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镜旧印有新声

写在《中华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释》出版后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中华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释》（以下简称《考释》），靳诺、王若舟编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考释》的出版，对古籍藏馆的基础业务建设和古籍整理工作，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以下就钤印的整理情况及相关问题略加论述，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印章的著录

藏书家及学者之钤印是考据古籍递藏、研究古籍发展史的重要资料，也是古籍善本传承有绪的首要依据，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清代藏书目录《天禄琳琅书目》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便在每个条目后罗列印章的印文、图形和所在卷数。此后的私家藏书目录《爱日精庐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楹书隅录》《传书堂藏书志》《滂喜斋藏书记》《宝礼堂宋本书录》《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等，亦将书中钤印作为著录的内容之一。

然而，从清末、民国时期开始建立的公共图书馆，古籍书目因种种原因，不再著录印章。在私家藏目向图书馆公藏书目过渡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勉强保留了部分印章信息。紧接着江翰编纂《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以“简明”为宗旨，率先删除了书目著录中的印章信息。此后夏曾佑所编《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赵万里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奠定了公共图书馆古籍善本“简明”书目的基础。

所谓“简明书目”，就是只著录书的最基本信息—书名、卷数（册数）、著者、版本，或者再加上后人题识、行款、版框尺寸的书目。赵万里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虽无“简明”二字，实际也是简明书目（详见下文）。此后各图书馆所编馆藏古籍书目及联合目录，均为简明书目，但一概不加“简明”二字。非简明书目，则多冠以“书志”“提要”“题记”之名，以示区别。

公共图书馆的古籍书目不收录印章，是有其道理的，这要从古籍目录的性质与功能说起。古籍目录包括简明目录、书志型目录（提要、题记、经眼录），以及图录、图目型目录。前面提到的私家藏书目录（包括《天禄琳琅书目》），均为书志型目录，内容包含了书名、卷数、著者、版本、行款、版框尺寸、题识等基本信息，以及印章、校勘、考释等诸多内容。私家书目的宗旨，是将所藏经典善本的特色与价值，尽可能多地展现出来。当然，私家书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既有著录、考释字数多达数千者；又有只录书名、卷数、著者，寥寥数十字的，体例不一，随意性较强。

公共图书馆藏书规模远非私家藏书可比，服务对象和功能亦不相同。馆藏书目最基本的功能是财产登记管理，以及提供检索查询之用。一般目录中罗列印章，确有不便（各书印章有无、多寡不一，多者可达数十上百方）。但不著录不等于不重视，至少从赵万里先生开始，对古籍书目取消著录印章的做法，是有补救措施的。

赵万里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同时，确立了一套完整的古籍目录体系，由简明目录、书影（图录）、书志三个部分组成。对此，傅增湘在《赵目》序言中代赵万里作了解释：“今乃拟定体例，将欲辑为书影，录为书志，次第刊布，以便编摩。先成简目四卷授之梓人。”民国二十年（1931）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也提到：“除简目业已告竣付诸木刻外，并由赵万里君编一善本书志，详述每书之版本及收藏源流。已完成全数五分之二，拟次第刊行，以补简目之未备云。”

从《赵万里文集》（冀淑英、张志清、刘波主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中可以看出，赵万里20世纪20至30年代初，撰写并发表了书志、提要、经眼录、题记110余篇，其中均有印章信息。但这项工作仅仅开了一个头，未能延续下去（赵万里50年代虽撰写了数百条善本书志，但主要是为《中国版刻图录》作准备，重点在版本考证，未涉及钤印），馆内也没有其他人来系统地编撰善本书志，赓续著录印章、考究递藏的传统。其他各图书馆大同小异。以致日积月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国学日益小众化、繁体字仅为少数人使用的大背景下，近几十年来古籍钤印及递藏关系的考证与揭示，已然成为古籍编目及版本研究者的软肋，于敏中、彭元瑞、张金吾、瞿镛、杨绍和、王国维、张元济、傅增湘等前贤相关著述几成绝学。

