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柏林华学研究所涉猎记》是历史学家姚从吾 1932年11月至1933年9月在德国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任职期间所撰，收录日常读书札记、文献摘要与剪报资料外，更详细记载了他与德国学者白乐日、海尼士，以及国内学者文元模、丁文江等人的学术交往，并附有致傅斯年、蒋梦麟等学界要人的信件草稿。这一文献，既有助于还原姚从吾早年留德经历、厘清其早期史学思想的形成脉络，也为考察民国时期中德学术交流实况、探究近代留学知识分子的学术关怀与时代关切，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关键词：姚从吾；《柏林华学研究所涉猎记》；兰克史学；福兰阁

引   言

笔者收藏一册题名“柏林华学研究所涉猎记”的笔记本，副标题为“a.读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及“b.日记撮要（自1932.十一月始）”，均为手写，内无署名或钤印。内文共计145页，主要为深色墨水书写，字迹大多较潦草，部分有铅笔或红笔修改。经考证，该笔记为历史学家姚从吾所记。笔记内容以“日记撮要”为主，自1932年11月起、至1933年9月止，时有间断、详略不一，既有日常师友往来交流记录，也有对社会时事的评述、对历史研究的思考。此外间或粘贴中外文剪报，并附评注。

姚从吾（1894—1970），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中年以后以号行，著名边疆史、民族史与蒙元史专家。1920年自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入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系；1922年参加北京大学选拔留学生赴德国深造考试，次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师从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海尼士（Erich Haenisch）学习蒙古史，期间与毛子水、傅斯年、陈寅恪、罗家伦、俞大维等人来往密切；1929年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汉文讲师，1931年转任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讲师，得到海尼士高度认可；1934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年任河南大学校长；1949年初赴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1970年病逝。1950年以后，其研究与著述主要在辽金元史方面，晚年尤致力于元史。

两岸学者均给予姚从吾高度评价，称赞他“倾毕生岁月致力于输入德国史学方法”，其史学理论探索“兼采中西，既吸收了中国古史的优点，又充分借鉴了西方史学理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西史观”。姚从吾逝世后，遗著经整理委员会辑为《姚从吾先生全集》，1973年由正中书局精装十册出版，但“未见日记手稿资料，资料亦较为零碎，导致无法更了解姚从吾的生平与治学”，特别是早年留德经历，学界鲜有涉及。因而《柏林华学研究所涉猎记》在了解姚从吾民国时期留德交往活动、反映其史学思想探索等方面，提供了宝贵材料。

本文将首先分析姚从吾笔记所记载与师友的交往经历，并以德国汉学家福兰阁为中心介绍姚从吾推动中德学术交流的努力；随后围绕笔记中草拟致傅斯年、蒋梦麟二人信函，还原姚从吾归国前后情况；此外还将对笔记所反映的姚从吾早期史学理论思考进行介绍；最后梳理笔记中史料搜集与所记录的国人交往情况，以期反映民国留学知识群体对于国内外时事之普遍关切。

一、笔记所见中德学人交往

姚从吾笔记中较大篇幅记载其日常生活经历，不乏与德国师友交往经历，主要涉及海尼士、白乐日（Étienne Balázs）及福兰阁等人。

海尼士（1880—1966），德国著名汉学家，姚从吾1923年赴德时即受其指导，后经其介绍在柏林大学任助教。1932年12月7日，海尼士来访，出示洪煨莲来信，称哈佛燕京学社已出版《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而海尼士“七八年前即有此意。北平既有人作，是他的一切辛苦为徒劳矣”；姚从吾笔记中记录了该引得所索引书目，并称海尼士尽管有整理索引的计划，但“实际工作，则用中国学生作，他统一其成”，姚氏本人也曾“替他作这种工作”；有趣的是，对于燕京学社捷足先登一事，姚从吾倒略有欣慰之意，称海尼士“想在整理我们的国史与我们竞争，自拾失望，要算罪有应得了”。

白乐日（1905—1963），法国著名汉学家，1921年求学于柏林，在导师福兰阁的指导下，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为唐代经济史。姚从吾在1932年11月笔记中谈及白乐日的博士毕业论文写作：

白乐日君（匈牙利人，Dr. Stefan Balázs）的博士论文为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618—906）（唐代经济史史料），我曾与他交换工作，代他分析句读，解说文义。他是有天才的人，学中文很易进步……但中文，即以唐宋文体说，终是很难的东西，说白乐日君已能独立研究，实在尚是问题。他在八月中曾给我寄一封中文信，意思可以看出，文字几乎没一句完全。他的论文第二部分又印出来了，他送一本给我，我仅将有中文可以对校的地方看看，即有下边的错误。

