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藏书史研究与日本“流通学”延续了传统文献学的考证方法与思维方式，积累深厚，但也表现出“一重一轻”的弊端，即精英取向严重，问题意识薄弱。近二十年来，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引入，带来“眼光向下”与“进入过程”的双重启示，有助于文献学者更新学术理念，突破以往先简单描述现象，再分类归纳的单一论述模式。在此背景下，“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成为一个延展性强劲的新论题。未来学界可以在“跨域流动”的视野下追索“动”的文献，通过深入挖掘游宦日记、行笈书目的史料价值，勾连序跋题识，拓展清代书籍流通研究的可能性。

关键词：书籍史；书籍流通；士人游宦

文献学者不尚虚谈，擅长考证。他们将考证方法施于不同的个案，为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基本资料。非碎无以立通，精彩的文献学个案研究，甚至能够改写文学史、学术史、社会史等专题史，刷新人们的认知。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来看，作为独立学科的文献学，无往不在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之中。这时候，单有零碎的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中抽离出来，凌空俯瞰，发现一些研究动态的共同趋向，从整体把握学术走向，反思其间得失。这种反思，虽然评述的是过往的研究成果，实则着眼当下，以期开拓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方今之世，书籍史俨然蔚为显学，两岸三地的学者，乃至欧美汉学家，都为中国书籍史研究撰写过综述。由于文献学与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存在重合，互动理应频繁，但因诸贤的知识背景与关注重心均为社会文化史，对于传统文献学与新兴书籍史之间的关系，探讨得不够深入。文献学界虽有张升、程章灿、冯国栋、孙岩先后揭示了书籍史对于文献学的启示，但在讨论书籍史如何为文献学带来启示的同时，也需要思考：底蕴深厚的传统文献学，在扬长避短之余，能否反哺、如何反哺新兴的书籍史？

其实，有关“书籍流通”的论题，天然地站在文献学与书籍史的交汇点上：中国本土的书籍流通研究，一开始即延续传统文献学下的一个分支——藏书史的考证方法与思维方式；近二十年来，它又受到西方书籍史“眼光向下”与“进入过程”的双重启示，逐步突破瓶颈，取得不少新拓展。本文选择部分清代书籍流通的个案研究进行评述，注意个案之间的学理联系。总体来看，这些个案研究的共同取向是愈加重视追索“动”的文献。在“跨域流动”的视野下，沿着清代士人游宦的轨迹，可以看到书籍流通背后广阔的社会文化图景。

一、藏书史与“流通学”的进展与局限

我国藏书史研究的学术范式，发轫于清季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此书旁搜博采，采用纪事诗的形式，为历代藏书家及相关人物（书商、写工、装订工）作传。它不仅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经王欣夫补正后，更以丰富的材料成为后世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参考文献。但此书所论限于私家藏书。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则较早贯通官私领域，从政治、兵燹、藏弆、人事四个方面介绍典籍聚散之掌故。此后的藏书史论著基本舍弃传统著述体式，主要沿三条路径展开：以收藏方为纲者，通常就某一著名藏家或收藏方，分析其藏书的品类特点；以书为纲者，一般先查考书目序跋的记载，进而结合钤印题识勾画出某一部善本问世之后弆藏流传的脉络；以地域为纲者，则分析某一地区私家藏书之盛衰事迹与风气嬗变。新世纪以来，藏书史的个案研究显露出“静中有动”的趋势。如清代内府刻书及武英殿、天禄琳琅、内阁大库等机构藏书备受关注，学者们对其刻书流通、藏书散佚等问题的探讨日益深入。然而综观现有成果，无论何种路径，“书籍流通”在这些著作里皆非重要关节。

从动态的角度看，藏书的聚散，就是流通的一环。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典藏编》将“图书流通”安置在“典藏”的框架内，介绍了历代主张或反对图书流通的思想，并将流通方式归纳为出借、赠送、出版销售三大类。张升编著的《历史文献学》则专设“文献的流通”一章，与“文献的收藏”并列；书中对流通的概念、影响书籍流通的主要因素（书价、消费阶层等）、书籍流通的南北地域差异等，都有深入辨析。