上述情况，到大型古籍影印丛书《中华再造善本》出版后，有了一定的改观。《中华再造善本》正续编共收唐、宋、金、元、明、清时期的古籍1341种，撰写提要1341篇，集合成《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总目提要》出版。在提要的编撰上，编委会充分考虑到印章的作用，要求提要作者将“各该书所钤盖的闲章雅印、递藏关系等，一一向读者作简明扼要的交代”（《总目提要·前言》）。又在“凡例”第六条规定：“本书每篇提要末段印文著录采用原印文用字，图形文字隶定成通用繁体字。”《总目提要》1341篇共著录印章3000余方，并对其中的750余方印章，直接或间接注明印主。这两项均打破了之前的纪录。注明非姓名印章的印主，对读者了解古籍的递藏及版本鉴定，尤为重要。

《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古籍编目及版本界在印章识读、考释方面的颓势，但著录印章的底本数量不足丛书底本总量的一半，且多数条目著录印文后，便以“迭经名家收藏，流传有绪”一类的文字收尾，不对印章作任何考释。加之数十年来业界对该领域的忽视，积重难返，因此整体效果有限。

为更好地说明问题，特将最近三十年来，著述中有关钤印的疏漏和差错，归纳数例如下：

首先，因大量印章不能识读，或搞不清印主为何人，著者介绍藏印时往往避重就轻，列举数例一带而过，漏掉了大量古籍递藏信息。识读还不时出现差错，例如将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的连珠藏印“贞”“元”误为“鼎”“元”者大有人在，皆因“贞”的篆文与“鼎”字字形相似。

其次，印主张冠李戴的现象，屡见不鲜。比较典型的是对华亭朱氏相关藏印的误解，将朱恩的藏印“华亭朱氏珍藏”归到朱大韶名下。朱恩是朱大韶的伯祖父，系华亭朱氏藏书的创始者，亦为藏书大家，其藏印名目繁多，超过了朱大韶，大致有“华亭朱氏珍藏”“玈溪”“玈溪草堂”“玈溪后乐园得闲堂”“宗伯”“大宗伯”“荣庆堂”“松郡朱氏”“广乘山人”“子孙世昌”等。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礼记集说》《后汉书》《春秋传》《古文苑》《应氏类编西汉文章》《三国志》《杜工部草堂诗笺》《外台秘要方》《晋书》《资治通鉴纲目》，元蒙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上海图书馆藏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等，均经朱恩收藏并钤印累累。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朱恩及他的藏印却很少有人提及。

再次，著录印章时的一大通病，是不按印主的年代早晚排序，或将同一印主的不同印章割裂开来，与他人印章穿插排列。出现此种情况，多半是撰者对一些印章不知印主为谁。不少藏书家、学者的印章繁多，姓名、字号、堂号、鉴赏等印章经常在一书中混用，最易出错。例如某书提要云：“此书钤有‘三晋提刑’‘臣筠’‘健庵’‘乾学之印’‘昆山徐氏家藏’‘宋荦’等印记。”“三晋提刑”“臣筠”为宋筠藏印，宋筠系宋荦之子，故二印应排在“宋荦”之后。又如某书提要介绍钤印，依次为“百衲”“宋本”“乾学”“徐健庵”“贵池刘世珩假观”“季振宜藏书”“季振宜印”“沧苇”“御史之章”“御史振宜之印”“葱石读书记”“汲古阁”“汲古阁图书记”“毛”“毛氏藏书子孙永宝”“海虞毛表奏叔图书记”。以上印章排列至少有两个问题：其一，“百衲”系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字规庵，号百衲）藏印，不应置于首位；其二，“贵池刘世珩假观”“葱石读书记”均为近代藏书家、刻书家刘世珩（字聚卿，又字葱石）之印，不应分开叙述，排序亦不对。

上述类型的问题比较普遍，因篇幅所限，不予赘述。这种状况对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十分不利。《考释》的出版恰逢其时，为业界提供了大量详实、有针对性的古籍印章参考资料。

二、《考释》其书

《考释》收录印章6449方，是《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所收印章数量的两倍多；据统计，涉及印主1388人，翻了近两番。《考释》印章的来源，是《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原书一些印章因年代久远等，本已模糊，重新印刷后状况更差，因此有些印章已不可识读，加上目前暂未能辨识著录者，推测有400多方。总体上看，《考释》的辨识率已超过90%（《再造善本》共有钤印约7000方）。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而无论古代印谱还是古籍藏印，50%左右的印文较常见，容易辨识，余下的部分，识读难度会成倍增长。

