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倉永齡是清末民國時期的金石鑒藏家，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現藏倉永齡舊藏拓片763種820件。倉氏曾擔任知府、鹽運使、糧餉局提調等職，使其具備經濟實力和人脈關係購買、尋訪拓片。倉氏拓片原石刻立時間跨度較長，上起先秦，下迄民國；種類豐富，涉及墓志、造像、畫像、雜刻、石經、墓碑、題名、題字、題記、題詞、祠廟、雜器等，以墓志為大宗。倉氏所藏拓本不乏傳世較罕者，具有較高的文獻和藝術價值。其所撰題跋，是考證原石狀況的重要依據，尤其是對於畫像、造像等文字信息較少甚至缺乏的石刻。倉氏是民國時期金石界比較活躍的代表人物之一，所結交者多名士，如章鈺、陶珙、姚景庭、王崇烈、姚鵬圖、鄒心一、吴友石、黃蓮溪等。

關鍵詞：倉永齡  金石收藏  題跋  金石學者  清末民國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現藏倉永齡舊藏拓片總計763種820件，均為20世紀50年代倉永齡之孫、首師大原校長倉孝和捐贈。這批拓片原石刻立時間跨度較長，上起先秦，下迄民國；種類豐富，包括墓志、造像、畫像、雜刻、石經、墓碑、題名、題字、題記、題詞、祠廟、雜器等；内容涉及面廣，包括中國古代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俗、對外交流等諸多領域，具有重要的文物、文獻、書法和藝術價值。但倉永齡本人生平及其收藏却鮮為人知，今拋磚引玉，請諸位方家指正。

一、倉永齡其人

倉永齡（1875—1945），字錫青，號澹盦、澹庵，河南省中牟縣倉寨人。中牟倉氏是當地望族，自清乾隆時期以來，簪纓不斷，名人輩出。其較顯者，在乾隆時期有倉聖裔、倉斯升叔侄二人，曾分别任兩淮鹽運使、《四庫全書》總校官。清中後期倉氏家族擔任知縣、州判等地方官員者代有人出。倉永齡祖父景長，字子益，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貢，先後任山東武城、陽信、海陽、章丘等縣知縣。太平軍攻章丘，倉景長護城有功。叔祖景愉（1815—1890），原名景恬，字靜則，號少坪，因避光緒皇帝名諱改今名，清道光十八年（1838）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曾兩度主講開封大梁書院。父爾爽，字雋臣，監生，歷山東館陶（現屬河北）、單縣、郯城等縣知縣。爾爽主政館陶時修文廟、辦學校、清獄案，惠政頗多。且深受時任山東巡撫、同鄉袁世凱的信任與支持。

關於倉永齡的早年經歷，清朝檔案有記載：

倉永齡現年三十八歲，係河南中牟縣人。由廪貢生在山東昭信股票案内請獎太常寺典簿，於光緒三十年五月十九日領照。又在順、直賑捐加捐，分省試用同知，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領照。七月，因曾在北洋籌辦中立在事出力，蒙前直隸總督袁世凱奏保免補本班，以知府仍分省補用。七月初八日，奉硃批：着照所請。宣統元年正月，捐指直隸補用。二月二十四日，經吏部驗到。二十八日，蒙欽派大臣驗看。本月初十日，經欽派王大臣驗放。次日覆奏：堪以照例發往。奉旨：依議。

由上可知，倉永齡是貢生出身。因在山東踊躍報效昭信股票，於光緒三十年（1904）被清政府獎勵太常寺典簿。後在順天、直隸兩地賑捐中加捐，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獲得試用同知銜。同年，因曾在北洋籌辦中出力，由直隸總督袁世凱奏保，獲補用知府銜。宣統元年（1909），署理直隸宣化府知府。入民國，1914年倉永齡升任河東鹽運使，駐山西運城，管理鹽務。任上積極落實財政部下達的政令，政績突出。1915年至1916年，任東三省鹽運使，駐奉天營口。1917年後，長住天津。1931年，曾任河北東區礦產特種消費稅局局長。七七事變後，京津淪陷，倉永齡先後在武漢、重慶等地稅務局以幕僚為生。晚年曾一度回中牟故里。1945年，卒於湖北老河口，歸葬中牟倉氏祖塋。據倉氏後人記述，倉永齡還曾擔任駐天津陸軍糧餉局兼轉運局提調、駐濟南糧餉局提調、辦理天津口岸、西河緝私督銷局坐辦等職，但具體時間不詳。民國中期，倉氏曾在天津開辦“松鶴齋”，經營金石字畫。