在有关图书流通的专著中，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尽管此前已有许振东编《图书之流通》（浙江省立图书馆，1933年）、俞素味《图书流通法》（商务印书馆，1936年）等著作，但主要着眼于现代图书馆的流通业务；李著首次将古代图书流通置于宏大的中国文化史脉络中，将其分为市场商品交易与非商业性传递交流，并深入探讨其社会影响与文化效应，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其后，王蕾、孙文杰、莫耀评对清代图书流通传播渠道开展了更细致的探究。史料愈近愈繁，对于清代书籍流通方式的划分也愈来愈细。需要警醒的是，这种细分的终点何在？无论是某一地点的书摊、店铺、考市的图书售书及租赁，还是流动于某一地区或跨地区的书船、邮局寄送等流通渠道，其实都是商业层面的流通。除了方便叙述之外，细分本身具有多大的学理价值？更关键的是，分类介绍之后，国内研究者对于书籍流通的研究目的与意义都欠缺充分的思考。

再把目光转向东邻。经稻畑耕一郎倡议，日本书志学者对“中国古籍流通学”的专题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大木康在一次演讲中，按照官刻、家刻、坊刻的顺序，分析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方式。高桥智从三个方面论证“古籍流通学”的必要性，认为掌握古籍流通的原理可以复原古籍原貌，辅助版本鉴定，志在“建构正确的古籍流通学体系”。

或许由于“藏书史”的研究积累深厚，导致日本学者倡议的“流通学”也受制于传统的强大惯性。这种无形的掣肘，令“流通学”难以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甚至不无“新瓶装旧酒”的嫌疑。高桥智论文的副标题“善本和藏书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该领域研究范式固化的局限。永富青地所编《中国书籍史的透视》，副标题是“出版、流通的新途径”，观其“流通”部分收录的论文，基本是在介绍英国剑桥大学、大英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汉籍珍藏。不过，亦有学者尝试跳出这一窠臼：铃木俊幸等学者考察江户时期的书籍流通，利用租书店、供应商、绘草纸屋、药店的原始材料，揭示书籍流通的路径与流程，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为我们展示了日本庶民阶层获取书籍以及阅读的多态图景。但从整体而言，日本汉学界关于中国书籍流通的研究，目前仍多延续传统藏书史的路径，对于民间流通动态、庶民阅读实践等议题的关注尚显不足。

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我国传统的藏书史，还是日本新兴的“流通学”，都面临着危机。首先是研究立场存在严重的精英取向，导致思路固化、窄化。这种精英取向，表现在人物的一端，即过分关注藏书名家；在书籍的一端，则过分关注善本，愿意巨细靡遗地追踪善本流传的每一个细节，却对清代普通士人的书籍世界不屑一顾。藏书机构与藏书家，以文物价值为标准，将书籍分出若干等级，善本与普本判然有别，无可非议。但是文献学者看待书籍，不妨采取平等的眼光。毕竟普通士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在当时也没有多高的文物价值。书籍流通的研究焦点，倘若一直锁定在知名藏家与古刻旧抄之上，可供深度挖掘的研究空间就会日趋逼仄。只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消解崇拜名家、迷恋善本的情结，才有机会还原历史情境，审视明清时期原生态的书籍世界。

其次是缺乏明晰的问题意识，造成写作模式化。长久以来，国内藏书史的研究者喜欢罗列人名与书名，泛泛地介绍书籍印刷与流传的历史，总结藏书的分类与特点。凡是古人涉及藏书或流通的言论，都被视作“藏书思想”“流通思想”的表征，却未能用来讨论具有深度的学术问题。所谓“流通学”的研究，也自我设限在文献学或“书志学”的框架内，讨论的问题止于流通方式与效应。稍想便知，书籍流通的方式无非颁布、馈赠、购买、借阅等等，流通的效应无非是促进版本学、校勘学的进步，促进文化交流云云。这类论述，几乎都是先对流通方式进行分类，再罗列若干例证。看似处理的是不同对象，实际研究视角与论证方法别无二致，所得结论亦如黄茅白苇，弥望如一。反观晚清碑帖、金石的流通，程章灿、白谦慎将其置于文化市场、学术发展的视域下，针对贩卖、运输问题作出精到分析。相形之下，清代书籍流通的史料相当宏富，新颖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如果继续沿用单一模式，即先描述现象，再简单归纳流通方式，只会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学术“内卷化”泥沼。明明是“流通”方面的研究，自身却不够灵动，甚至停滞难前，实属遗憾。