从姚从吾接下来的记载来看，白乐日论文的问题大多是对史料文字的理解与翻译有误，包括以“良民”替代“良人”之误、“其南口请禁蜀蛮及五溪岭南夷獠之类”一句的错译及“十六以上，当番请纳资者，亦听之”一句的断句与翻译错误等，最后总结称：“此外小错当不少，今日为工作时间所限，不能看下去了，容他日再续。”姚从吾上述评价并无日期，仅在开篇称在1932年10月赴柏林后，“一月以来，诸要的记忆，已撮记在另本日记中。这里谨将自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以后的见闻，撮记在下面”，下一篇笔记日期为1932年11月21日，上述记载应在此之前。

福兰阁（1863—1946），德国著名汉学家，1923年起出任柏林大学汉学教授兼汉学研究所所长。姚从吾在柏林大学研习期间，曾亲聆其授课。尽管笔记中二人直接交往的记载颇为有限，但姚从吾曾为推动福兰阁著作在华传播做出一定贡献。据1933年8月4日的记录，姚从吾当日起草致《大公报》编辑部的信函，希望报社于当年9月福兰阁七十大寿之际刊登一篇介绍其生平与学术成就的文章：

《大公报》编辑部主笔先生赐鉴：

德国汉学家佛朗克Prof. Otto Franke今年九月二十七日七十生日，德国、日本及国际著名报刊载佛先生之事略像片者，当不在少数。教授为名历史家，专治吾国史，久为欧洲东方学者所公认。其著述，合专著、论文、书评，计在二百八十种以上。去年介绍胡适之先生，俾胡先生当选为普鲁士学士院（Preussische Akademie）通信员。远东已在日人占领后，（引者注：当选一事）对我祖国精神方面之鼓舞，影响尤为伟大。凡在国人，均应感谢。谨奉上佛先生最近照像一副，略附事略。尚蒙大报于九月廿七日在日报刊出，用表友谊。此事若实现，则直接以示德国学者对我千年古国之友谊，以证东邻仗势凌人之所见太浅；间接可以促中德国际间之友善。又贵报为祖国唯一出国域、有声世界之日报。天津德侨所办之《德华日报》，汉堡（Hamburg）德人所办之《东方舆论》半月刊，尝译贵报论说，作我祖国舆论之代表。故贵报之名，亦见称于关心远东问题德人之口耳间。故特以佛教授近照见寄，倘能及时刊出，实各方面之幸事也。

再者，鄙人北大卒业后派来德习近代史，留住已将十年，深感佛先生推荐胡适之教授当选为普鲁士学士院（为我国旧日之翰林院）通信员，在国际印象之宏大。我国人对佛教授之好意，在彼七十生日，义当稍事颂扬，以见恩怨分明，免欧人讥我民族“不知教养，麻木不仁”之诮。曾与王君光祈各著论文，投送《新中华》，请彼在九月内发表。又所寄像片，能在介绍于在贵社出版之《国闻周报》，尤所企盼。倘蒙采登，祈将当日原报赐寄五份，以便转送有关系机关。

1932年6月2日，德国普鲁士国家科学院致信聘请胡适为该院哲史学部通讯会员，这一荣誉无疑十分重要，而通过姚从吾之文字则不难看出，福兰阁在此事背后的作用之大。而借由《大公报》对福兰阁进行介绍，“直接以示德国学者对我千年古国之友谊，以证东邻仗势凌人之所见太浅；间接可以促中德国际间之友善”，并可见国人“恩怨分明”。在致《大公报》信件草稿之后，姚从吾还起草了一封致傅斯年信函（详见本文第二节讨论），末尾亦有一段文字，希望经傅斯年介绍在《中央日报》或《民国日报》上为福兰阁刊登一篇纪念文章：

又，佛朗克今年九月二十七日生辰，我因为报酬彼推荐胡适之先生当选普鲁士学士院委员，应为彼稍事宣传。兹奉上彼最近照像一幅及事略一纸，若能由兄之介绍，得在《中央日报》或上海《民国日报》等，于九月廿七日刊出，实所切盼。弟与王光祈（现为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中文教员，为弟之继任人）已各为文一篇，投送《新中华》，不知能如期于九月刊出否？弟文名《佛朗克教授在欧洲史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供〔贡〕献》。

姚从吾撰写的纪念文章，于1933年9月25日在《大公报（天津）》顺利刊出，文中除介绍福兰阁著作及“对于我国学者著述关怀之殷切”外，亦提及福兰阁在胡适当选通讯会员过程中的作用；而在《中央日报》与《民国日报》等报纸中均未查得有关福兰阁的纪念文章。姚从吾投送《新中华》杂志的文章，并未如期发表，最终在1936年初以《德国佛朗克教授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为题刊登在第4卷第1期。文中对福兰阁著作的介绍更为详细，着重回顾了其193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第一册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特别点明该书用进化的、注重政治的、世界的眼光观察中国历史演进的大势，纠正了欧洲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中国没有历史”的错误观点。