倉永齡幼承家學，具有深厚的書法功底。拓片題簽所見，有倉氏篆、隸、楷、行諸書體，皆俊逸清朗，怡人心神。今存《張守基墓志》即由倉永齡篆蓋，民國時期金石學者章鈺亦曾邀倉氏在所編《長洲章氏用印》鈐印本上題端。

二、倉永齡的金石收藏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倉永齡舊藏拓片總計763種820件。

（一）拓片來源

擔任知府、鹽運使、糧餉局提調等職，使倉永齡具備經濟實力和人脈關係購買、尋訪金石拓片。倉氏獲得拓片的來源主要有購買和親友贈送兩類。倉永齡簽跋記録其獲拓途徑、時間地點者總計124種，其中89種來源於購買，35種來源於親友贈送。所購89種，得於天津者41種，得於北京者30種，得於山東（含濟南）者12種，得於山西者4種，得於南京者2種。購買拓片的時間始於1913年，集中購買拓片在1913年至1926年（詳見表1）。1926年後雖也偶爾購買，但力度相較以前明顯減弱。

（二）拓片種類

倉氏拓片原石刻立時間跨度較長，上起先秦，下迄民國。拓片種類豐富，包括墓志、造像、畫像、雜刻、石經、墓碑、題名、題字、題記、題詞、祠廟、雜器等。以墓志為大宗，約占全部藏品的70%。

墓志：總計532種。北朝時期79種，隋唐五代時期396種，宋遼時期39種，元明清時期4種，民國時期2種，偽刻12種。

造像：總計76種。年代最早的是南朝宋《□熊造像記》，年代最晚的是唐永隆二年（681）《佛弟子張□造彌勒像》。其中，南北朝時期56種，隋唐時期19種，偽刻1種。

畫像：總計40種。其中《武氏祠畫像》35種，餘5種分别為《鳳凰畫像題字》《路公食堂畫像題字》《宴享樂舞百戲與車馬出行圖》《車馬樹鳥圖》《樓闕人物與樹下牛馬圖》。除《鳳凰畫像題字》刻立年今尚存爭議外，《路公食堂畫像題字》為西漢刻，餘均為東漢刻。刻立地均為山東。

雜刻、石經、墓碑、題名、題字、題記、題詞、祠廟等：總計112種。先秦時期1種，秦漢時期22種，魏晉南北朝時期19種，隋唐五代時期46種，宋遼金時期8種，元明清時期14種，刻立年不詳2種。

雜器：總計3種，分别為十國吴《大安寺鐵香爐款》、遼《飛狐大鐘銘文》、金《大明禪院鐘識》。

（三）地域分佈

原石（含雜器）刻立地域分布較廣，遍及中國的20個省、自治区、直辖市，尤以河南、山東、陝西等文物大省居多。其中河南省363種，山東省122種，陝西省90種，河北省65種，山西省27種，湖北省20種，江蘇省17種，北京市8種，遼寧省、浙江省、四川省各3種，廣東省、江西省、重慶市各2種，吉林省、安徽省、湖南省、雲南省、内蒙古、新疆各1種。另，朝鮮半島1種，刻立地不詳29種。

（四）藏拓精品

倉永齡所藏拓本不乏傳世較罕者，這些拓本具有較高的文獻和藝術價值。今舉墓志2種、造像2種、畫像3種，以作說明。

墓志：唐《杜淑墓志》，《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唐代墓志彙編》及《續集》《隋唐五代墓志彙編（陝西卷）》《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彙編》及《續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志》《陝西新見唐朝墓志》《全唐文》等書均未收録，目前僅見羅振玉《蒿里遺文目録》《戚叔玉捐贈歷代石刻文字拓本目録》等少數書目著録。北宋《段縫墓志》，《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南京歷代碑刻集成》《宋代墓志輯釋》《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輯録（北宋卷）》《貞瑉千秋——散佚遼宋金元墓志輯録》《全宋文》等書未見收録，目前僅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墓志拓片目録》等少數書目著録。

造像：北魏《孫寶憘造像記》，造像右側石獅頭部、造像記首行“魏神”、次行“三月”四字未損。北齊《薛貳姬造像記》，僅見《魯迅輯校石刻手稿》、《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草目》、《日本京都大學藏中國歷代石刻文字拓本》等少數圖書收録。