上述“一重一轻”的弊端其实是互为因果的。精英取向严重，对普通人与普本视若无睹，这样的文献学难以从广阔的社会文化图景中挖掘丰富的论题。反过来，问题意识薄弱，又容易形成依赖心理，积极寻求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行文甚至不惜夸大，仿佛名气越高的藏书家、文物价值越贵重的善本，研究价值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是一种思维惰性造成的认知误区。未来要想推进书籍流通研究的发展，亟需实质意义的推陈出新。

拙见以为，实物版本的考证、递藏顺序的梳理，绝非书籍流通研究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在考证藏书事迹、整理史料汇编的基础上，应当提炼出敏锐的问题，与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的学者互动交流。就此而言，论题多元、理论生发能力强劲的西方书籍史研究，适为它山之石，足资借鉴。

二、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两大启示

尽管书籍史的定义会随各国语种、语境略有不同，但核心问题是明确的，即“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按照程章灿的概括，西方书籍史研究具备四个鲜明的特点：强调书籍作为形塑社会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强调书籍史中的各种动态过程；重视书籍的阅读过程、方法及其意义；重视书籍商品性，重视商业出版及其背后的通俗文化。具体到清代书籍流通领域，西方书籍史研究为传统藏书史与“流通学”带来的启示主要有两点：“眼光向下”与“进入过程”。

“眼光向下”体现为研究对象的下移，从知识精英扩展到普罗大众，从善本扩展到普本，甚至“低劣本”。国内学界原来普遍存在的精英取向逐渐改变，关于日用类书、杂字读物等民间实用书籍流通的研究，已有丰厚积累。废科举前，科举时文一直是明清书坊刻书的重点，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沈俊平意识到，这类书籍“只有在和读者结合后才能生成其意义，完成其便利士子备考的最初目的”，所以刻意搜集流通方面的史料，介绍了固定的交易场所（书坊、书市、考市）与流动的交易渠道（商贩、书船）。尽管这类书籍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但是“趋时”的代价正是“过时”，一旦事过境迁，它们就变成“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的明日黄花。一般而言，精英藏书家的视野不足以反映清代书籍市场的实况。在善本藏书之外，清代书店面向普通读者的日常售书状况，更能反映一般民众的知识和文化世界。赵刚凭借唐船持渡书目的详细记载，抽丝剥茧般揭开了盛清社会为精英叙述所遗落的若干侧面。薛龙《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理解抄本文化》是“眼光向下”的新成果，强调理解整个近代基层社会和文化氛围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扩充书籍流通的社会面，尽可能囊括多样的流通主体与对象，才能拓展研究范畴，提升研究意义。

西方书籍史的第二个启示，便是“进入过程”，尤其关切书籍如何流通的运作过程。包筠雅（Cynthia J.Brokaw）探讨17世纪至20世纪初期商业出版与书籍流通的情形指出，清代书籍的出版地与流通管道，远比明代更多元、更复杂，多方向交织的流通网络已逐渐形成；并作专著揭示四堡书商销售网络与客家移民路线之间的关联，言及书商的旅途生活。就书籍类别而言，坊刻本的流通研究蔚为大观。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进入过程”的研究路径？其学理依据在李仁渊的论述中得到充分阐释，他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书刊在商业化市场中被当成物质来交易的流转过程，便很难彻底知晓刊载在书刊上的、负载思想或精神的文本，是如何地让读者所阅读、令读者为其中刊载的内容所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了解晚清民国新式传播业影响范围，便不能不对整个书刊市场的运作机制、跟随经济变迁而成立且扩张的过程有所了解。”尽管他的意见是针对晚清书籍而发，此前阶段的书籍流通研究也同样适用。

