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室，时间的刻度好像被无限拉长。百余年来，一代代国图的古籍修复师在这里青灯黄卷、兢兢业业，将国家宝藏尽量完好地传给后人。如今，一批80后、90后年轻人接过了接力棒，修复师胡泊就是其中一位。1981年出生的胡泊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组长，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导师，他有着年轻人的朝气，也不失前辈的沉稳，是新时代的古籍修复中坚力量。

　　毕业即改行，

　　解开国图古籍修复新生代成长密码

　　胡泊毕业于应用化学专业，他接触到古籍修复说起来算是机缘巧合，但也与近些年古籍保护事业不断深入有着密切联系。“2008 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夕，去北大听了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的公开课，第一次接触到古籍修复这个行业。”胡泊回忆说，对古籍修复一开始是好奇，随着一步步产生了解，逐渐觉得化学专业和古籍修复也是有衔接点的，于是慢慢坚定了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信念。“纸质文献修复过程中，有很多工作环节都会涉及化学相关的知识，比如说去污、除霉、防老化，还有一些分析检测，等等。”

　　胡泊学历高，还具有应用化学专业背景，入职后得到组里很多前辈老师的照顾指导，参加了多期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提高班、研修班、西文古籍修复培训班等，还曾到故宫跟随徐建华学习书画修复。在国家图书馆这样的高平台上，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去接触、去探索。“我入职的2008年正处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起步阶段，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阶段工作比较多，领导寄予的希望也比较大，所以自己感觉也很有压力。”一方面是压力，另一方面是机会与动力。年轻人在这个阶段也拥有了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在前辈师傅的带领下，他们参与到很多重要藏品的修复中。胡泊参加工作近 15 年，已参与修复馆藏西域文献、“天禄琳琅”、3 件早期刻本佛经、西夏文献、“样式雷”等近300件文物或重大古籍修复项目。

　　在胡泊入职之后，国家图书馆加快了修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步伐，每年都有一到两位研究生学历的年轻人入职到文献修复组，为文献修复带来了新生力量。“以往在修复中，都是老师傅教徒弟一些传统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入职后，能明显感觉到科研能力的提升，像纸张分析检测、修复用纸加工，以及修复材料加工制备等都有所发展。”这些年来，胡泊感受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有更多的最新科学技术手段融入修复中；年轻人的工作能力和修复水平快速得到提升，已经开始承担很多重要藏品的修复工作，以及大型项目的筹划和管理工作；修复硬件条件较之以往也有了很大提升。

　　胡泊自己也在国家图书馆的平台上承担了多项任务，获得了领导、同事等多方面的认可。2011 年他被推选为文献修复组的组长，面对组内各项亟待推进的工作，他的选择始终是踏实地去学、去干。“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从大的项目筹划和管理，到针头线脑等原材料的采购都需要做好，压力肯定有，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先扎实自己的业务基本功，确保在业务上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然后要以修复藏品为前提，多思考怎么把藏品更好地修复好。”胡泊表示，要多思考，发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通过设立课题，一方面充分发挥年轻人的科研能力，另一方面更好地完善修复工作，将修复实践与科研结合到一起。“我们现在也比较重视与院校的合作，一方面要把修复人才培养和院校的学科教育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通过院校的科研能力一块做项目，共同地推进古籍修复的技术攻关工作。”胡泊基于自己多年的修复实践认为，现在古籍修复技艺已经比较成熟，也建立了合理的修复理念和修复原则，当代年轻修复师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想方设法提升修复效果，二是进一步提升修复效率。

　　精益求精，

　　不断探索更好的修复效果

　　在吸取前人修复经验的基础上，胡泊和他的同事们不断探索提升，尽力呈现更好的修复效果，提高修复效率。“每一次修复，都有新的学习内容，都丰富了我的经验和知识。”胡泊就这样一步步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