畫像：東漢《車馬出行及晏樂圖》《車馬樹鳥圖》《樓闕人物與樹下牛馬圖》三幅畫像，綫條流暢，人物、車馬、動物等形象栩栩如生，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和藝術性，所達到的藝術高度堪與《武氏祠畫像》比肩。且三幅畫像拓本傳世較少，大陸地區除山東省博物館收藏有《宴享樂舞百戲與車馬出行圖》外，《漢代畫象全集》《魯迅藏漢畫象》《山東漢畫像石選集》《中國畫像石全集》《山東石刻分類全集》均未收録。

（五）藏品鈐印

倉氏拓片内和題簽上多鈐有倉永齡私人印章，僅印文便有“倉永齡印”“倉氏金石文字”“倉印”“倉”“倉氏藏石”“澹盦收藏”“澹盦金石”“澹盦金石文字”“澹盦”“澹盦所藏金石”“澹闇”“錫青”“錫卿”“永齡私印”等十餘種。相同印文也有不同形狀者，如“錫青”有陽文長方印和陽文方印兩種，“澹盦”有陰文長方印和陽文長方印兩種。

（六）藏品裝幀

首都師范大學圖書館藏倉氏拓片，除未經裝潢的單片60件外，餘均為整幅托裱，折叠存放。幅面較大者，折叠後尺寸為453毫米×275毫米，置於木制書箱中；幅面較小者，折叠後尺寸為319毫米×166毫米，原置於護書板中，現置於函套中。2020年西泠秋拍曾現倉永龄题跋《隋龙华寺碑》、倉永龄题签《唐明徵君碑》、倉永龄题签《唐李勣碑》，均為剪裱册裝，倉氏舊藏。

（七）倉氏藏石

除收藏拓本外，倉永齡亦收藏少量石刻。如《苻肅墓志》倉氏簽跋“澹堪藏石”，《趙敬造像記》倉氏簽跋“澹盦藏石”；《郭君妻張某墓志》鈐印“倉氏藏石”。

三、倉永齡藏拓中的題跋

倉永齡嗜好金石學，所藏拓片多有其撰寫的題跋，下文分簽跋和内跋兩類進行介紹。

一、簽跋

倉永齡在題簽上不僅題寫拓片名稱、原石刻立時間、撰者、書者、書體等原石信息，而且在題簽上撰寫題跋。倉氏所藏763種拓片，其中330種有簽跋。除《蘇卿墓志》和《西門珍墓志》簽跋為章鈺所題、《盧士瓊墓志》為倉氏和章鈺二人所題外，餘327種均為倉氏所題。簽跋内容涉及石刻出土時間、出土或存藏地點，獲得拓片的時間、地點、渠道，以及對拓片版本的認識等。簽跋文字多者百餘字，如《路公食堂畫像題字》倉氏簽跋：“山東新出土，黃蓮溪寄贈。據云，石售與外人，後有人欲備價贖回，而外人不肯，石之所在竟不可考。第一行年號不可辨，下為‘元年二月□日’，第二行似是‘元康三年’。按，元康為宣帝年號，然則此石為西漢物矣。石之存否尚不可知，得此拓本至可珍貴。庚申冬月雪窗澹盦識。”四十餘字者，如《正始石經<尚書·君奭>殘石》倉氏簽跋：“己未冬得於濟南，黃縣丁氏藏石；《周書·君奭篇》，與新出石係一石。光緒中年出土，初為王廉生所藏，後歸丁氏，現在周季木處。”二十餘字者，如《元景造像記》倉氏簽跋：“石在奉天大淩河畔，庚申秋羅振玉覓工往拓，因得此本。”少者兩三個字，如《正覺浮圖銘》倉氏簽跋：“庚申得。”又如《高珍墓志》倉氏簽跋：“在安陽。”

這些簽跋是今人考證原石狀況的重要依據，尤其是對於畫像、造像等文字信息較少甚至缺乏的石刻。今擇石刻拓本傳世較少、刻立地不詳或有誤者，舉倉氏簽跋四則，并考證相關史志記載，補正石刻刻立地如下。石刻信息依次著録：題名、刻立年代、尺寸（高×寬）、倉永齡簽跋。