书籍流通到读者手上，致使读者思想转变、知识增益，乃至社会学术风气变化，其间的过程也获得研究者重视。李仁渊利用福建屏南县龙潭里陈氏家族世代藏书，讨论了乡村社会的文本流通与知识传播。韦胤宗通过批校本透视何焯的学术心态，试图回到清代文人辗转过录批校的语境里，理解清代版本校勘学的发展过程。对于书籍如何被读者接受，以及书籍在不同文化与社会阶层中产生影响的过程的探讨，不能脱离古籍实物。清代书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使上述“进入过程”的探索成为可能。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一书立意高远，将清代书籍流通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作者极为重视文献的“流动与粘合”，由此驱动内容丰富的文献文化史研究。书中将书估群体、黄金台与管庭芬两位江南普通文人及一直被遮蔽的女性阅读作为专题研究对象，这种拓展无疑蕴涵了作者“眼光向下”的关切。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视野宏阔，在娴熟借用西方理论的同时，以“更具过程性与典型性”的清人日记中的书籍史料充实内容。行文中也颇多锐见，如分析黄金台的书籍世界时，谓其人生轨迹与江南水道存在叠合。徐著在清代书籍史研究领域具有启发性，其研究方法与视角引发学界关注与讨论。

书籍史代表了当前欧美学界一种不容忽视的发展趋向，对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影响也日益显现。需要留意的是，这些富有新意的理论与方法，多大程度上适合中国书籍的历史情境？前揭包筠雅对清代书籍商业流通的关注，或与欧洲书籍史发生过“印刷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背景有关。再如，达恩顿构拟了著名的“书籍循环”模式，勾勒出书籍在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与读者之间流通的完整过程。这六项因素中有四项都是商人，可见商业流通在研究中占据了极高的比重。戴联斌评价这种研究模式“强调图书贸易流动甚过书籍本身”，而且是以欧洲经验为标准，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平心而论，这一评价用在达恩顿身上未免过苛，毕竟他针对的是17世纪以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过这一评价倒是可以用来针砭中国学界“食洋不化”的时弊，警惕盲目吸收外来学说，忘却本国的历史实情。

回到中国书籍自家的园地，应当看到，无论官刻、私刻、坊刻本，注明印刷数量的本子并不多见。明代中叶兴盛的书籍商品化，也未能形成“印刷资本主义”。赵益比较中西书籍历史之后，明确提出：“中国古代文献主要是以精英文献为主，通俗文献则扮演沟通上下的角色，二者合力延续、加强的是‘古典共同体’，而不是现代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观点承自钱存训而有所推进，也再次提醒中国学者：不宜夸大明中叶至清中叶书籍商业流通的作用。按照通常的划分，图书出版可以分作官刻、家刻以及坊刻，前二者的流通目的重点皆不在盈利。对于明清士人而言，书籍不仅仅是商品，更是风雅之物。以书为礼现象极为普遍，是清代书籍流通的一个重要途径。清代私家藏书目录保留借赠信息，也值得进一步追索。

相对于西方世界，我国更早进入印本时代，却迟至近代，方才产生“印刷资本主义”。在“正其谊不谋其利”的传统士人心目中，书籍的文化属性远远大于商品属性。重申这些事实，无意否定商业流通的重要性，而是为了在中西学术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符合中国历史情境的书籍史研究，需要追问：什么书籍流通方式是中国传统特有，而西方所无的？答案之一，即隐藏在中西政治制度的差异中。

三、“动”的文献之一：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

明清时期的任官系统严格执行地域回避制度。这一制度推动的书籍流通，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对此论题，浅见所及，王丽最早写过一篇概论，文章指出，任官回避制度促进了南北图书的交流，并丰富图书流通的方式；南北藏书家的交流促进南北之间的文献传播和文化交流，有利于图书的保存。只是草创之作难免粗疏，该文未能通过充分论证而“进入过程”。另一缺陷则是局限于藏书史的藩篱，所言“具有官员身份的藏书家”均为藏书万卷以上者。绝大多数的官员，或者说士大夫群体藏书有限，仅供日常办公、娱乐、修身、应酬之用。这一群体，尤其是基数庞大的普通读书人，虽然谈不上藏书家，却是书籍生产与消费的主流群体。