有学者认为，在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徐道临1931年最早对福兰阁进行评论后，“虽然也有中国学者关注到福兰阁，但仅仅在翻译介绍方面做了些工作，迄今尚未见到真正有学术含量的研究性著作”。而从上文讨论来看，姚从吾对于福兰阁在华传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此外据《傅斯年遗札》记载，1934年1月30日傅斯年致信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李济，谈及请福兰阁担任史语所通信员一职时称：“请Otto Francke事，就其学问论，似蔡先生已知其详，此外之考量，弟无意见。”行首傅斯年自注称“外国之汉学家似甚重视史语所之通信员位。佛氏托姚从吾向弟探意见，已在前之久矣”，并称“去年佛氏生辰本当贺，其无之者乃本院外国文秘书之有若无，及教育部之不精能耳”。可惜目前并未见其他材料论及此事，刊文纪念亦因故未能实现。但至少可以推测，在姚从吾致傅斯年的信件中，确有提及为福兰阁纪念一事，甚至曾就推荐福兰阁担任通信员另函商榷，其内容较笔记所见可能更为详细。由此亦可见姚从吾在推动中德学术交流中之重要作用。

二、姚从吾归国之讨论

据姚从吾晚年（1963年，69岁）回忆，自己对留德生活十分满意，“（在德）五年、六年以后，我不想回国了，想在莱茵波昂大学安家了。设非当年老友傅孟真年年寄北大聘书，骂我偷懒，骂我忘弃祖国，我怕真的不回国了。”当时正值国内形势日趋严峻，加之傅斯年等人亦来信，望姚从吾回国任教于北大，故其“受朋友督促，兼又报国心切，至是乃毅然束装回国”。从笔记来看，姚从吾的思想在1932—1933年间已出现较大转折。在笔记中夹入的活页纸上，发现这样一段文字，应是姚从吾1932年自波恩搬至柏林时所写：

在Bonn住两年半，具体的成就甚少。我深感觉我是应当加倍努力的一个人。不然，国亡了，而民族的荣誉更不易支持了。因深觉小城可以使志气颓废，乃决意再返柏林。加紧工作，应当结束的即早日结束，今计划早日归国。

笔记第136—138页，亦有其草拟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信。尽管起草时间不详，但从内容推断应为1933年7月底8月初，其中即谈及回国任教一事：

梦麟校长先生钧鉴：

六月二十一日赐电承寄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聘书，已于七月廿左右收到。鳌受母校厚惠，义当效劳。又承先生厚意授职，赐电促归，更应即日就道，竭力图报。鳌本意已决定今年返国矣。书籍已大部装箱，工作亦预备结束。奈五六月之交，北平战云方急。《柏林日报》传日寇已占领北平，各大学相率南迁矣。悲痛在心，愤懑莫名。当此时也，适鳌任职之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主任海尼士教授Prof. E. Haenisch商得普鲁士科学成美会（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略如我国之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惟资本系政府及大资本家捐助）同意，刊印一种丛书，名《蒙古史史料》，系彼一年来与鳌共同由汉文译成德文者，因而挽留鳌至少再在德国居住一年。当时某以北平既在危境，母校复无定所。考虑结果，即正式允许。又鳌之任教员（lektor）柏林大学也，双方定有合同，主要点即大学三月前不通知解除职务，或鳌三月前不正式辞职者，任职年限即自动延长一年。今既正式允许再留一年，且有合同关系，今年势不能即归。此应请校长先生特赐原谅者也。鳌留德已十年矣，转运书籍及归国路费，须款至少在千圆以上。款不在手，则一切不能筹办。某出国时原与母校定有约章，规定出国与归国路费各为国币一千元。同时母校派送学习地理之毛准子水学长，归国时路费一千曾如数照领。谨敬请校长先生查照成案及毛子水兄前例，祈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底以前，将鳌归国路费国币一千元汇德，由驻德使馆保管，供某筹办归国时路费领用。若本年十二月汇到，鳌当通知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主任，正式向柏林大学辞职，计三月初即可乘义大利船归国，四月底即可到北平。若中途不便上课，则正式授课之期当自八月开始。在此期间，鳌亦可稍事考查国内年来出版历史书籍情况，俾有选择，且便归里省视父母也。无款则鳌势不能即归，为生计关系，路费不先到，亦自不便轻于向人辞职。此乃实情，敬请校长先生垂鉴。

此外，笔记中还有姚从吾致傅斯年一信，另用单页纸书写，字迹较工整，内容与前文提及1933年8月4日的日记中草稿相似，除文末未提及福兰阁一事外，仅部分词句略有修改；与致蒋梦麟一信亦较为接近，但姚从吾在该信中进一步介绍其研究进展，并请求傅斯年帮助联系蒋梦麟催促归国路费。信件全文如下：

