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14年清史馆成立后，刘承幹受聘担任名誉纂修。为史馆作贡献的同时，他亦借助馆中主事者赵尔巽、张尔田、夏孙桐、金兆蕃等人之力抄录馆内外档案，推动《清朝续文献通考》一书的补辑进程。沿用相同办法，他完成了清《实录》全本的抄录计划，并通过转抄和借阅方式对抄本加以利用。与抄档的顺利相比，向逊清皇室借抄辛亥后史料一事波折不断，最终让他心灰意冷。对这些抄录实践及其差异的梳理，不仅有助于重审刘承幹等传统学人在文献整理事业中的成就与局限，也可揭示民国初年清史文献保存和流通的复杂面貌。

关键词：刘承幹；《求恕斋信稿》；《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史馆抄档

刘承幹（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又号求恕居士、嘉业老人，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建有嘉业堂藏书楼，出版过《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影宋四史》《晋书斠注》等书。除藏书、刻书闻名于世外，据曾供职于刘承幹处的周子美介绍，嘉业堂还有抄本书共2000种，其中最重要者当属“费数万元到北京抄来的全部清朝各帝的实录和清国史馆未用的名臣列传二千多篇”。

关于刘承幹抄录清史档案一事，吴格曾利用《求恕斋日记》、《求恕斋函稿》（即《求恕斋信稿》）进行过梳理，指出这一成就“既赖嘉业堂主人资力雄厚，志愿弘毅；又以机缘适会，时势促成，遂使前朝史宬秘籍，煌煌巨帙，竟得获写副本，储于东南”。可惜的是，他从1922年年末刘承幹北京之行写起。实际上，这场“机缘适会，时势促成”的抄书缘分，可追溯至清史馆成立之初；且在抄录清《实录》与《国史》外，刘承幹还为抄档补辑《清朝续文献通考》、抄录辛亥后史料二事奔走。这些事件环环相扣，共同构成刘承幹抄录清史档案的缘起、过程与结局。有鉴于此，本文即在吴文所论基础上，以上海图书馆藏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为中心，辅以《求恕斋日记》《刘承幹友朋尺牍》《艺风堂友朋书札》《张尔田书札》等中的资料，对刘承幹抄录清史档案一事进行再考察。

上海图书馆藏《求恕斋信稿》

一、入馆出任名誉纂修

清史馆于1914年3月成立，9月正式开馆。除馆长外，馆内还聘有提调、总纂、纂修、协修、收掌等人员，同时“名誉总纂、纂修、协修甚众”。刘承幹即身处其中。

刘承幹被聘入馆的主要原因是清史馆对文献的需求。史馆在成立后不久，馆长赵尔巽即请求大总统在全国颁布征书令，随后还制定出《清史馆征书章程》，要求各省巡按使登载于本省官报，甚至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文献资料；然而除个别省份积极行动外，多数省份响应平平。面对这样的情况，赵尔巽只好推各部总次长为馆中名誉职员，并将眼光转向业界名流。据报章记载：

清史馆赵馆长为网罗名流，共成伟业起见，特创新例，添设名誉职员，已呈奉大总统批准。其原呈中有云：以浩如烟海之事业，仅寥若晨星之人数充之，怅望前途，不禁却步。因思近顷以来，各省之所保荐、大总统之所发交以及尔巽知交之所汲引，其人类皆一代名流，声闻远播，自有名山之业，决非谋食者流。若以无可报酬，遽为阁置，非所以广搜罗而昭慎重也。自来非常奇士，廉介性成，语及束修，反激成其高蹈，勖以义务，或适如其素心。再四思维，特创新例，拟就本馆额定有给职员以外，另设名誉职员。不拘额数，分为名誉总纂、名誉纂修、名誉协修三种。由本馆以礼延聘，支薪津。遇有应咨商及就正事件，或修函以请，或遣使而前。其有愿任某种纂辑者，由本馆检集案卷、文书，觅送前往。应需考证书籍，由馆预备。但凭一介之往来，无异同堂而共事。庶几网罗奇才，不至向隅。磨濯争先，成书或可计日。