　　2021 年 1 月，国家图书馆正式启动了对“模”字韵“湖”字册《永乐大典》的修复工作。这是在 2002 年国家图书馆完成当时馆藏《永乐大典》修复后，对新入藏《永乐大典》的一次续修。这册新入藏的《永乐大典》上下书壳全部断裂，覆盖的丝织品面料也有不同程度的缺损。“在接到这个修复任务后，我们制定了比较全面和详细的修复方案。首先是鉴于《永乐大典》复杂的装帧形式，我们决定不把书叶拆开，采用掏补的方式，更好地保留其原有的装帧形式。其次是对于修补材料，为了达到更好的修复效果，我们专门通过技术手段分析藏品的制造工艺，包括经纬线的密度、染色的手法等，再按照复原的工艺进行修补材料的制造。修补之后还要进一步进行全色，让它和原件能够更好地融合到一块。”为实现更好的修复效果，在继承前人“掏补”经验的基础上，胡泊等人充分对原件进行研究，不仅尽力根据藏品制造工艺自制修补材料，还发现了《永乐大典》的独特装帧工艺。

　　“之前都认为《永乐大典》的装帧形式更接近于包背装，但实际上，它是采用了一种硬纸板糊书皮作基底，又在硬纸板外糊上了特有的丝饰品面料，从外观上更接近现在的精装书。更独特的是，我们通过检测，发现《永乐大典》在护叶处还粘有一个‘小耳朵’。”胡泊介绍说，这个“小耳朵”是糊好了环衬之后特意保留的，并在糨完背之后，将其与书心粘到一块藏起来。这个“小耳朵”之前一直未被发现，是因为现在能看到的原件，护叶都是被剪断的，只留了书根。“我们这次在修《永乐大典》的时候，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去把握装帧的结构，为了无限接近原件的效果，我们翻阅了很多资料，做了很多修复环节的验证，对于接下来的修复有了比较充分的依据。”

　　《永乐大典》之外，胡泊最近参与的比较大型的修复项目，还有 2021年 6 月启动的最新一批敦煌遗书的修复。在这个项目中，国家图书馆修复组，深入研究敦煌遗书的纸张特性，为了呈现最好的修复效果，自己进行修复补纸的抄造，在国内开了先河。“在最近开展的敦煌遗书项目中，为了能在以往已有的修复技术水平上，进一步呈现更好的修复效果，我们在启动项目之初，与方方面面的专家进行了沟通，尤其在纸张修复用纸的加工这一块听取了专家的建议，决定抛弃以往定制纸张的方式，根据对敦煌遗书用纸厚度、纤维成分、连纹、填料等加工纸类的参数进行分析检测，在实验室内自己进行抄造。”胡泊介绍说，这也是相对于 1991 年开始的大规模敦煌遗书修复，在技术、工艺等环节上面新的提升。

　　踏踏实实，

　　扛起新时代修复师的责任

　　不仅自己踏实去做，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踏实地发展。2019 年 11 月，胡泊获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文博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2021 年4 月，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聘用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胡泊在人才培养和技艺传承方面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实践。

　　“现在技艺传承有一个提法是‘三位一体’，即‘师带徒’、高校学科培养，及短期培训的三种方式，目前看把这种三种方式结合到一块是比较理想的。”胡泊依据国家图书馆的人才培养模式，认为在新人刚接触到这个行业的时候，首先要进行一些基本功的训练，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开展一些简单藏品的修复。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就可以承担一些独立开展藏品修复的任务。“这样经过大概 一到 五年的学习时长后，年轻人就可以独立开展一些复杂藏品的修复，再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就能够独立开展一些修复项目的筹划和管理工作。之后再逐步承担一些科研课题，就逐步能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修复师了。”

　　对于修复技艺的传承，胡泊更愿意分享的是：“一定要扎扎实实练好基本功，学好相应的技术，慢慢地去提升自己，如果年轻人能够十年如一日扎扎实实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把握好每一次修复的锻炼机会，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经验，一定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取得自己相应的成绩。”他自己现在的目标也是踏实工作，把现有的修复的任务很好地完成，对得起每一件文物，也不辜负馆里给予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他对自己和年轻一代的远期期待是通过技术攻关和一些先进设备的研发，想方设法把藏品的修复效果和修复效率不断进行提升。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责任。”胡泊表示，古籍修复已逐步发展成了一个融合传统技艺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职业，也是越来越多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发展势头很好，但也存在一些制约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修复效率。“现在国家的古籍修复力量和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了比较高的新阶段，年轻人融入到这个行业，势必也要为这个行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他们确实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再结合最新的技术工艺、科研设备，一定能够做出新一代人自己的贡献。”

　　从胡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的培养、个人的努力、时代的需要，造就一批跨学科、跨领域的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化等专业人才队伍已经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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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古籍保护”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