孟真学长先生赐鉴：

七月接仲栗兄来函，知兄以弟为念，极感。弟去年十月后离莱茵大学，任职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定约常期一年，若三月前不通知解约者，该约即继续有效一年。弟本意今年十月返国，书已装箱。奈入五月以来，华北战云日急，柏林且数传日寇已占领北平，大学、博物馆相率南迁矣。故都沦亡，深可悸心。适此时汉学研究所主任（佛朗克去年已依例退职）海尼士教授（Prof. Dr.E. Haenisch）建议普鲁士学术成美会（即著名之普鲁士Notgemeinschaft）欲将弟已译成之《蒙鞑备录》（本为供佛朗克教授七十纪念刊《亚洲学报》刊用者），改由彼拟主编之《蒙古史源汇编》出版。彼已与弟译完《黑鞑事略》，现正继续译《圣武亲征录》，已成一半。合之海教授已部分的译成德文之《元朝秘史》，及弟所建议之张德辉《塞北纪行》及《元史》窝阔台、忽必烈本纪，木华黎、耶律楚材等传，已在十种左右，凡此皆为欧人治蒙古史者似知而实未全知之史源。若皆由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德译出版，则欧洲蒙古史研究之一重心，自然无形中由列宁城、巴黎而移至柏林。彼因此与弟商，继续留德至少一年。弟当时失望之余，即正式允许。惟弟实倦游思还，且责任所在，应努力报答母校，不愿久留。七月以还，日寇凶焰稍戢，梦麟校长先生复来电促归，乃决意，无论如何，明年三月准归。现已致函梦麟先生，陈述原委。请求于十二月底以前将路费一千元国币汇德，款到即正式通知汉学研究所主任，先期解约，三月初乘义大利船东旋。仲栗兄来函云，兄愿对弟路费有所尽力云云，旧谊如云，至为感谢。但弟既请求母校汇给路费，已不敢再劳清神。兹敬求兄便中为弟致函于梦麟校长，代弟说项。使原始所说路费一千元（此费子水兄已得）于本年十二月底汇德，俾弟得如期而归。久承关爱，敢请兄便中再助我也。

又，柏林汉学研究所教员一职，弟去后，私意请王光祈兄继任；所遗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汉文教员一席，或请使馆推荐冯承植兄继任。德国著名大学东方文教员，往往土、日、印、埃均备。汉文一席，对祖国观瞻上极关重要。私意任教员之人，第一须精通汉文，熟知祖国文献；第二须有世界常识，能与德人争辨；第三须品年相当，志在不娶德国女人。总之，彼须完全为富有常识的中国人，能为祖国分忧，并能为祖国争光。否则，不但被德人当苦力用，且更使德国青年相信中国人无能力、无学问。故弟亦愿对此事有所准备，在可能之下，不让仅面孔黄能说中国语者滥竽其间也。

姚从吾致傅斯年信札

从以上两通致蒋梦麟、傅斯年的信札可知，姚从吾本计划于1933年10月归国，却因1933年5月华北再遭日寇侵略，“北平既在危境，母校复无定所”，加之海尼士挽留，故延长聘期。1933年7月，姚从吾再次收到蒋梦麟所寄北大聘书时，他在柏林大学的翻译与研究正顺利进行，但因“倦游思还，且责任所在，应努力报答母校”，决意于1934年3月归国，而路费仍待北大解决，以其便向柏林大学提出解约请求。同年8月7日的日记中，姚从吾称“将寄孟真之信投箱”寄出。

傅、蒋二人的复函内容暂无法查得，而1933年10月30日的《民国日报》刊登了姚从吾即将回国的消息，称“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于六月间，电请该校毕业旅德学生姚士鳌回国，返校任教，姚于日前覆函蒋氏，决于明年三月回国云”。而同年10月28日《世界日报》对此事的报道更为详细：“北京大学十年前毕业生姚士鳌，留德十年，研究历史，颇有心得，现任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欲请其回国，在校讲学。惟姚接到聘书后，谓回国尚须假以时日，且路费为数亦甚巨。闻该校长蒋梦麟，接信后，即与姚寄去国币一千元，催其早日启程云。”可见，在收到姚从吾来信后，北京大学方面即按约定将路费汇出，并预计其次年三月即可到校执教。但在1934年3月初，《东方快报》刊登消息，称“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年前曾致函该校留德毕业生姚士鳌，敦请返国任教，姚于昨日有覆函到平，定于本年六月间返国云”。姚从吾为何推迟归国日期至6月，目前并不清楚，但最终在1934年夏如期归国。同年7月10日，《北平晨报》公布北京大学下半年度教授名单，姚从吾即列入文学院史学系。曾任北大史学系主任、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也在日记中记载了姚从吾归国后在南京的活动：1934年7月13日，“姚从吾士鳌从德国留学回，偕国立编译馆馆长辛树帜来，邻居刘英士亦来，略谈即去”，下午“五时半至蒋慰堂寓访姚从吾，而教育部次长段锡朋亦来，共谈一小时”，16日“上午九时姚从吾来，详询北平学界情形”，并同访辛树帜。

