对史学知识需求的转向同样不容忽视。
【作者简介】钟河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北方民族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6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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