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保护纪实

钟海珍 赵晓强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2015 年 8 月 15 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北京召开“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研讨会”，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抢掠破坏中国文化典籍罪行,缅怀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抢救保护古籍义举。根据贵州省图书馆新发现的档案材料，特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阳秘藏的典型事例编选一期，以展示中华古籍饱经战乱的颠簸命运和前辈先人守护文明的艰辛历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简称：库书）因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937 年 8 月 1 日开始向西转移，1938 年 4 月 30 日运抵贵阳，历时整整 9 个月的时间，途经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共 2000 多公里漫长路程。在当时战乱时期和落后的交通条件下，除了短短的浙赣铁路运载外，主要都是靠船运、人挑、马驼。护送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途中可谓是千辛万苦，接下来在贵阳存放长达 6 年 8 个月的时间里，管理和守护库书的人士也同样饱受各种艰难困苦，并最终克服重重困难，使其完好无损地回到浙江。

　　一、库书在贵阳三迁秘藏地点

　　（一）存放贵州省立图书馆（1938 年 4 月 30 日—1938年 9 月 28 日）

　　库书于 1938 年 4 月 30 日深夜运抵贵阳后，由当时贵州省教育厅出具收据交浙江省教育厅，存放在贵州省立图书馆内。贵州省图书馆《代管四库全书》档案记载：1938 年 6 月1 日，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蓝端禄呈报贵州省教育厅的《呈报浙江省立图书馆寄存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单 祈 备案示遵》中写道：“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业于 4 月 30 日由教育部所派代表李絜非及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諴会同监运抵筑并指定寄存本馆。馆长当即缜密布置馆内妥善地处暂为储藏，并指派馆员会同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諴逐日开箱清理。计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 3467 部42536 册。细目详列附呈之《书目单》内。清理后并饬由馆员与史君当面加封封存。”

　　1939 年 9 月 27 日，蓝端禄馆长报送贵州省教育厅转呈教育部的《呈报浙江省立图书馆四库全书运黔寄存本馆始末详情》更为详实：“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一百四十箱，于民国二十七（按：1938）年四月三十日，由教育部代表李絜非、浙江省立图书馆事务主任史美諴，负责由湘运抵贵阳，奉令寄存本馆。据史、李两君云，内有图书一箱，由湘运黔，途中落水受湿，当分别报告教育部及浙江图书馆。教育部代表李絜非，住筑三日，即乘原车返汉，向教育部报告运书情形，继由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諴，开箱清点整理，本馆派职员杜光炎协助办理。受水湿之书，由史美諴照料晒干，仍装入书箱之内，每箱照目录清点整理之后，又史君亲自加封钉好，于五月二十日清理完竣。史美諴即回浙，继由浙江省立图书馆所派职员夏定域来筑看管该书之全责。”

　　史美諴返浙后，库书由贵州省立图书馆全责代管。1938年 7 月浙江省立图书馆派该馆夏定域到贵阳专任阁书管理员。

　　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是由旧粮道署修缮改造使用，条件很差，不仅面积狭小，房屋结构也不适合图书馆的业务开展。教育部下达文澜阁《四库全书》迁黔寄存贵州省立图书馆的训令后，贵州省教育厅立即训令贵州省立图书馆组织规划上报专门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书库。1938 年 5 月13 日，贵州省政府训令（教壹字第 885 号）令省立图书馆：“案查此次教育部为保存仅有之《四库全书》，业将该书全部运黔，并发交该馆妥为保存在案。惟此项全书，关系文化甚巨，亟须另建坚实书库装储。所需建筑费用，经由本府教育厅电请教育部拨款补助。兹奉鱼电复：准拨款六千元补助建筑。除由教育厅填具印领请领外，合行令仰该馆克日绘具建筑书库图样暨应有设备之各项预算书，呈候核夺。”

　　1938 年 5 月 27 日，贵州省立图书馆送《书库工程预算表》《设计图》《建筑计划说明书》各一份呈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教育厅厅长张志韩。《贵州省立图书馆建筑书库计划说明书》，详细说明了该书库的构造设计。