此外，从信中可知，姚从吾还有意让王光祈在自己归国后入职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并由冯至接任王光祈担任的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汉文教员一职，是考虑到有关职位“对祖国观瞻上极关重要”，希望能够由有能力、有责任的国人担任，以为国争光，“不让仅面孔黄能说中国语者滥竽其间也”。不过在姚从吾1934年如期回国后，王光祈并未进入柏林大学任职，而是继续留任波恩大学；且王光祈在1935年受邀回国时，仍“因本年度已应波恩大学之续聘，不便中途解约，致愆归国之期”，直至1936年在波恩不幸逝世。

三、姚从吾对史学研究之思考

姚从吾在德求学期间，深受当时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德国历史语言学的影响，归国后在北京大学讲授“历史研究法”，宣传兰克以及伯伦汉的史学方法，在史学信仰与史学实践两方面继承兰克思想。北京大学藏有其编写的《历史研究法》一书，编写时间始于1929年，最终成书印行或在1934年，因“各编印出时间不一，亦有重复，文字略有出入，当为初稿”；而其随后在西南联大印发的“历史研究法十讲”仅存目录，涉及近代欧洲史学方法论的起源、对史料的解读等内容，以《历史方法论》为题集结收入《姚从吾全集》中。姚从吾回忆自己初到德国时，“始而惊异，继而佩服。三年之后，渐有创获，觉Ranke及Benheim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他们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有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他们有很有系统的、切实的、客观的治学方法，他们有意想不到的设备，意想不到的环境，合理的人生观，与合理的社会生活”。而姚从吾笔记亦多处记载其历史研究与教学计划等内容，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史学研究的思考。

首先，在上一节所述姚从吾致蒋梦麟一信后附有其教学计划，介绍自己未来在北大授课的课程构想，内容如下：

1.历史学述要：

a.理论方面：现代欧洲历史科学发展的概观，各派历史观的举要与批评

b.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与历史学的各种辅助科学

c.历史学研究法：史源学（史料的研究与批评）；及与我国朴学家治史、著史的比较（每周三小时）（对此科鳌有成书，惟尚未付印）

2.现代世界史（或现代西洋史）——自法国革命到现代（每周三小时）

3.元代通史：

    1.大汗时代：自成吉思汗至蒙哥汗（元宪宗）

    2.忽必烈时代（注重忽必烈接受汉族文化及统治中国的政策）

    3.忽必烈以后的元朝

    每周三小时

4.其他研究所工作（试习与讨论）（如何拣辑史料、批评史料、解释史料，史料举例）（暂以元初成吉思汗时代为限，每周一小时）

其他如西洋上古史、中古史、德国史等鳌亦可担任，惟只能视为代理性质。

姚从吾1934年任教北大，实际是接任傅斯年开设历史研究法一课。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便受兰克学派影响，而姚从吾也“对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大力介绍和广泛传布”，但傅斯年等人“重在辨析史料、几乎不谈史学辅助科学，更不谈历史哲学”；而从姚从吾这一课程设想来看，他重视史料的整理、解释等工作，并非如某些观点所言，“虽然倡导兰克及其学派的历史（尤其是班海穆），但似乎更着重史料的部分，而不谈史观”。相反，姚从吾相当关注史学理论、特别是各学派历史观，以及历史学与辅助科学的关系等内容。笔记中谈及历史学研究法，“对此科鳌有成书，惟尚未付印”，当指其《历史研究法》一书。可见最迟至1933年7月，此书已初步成形。

此外，对于所谓辅助科学，时人认为不仅包括古文字学、谱牒学等具有直接关系的学科，言语、法律、地质等“关系亦不在少”。姚从吾则从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对历史学进行思考，例如在1933年1月17日的笔记中反思了自己以前认为“学历史应当有三种专长”的观点，即包括：

一、须有社会科学（如经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的素养；

二、须有研究的方法；

三、须博通前言往事。

第一是常识，又可说是有见解。第二是方法，可以说是对于所学的对象，须有适当分析、认识与综合的办法。第三是学识，也可以说是须有长期的专门研究。

姚从吾随后表示，“近来我觉着上边的假定，应再加修正”，具体如下：

历史家第一应有学识，具体些说，即是要能多识前言往事。在自己研究范围内的东西，更应博览精通，逐步有实际的工作。应知道的东西，应逐次研究一过，最忌人云亦云。

第二应有工作的能力，简单说，即是工作应有方法。所谓方法，可分为三方面：

a.自己应有一种实验而有效的工作素仰〔养〕，对他人的方法有选择能力，足成为自己的方法。

b.要知道前人曾见过些什么方法。

c.应具备运用方法与了解方法的能力。

第三须有健康的见解。偏见也是一种见解，不过不是正当的见解。打算对史料有正确的了解与认识，即须预备逐渐由各种的见解中，找到一种正当的见解。比较简明的方法，即是能彼此比较，采用各家的专长，减少自己的偏见。没有偏见的见解，也即可以说是近于正当的见解了。