其中名誉诸职的设置，优势在于“位置夙有物望而不屑营谋之士。既收名士，又不费金钱”。结合赵氏原呈来看，可知这样的聘请既是名誉，也是义务。不久后，聘书的具体内容见诸报章，受聘的各名誉职员还参加了讨论修史办法的第一次会议。

作为声名在外的藏书家，刘承幹无疑是合适的网罗对象。此事的促成又离不开缪荃孙在其中的牵线搭桥。缪氏在清帝退位前夕南旋上海，以为张钧衡、盛宣怀等人编写藏书书目、编刻丛书谋生。因此前深厚的修史经验，他在清史馆开馆前即为赵尔巽罗致的对象，被聘为总纂后负责儒林、文苑、土司、孝友、隐逸、明遗臣等传，在馆中有相当的话语权。而缪荃孙与刘承幹在1912年末的消寒集中结识；不久后，刘承幹聘请缪荃孙主持自己的刻书事宜，并给予不菲的报酬。

基于这样的关系和馆内需要，缪荃孙向赵尔巽推荐了刘承幹，并在1914年十二月向刘转达了赵氏意见。对此，刘承幹特意在本月六日的日记中写下：“是日由缪筱珊送来清史馆总裁赵次珊制军（名尔巽，汉军籍，同治甲戌翰林，前官东三省总督）函，聘余为名誉纂修员。余念该馆所聘皆为当代名流，岂敢为伍。乃筱珊丈来书，亦复谆谆力劝勿辞。盖以余为藏书家，欲假书籍为修书之助。然余学问疏荒，自觉愧赧。况史馆非寻常可比，奚可纯盗虚声耶？前此公债局总理梁燕生聘余为顾问官，置之未答。此次总须作函答之，以副拳拳之意耳。”不仅显示了缪氏对他的劝说，亦可知他对史馆来聘的原因心知肚明。在其后答复缪氏的函中，他进一步说道：“清史馆一席，承长者说项，谬叨鹗荐，滥厕齐竽，感愧之私，奚可言喻。寄复赵制军一缄，谨已缮就，敬乞转致。”。

收信人缪荃孙曾将此举背后的盘算告诸另一总纂吴士鉴：“刘、张两位均以名誉纂修相订，为借书计……应酬亦不可少。”这里的刘、张分别指刘承幹和张钧衡。“应酬亦不可少”一句从侧面反映出背后的交易性质。吴士鉴在回信中十分赞同此举，谓“刘、张二君赠以名誉，于馆中征借书籍，大有裨益”，并进一步谈道：“侄近亦引荐定州王合之得一名誉协修。此为北方文献，且多年门下，深知其人，故敢介绍之，渠家藏书颇可资助馆中也。”种种迹象表明，馆内同人对刘承幹的拉拢，并非着重于名誉，而是看重他那丰富的收藏。

与孙雄被聘为名誉纂修时自谓“至今日乃真成一钱不值之名士矣”不同，刘承幹在接受聘请后，虽调侃自身“谬采虚誉，滥厕馆员之末”，但做了不少实质性工作，如积极搜集以往诸家讨论史例文字，裒成九卷《明史例案》，上呈赵尔巽和馆内同人参考。在1922年北上参观清史馆时，他还回忆道：“当日清史开馆，曾聘余为名誉纂修，故以新刻《章实斋遗书》全帙存之馆中。”存书于馆的同时，他也借助名誉身份和馆内交谊不断从史馆取材，为己所用。

二、为补辑《清朝续文献通考》抄档

刘承幹之父刘锦藻所著《清朝续文献通考》，是记录清代中后期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备受学界关注。其成书情况较为明晰：刘锦藻自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搜集材料并写成初稿320卷，收录时段起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止于光绪三十年。清帝逊位后刘氏续写此书，补辑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11）间的内容。全书完成后，篇幅为400卷、30门。为人所忽略的是，除刘锦藻本人为续写一事奔走外，刘承幹亦通过抄录清史档案的方式，推动该书增补工作的进度。