　　（二）存放贵阳张家祠堂（1938 年 9 月 28 日—1939 年4 月 8 日）

　　因战乱时期，条件所限，贵州省立图书馆新建书库未能建成，政府最终决定采取购买现成房屋的方式解决库书的安全存放问题。于是教育部下令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垫资购买张家祠堂。张家祠堂地处贵阳市威清门外，有大小房屋数十间，房屋结构和质量基本符合藏书要求，稍加修缮即可使用。当时，国民革命军 99 师在祠内存放武器弹药，部分房间有保安团士兵占据使用。

　　贵州省教育厅责成贵州省立图书馆办理购买张家祠堂的相关手续。贵州省图书馆《代管四库全书》档案中存有张家祠堂卖主张培初、张超如、张卓凡、张德荣、张实学、张德裕六人于 1938 年 8 月 16 日出具的收据：“今收到贵州省立图书馆购买威清门外张家祠堂房屋地皮价法币贰仟肆佰元正。”

　　购买张家祠堂后，贵州省立图书馆立即指派庶务杨渔卿等人员进行修缮。据 1939 年 5 月 16 日相关《验收证明书》记载，修理工程包括：“修好张家祠堂书库大小房屋十六间；新做六方亭子壹个；又新做正方大转门六堵玻璃窗卅盒；玻璃窗内掩板卅堵；灰望板廿四逗；半落匡门八道；大山门一道；厢房楼板二间；下厅窗户四堵；栏杆四丈；檐口吊子十六间盖瓦；糊脊；糊檐口；平三合土；大门牌坊一座；厕所一间；修补合硼石大院子；清理阴沟。”

　　1938 年 9 月 22 日，蓝端禄馆长呈报教育厅建议：“贵阳于本月二十一号已有空袭警报，情势迫切。拟请钧长面商保安处傅处长将九九师存于本馆购置威清门外张家祠堂内之弹药早为迁出，以便将该处稍加修理，即运《四库全书》至该地储藏，以保安全。请转知省会警察局，令饬第一分局派警官二人常驻张家祠内而保《四库全书》之安全”；“又驻扎该屋内之保安团士兵，本馆可暂腾厢房三间予与该团士兵居住。一则以免该团士兵现刻寻觅居住地之困难，一则有少数士兵驻扎该祠内，可负保卫《四库全书》之责。”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99 师等部队迅速调整布防，腾让张家祠堂。1938 年 9 月 28 日，140 箱库书与贵州省立图书馆数万册馆藏古籍一同装运入藏张家祠堂书库。为了方便库书保管工作，派驻贵州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四库全书》保管员夏定域父子住进张家祠堂，并着手重新清点库书。

　　（三）秘藏地母洞（1939 年 4 月 8 日—1944 年 12 月 6日）

　　1939 年 2 月 4 日，日机空袭贵阳。18 架飞机成品字形，从城东侵入市区，轮番轰炸贵阳最繁华的大十字商业区及周边地段。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张家祠堂与大十字商业区的直线距离只有 2 公里左右，库书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建议把库书转移到贵阳城郊十里外的许官溪镇金鳌山腰的地母洞。地母洞地处贵阳城北郊外，有茂盛的森林覆盖，溶洞坚固，安全可靠。经贵州省教育厅和省立图书馆的人员实地考察后，决定将库书迁移至地母洞。

　　1939 年 4 月 8 日，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迁往地母洞存放。因地母洞的面积有限，贵州省立图书馆的古籍仍存放张家祠堂。

　　二、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地母洞

　　地母洞“位于旧筑渝官道右侧一山腰中，西南向，山作尖锥形，洞身距山顶约五六十丈，洞口阔约四丈，高约四五丈，深约七八丈，系一天然岩洞。洞内多有石钟乳下垂。洞积约十一二方丈，略作方形。近底处地势稍低，左右侧各有一套洞，实是天造地设的藏书库。更以山顶石厚，距城又远，空袭威胁，已不足虑。但因距城较远，人烟荒凉……”。

　　（一）修建地母洞书库及附属设施

　　贵阳气候雨季较多，常处于“天无三日晴”的状况。库书迁移至地母洞前，“为防潮起见，在洞内筑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放置石灰，另于台上近洞顶处，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侧凿有水沟，俾洞顶滴水，沿瓦流下，顺而注于洞底，汇入山穴。” 1939 年 6 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会同贵州省教育厅第三科杨科长、贵州省立图书馆蓝端禄馆长等到地母洞书库视察，提议将洞里的木棚进行改建，盖上瓦，并另建砖墙一堵以确保安全。