后二种是果，前边的一种是因。这是我最近的见解。

姚从吾在1930年对德国历史学家不同历史观的讨论中亦称，“理论与实际工作，互相提携，实际的工作方能更加精密”，而“理论是实际工作的导师”，历史研究需要知道“怎样方能搜辑到正确的材料，怎样方能认识材料的真价值，怎样方能考订真伪”。如果对照《历史研究法》一书，则不难发现姚从吾的这些思考最终得到进一步拓展，形成更为系统的史学理论：对于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姚从吾在“历史研究的范围”这一话题下将其拓展，包括“通论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若干种自然科学，以及文学美术等的关系与历史学的辅助科学等”；对于“健康的见解”这一观点，姚从吾在书中同样进行了思考，提出“考证史料时，价值的判断是否允当？观察是否精密？客观、主观与由习惯而得的成见，怎样分别？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态度常常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在他看来，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提醒与指示，需要对“全部的历史学”形成清晰明白的概念，而非局部的考证。

此外，在《历史研究法》中，姚从吾对“历史的任务”进行了简单总结，“偏重历史学对于人类常识的用处”，其中首要者即包括“研究历史可以多识前言往事，放大个人的知识”，“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现在，了解我们的现在”。类似的观点同样出现在笔记中：1933年6月29日，德国犹太裔作家布鲁诺·阿尔特曼（Bruno Altmann）撰写的《历史的价值》（Wert der Geschichte）一文见报，姚从吾将其剪贴于笔记中，后补记道：

我的意思：历史的价值，在教育一方面，是可以助人了解现状的，是可以使人利用经验的，并且是可以知道往古事迹的。人有求知的要求，满足这种要求，就是很大的一种用处。至于历史是否真能满足这种求知往古的要求，所以要在国立大学设立专科，研究历史。因此研究的责任，也分为以下逐步。

第一、如何能使人知道已发生事实经过的真像。

第二、如何方能使历史事实与已往经过的事实真像相符合。

第三、如何方能使实事的记载在群众心理中有影响、有势力。

——历史是可以使人了解现在的。我国古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1.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韩诗外传》，《四部丛刊》第二册，卷七，P116）

2.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王充《论衡》，何篇待查。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历史是可以使人了解现在的”这一看法，姚从吾不仅仅是将其视作西方史学理论的结论，更从我国传统典籍中寻找对应论证；在笔记中强调“在国立大学设立专科，研究历史”，均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家留学欧美“习得西洋先进的史学方法，回国以后用来治中国史”的普遍心态，也充分体现了姚从吾“理论是实际工作的导师”这一观点。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据姚从吾学生杜维运回忆，其在北大授课时所用讲义译自班汉穆《史学导论》，甚至有当时北大同学称姚从吾讲授史学方法导论“完全依靠德国一位历史学者所印行一本《历史研究法》，把它译为汉语，然后照本宣科”，但事实上姚从吾本人在完成该讲义过程中的思考与探索同样不容忽视，特别是其教学研究中所采取“中西合璧”的路径，兼有德国史学方法和乾嘉考据之学。

而在对历史研究的集中思考之外，姚从吾笔记中也间或有其阅读及研究笔记。例如，笔记扉页夹有两页题名“工余涉书记”的活页纸，是关于1924年德国学者Otto F. Schleinkofer编著的《茶》（Der Tee）一书的读书笔记，详细记载出版信息、书籍外观、在柏林国家图书馆馆藏号等基本内容，并撰写内容提要，其中对原书第四部分“茶的历史”记录最为详细。此外还有若干词条考证、研究计划等，穿插在日记之中，包括“近拟作F. W. K. Müller与A. v. Le Coq的生平与著作一文”、对“剺面”一词的考证、清人厉鹗的信息、《使琉球记》等琉球相关书目、“世乱识忠臣”出处考证等。笔记第139—145页则均是姚从吾自1933年9月22日起读《元朝秘史》的记录。由此亦可见姚从吾治学之广博。

四、史料搜集与对时事之关注

如前所言，姚从吾受德国兰克实证史学影响，十分注重原始资料的搜集。1938年，姚从吾“深深的感觉到抗战史料易于散失，如不及早搜集，妥为保存，作有系统的整理，则对历史无法交代”，后发起组织“中日战争史料征辑委员会”，并编有《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争史料搜辑计划书》草稿；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购置图书，搜集资料，积年累月，琳琅架阁”，“卡片手稿及与德、日、美各国学者交换文书，亦汇存室内，盈溢箱箧”。实际上，早在德国留学期间，姚从吾便有意识地进行剪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十分关注报纸中有关国内消息之报道，将其剪贴于笔记中，并多附有时事点评。