（一）《樓闕人物與樹下牛馬圖》，東漢刻，48厘米×124厘米；《車馬樹鳥圖》，東漢刻，48厘米×62厘米；《宴享樂舞百戲與車馬出行圖》，東漢刻，48厘米×160厘米。三幅畫像倉永齡簽跋均題：“山東新出土，丁巳年（1917）朱坦夫寄贈。”此三幅畫像目前僅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精選集》均有收録，三幅畫像分别對應該書“山東畫象十四”“山東畫象十五”“山東畫象十八”，該書另有“山東畫象十六”“山東畫象十七”。其中“山東畫象十四”著録該幅畫像出土地、年代、尺寸（高×寬）分别為“山東，東漢，47.5×125”。另編者按語：“此件風格與董作賓得之於臨淄者相近，疑出臨淄，以下四件（筆者按：指‘山東畫象’十五至十八）風格接近。”據此判定，《樓闕人物與樹下牛馬圖》《車馬樹鳥圖》《宴享樂舞百戲與車馬出行圖》三幅畫像出土地是山東，出土時間的下限是朱坦夫寄贈倉永齡拓片之年，即1917年。

（二）《圓照圓光造雙像記》（一名“比丘尼圓照等造雙彌勒玉石像頌”）。北齊武平六年（575）五月二十六日造，26厘米×129厘米。倉永齡簽跋：“姚景庭贈，石在慶雲縣。”按，《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著録：“石在河北鹽山。”然據《[乾隆]天津府志》卷四十《雜記志》引《慶雲縣志》：“慶雲管家寺原名德安，明洪武中重修，内有玉石彌勒二像，法相莊嚴，光怪逼人，一爲北齊天寶八年造，一爲武平六年造……其武平六年佛刻文云：‘大齊武平六年歳次乙未五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己卯，佛弟子比丘尼圓照圓光娣妹二人爲亡妣[亡]兄朱同敬造雙彌勒玉石像一區。’”可證此造像刻立地為慶雲縣（今屬山東），而非河北鹽山縣。

（三）《惠鬱等造像記》（一名“重修定州七帝寺記”）。隋開皇五年（585）八月十五日造，61厘米×89厘米。倉永齡簽跋：“石在定州。”按，《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關於此石的刻立地缺考。民國《定縣志》卷十八《志餘·金石篇上》“七帝寺碑”條，記曰：“大隋開皇五年歲次乙巳八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前定州沙門都故魏七帝舊寺主惠鬱、像主玄凝等，以先師僧暈去太和十六年，敬造三丈八彌勒金像……石與高歸彥造象同在料敵塔南出士，今存眾春園。”可證此造像刻立地在今河北定州。

（四）《□帝廟記殘石》，刻立年不詳，52厘米×28厘米。倉永齡簽跋：“直隸唐山縣出土。”倉永齡夾簽題：“王充安名文沼，據云此係與韓公斷買之，殘為一塊，今尚在。”按，“唐山縣”是堯山縣曾用名，1947年隆平縣與堯山縣合并為隆堯縣，今屬河北。

（二）内跋

倉氏藏拓總計有内跋八則。其中《瑯琊臺刻石》有倉永齡内跋兩則，《官吏五百殘石》有王崇烈内跋兩則、倉永齡内跋一則，《乞伏保達墓志蓋》有章鈺内跋一則。内容涉及倉氏諸人對石刻文字的考證、石刻存藏地的記録、書體的賞鑒、拓片版本的鑒定，以及倉氏與章、王二人之交往、淵源等，跋文詳後。

另，《鍾公墓志》有倉永齡内跋一則：“志多漫漶不可辨，公卒年似‘辛未’二字。按，梁辛未為乾化元年，公父卒於唐咸通六年，時公年廿有三。公享年六十有九，咸通六年至乾化元年辛未，与公年六十九適合，公卒年為乾化元年無疑。澹盦氏記，時庚申十月廿二日。”《李謀墓志》内有倉永齡跋一則：“此志舊藏濟南吴姓家，兩月前始歸山東圖書館碑龕中，價僅銀幣百五十番，志之俾知石之所在。癸丑七月錫青倉永齡識於濟南客舍。”

四、倉永齡與民國金石學者的交往

民國時期金石學研究處於學術化構建和大眾化普及階段，此時期的拓片收藏是一個群體活動，金石學者、鑒藏家之間交流頻繁，互贈、互鑒、互賞彼此所藏拓片，從而擴大收藏品種、增長眼界學識、提高藏品鑒賞力，是當時的學術風尚和文化潮流。倉永齡酷愛金石收藏鑒賞，結交多名士。