　　库书放入地母洞后，为方便看守库书的职员、工役和警卫住宿，在洞口附近建了三间草房。1940 年春，山洪暴发，草房土墙多处受损。后来又因山高风大，草房一间房顶被大风吹坏。1940 年 5 月 27 日，贵州省立图书馆呈送《修理地母洞口草屋及四周土墙预算书》致教育厅请款进行修缮。

　　（二）防潮晾晒库书

　　库书在贵阳期间，虽然是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但看护、典守这一国宝一刻也没有放松。因贵阳气候多雨潮湿，自从库书藏入地母洞后，各阶层官员乃至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都担心库书潮湿受损，曾商议运往抗战时期迁至遵义湄潭县的浙江大学托管。1942 年，蒋介石致电贵州省政府：“贵州省政府，以文澜阁库书，藏置贵阳附近洞内，恐空气潮湿，日久霉烂，宜移往离筑较远之干燥安全地点妥为保管。”为此，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特命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亲往地母洞视察，开启数箱图书检视，见尚无潮湿霉烂情况；又见阳光可自洞口普照全部书箱，尤其防空优势，在黔省难找替代地点。于是并请浙江省立图书馆库书保管员毛春翔详叙藏书实况，交黔省府电复，请准“原藏置之洞，既无潮湿，可免迁移，惟应每隔一二月派人抽查检视一次，夏季尤应注意，以免损坏为要”。

　　库书在地母洞中能安然无恙地保存了 5 年 8 个月之久，得益于当时守护库书的人们在当时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对藏书进行科学、认真、细致、持久的除湿防护。1939 年 9 月《贵州省政府教育厅科长高应侯、中央图书馆职员钟静夫、管理<四库全书>职员夏定域、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蓝端禄四人会上联合报告》中载明：“此次教育部派中央图书馆职员钟静夫来筑视察文澜阁《四库全书》受潮情形，及商讨晒书办法，当由贵州省政府教育厅科长高应侯、管理<四库全书>职员夏定域、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蓝端禄陪同亲往查看，关于此次晒书办法，及应增加晒书经费等等问题，经详细商讨，当议决下列各点：（1）晒书时期不可再缓，宜尽量提早开箱曝晒，以免日久损坏。（2）《四库全书》为国内稀有珍籍，开箱晒书时期，拟请教育部派专员监督指导，以专责成。（3）晒书经费，除前由贵州省立图书馆拟具之晒书经费，系专作更换书箱内之油纸、牛皮纸、樟脑粉等费用外，现为晒书办法周详计，人员增多，设备较善，事实上经费必须增加，始可顺利进行。此项经费，详于预算书内。（4）晒书办法，预计每日晒三箱，因每箱平均约有三百余册，每箱须职员二人、工友一人照料，以便遇雨时迅速搬入洞内。贵州气候多雨，晒书三个月中间，预计大约一半期间因雨不能曝晒外，约有四五十日可以晒书，每日三箱，故须三个月始可晒毕。至于晒书设计，下置木凳，再铺木板于上，然后将每册书置于木板上翻晒。（5）洞口须建一瓦棚，内放若干书架，预备晒书遇雨时将书暂放于书架上。新建瓦棚经费，详预算书内。（6）经常保管问题，须有一定经常维持费，有专员常川驻守藏书洞内，并有权随时开箱，查看箱内之书有无受潮损坏情形。因洞内潮气难免，一年开箱曝晒一次，尚恐书有受潮之虑也。”

　　为有效地除潮，还专门制定了晾晒库书的具体操作流程，1939 年 11 月 16 日贵州省立图书馆呈教育厅文有载：“一、查明书箱系某号之书箱。二、开箱清点书箱内所装之夹数。清点毕，夹数记入晒书日记簿中。三、对照书目逐一清点部数册数，符合后，加标签于书目上。四、将每夹书带撤开，顺序排列于木板上翻晒。每隔一小时后又一次翻晒一次，约曝晒五六小时，视书无潮气，移至阴处回晾。六、逐一将每箱每夹每册刷整干净，依照目录复对，同时将每夹书带捆扎完好。七、将曝晒过整理完竣之图书装入原书箱内，再清点此箱内之夹数，是否与开箱时记入晒书日记簿中之夹数相合。详点无误后，然后加樟脑粉，俟油纸、牛皮纸包盖完善，加钉钉固封箱。此每晒一箱必需经过之手续。”