1933年5月14日，姚从吾在日记中称：“近来深以祖国危急、势将受日人统治为忧……闻有战事，盼望报纸早来，以便得阅祖国战事消息。”他经常阅读的有《柏林日报》，因其中所载东亚电报较多，“每次执报在手，先看有无关于中国之报电”，若无国内消息“则未免怏怏不快”，若有消息“则又未免冷战，心中忐忑不已”，“恐又有不利于祖国之消息传来也”。1933年1月12日，姚从吾“下午三点半开始草记，时在柏林Staats bibliothek东方部阅书处”，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感想：

近来感到祖国的危险，一般同胞宛转卷伏在旧习惯之下，不知对世人要强自立，同时国内军人又脑筋简单，没有深谋远虑，以致口言改革而国政日糟，日嚷自强而外敌欺凌更甚。种种痛楚，口舌难尽。

1933年1月19日，《柏林日报》刊载斯坦因（Aurel Stein）所著《失落的文明》（Verschwundene Kulturen）一文，文中谈及其在印度殖民地之所见。姚从吾读之，即联想到国内现状：

斯氏为犹太人，行为不公正，亦无民族观念。文中述英人治印度之实际内情，读之令人心悸。盖日人与英人均可以治印度边民之手段，以夷残夷，对待我民族也。

姚从吾对斯坦因文章的评论

此外，笔记中的剪报与评述还涉及对国民生活的思考。1932年10月，《大公报》相继刊载《中国人》与《野玫瑰（六）》两篇短文，姚从吾将其剪贴在笔记中，称这是“很可举作警戒国人的例子”，且“这一类的材料，当随时收集，为他日作文作书警告国人之用”。其中《野玫瑰》一文批评出风头、拍马屁、吹牛皮的学界风气，姚从吾对此评论道：

国人不务实学，互相欺诈，我所知道留学生的弱点，即不胜详举。最大原因，一为程度不齐，有大学卒业的，有高中或中学尚未卒业的。二、好学生不问外事，只在窗中读乱七糟八无计划的死书；不出来纠正不用功的学生，那末不用功的学生，初以为不用功是不对的，久而久之，觉着别人用功反不对了！三、政府派送学生毫无计划，尤其是富人、官僚的子弟，只会到外国胡闹一阵，全无人生观，故回国也只有那风马牛主义来骗人了。

《中国人》一文中对北平图书馆读者损坏图书一事的介绍，也引起姚从吾的批评：“我国人无公德心，不知爱惜公物，不知道什么是责任心。”而1933年1月18日，姚从吾在保罗·奥斯特黑尔德（Paul Oesterheld）书店购书后，于日记中称书店“与我国留德学生往来甚多，且可记账。前拖后欠，已十余年。清理者固占多数，而不写信、不还欠者，迄今仍大有人”，“办事人提起国人Dr.孟、刘、傅……均致不满。大意谓诸先生均为枉有体面之人，去信不复，欠账不还，实令人不得其解”，恰好成为这两段材料的佐证。

在剪报整理之外，姚从吾在笔记中还记载了留德学人的日常交流活动。从其每次整理记录的谈话要点来看，姚从吾与他们的交谈大多围绕国内外时事政治展开，特别关心当时中国的形势与前途命运。这些材料为还原当时留德学人交往经过，了解时人对国内外形势之关切，提供了重要的一手史料。受篇幅限制，择要记述如下。

1932年12月22日，姚从吾与文元模在柏林天津饭店会面。文元模（1893—1946）曾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归国后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学系主任教授。此时文氏是以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身份，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德等国“考察物理研究设备及中学物理教学法”。二人“杂谈目下各种问题”，谈话的要点“大部分都是关于祖国前途的各种问题”；次年1月21日，姚从吾再次与其会餐，参加者还有清华大学教授刘崇鋐、文化基金会休假游欧教授等，亦“杂谈时下各种问题”。

1932年12月31日，姚从吾应梁颖文夫妇邀请，至泰东饭店聚餐。餐后又与杨能深、傅英伟等前往梁颖文寓所，谈天至次日四点半。梁、赵、杨、傅均就读于柏林大学，其中梁颖文与傅英伟均在1923年或1924年冬季学期入学，修读国家学，此时已毕业；杨能深则晚两年入学，修读化学。在姚从吾的记录中，此次谈话主要有三大点：首先，“谈到祖国复兴的迫切，大家都悲愤激昂”；其次，“谈到祖国为什么这样不如人？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的即刻复兴”；最后，“谈到政治腐败的实例，及社会黑暗的情状”。同席的梁颖文、杨能深前一年均曾回国，“谈到归国后所见的混乱情状，谈时均摇头蹙额，不胜叹惜”。

1933年8月末，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赴华盛顿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后到欧洲考察，途经柏林。8月26日，姚从吾经其四弟丁文渊介绍与之会面：

在君先生名文江，为丁君之二兄，治地质学甚有名。余久闻其人……心慕久之。而在君先生与张君劢辨论科学与玄学后，更增我对彼之信仰。而大令我佩敬者，为在君先生请美人地质学家葛拉普，办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会、出版专刊、利用欧洲专家，实心任事，为本国学术界开辟生路，创立地位。深合我所年来研究所得结论“建设须先有用人的人材”之断案。故深愿一识其人。上次丁文渊君来柏林谈及此事，彼亦力任介绍之责，故彼此次来柏林，先以电报告我也。