（一）倉永齡與天津金石學者

1.章鈺

清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後，章鈺自京城移居天津，自此寄居津門長達二十年，直至1931年返回北平。在這期間章鈺與家於津門的倉永齡在金石拓片上互贈、互鑒、互賞，學術交流與活動交往比較頻繁。民國七年至二十年( 1918—1931) ，倉永齡先後贈送（含轉贈）章鈺《武梁祠畫像題字》《苻肅墓志》《靈慶公神祠碑》《布衾銘》《靈岩寺佛偈》《曹娥碑》《鐵彌勒像頌》《杜君妻朱氏墓志》《楊贍墓志》《陽嘉殘碑》諸拓。且倉氏所贈不乏稀見珍本拓片，如《陽嘉殘碑》章鈺題跋曰：“此石已毁於火，拓本不多見。此紙為中牟倉澹庵所貽，有仲懌撫部名印，益珍視之。”又，《曹娥碑》章鈺題跋：“吾卿潘文勤寶此為枕秘，中牟倉澹庵從東賈覓贈。”查館藏倉氏拓片，并無《陽嘉殘碑》和《曹娥碑》，可見倉氏所贈章鈺拓片幾無複本。

倉永齡所藏拓片中，《司馬顯姿墓志》《鄭道忠墓志》《鞠彥雲墓志》《吴高黎墓志》《于纂墓志》《元欽墓志》《高湛墓志》《劉懿墓志》《元顯墓志》《閻虔福墓志》等鈐有“章鈺假觀”“堅孟過眼”等章鈺鑒賞印章。章鈺曾贈送倉永齡《同年酬唱碑》（一名“袁說友等同年唱酬詩碑”）《于景墓志》，此外他還為倉永齡藏拓撰寫題跋，今録倉氏拓片所見章鈺全部題跋四則如下：

其一，《乞伏保達墓志蓋》内跋：“北齊書體瘦整者居多，此志獨骨肉停匀，與隋龍藏寺碑、唐裴鏡民碑為近。舊為浭陽托活洛氏藏，今歸天津金氏，澹庵道兄舊有蜕本，再奉此紙，以為副墨。戊午八月弟鈺漫記。”落款鈐章鈺印：“茗理題記”。

其二，《蘇卿墓志》簽跋：“鐫匠‘李阿四’與今流俗呼名相同。”落款鈐章鈺印：“不斗齋”，拓片内鈐：“章鈺印”。

其三，《西門珍墓志》簽跋：“此《西門珍志》敝篋藏本未碎，無闕字，己未七月朔，鈺記。”落款鈐章鈺印：“式之”。

其四，《盧士瓊墓志》簽跋：“敝藏道咸老輩陳粟園古歡樓本，未碎。藥雨定為偽造，不知何據。己未七月，鈺。”落款鈐章鈺印：“式之題記”。

倉、章二人的金石交往，除拓片互贈、互賞外，還有拓片互鑒及文字考釋。拓片互鑒，如《盧士瓊墓志》除有章鈺簽跋外，還有倉永齡簽跋：“甲寅得於河東，方藥雨《校碑》以為偽造，然字殊佳，姑存之。”文字考釋，如《武梁祠畫像題字》章鈺題跋：“中牟倉兄澹庵贈黏存廢冊，乞老友高兄遠香考釋。”

2.陶珙

陶珙（1868—1932），字月如、矞如、寶如，又字希泉，號逸園居士，江蘇武進人。清末民初曾任河南浚县、永城等縣知县。1914年任河南省政務廳長。後又任山東省煙酒公賣局局長。1920年移居津門。民國藏書家、刻書家陶湘之兄。雅好藏書，善畫。曾受邀與傅增湘、羅振玉、吴昌綬、章鈺、陶湘等學者一起校勘《營造法式》。

《于纂墓志》倉永齡簽跋：“癸丑陶月如贈。”1924年倉永齡同時所得《元悌墓志》《元誨墓志》《寇胤哲墓志》，均為“武進陶氏藏石”。

3.姚景庭

姚景庭生平不詳。今國家圖書館收藏一批姚景庭藏拓，種類涉及墓志、造像、雜刻等，如《元英墓志》《韓僖母時氏墓志》《張廷鈺墓志》《胡寶彝妻姚氏墓志》《智度等造像記》《三十餘人造橋記》《昆弟六人買地記》等。姚景庭與章鈺有金石交往，章氏藏拓中有姚景庭相贈者。