有鉴于此，笔者撰写《清代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一文，应用相对详实的例证，从“游宦”概念的界定、时长与距离、规模与频次入手，论析清代士人游宦对书籍流通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清代士人本为“一方之望”，因科举考试、选官回避制度规定以及治生所需，不得不进行广义的跨省游宦。士人游宦所携的行笈书多为善本，或文本内容重要，或富有版本价值。行笈书帮助士人应对科举、政务、应酬，赢得声名，或者提供娱乐消遣。在公共图书馆制度尚未建立、信息传播技术尚不发达的前近代中国，行笈书的数量多寡直接影响考证著作的结构乃至水准。宦地图书条件优劣，也影响到游宦学者的日常心态。社会层面，游宦之网不仅勾连南北图书中心，更重要的是它涵盖了整个国家疆域，联结了为数众多的弱势地域。可惜的是，该文仍如蜻蜓点水一般，停留在透过史料描述历史现象的浅层之上，未能进一步解释：通过追索“动”的文献，我们能看到历史现象背后的哪些意义？换言之，这些随着个体移动的书籍与清代学术、思想、文化变迁有何关联？

概论之外，还有一些散金碎玉般的文字见于史学论著，它们或多或少涉及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如张升提示，在图书流通史研究中需要注意“士大夫流动性强”的现象，这一点与本文主题不谋而合，惜未结合实例详加论证。清初至乾隆时期，朝廷曾多次推行禁毁书籍的政策，对当时的知识传播产生了负面效果。但王汎森注意到，道咸以降，禁书纷纷复出，乃是由于当时相当常见的一种现象：地方官员来到宦地，风闻某一家族是某一作者的后裔，经过探询，其族裔将保存的遗籍拿出来请地方官员评定，然后募资重刊。禁书尚且可以此种方式重获传播，更不必说其他。这些更调频繁的官员将访书所得携于行笈，到了京城、新宦地或者故乡，与友朋共享，形成新的书籍流通圈。

工作职能与书籍流通密切相关的官员莫过于学政。清代学政编刻各省试牍，或交提调（知府、知县等）发卖，或交由坊间刊刻发卖；部分考试、修身类的书籍则由学政亲自带往地方州县，按试途中随棚奖赏发给。这一类官员的流动性极强，对比不同官员的行迹图，无论是流动的幅度，还是流动的周期与频率，学政都稳居前列。学政属于差员，三年一任，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由皇帝亲自选派，按临各府县考试，差满而归。尧育飞曾提倡“以学政日记研究学政赴任所携书籍及其‘在地化’阅读”，此论独具只眼，非行内人不能道。

书籍在清代官场文化生态中扮演何等角色，同样需要实证研究加以定位。晚清大臣张集馨浮沉宦海三十年，后人将其自叙年谱及游宦日记与书牍编成一书，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这部书涉及大小官员四五百人，孙冰撷取之作为样本，从官员旅行的角度重新审视诸多议题。其中关于书籍流通的讨论指出，官员致仕返乡后，常向友人展示纪行诗作，并刊刻个人别集以赠同好。尽管张集馨并非诗文名家，但这样的书籍活动反映了清代士人游宦的共同特点。遗憾的是，研究者并未深入剖析不同地域文学传统与新兴文学观念如何经由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酿成持续性的碰撞交流，因而对该现象在文化史层面的意义尤多未发之覆。

如果将目光转向清代学术，情况则有所改观。郭绍虞说，清代学术“没有他自己一代的特点，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清代学术包举前代的古典学术余绪，遭逢近代转型的大变局，命运激荡波折，故而格外吸引时彦的垂注。关于清代学术传播与交流的研究已较为深入。清代幕主与幕宾的流动频率甚高，开放的幕府为学人提供了学术交流乃至争鸣的机会。尚小明点出，清初颜李学说、乾嘉汉学的跨地域传播，皆与频繁的游幕活动紧密相连；游幕学人利用幕主或游幕地的官私藏书，或实地考察、搜罗碑刻等资料，撰写学术著作。葛兆光则提示重视“科举考试、入幕为客、外出坐馆、到处访书校勘等等活动中士人的流动”（前三种流动，不妨都归入广义的游宦范畴内），这些流动对清代学术风气起到的传播和推广作用，可由他所倡导的“北京—江南学术网络”来揭示和证明。