8月28日，姚从吾应时任驻德公使刘文岛邀请，与丁文江等在泰东饭店用餐，次日又与丁文江同访福兰阁，并谈及胡适近况；当日晚丁文江乘车赴莫斯科，姚从吾与丁文渊至车站送行，“在君先生与其四弟（文渊先生）已十五年未见面，异国相逢，自有恋恋难舍之意”。之后，姚从吾还自丁文渊处借《徐霞客游记》一书，应为丁文江编著、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其中附有丁文江所作《徐霞客先生年谱》。丁文江在该书序言中表示：“今天下之乱，不及明季；学术之衰，乃复过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奋，徒借口世乱，甘自暴弃。观先生之风，其亦可以自愧也乎！”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姚从吾对此甚加赞赏：

在君先生所作年谱甚详密。引语有许多处，极类似刘献庭〔廷〕之《广阳杂记》。观察自然现象极精密。序言末段言学风颓靡，每多以政治不良为因，实属委责。徐霞客先生生如此乱世，而竟有如此伟大之成就，方可奉为模范也。

而在姚从吾的各种记载中，最能集中体现当时留学知识分子的时事关切、也最具史料价值的，是对抗日将领马占山一行访问德国的记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1932年12月在日军进攻下退入苏联境内，次年3月自苏联绕道回国，途中访问欧亚六国，于4月20日到达柏林，同行还有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张殿九等共六十六人，“在柏林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天天早饭后都是接待记者和华侨、留学生以及德国友好人士的来访”。据姚从吾记载，1933年4月22日，柏林学生会在天津饭店举行全体大会，“慰劳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诸位将军，及随行诸将士，并追悼年来东北抗日阵亡将士”。当日日记详细记录了会场盛况：

到会者约二百人左右（详数待询），三间饭厅为之座满。七点半苏炳文将军等先到，继马占山将军到，当入旁门穿过大厅至最后正座时，由主席黄君大声向众介绍，为言“苏炳文将军、马将军、李杜将军、王德林将军”等，众鼓掌欢迎之。历十分许掌声方止。

开会时，由学会常务委员黄君（四川人）任主席。先静默一分钟，纪念阵亡抗日将士。次略述日寇入东三省以后，毫无抵抗之可耻，及由马将军在江桥大战以后，对国际间种种影响。次略述继马将军之后而起诸位将士在极度困穷中，为国拼命之可敬佩。末以国难未已，应以“团结一心，抵抗到底”八字相勖、作结。尚沉痛扼要。

随后，时任驻德公使刘文岛致辞，“大意以历史作比，以唤醒国人救国意识”；之后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四人相继发表演说。据姚从吾观察，马占山“为人短小，目有光。黑衣，黑短胡。似无辨才，然甚诚恳，有丈夫气”，苏炳文“貌甚高大……谈吐亦中肯”，李杜“貌亦魁梧，方脸黑胡，目有光彩，亦知世界局势，惟言辞不及苏之流利耳”，而王德林“短小精悍，极爽直可爱，虽言辞不成章，而有侠气，能多中肯语，与纯以利应付听众者不同”。日记还记录四人发言经过，内容也多为回顾抗日经过、呼吁抗战、介绍在苏联经历等，发言毕，在座同学常常“大鼓掌”“为下泪”。目前各类传记资料等对于马占山一行在德经历涉及甚少，柏林留学生设宴一事更无介绍。姚从吾这一记载无疑为我们正确认识包括江桥抗战在内的东北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完整了解抗日爱国将领的形象提供了重要史料。

结   语

日记与信札均属于比较特殊的私家文献，作为第一手材料兼具原始性与私密性，姚从吾笔记即体现了类似特点。就史料价值而言，姚从吾对于当时在德学人交往活动、所思所想的生动记载，充分展示了时人“留学报国”的心态，为还原中德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围绕福兰阁、马占山二人形成的宝贵记录，使得后续有关专题研究成为可能。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史料搜集与记录过程恰恰是姚从吾对兰克学派理念的自觉实践。

从笔记所反映的姚从吾对于史学研究的探索来看，其研究是“从改变中国史学研究落后状况这一目的出发，结合其所了解的兰克史学及整个德国史学，强调突出兰克史学政治性中所体现出来的史学精神。相比以往中国学人对东传而来的兰克史学的回应，姚氏这种认知是接受并消化兰克史学、结合整个德国史学状况、立足中国史学现状而做出的深刻回应”。而在直接对兰克史学进行译介、传播的基础上，姚从吾也关注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厚传统、关注历史研究与教育“往古者所以知今”的价值，将其融入历史方法论的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工作之中。

【作者简介】周新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社会经济史、思想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6年第3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