　　1939 年 12 月 15 日，库书保管员夏定域《为陈明曝晒库书经过请呈厅报部事呈（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蓝端禄）文》中详述经过：“于九月十一日起，偕国立浙江大学教师王焕镳、贵馆职员杨渔卿，在山从事此项工作。以筑地气候之多变，洞口场面之窄小，及地位之坐东朝西，须属亭午始见阳光，故延至十二月五日才得毕事。所有开箱、检理、翻晒、换纸、加除虫粉，及归箧、钉封各事，凡经十余次手续，罔不务求其周详。业请呈报在案，兹不缕述。查洞有潮气，固所难免，因是箱内及书面，大都觉有润气存在，惟幸绝无霉损；凡遇潮气稍重之卷帙，则暄曝时日特多。内有十二箱书，颇多水迹泥痕，则系去岁由浙起程时，过出江山县峡口镇，翻车落入水田凡十一箱，又闻在湘曾坠水一箱，今并每箱特曝数日，经刷清净，尚称完好。其书面之原破烂者，以集部为最多，今暂各包以白纸，再扎夹板。而夹板与扎带，间有原已破损者，凡此修理之功，均且俟诸异日。”

　　在第一次晾晒时还顺便做了库书清点工作。1939 年 12月 20 日贵州省立图书馆送达教育厅《呈报本馆曝晒<四库全书>始末详情及点交四库书书目单，祈分别转呈咨教育部备案》一文中有载：“查四库书于去岁四月三十日由教育部所派代表李絜非及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諴会同监运抵筑并指定寄存本馆，由史美諴连日开箱清理，本馆派职员杜光炎协助。计文澜阁全书正本、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叁仟肆佰陆拾柒部（3467 部）肆万贰仟伍佰叁拾陆册（42536册），于廿七年五月卅日呈报备案。此次开箱曝晒，复经详细照目录一一移交与管理四库书职员夏定域点收，由该员负专责保管上列各书，总计叁仟肆佰柒拾部（3470 部）肆万贰仟伍佰伍拾玖册（42559 册）。部数计多出叁种，即原列库书运筑缺少书内之集部，有：《次山集》二册、《韩集举正》四册、《诗话补遗》二册，今皆捡得。册数计多出贰拾叁册。又零种补抄本，原列肆佰肆拾伍册，实系肆佰肆拾肆册，均系当日清点计算之误。”

　　因首次晾晒库书除潮效果显著，之后每年秋季对库书进行晾晒除潮成为必须的工作。1942 年后，又于春季加晒一次，为每年两次。

　　（三）改进库书庋藏

　　在库书洞藏期间，教育部多次委派人员实地考察，不断求得库书庋藏的改进。1940 年 3 月社字第零七八一三号巧密代电专门下发了《改进库书庋藏办法》：“（1）书箱多有缝隙，恐为潮气虫鼠所逞，似宜即加修补，此后发现同样情形，即随时修整。其朽败不堪为用之箱，宜为另制新箱替换，平时宜添制新箱二三口存洞，以备调换之用。（2）书箱并未编号。曝晒重装后，亦未编成装箱表。原有号码，亦多因日久磨失，不便检查。于下次曝晒时，宜将书箱统一编号，与原有印本目录对照，编造装箱表时，至少须著录下列各项：箱号、书名、卷数、册数、夹数。此种装箱表，应复制三份，一份呈部，一份存查，一份于每箱书箱封置箱内。表末由经晒人签章。（3）库书装箱，未有一定计划。下次曝晒装箱时，宜依经、史、子、集目录及四库以外书之次序装箱，务使库书各部各占若干箱，一望可知。《图书集成》入于最后，庶乎明晰易检。（4）外国保藏善本书多用干燥剂气化钙（CDC12）等药品，惟黔垣颇不易致，且需量过多，事实上不能做到。但山洞未有不潮湿者。目前简便易致之防湿剂，厥为生石灰。应在洞内各处（木板下亦仍旧铺）遍铺生石灰，务使消极之阻隔变为积极之吸取方佳。（5）洞内沟渠应时加疏浚，便于排水。洞内宜筑短堤，高约尺许，以防万一大雨时雨水溢入洞内。（6）地母洞下午可有阳光晒入。虽不及洞底，但在前列书箱，即全数五分之三可见阳光，宜将书箱位置常常变易，或上下互易，使通风而平均接收阳光，且可乘机检查书箱有无隙缝及虫鼠痕迹。现左侧书箱，行列稍乱，似宜加以整理。（7）瓦棚用瓦时有损坯，宜注意随时修补，以免滴水。层瓦廊列之间，如能以灰泥泥缝尤佳。新瓦宜预购存洞备用，更可购置油布数方，以防万一。（8）书箱封条系用白纸墨书，并未注明封存日期，只盖有经晒人私章，似宜改用盖有教厅之印之封条，以昭郑重。（9）木台与书箱之间，似宜加添高约尺余之木凳，庶能隔离通风，且洞内潮气之未为石灰吸尽者，必多集注于木板底面，故宜使书箱与之隔离。各箱层叠之间，亦应以木条或寸高木块四枚，垫起隔离，使之通风。通风面积越大，则潮气挥散越易。经常通风之重要，故不让于曝晒也。（10）该洞以系天然洞，洞口开阔，洞外垣墙亦以避免阻隔日光关系，不能过高，于保管方面似非至善。可于土垣之上加设高约四五尺之铁丝网，以策安全。（11）现有公役二人居住洞内，虽未在洞内炊食，但灯烛之类，偶然携入，恐难尽免。应责成驻洞内保管人员切实禁止在洞内点灯吸烟，以防万一。板门粗陋，宜以坚韧木料更为之，并应在外加锁。钥匙由保管人员掌管。启闭应有定时，不当随意出入。”