以上不过稍举一些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的研究实例，它们都触及广义的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可以看出，在近代物质技术兴起前夕，传统中国内部正是以士人游宦为中介，实现书籍的跨地域流通，进而带动学术与文化的交流传播。作为文本与实物的行笈书是移动中的文献，对于清代士人的知识结构（地理空间与知识分布）及处理知识的方法，都具有特殊意涵。“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构成一项新的论题，有较强的延展性。作为研究对象，它绝非以现代眼光进行赋义的拼合产物，而是历史脉络中浑然生长的自在整体。如果跨域流动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得当，则能为我们观察清代社会文化生态打开一个崭新的窗口。

值得思考的是，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为什么目前对清代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的研究深度犹有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关史料零散分布于各类文献之中，难以系统性整合，形成了知易行难的研究困境。有志者可以重归文献，共同寻求破解之道。

四、重归文献的可能性：路径与愿景

“重归文献”是乔秀岩的一贯主张：“我们利用概念、理论，可以收到以简驭繁的效果，但这种概括方式走到最后，只能导致学术的贫瘠，甚至口号化。若欲拯救这种贫瘠，唯有回到文献的丰饶世界里。”这段话特别适用于当下的书籍史研究，实际上西贤也是这么做的。达恩顿埋首苦读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方才重建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杰克逊为了研究浪漫主义时期的读者批注，检视了大约1800种留有读者批注的古书。见贤思齐，中国学者意欲推进清代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研究，可从以下路径“回到文献的丰饶世界里”。

（一）深入挖掘行笈书目、游宦日记的史料价值

这项研究的核心史料是行笈书目。经初步调查，现存清代行笈书目11种。尽管数量不丰，但胜于前代的毫无留存，可将其视为一种独特门类，加以专门讨论。

（1）李文藻《行笈书目》，山东博物馆（以下简称“鲁博”）藏稿本。影印本见《山东文献集成》（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辑第28册《长途备忘录》一卷所附。李文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入都铨选，十一月出京，赴任恩平县令。此目编写于乾隆三十五年嘉兴舟中，著录74种书，共13箱。

（2）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光绪十一年（1885）德化李氏木犀轩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索书号：X/081.18/4058:4）等皆有藏。嘉庆十年（1805），孙星衍任山东督粮道，驻节安德，离汉平津侯公孙弘封地不远，故名其藏书室曰“平津馆”。孙星衍“因择要用书籍，携载行笈。每年转粟东归，公事多暇，辄与同舍诸名士校订撰述，以销永日”。此目由幕宾洪颐煊助编成书，著录338部古籍。

（3）沈维鐈《戊辰年携带入京书目》，嘉庆十三年（1808）稿本，上海博古斋2022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第750号拍品。条件所限，笔者尚未寓目。

（4）许瀚《丙午九月南去添带书目》，鲁博藏稿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许瀚入南河总督潘锡恩幕，在清江浦主持增订《史籍考》事宜。此目著录《尹和靖集》等28种书。

（5）翁心存《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藏稿本（索书号：04661）。此目题“道光二十九年（1849）岁次己酉正月谷旦”。本年翁心存“辞墓出山”，三月二十八日至京，仍入直上书房，补国子监祭酒。又有“咸丰元年（1851）九月”新添笔墨。此目著录书籍四箱，约180种。另有书画若干，以及友人托寄之尺牍等。

（6）周星诒《书钞阁行箧书目》，国图藏海宁费寅复斋抄本（索书号：目440/895504），影印本见《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册。国图另有稿本一部(索书号：T01622)。此外，北大、清华、浙图、南大藏有抄本多部。另有蒋凤藻抄本，中国嘉德2009年秋季拍卖会第3130号拍品，书钤“长洲蒋氏十印斋藏书”印。惜笔者未见。周星诒跋云：“及三十一岁，补邵武府同知。次年，谭仲仪（献）以陈氏书目寄，即罄廉俸以买之。”同治三年（1864）十月至十二月，谭献为周星诒购得闽中陈树杓带经堂藏书117种。其中有明抄本《北堂书钞》，周氏因以名阁。此目当编写于同治三年之后。