《張敬造像記》《朱氏邑人等造像記》《圓照圓光造雙像記》《劉洪墓志》倉永齡簽跋均題：“姚景庭贈。”另，《張敬造像記》倉永齡簽跋：“辛酉冬姚景庭贈。”按，此時倉永齡、章鈺均寓居津門，而姚景庭與二人均有交往，故推測其主要活動地點也在天津。

（二）倉永齡與山東金石學者

1.王崇烈

王崇烈字漢輔，山東福山人，清代金石學家、國子監祭酒王懿榮次子。清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光緒二十四年（1898）王崇烈援例授為直隸候補知州，後經保薦為候補知府、候補道，分發直隸候缺，駐在天津。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進攻天津，王崇烈遵從父命，返回故里。民國初年，王崇烈受聘清史館協修。王崇烈在經學、金石學、訓詁學方面頗有成就，遺稿有《清史稿臣工列傳》《種瓜亭史稿輯存》《種瓜亭筆記》等。

王崇烈承其父之所好，愛好古物收藏，廣泛搜羅金石，倉永齡所藏南朝宋《□熊造像記》（一名“晉豐縣□熊造像”）、北宋《王安裔墓志》、漢《官吏五百殘石》（一名“濟鄉邑等字殘碑”）簽跋有“福山王漢輔藏石”“福山王氏藏石”等文字。其中《官吏五百殘石》内有王崇烈隸書題名“東漢黨錮紀事碑”與兩則題跋。其中一則為：“左拓為碑陽，右拓為碑陰，共廿餘字，證以《後漢書》桓、靈本紀及巴肅、張讓等傳，於黨錮事乃字字吻合，無一字無來歷。夫漢石世存無多，皆屬揣測以定，或一二事可相印證者，考古家已奉若拱璧，視此石之與正史相合，又為當日諸名士傾動一時之事。其可珍寶又何如耶？錫卿表姑丈博雅好古，如暇推闡考核，以彰此石，尤為慶幸也。福山王崇烈戊午得來，己未拓贈，時正月三日。”落款鈐印：“王卐”、“漢輔所藏金石文字”。另一則為：“又按，《巴肅傳》末云：‘刺史賈琮刊石立銘。’則在當時刻石紀事原屬應有之舉，况黨禁中赦宥更為追述，枉屈必不能少者，此石存字太少，不便即指為賈琮為巴肅所立之石，然為漢石則鐵證也。漢輔又識。”落款鈐印“紙上如聞金石聲”。按，1918年王崇烈得《官吏五百殘石》，拓贈金石學者范壽銘，次年又拓贈倉永齡諸同好。王崇烈考證殘石為漢碑，是學界較早對此殘石刻立年代進行可靠推定的學者之一。

《官吏五百殘石》内末附倉永齡題跋一則：“右殘石為漢輔所貽，字體極類《曹景完碑》。漢輔家學淵源，考據精確，信為漢石無疑。余与漢輔有翰墨緣，惜天不假年，竟於客秋化去，所蓄金石半就散軼，此紙益可珍貴。庚申春偶撿書篋見此，讀漢輔跋，為之愴然者久之。聊識數語，以志前緣。庚申春二月澹盦識。”落款鈐印“澹盦”。按，王崇烈卒於1919年秋，卒后所藏金石大半散佚，今《官吏五百殘石》存天津博物馆。

2.姚鵬圖

姚鵬圖（1872—1919），字柳坪、柳屏，號古鳳，江蘇鎮洋（今太倉）人。清光緒十七年（1891）舉人，先後任山東鄒縣、峄縣、沾化、聊城等縣知縣，并在山東蘭山、任城等地訪碑。入民國，任内務部司長。曾遊歷日本，著有《扶桑八百吟》《柳坪詞》等。

《朱曇思等一百人造塔記》倉永齡簽跋：“癸丑秋古鳳拓贈。”按，此石刻曾藏姚鵬圖處。

倉、姚二人之交往不限於金石，今山東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孔廣林抄本《周官經》，内有倉永齡與姚朋圖、袁克文、王壽彭、陸增煒、楊承訓等跋，可見二人學術交往亦涉及藏書。