早在1915年九月，刘承幹已在留意《清朝续文献通考》一书的订正事宜：“将本生父亲所纂《皇朝续文献通考》中《经籍考》之错误者改正，盖予现担任修浙江通志分纂，认定《经籍考》一门，与此颇有关系，故细阅之。”1917年时，他邀请喻长霖（字志韶）负责审订工作：“本生父亲之《皇朝续文献通考》，原辑至光绪三十年，现在补足七年，至辛亥冬止。惟此书为各处搜罗而成，或有未妥之处，故现延志韶复看一遍。如有未妥者，即删节考正之，计约束修洋四百元。”喻氏而外，章梫也受邀参与其中，但交来的稿件让刘承幹深感不满：“草率异常，可见托人之难。”为了解决补辑进度缓慢的问题，刘承幹决定抄录清史馆所存的丰富档案。与刘承幹往来频繁且拥有“职务之便”的张尔田，成为刘承幹此时首选的求助对象。

张尔田于1914年入清史馆任纂修，次年秋因父丧返回上海，暂时中止了修史工作，直至1917年秋重新入馆。在张尔田南下后的1915年，刘承幹一度与他谈及史馆近事。而在张再次入馆前，刘承幹允诺助其出版《玉溪生年谱会笺》一书，将之纳入《求恕斋丛书》，可谓慷慨的学术赞助人。借此关系，刘承幹顺势向张尔田提出抄档请求：“本生家严续纂《皇朝文献通考》，光宣之间事多遗漏，急拟补入，苦无记载可稽。此次执事驻京，又在史馆纂修，特拟奉求，饬胥补钞。其应录何门，早托喻志韶太史分别录出。乃太史现在患病，只得俟其稍好，即行检录寄京，乞雇胥钞之。钞资若干，敬希代给，随时示知，弟可就近送至尊第耳。”“其应录何门，早托喻志韶太史分别录出”一句，指数月前刘承幹请其时北上的喻志韶向清史馆抄档一事。由于丁巳复辟事件的爆发，喻氏随即南返，事情半途而废。幸而张尔田收到刘承幹信后，欣然答应：“如征集资料，弟在馆尽可为力。馆中本有钞胥，但须给以润费，一俟示知目录，即可检出付钞也。”不过直至年底，喻氏仍未送来目录，刘承幹为此深感歉疚：“乃志韶太史先因病瘰，继亦忘怀，至今尚未录示。故宿诺久违，累公廑盼，寸衷歉仄，莫可名言。”次年三月，喻长霖终于将需抄子目名单送来。面对刘承幹的要求，张尔田耐心回复道：

委钞史馆各案，所开升袝、尊谥、帝系、后妃诸门，弟处均有长编，系从玉牒馆、内务府参考者，确实无舛，容归时钞奉。此外屯田、盐法、水师、象纬等类，馆中档案不全，颇难着手，故兵志、食货志、天文志至今无人削简，职是之故，大抵馆中所储史料最缺乏者即为同、光两朝。此间虽有《德宗实录》、内阁月折，翻检殊不易，弟既佣书鲜暇，馆中亦无人能任此者。顷与印丞商议，最好由先生聘定一人，先与馆长接洽，每日到馆翻检，随即付钞。钞胥则馆中所本有，但能稍给笔资，尚不难办。其余馆外应钞之案尤夥，皆散在各衙门，印丞均可介绍。如此则事半功倍，未识尊意以为如何。

清史馆馆址设在原清代国史馆和会典馆所在的紫禁城东华门内。民国后，两馆分别为逊清皇室和民国政府所有，史馆在征用房屋时为此还征求了双方意见，得到同意后一并获得了内藏档案的暂时保管权和使用权。具体说来，各朝实录、起居注、历朝满汉臣工列传、儒林、文苑等传以及天文、地理等志均属于国史馆原藏珍档，是史馆同人纂修《清史稿》的重要资源。身在馆内的张尔田无疑清楚馆藏情况，因此为刘承幹详细说明了手中可提供的资料和其他大宗档案现状。由此可知，刘承幹所求不仅涉及馆内史料，也涉及馆外如宗人府、内务府的相关档案。