　　1942 年 3 月 10 日贵州省政府教育厅训令（教叁厅训字第 165 号）令贵州省立图书馆：附发国币陆千零贰十元暨《四库全书改善设备计划》《临时费预算表》及《估价单》各一件令仰该馆转知该保管员具领经费，即日兴工，并派该馆长切实监修，限三月底完成具报核转。“洞内原仅在地上搭一木台，顶上见瓦棚，四壁空空。”书库改善设备后，“三面用板壁间隔，杜绝潮气，后面阴暗处开三圆窗，朝开夕闭，以通空气。洞口悬以油布，早启晚垂，以通阳光。洞底低洼处滴水积蓄成井，潮气较重，遂用石块垒隔。并在木台下面和书箱空隙间均满置木炭、石灰，吸湿潮气，洞内潮湿基本被控制。”

　　三、库书行政管理与安全保卫工作

　　（一）贵州省立图书馆的行政管理和后勤协助

　　文澜阁《四库全书》1938 年 4 月西迁贵阳后，正式交由贵州省立图书馆代管。虽然 1938 年 7 月—1944 年 12 月库书在筑期间，浙江省图书馆曾相继派出《四库全书》保管员夏定域（1938 年 7 月—1940 年 12 月）、柳逸厂（1940 年 12月—1941 年 10）、毛春翔（1941 年 10 月—1944 年 12 月），3 人到贵阳专职负责库书保管，但直到 1944 年底库书离黔，贵州省立图书馆一直负责相关行政管理工作：一是浙江省立图书馆所派《四库全书》保管员的薪金与办公费由教育部支给，受贵州省教育厅督导，并由贵州省立图书馆直接经管；二是贵州省立图书馆对保管人员的工作生活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当年地母洞地处荒山野岭深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主要安排本馆职员、工役、警察等人员常川驻守地母洞。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夏定域、柳逸厂等一直居住张家祠堂，工作往返于张家祠堂与地母洞。毛春翔接任后，仍住在贵阳城内西门外。1942 年，教育部明令须常川驻守地母洞，毛春翔便常驻地母洞书库。此后，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等时常亲往视察监管，解决守护库书人员的具体困难，并予大力协助。

　　在每年库书晾晒急需人手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除帮助雇佣工役外，每次均派出总务部馆员（庶务、干事）多名参与晾晒工作，协助清点和庋藏。贵州省立图书馆先后有杜光炎、杨渔卿、姚梦锡，还有馆长蓝端禄、韩钟琦等相继参与库书清理和晾晒工作。此外，浙江大学也派有教授（如杨焕镳、祝文白、方豪等）参与库书晾晒，均由贵州省立图书馆负责接洽安排。