识读印文尚有文字规律可循，要想将古籍中数量巨大、种类繁杂的钤印的印主及相关信息查找出来，必须过目海量的文献资料，犹如大海捞针，难上加难。清代以下古籍书目，著录印章者极少提及印主，《再造善本》两种《总目提要》注明印主的数量为750余方，占著录总数3000方的25%，已属不易。据统计，《考释》中标明印主的印章为5200余方，约占收录总数6449方的80%以上。《考释》收录印章及考释印主数量的大幅增长，对厘清古籍收藏、流转、配补、研究之头绪，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仅以宋刻本《皇朝文鉴》为例，予以说明。

宋嘉泰刻本《皇朝文鉴》，早期的相关著述提及印章不过数方，且不标明印主。《考释》则收录印章100方，印主26家。其中既有常见的藏书家、学者叶盛、吴宽、项笃寿、项元汴、毛晋、钱曾、钱大昕、张蓉镜等，也有较少见的李东阳、李日华、张丑、王掞、杨希铨等。使《皇朝文鉴》递藏、传播、版本（包括配补者和年代）的信息愈加完善。

又，按《考释》所收印章查阅，之前善本书目著录《皇朝文鉴》者，皆谓“序、目录下、卷一至三……配清张蓉镜抄本”。其实序并非张蓉镜抄补。《皇朝文鉴》抄配之序文共有四篇：吕乔年序，嘉泰甲子（1204）沈有开序，嘉定十五年（1222）赵彦适序（跋），端平元年（1234）刘炳序。其中序一首叶有“钱大昕观”钤印，钱大昕（1728—1804）年龄比张蓉镜（1802—？）大得多，故此序不可能是张蓉镜所抄。序四末叶有“颛庵补录”四字题识，钤“颛庵”“王掞”二印。《考释》云：“王掞（1645—1728）字藻儒、藻如，号颛庵、退轩、无住道、西田主人等。太仓（今属江苏）人。有拙修堂、揖山楼。王时敏子。”按年代，此序也不会是张蓉镜所抄。序二、三虽无印章可核对，但笔迹明显与张蓉镜不符。从生卒年及序四题识、钤印看，四篇序文大概都是王掞所配补。

《考释》内容丰富，资料系统，可以通过释文、印主和书名笔画检索查阅所需资料，不但适合日常检索查阅，更可对古籍善本条分缕析，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例如宋刻《资治通鉴纲目》条目，便揭示出一些隐匿较深的版本信息。

此本《资治通鉴纲目》经周叔弢先生多方搜集配补而成，钤印甚多，其中就有朱恩之印。之前的书目和相关论述，皆未触及。《考释》收录了“松郡朱氏”“广乘山人”二印，并注明为朱恩藏印。更可贵的是，在“广乘山人”印章下，列举宋本《晋书》亦有此印。查《晋书》条目，得知朱恩尚有“大宗伯”“玈溪草堂”“荣庆堂”“华亭朱氏珍藏”等印章。又注曰：“据聂溦萌《〈晋书〉两种宋刻二十七字本的考察》一文研究，《晋书》中朱恩所钤五印，均系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别一宋刻本（或为覆刻本）相关钤印页调换而来，时间约在清康熙晚期至同治元年（1862）间。”此条注文非常重要，国图藏两部宋刻《晋书》，其中海源阁藏本中的朱恩五印，系从另一部《晋书》中窜入，因此造成版本系统混乱。见此注文，即可消除误解。

此条目又收录“欣遇艸堂之章”“海曲马氏”两印，注释曰：“马官和印记。马官和（1875—1936）字惠阶，号仲平。日照（今属山东）人。”两方印及注释，解开了此书题跋题写者为何人之谜。《跋》曰：“此乾道壬辰四月刊本也，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有此本。惠皆记。丁卯正月八日。”“惠皆”即马官和。

此前，因不知“惠皆”为何人，几乎所有书目均漏载此跋及两方藏印。马官和，现代藏书家，家藏宋元本及抄校本40种，明清善本240多种，共计6800余册。所藏善本除《纲目》外，尚有蒙古本《史记》、元本《列子鬳斋口义》、《文选》（宋刻六臣注本）等，均收入《中华再造善本》。1928年因其银行业务失败，亏欠公款无力偿还，藏书遂被政府充公，入藏山东省图书馆，这也是该馆第一次批量入藏善本古籍。从印主检索马官和得知：他又有“惠阶校阅”藏印，钤于《列子鬳斋口义》《文选》中。