尽管张尔田言“馆中档案不全，颇难着手”，但因可通过雇人翻检和抄胥抄录的方式解决，所以馆内档案仍属较好处理的部分。相比之下，馆外档案的利用更为困难。如针对内务府档案，朱师辙曾回忆道：“清史馆亦常行文调取，然未能顺手利用。”好在馆内协修吴昌绶（字印丞）此前为撰写后妃传，已与内务府、宗人府以及负责的小朝廷诸人如毓朗、宝熙、耆龄等人打过交道。张尔田手中的帝系、后妃诸门长编，即吴氏利用其中档案写成并转出的资料。“印丞均可介绍”一句，从这个角度也可得到解释。

收信后，刘承幹在接受建议之余仍有顾虑：“他若馆外应钞之案，吴君印丞允向各衙介绍，甚感甚幸。但伊素性疏慵，此语未识能恃否？”这个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吴昌绶确实性格内敛，不太爱凑热闹。故刘氏随后提出请缪荃孙出面与赵尔巽接洽，由张尔田就近进言以及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会商合作抄档等想法。因此前商务抄档计划未经赵尔巽允准，为不妨碍自己办事，他还特地留了一个心眼——在转托函中，没有透露商务印书馆也要借抄的消息。

然而事情进展不如人意。当张尔田与赵尔巽细谈此事时，后者说“馆中史稿皆同人惨淡经营者，未成书时断不能漏泄于外”，于是张尔田“剖辨，谓澄如老伯为《续皇朝通考》计，但钞馆中所储史料如实录、档案之类，与同人史稿无预，馆长始默然。窥其意大有难色，盖既允尊处，即不能不允菊生，菊生为营业起见，馆长所绝对不以为然者也”。可见赵尔巽有资料泄露和人情世故上的两难。为此，张尔田只得劝刘承幹继续观望或者等待张元济方面的交涉结果，自己则以手中长编先行勘对寄来的三册《清朝续文献通考》，签出应增应改各条目。对于这样的结果，刘承幹并未灰心。他请求缪荃孙再作一函，阐明自己欲抄与史稿无关的情况，并将希望寄托于赵尔巽与父亲的交谊以及吴昌绶的帮助。

经多方转圜，尽管不能随意查看长编档案，刘承幹还是破格获得了抄档的机会。为确保万无一失，刘承幹与缪荃孙商量后准备在张尔田外，邀请馆中另一协修——夏孙桐共同经理此事。夏孙桐在1915年夏季经吴士鉴推荐入馆，主要承担嘉道朝列传、循吏传、艺术传等编撰任务。因夏孙桐为缪荃孙妻兄，刘承幹又托缪氏出面请求。夏氏听闻后答应得十分爽快，打算与张尔田分年辑录谕折各项。刘锦藻、刘承幹则负责提供仿照殿本九通格式印行的抄写格纸以及所需抄资。

随着抄档工作的推进，在馆中致力于太祖至乾隆朝列传以及列女传、后妃传纂修工作的金兆蕃，亦成为刘承幹的求助对象。1922年初，鉴于象纬一门因劳乃宣于1921年去世而中辍的情况，刘承幹只得托金兆蕃请馆内当时负责天文志的柯劭忞（字凤荪）继续借抄档案。因与柯氏素无往来，他请求金氏居中斡旋：“前闻凤老处钞有钦天监档案（韧叟在日，似曾借钞一二），故欲借出重钞，以实《续通考》象纬一门，并非专就日月食而言，欲求长者询其可否借钞。若极其繁难，固不敢烦凤老也，亦何敢烦推步耶？”然而他未能得到柯劭忞的积极回应，只好作罢。不过直至1925年，刘承幹还在为抄档一事奔走，相继致函张尔田、金兆蕃，请二人出面让夏孙桐协助抄录馆中乐志。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发现，刘承幹为补辑《清朝续文献通考》展开的抄档活动，大致以该书本身的分类体系为准，依托张尔田、夏孙桐、金兆蕃等人对馆内外各种档案进行针对性抄录，展现出当时人面对浩繁档案时的取材策略和文献利用方式。尽管这些抄来的档案被明确为“留备增补续考”，但因未得见抄本踪影，加之材料所限，目前难以确定其中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被吸纳进《清朝续文献通考》各个类目中。不过，从张尔田“至皇子、皇女各门，原书小有疏舛，尚须参考玉牒，印丞可以介绍到玉牒馆查校也”的回复中，仍可略窥刘承幹所求档案在核校《清朝续文献通考》时的重要作用。最终，完成增补后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于1936年同其余“九通”由商务印书馆统一刊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刘承幹与张元济欲合抄档案而未成的遗憾。