3.鄒心一

鄒心一，名允中，湖北武昌人。清末舉人，宦游山東，定居濟南。曾任山東牟平、單縣、臨朐、諸城、壽光、臨淄知事。1935年，與宋憲章等人纂修《[民國]壽光縣志》。從學於名士馬官雲門下，文采斐然。工書法，善繪事。書法長於隸書，繪畫擅長山水，得“四王”遺韻。好搜考金石，凡斷碑殘碣、古鐘廢鼎，必囑為善存。收藏碑帖書畫書籍甚富，歿後所藏皆散出。

《瑯琊臺刻石》内有倉永齡題跋兩則。其一：“前據諸城友人云，石於數年前已墜海中，戊午夏黃蓮溪自濟南寄贈此本，至可寶貴，戊午秋八月廿又七日，燈下澹盦識。”其二：“鄒心一(允中)自山東來，云此石并未墜海中，刻已斷為數段，半存廟中，半存廟祝家中。心一欲將金石畀入縣城，後為人所阻，不果。心一曾宰諸城，故言之較詳。壬戌秋八月二日，澹盦又記。”

4.吴友石

吴友石，名鶚，江蘇蘇州人，定居濟南，供職於財政界。好聚書，建愛日樓以藏。收書重孤本秘籍，所藏書多舊抄本及原稿本，刊本亦皆稀見之品。時濟南之藏書家，以吴友石為第一。吴氏所藏碑帖亦富，不重舊拓，而新出土之精品，成套之石刻全份，數量眾多，蔚為大觀。吴友石卒後，後人將其所藏書籍碑帖陸續售與濟南友竹山房。

《劉僧信等造像記》倉永齡簽跋：“此石向在山東藩署，後為江蘇吴友石所得，此紙即友石拓贈。”

5.黃蓮溪

黃蓮溪生平不詳。據倉永齡簽跋，黃氏主要活動地點在山東濟南，且博學好古，曾受倉氏之託在各地訪拓。山東新出土之石刻拓片，黃蓮溪多有能及時尋獲者，是倉永齡獲得山東金石的重要渠道之一。倉永齡藏拓來自贈送者，黃蓮溪所贈數量最多。自1918年至1926年八年間，黃蓮溪贈送倉氏拓片先後有《瑯琊臺刻石》《陳黑闥造像記》《趙暉等造像記》《淳于儉墓志》《趙宗道妻崔氏墓志》《孔師祖墓志》《楊詠墓志》《游師雄墓志》《郭景脩墓志》《劉僧信等造像記》《大明禪院鐘識》《李昇枕記》十二種。另贈有《路公食堂畫像題字》，贈送時間不詳。

綜上，天津與山東兩地，作為倉永齡常年仕宦生涯與居住生活的重心，以及早年成長經歷的關鍵地域，共同構築了倉氏金石交往活動的核心區域。在天津，倉氏與章鈺、陶珙、姚景庭等諸賢往來密切；而在山東，倉氏與王崇烈、姚鵬圖、鄒心一、吴友石、黃蓮溪等金石學者聯繫緊密。這些學者對倉永齡的金石收藏產生深遠影響。與章鈺等人的交往，提升了倉氏在拓片鑒賞方面的能力，使其對金石的鑒賞與審美達到新的高度。而與山東金石學者的交往，不僅進一步拓寬了其拓片的收藏渠道，更激發了倉氏對山東新出土石刻的濃厚興趣與特别關注。因此，倉氏能夠收藏到較為完整的《武氏祠畫像》，以及大量刻立地為山東的畫像、造像、墓志等石刻拓片，也就不足為奇。這一系列金石交往活動，更揭示出地域文化與金石研究之間的密切聯繫與互動影響。

結語

中國金石學自宋代創建，至清代發展至鼎盛，入民國後餘韻猶存，期間涌現出諸多金石鑒藏家，倉永齡便是其中之一。倉氏的金石收藏，雖以石刻為主，然種類豐富，裝幀考究，精品善拓較多，且不乏文獻價值較高的稀見拓本，展現出倉氏獨到的鑒賞眼光。倉氏所撰題跋對於當今學者考證拓本原石刻立地具有重要的指引價值，是金石研究的珍貴資料。倉氏專藏得以完整保存并傳承至今，實賴其祖孫兩代精心收集、妥善保藏、無私捐贈，今嘉惠學林，實為至幸。

表1倉永齡購拓時地表

（本文发表于《文津学志》第二十四辑，此版本略有修订，参考注释请参见纸质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