（7）曾国藩《随带行营目录》，湖南图书馆藏清同治间抄本（索书号：298.3/92-5）。笔者尚未阅览。

（8）金武祥《粟香行箧书目》，国图藏稿本（索书号：149749:27-32）。影印本见《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3册。光绪八年（1882）法越构衅之际，金武祥入两广总督曾国荃幕府，曾奉檄赴广西查勘边防。后任署广东赤溪直隶厅同知等职，又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金武祥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丁忧归，不复出。《粟香行箧书目》当编写于其游幕期间，收书约900种。

（9）张鸣珂《寒松阁行箧书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索书号：S/C18.87-12/7.428），笔者尚未能阅览。

（10）佚名《秋试三场随带书目》，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图”）藏清末朱抄本（索书号：EB/2008523）。影印本见《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50册。此目是江南生员应试所携备考书目，书题“秋场”指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江南乡试。收书612种。

（11）佚名《存旅书目》，南图藏清末民国抄本（索书号：EB/2007873）。影印本见《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53册。

以上11种（笔者实际目验过8种）行笈书目的作者身份、篇幅、内容丰富多样，难以一概而论。作者身份方面，曾国藩位居人臣，翁心存乃三朝耆硕，孙星衍官至山东布政使，沈维鐈官至工部侍郎，清制皆从二品，这四人处于士大夫的顶层。李文藻、许瀚、周星诒、金武祥、张鸣珂官位不显，可归为士之中层。《秋试三场随带书目》的作者是一位佚名秀才，《存旅书目》的作者同样佚名，但所著录图书版本以晚清书局刻本居多，据此可以推测二人为下层士人。篇幅方面，周星诒《书钞阁行箧书目》最长，其他书目所录有限，记载简略。篇幅最短的是许瀚《丙午九月南去添带书目》，仅有28部书的书名与册数。内容方面，行笈书目的编写，主要为了供作者本人查阅备忘。与公开出版的著述相比，它们相对私密，内容极个性化。而且，行笈书目的留存也带有偶然性，存世多为稿本，或一两部抄本。因此，需要对这些行笈书目进行个案研究，并参照其他史料补充相关信息。

如果说行笈书目是一个“结果性”的记录，那么另一类比较重要的文献——清代行记，则更能体现“过程性”。《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地理类·游记之属”著录清人“纪行”书籍凡360种。其中清代前中期的作品，大约有103种。许多行记撰写于游宦途次，其中关于书籍流通的记载散乱零碎，亟待整合。对于游宦日记中引用的书，也有几点需要注意：其一，马足船唇之地，游宦者若在日记中广征博引，所引之书未必皆为原典，也有可能转引自路程书、日用类书或前代行记。其二，对于儒家经典与李杜诗、韩柳文等常见文本，游宦者可能凭借口诵回忆，不必实有其书。其三，游宦者实有书籍酬赠之交游活动，日记也未必记载。其四，游宦日记还可能存在日后补充、改写的情形。因此，对于行记中的引书记录需要警惕，不宜视作书籍流通的实录直接利用。张伯伟专门探析东亚行记的“失实”问题，可从前后因袭、观看态度以及“文战”场合三方面求得“失实”之缘由。这些文献特征是由东亚行记的跨国性质决定的，国内游宦日记则较少存在“失实”问题。因此，时刻保持辨析文献记载内容真实性的敏锐眼光是必要的，但也不必因噎废食。清代游宦日记中的书籍纂修、酬赠信息及藏书故实，基本是作者实际阅读或闻见的记录。它们可以补足行笈书目著录未及之处，起到辅助论证的作用。

行笈书目与行记、尺牍等“过程性”文献的深度结合，可以牵出背后的人际关系网络，使相对抽象的学术风气转移、知识传播等现象亦有迹可循。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著述如林。李文藻作为学术交游广泛的代表性学者，其《行笈书目》既展现了山左士人独特的学术旨趣，又折射出乾嘉时期士人游宦、书籍流通与学风嬗变之间的内在关联。笔者以《行笈书目》为切入点，尝试“进入过程”，通过考察书目所反映的士人交游网络，初步还原了四库开馆前朴学传播的历史图景。以此类推，若能对前揭其他书目作深入挖掘，整合分析，必大有可为。