三、清《实录》的抄录与抄本的利用

抄档补辑《清朝续文献通考》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刘承幹进一步开展清《实录》抄写活动打下了基础。到手的清《实录》抄本被刘承幹用于增补《清朝续文献通考》外，也通过转抄、借阅等方式，成为张尔田、朱汝珍著作和影印本《实录》的重要文献资源。

（一）清《实录》的抄录

根据吴格的研究，刘承幹抄录清《实录》一事始于1922年冬季的北京之行。事实上，在为《清朝续文献通考》抄档之时，刘承幹已认识到清《实录》的重要性，并积极探听抄录一事。如在1921年七月一日的函中，除向金兆蕃求柯劭忞所编史稿外，他同时询问道：“国朝《实录》除康熙一代外，自天命以讫宣统，共有若干卷？倘托人钞录，约需钞费几何？想史馆中必知大概，敬乞便中代为确查见示，是所至祷。”

金氏对此也有迅速的反馈，不仅为刘承幹抄来了《实录》行卷数，咨询馆中老供事统计了全书字数，还以千字四角为准，算出二千四五百元的预算以及千数百元的纸张、校对、装订、邮寄各费。在九月中旬的信函中，他则剖析了抄录一事的难点：“一因现在写手皆不能工且速，往往始勤终怠；一因馆中已苦经费竭蹶，究竟能支持到几时，无从照拟。”尽管如此，仍旧给出了工期三年的推断以及校对、纸张的费用，并提到徐世昌也有抄录的打算。十二月时，金兆蕃继续告知刘承幹馆中管库书记六人打算参与抄录，已为他初步选定刘富槐、屈爔二人为校对员的消息。

与金兆蕃接洽的顺利，让刘承幹态度愈发积极。不过面对昂贵的抄费、不确定的卷帙、纸样和酬金等，他有些许犹豫。因此在1922年秋季，刘承幹借溥仪大婚的时机北上，准备与金兆蕃、夏孙桐进一步筹划。夏孙桐深知其来意，在冬至日的信中向他描述了自己交涉后的相关费用以及安排，并询问后续意愿。见抄录一事确实可行，刘承幹也下定决心。因已在抱经楼书籍中购买到太祖至世祖三朝《实录》，所以他在回信中明确了抄录起止，并细说预估开支、完成难度、初步设想以及汇款流程等讯息，称：

此次缮钞，可从圣祖起至德宗止。据尊示每千三角核算，约需洋一万七千余元。卷帙固繁，钞赀亦属不少。鄙意以如此巨帙付钞尚易，托校尤难，决无人低首降心，肯为此事。敝处历来勘校卷少者尚且聊草塞责，故深知托人之难。现拟先行录稿，校则俟钞就再议。篯孙丈处亦已去函，托其与台端协商办理。惟琐琐渎神，殊不自安。经此酌定，即拟预事安排。承幹拟就近饬文楷斋刻一格板，所钞之纸，就近印送。最好行格悉照原本，俾免缮写时脱漏之弊，亦已托篯孙丈与台端酌示。至于付给款项，或分期，或按季，亦祈预先谈妥，俾可设法托商务书馆汇划。彼此受益，免耗汇费。质之尊意，谅亦为然也。

据同年实录馆统计的数据来看，其时馆内藏太祖到穆宗实录共“七百五十函，计三千七百五十八卷”，德宗实录则是五百六十一本。每卷平均四十叶，每本平均八十叶，每叶平均三百五十字，共约六百二十八万字。要将如此庞大的档案全部抄录，工程量不可谓不大。函中“卷帙固繁，钞赀亦属不少”一句也表明了此事的难度。“每千三角”的价格较去年千字四角的价格稍降，想来这是促成刘承幹重拾计划的重要因素。惟“一万七千余元”的估价与他同年十二月五日日记中“万五千元”的说法稍有出入，也远远高于夏孙桐“五六千元”的预期。文楷斋刷印的格纸，“用太史连，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格。版心上方刻‘□□皇帝实录’，鱼尾下刻‘卷□’字，供抄胥填写。版心下方，均刻有‘嘉业堂钞’四字”。至于请商务印书馆划拨款项，得益于刘承幹与张元济早已建立的合作关系。兹事体大，他还与夏孙桐约定随后面谈。