　　（二）贵州警士的安全保卫

　　1938 年 10 月 5 日，为了保障所有古籍藏书的安全，蓝端禄馆长呈请教育厅转知省会警察局，令饬第一分局派警察二人常驻张家祠堂：“案查浙江图书馆寄存之文澜阁《四库全书》，业于本年九月廿八日迁移威清门外张家祠堂内储藏。该地人烟稀少，为防止不虞起见，拟请钧厅转咨省会警察局，令饬第一分局派警二人常驻该处，以防不虞而保安全。”获准。

　　1939 年 4 月，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至地母洞秘藏，贵州省立图书馆即呈请省教育厅转呈省府派兵常川驻守该洞，并请令饬贵阳县转饬第一区兼派团兵协同保卫以资安全。所请派兵驻守一节，令从缓议。请令县饬区协助保护一节，获准予照办。继由贵州省立图书馆馆函请贵阳警察总局转饬第一分局，将原在张家祠书库保卫之警士两人调至地母洞保卫，后调回一人，但有警士段士海一人在该处协同保卫看管，直至 1940 年秋。

　　1940 年 10 月，贵阳警察总局第一分局致函贵州省立图书馆称：“前派警士段士海驻守地母洞，原属暂时性质。现冬防紧，即须调回城内服务。”考虑到警士调回，保卫无人，安全尤属可虑，1940 年 10 月 4 日，贵州省立图书馆专文恳请教育厅转呈省府令饬贵阳警察总局，仍派原驻守该洞之警士两人常川驻守该洞，以资保卫，抑或指派兵队或区丁驻守，以策万全。1940 年 10 月 17 日，贵州省政府训令省会警察局遵照办理。

　　（三）库书保管经费开支情况

　　1938 年 4 月—9 月，四库书存放在城内馆中，无须经常维持费。原打算在贵州省立图书馆扩建新书库需用八千叁百多大洋，后因教育部购买张家祠堂并加修缮实际支出肆仟零肆拾余元。库书在张家祠堂存放期间，所需专门费用主要是四库全书保管员夏定域每月五十元薪资，并不需要经常维持费。

　　1939 年 4 月库书迁至地母洞后，每月有各项必需的经费开支，主要是书库设备改善工程费、人员薪饷和库书保护物资开销等项。在地母洞存放的五年多中，物价年年上涨，有些开销上涨几十倍。

　　1942 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库书保管员毛春翔请求追加1942 年度《四库全书》保管费称：“钧部核定薪饷 240 元，办公费 250 元，生活津贴 360 元。此数在去年十一月以前尚可勉强敷衍。十二月以后，物价即逐步上涨。米价涨三倍以上，其他盐油等件一切日常用品莫不飞涨自三倍至十倍。生活之难，远非昔比。照核定之数，实不敷最低限度之生活费。加之员工、警士皆有家属依赖为活，子女教育、卫生等费不必论，即饮食一项亦难维持。此种苦况，并非虚言，一查便明。本年一至四月，职等皆忍痛度过。自六月份起，务乞钧座俯念职等保管《四库全书》责任之重、日常生活之苦，格外施仁，准予增加生活津贴 550 元，俾职等生活比较安定，实为德便。”

　　1942 年，教育部本年九月四日社字第三五三八四号指令开：“呈件均悉。查所呈各节，业经本部派员查明，核示如左：一，准自本年七月份起按月增加员工、警士生活津贴费五百五十元。”

　　此外，晾晒《四库全书》费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39年晾晒《四库全书》临时费预算 380 元，其中工役工资预算168 元、办公费预算 212 元（包括油纸及牛皮纸、樟脑粉及叶烟，以及购置钉锤二把、刷子二把、鸡毛帚二把、洋钉十斤等杂用）。1940 年 10 月 21 日，贵州省立图书馆呈送教育厅晾晒《四库全书》临时费预算计需款 893 元。1942 年，晾晒《四库全书》费用已达 4500 多元，是 1939 年的十几倍。

　　四、文澜阁《四库全书》离黔转渝

　　1944 年 11 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贵阳震动，开始组织疏散。教育部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转移重庆。