另外，该条目记载《纲目》卷四十六有一方“周暹”钤印，此印意义非同小可。大部头古籍的印章，不在首卷及末卷，而钤盖在中间某卷，实属罕见。故不少善本书目未发现并提及此印。多年前，我翻检《纲目》时偶然见到此印，因其不合常理，遂下功夫深究一番。终于搞清楚弢翁分四次购置配齐此书，并最终转手潘宗周宝礼堂的曲折经历（见拙文《弢翁配补及转售宋刻〈资治通鉴纲目〉略考》）。《考释》提供的印章信息，可以省却读者大量翻检原书的时间和精力。

通读《考释》还发现，以往耳熟能详的一些印章，印主往往有多人。例如“宋本”，早先印主仅以毛氏汲古阁、季振宜、汪士锺而著称，《考释》则罗列了多达18方，印主还有顾若琳、胡珽、潘祖荫、丁清度、温澍梁、蒋祖诒等人；“子孙世昌”有7方，印主分别为项元汴、朱恩、周春等人；“子孙永保”7方，分别为项元汴、张蓉镜、甘福等所有；“子孙保之”7方，近似“子子孙孙永保之”的藏印9方等等，不一而足。早期的书目或著述，不乏搞错的事例。

三、《考释》引发的思考

《考释》的两位作者，分别出生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年轻，职业是古籍图书编辑，并非专业的古籍编目和版本研究者。但他们却做了此前专业人士未能做到的事情，这是为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再举一个例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的《国家珍贵古籍题跋丛刊》（全十八册），从组稿到编辑审稿，再到出书，历经数年之久。该书稿来自多家图书馆，质量参差不齐，问题较多。开印前，国家图书馆成立审校组，集中馆内外学者20余人对书稿进行终审，总审校亦为80后的年轻人，他在终审中发现并纠正了大量差错。但他也未编过古籍书目。

因业务往来，我对《考释》的作者和《题跋丛刊》的总审校比较了解，他们的共同之处是热爱古籍事业，具有较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善于识读印章及古籍中的手书题识（字迹潦草难识者不少）并作出相关考订。而这些，正是做好古籍编目和版本鉴别工作的基础。还有一点，他们是互联网古籍专业平台上的活跃者，善于利用古籍数字化成果，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因此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回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老一辈学者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复印机都是稀罕之物，要想对照不同馆藏的善本书影，多半要靠脑子记忆和文字描绘。其实能够看到书，已属不易；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各馆的书目或目录卡片记载。由于条件所限，很多古籍书目只能采用“从目录到目录”的编纂方式，差错自然难免。如今国家大力倡导、支持古籍数字化建设工作，经过多年努力，成绩斐然，已经在古籍整理、出版上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考释》便是利用古籍数字化成果的一个成功案例。当然，利用好古籍数字化成果，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所需资料，也是一门学问。《考释》的作者找到了门径，获得了成功。

另外，《考释》的作者，作为“行外人”，客观上也少了一些束缚，受早期古籍书目及相关论述的影响较小，更加注重“目验”和举证的结果。这也是他们能够有所突破的原因之一。

毋庸讳言，早期古籍书目的著录，存在大量遗漏和差错。其原因除当时技术条件较差外，在编目思想和方式上也有所欠缺。对此本文不展开论述，只提两个具体问题：

其一，对所编之书走马观花，没有认真阅读。这是我对数百部古籍逐叶查阅后，得出的结论。书目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并无多少技术含量，仅是翻书不够，一些关键信息没有看到而已。逐叶认真看书其实并不难，《考释》的两位作者，在几年的时间中便将1341部善本翻遍，辑出几乎所有印章并加考释，即可证明。

其二，认为遗漏某些信息无关大局。以往的古籍书目（含书志、提要），藏印和题识遗漏的现象比较严重。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编目者识读印文及题识落款的能力不够。关于印章，有《考释》为证。关于题识，我用《再造善本》对照某善本书目后发现，凡落款字迹潦草，难以识别，或落款为字号、堂号等，不知真实姓名的题识，均不著录，即使题识就在卷首明显之处。这些遗漏的印章、题识中，保存了大量有用信息，对书的递藏、版本鉴定，关系重大，而不是无关大局。

古籍善本书目是古籍整理、研究最基本的工具书，是选用文献资料的标准器，其优劣与否，直接关乎古籍整理、出版的效率和质量。在古籍数字化取得重大成果的背景下，是时候投入力量，重新修订早期的古籍善本书目了。

说明：本文刊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4年第1期。现由作者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