（二）勾连普本实物的识语与序跋

清代藏书题识、刻书序跋中也有大量涉及“动”的文献的记载。已出版的《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国家珍贵古籍题跋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等资料汇编，皆可参考。但是一旦开启“眼光向下”的视角，善本题跋则不敷用，需要进一步从普本中“动手动脚找东西”。

文献学者对一种书籍进行版本源流的考证，虽然志不在研究书籍流通，却往往容易勾连出比较清晰的流通脉络。以程穆衡笺注《吴梅村先生诗集》清抄本的源流考证为例：程笺着重笺释诗歌本事，抉发了大量明清鼎革之际的事迹。即便经过删改补注，仍只能以抄本形式流传民间。笔者曾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调查嘉庆初年的退轩抄本，由程笺之题跋识语，追索传抄脉络。传抄者顾文曜、郑师愈、戴光曾，都是江南地区的中下层文人。尽管他们只在抄本中简略地记下抄写场所，如某学署、某试馆或幕主府邸，但足以说明士人南北驱驰之际，依然积极传抄涉嫌违碍之程笺。违碍之书的流通脉络随着这份个案研究浮出历史地表，特殊时期官方禁书政策与民间抄书活动之间的因应关系，以及禁书压力之下的众生相也生动地展现出来。

进一步“眼光向下”，必然会注意到民间医书。《达生编》是清代流行最广的医书，笔者曾对十八世纪的“达生文本”做过调查，从士人游宦的职能需求分析此类书籍流通出版的推动力。《达生编》的作者叶风，本是一名懂医的幕客，他的基本理念与行文风格，乃至书中实用的医学内容，无不契合广大中下层官绅行政与行善的双重需求。清代官府对妇女生产、育婴缺乏制度性的规定，一部分地方文化精英自觉承担起济民化俗的责任，与外来的游宦官员、幕友通力合作，试图通过积极流通“达生文本”，应对妇女产难的医疗困境。客观上，这些亲民之官及其幕宾任期相当短暂，流动频繁，也促进了“达生文本”的跨行省传播。该文利用民间医书的刻书序跋，进入书籍流通的过程，并对历史现象提出新的解释。未来如果要对清代其他关涉士人游宦的书籍流通展开研究，从普本中寻找类似序跋，尽可能还原“动”的文献背后鲜活的社会活动，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五、结语

每一条路径都有局限性。正如任何的概括，在浓缩精华的同时，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筛落。近二十年西方书籍史的启示，用“眼光向下”与“进入过程”来概括，不敢说涵盖所有、面面俱到，但基本把握住了学术转向的大势。而这两种新动向，突破了以往先简单描述现象，再分类归纳的单一论述模式，拓展了文献学研究的可能性。收藏与流通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藏书史对书籍聚散的关注，本与书籍史殊途同归。传统文献学者需更新学术理念，将“眼光向下”，主动转向清代海量的普通士人、普本实物，发掘新论题。

另一方面，如“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之类的新论题，因史料留存过于分散零碎，难以纵深推进。解决之道显然不在乞灵于西方理论，而是老老实实地回归文献。清代文献的丰富留存，为“进入过程”提供了多种可能，也潜藏着本土的学术论题。单就清代文学史领域而言，蒋寅提倡“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并以王士禛的个案研究垂范后学。笔者对程笺《吴梅村先生诗集》、李文藻《行笈书目》、叶风《达生编》的个案研究，始于文献调研考订，从未预设理论概念。眼光向下，跟着文献的指引，进入“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的过程，触及文学史、学术史、社会史等不同领域的问题，这是底蕴深厚的传统文献学对新兴书籍史的一种反哺。

当然，重归文献并非退守到“治书之学”的范围内原地踏步，而是“从典籍出发走向人的精神世界”。在“跨域流动”的视野下追索“动”的文献，重溯士人与书籍物理移动的轨迹，目标是从不同路径抵达或者领略人与书互动背后的社会文化图景。这项志业“功夫在书外”，面向不同学科开放，也期待着更多学人的共同参与。

【作者简介】陈腾，北京大学中文系暨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博雅博士后。研究方向：清代书籍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6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