　　1944 年 12 月，教育部委国立中央图书馆派车到贵阳接运库书。12 月 6 日，《四库全书》保管员毛春翔和贵州省立图书馆组织人力将库书从地母洞搬运到张家祠堂集中；8 日，装箱起运。23 日，库书安抵四川重庆青木关，存放在教育部官邸旁边的楼房中。此后，成立了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等人为常务委员会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负责库书保护工作。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回迁南京。“1946 年 5 月 7 日，由 6 辆汽车载运（库书）离开青木关，押运员有教育部徐伯璞科长、浙省图书馆夏定域等八人，护送警察有十二人，费时近两个月，于 7 月5 日抵杭州。”

　　五、今日贵阳地母洞及《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

　　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至贵阳后，除了在贵州省立图书馆存放 5 个月，在张家祠堂存放 7 个月，之后的 5 年 8 个月都是在地母洞度过的。当年的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和张家祠堂早已拆除，只有地母洞仍屹立森林丛中。地母洞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事件，当时事属国家机密，知晓的人寥寥无几。2005 年，为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中央电视台记者来到贵州省图书馆联系拍摄地母洞，几经周折才寻找到了当年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地母洞。

　　2007 年 8 月，浙江大学求是文化宣讲队的 20 名师生来到贵阳寻找地母洞。他们寻访了贵阳很多当地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藏书的地母洞，更不用说洞中所蕴含的抗战时期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珍贵古籍的这段历史。他们写到：“令人痛心的是，目前这个使国宝免于战争硝烟的藏书洞没有任何的标识和保护措施，这段历史也渐渐被人们忘却。浙江大学求是文化宣讲队的队员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地母洞，保护历史遗址。”

　　2011 年，浙江图书馆一行 6 人到贵州省图书馆参观考察时，在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领导的陪同下专程到了地母洞，那里依然是没有任何标识和介绍。

　　在贵州省图书馆的档案柜里，存放着近 273 页的《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它真实地保存和记载了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贵阳的许多相关文件、电文、信件、经费支出及各种凭据等。2015 年 5 月 4 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下发《关于征集抗战时期抢救保护古籍重要事例的通知》，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在整理《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蔽藏贵阳地母洞》的事例资料时，发现《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已被虫蛀破损，立即向馆里报告，并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对该档案进行杀虫、修复、数字化，并移至古籍书库保存。2015 年 6 月 13 日我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贵州省图书馆推出“敞开古籍保护中心修复室的大门，让公众体验古籍的修复过程”的活动时，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钟海珍指着正在修复的《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向现场的贵州师范学院档案系师生、社会公众和媒体记者介绍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来历及抗战时期秘藏贵阳的全过程。之后，《贵州都市报》记者撰写了《<四库全书>藏身贵阳记》的报道，2015 年 6 月22 日在《贵州都市报》登载。该报道立即引起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敏尔的高度重视，他在该报道上批示道“此事我在浙江工作时已知道，请陈刚、何力同志关注地母洞的保护和利用情况”。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陈刚，贵州省副省长何力分别作了相关批示和要求。6 月 30 日，贵州省文化厅安排贵州省文物局、贵阳市文物局和贵州省图书馆的领导到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中的地母洞考察时看到，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管理方对去往地母洞的小路做了明显的路牌标示，地母洞前岩石醒目地刻有贵州省著名作家、书法家戴明贤书写的“地母洞”三个字，地母洞所在的“金鳌山”被改名为“文澜山”。但遗憾的是抗战时期地母洞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这段史实，公园内没有任何文字介绍，无论游客还是周边居民都不知晓“文澜山”、“地母洞”所蕴涵的这段历史。7 月 1 日，贵阳市委宣传部组织召开“宣传挖掘和保护鹿冲关森林地母洞文化资源专题研讨会”，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钟海珍向参会的领导和媒体介绍了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的情况和经历，并建议在宣传保护地母洞文化遗址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的保护、利用及研究，使之更加详实清楚地还原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迁黔、成功保藏的这段史实。

　　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我们回顾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的这段历史，缅怀为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珍贵古籍做出卓越贡献的各方人士，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难之时，不惜一切地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为后人留下了永垂不朽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贵州省图书馆档案，《代管四库全书》(专卷)

　　王俊明，刘畅.抗战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迁黔收藏始末[J].贵州档案史料，1998(2):33~35

　　鲍志华.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苦旅线始末[J].图书与情报，2011(4)

　　作者简介

　　钟海珍，女，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研究馆员。

　　赵晓强，男，贵州省图书馆办公室，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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