在写给金兆蕃的信中，刘承幹也是上述意见。除与二人协商外，他还请示了主事人赵尔巽。在1922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至东华门内清史馆，访金篯孙、夏闰枝，赵次珊馆长亦在，遂同商缮钞实录之事。”十二月五日，他再次拜访赵尔巽，“为抄实录事，谈良久”。随后，他先将抄费五千元汇至赵尔巽处；后续得知赵氏暂垫款项，又继续寄上五千元，请其仍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抄录，以归一律。

1923年初，夏孙桐来函透露抄写工作已经动工，写手六十余人，视情况还可续增的消息，朱师辙则言已抄好数百卷。四月中旬时，抄录进度已达到十之五六。同一时期，赵尔巽亦有“已成六百余册”的说法。正是依赖可靠的办事人员和熟悉的抄录流程，《实录》抄写工作进展异常迅速，1923年夏已基本竣工。完成校对和收尾工作后，全书于1924年春由金城托新铭轮船陆续运回上海。清点后发现太祖、太宗、仁宗等朝尚有缺页若干，刘承幹再请金兆蕃饬胥或复核或补抄。但馆中所藏《实录》部分缺失，金兆蕃等人只得借红绫本进行弥补。而《圣祖实录》原本字迹糟烂，正本又归清室善后委员会看管，难以借出，终未能补缮。

补抄工作的结束，意味着抄录清史馆《实录》一事告一段落。刘承幹随即投入抄录清《国史》的工作，并在1928年大致完成此事。需注意的是，据张崟1935年的记载，他参观嘉业堂时见《清实录》抄本共“八百六十三册，装十景厨”。这里的《实录》除抄自史馆所藏外，或许还有来自沈阳故宫博物馆的部分。因1930年刘承幹曾请求其时任职于东三省博物馆的金梁利用职务和位置之便，帮助补抄沈阳故宫博物馆所藏的《实录图》和太祖朝《满汉实录》。金梁回函则提到，《实录图》已付印不必另抄，太祖朝《满汉实录》仅抄汉文并奉呈等。最终刘承幹成功获得抄本《实录》四册刘承幹：《复金息侯（四月初七日）》，《求恕斋信稿·辛未》，第6108页。，并在数日后留下阅读的记载。

（二）清《实录》抄本的利用

赵尔巽因馆藏清《实录》“系史宬秘本，本不许流出于外”，曾屡次叮嘱刘承幹切勿宣扬抄档一事。深知档案珍贵且耗费多方心力、时间与金钱，刘承幹对此也无比珍惜。在书运回沪上后，他迅速组织人手清点，打算转运至建成不久的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中，并询问为自己编书的董康是否要将此纳入“善本书目”类，更在听闻《实录》被盗后愈发感觉副本的珍贵。

吴格曾言“早在《实录》于沪装订之时，交好如张尔田等求借，均遭婉拒”，给人刘承幹秘不示人的印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刘承幹将所藏清《实录》借给他人抄写一事，在他获得史馆所藏版本之前已有先例。彼时金兆蕃因分得天命、天聪两朝列传任务，向他打听记载辽沈旧闻的相关书籍；他回信提到手中的天命、天聪两朝《实录》可供利用。尽管由于路途遥远，出借并未成功，刘承幹对借抄一事的慷慨心态却可见一斑。因此，当张尔田来求《实录》抄本时，他也破格为其提供了相关材料。

张尔田在离开史馆后，开始修订其于馆中所纂的《后妃传》。因材料难求，他不得不向刘承幹求助这份“天壤间至宝”。在第一次请求后，刘承幹回复道：“承询所钞列圣《实录》，已荷次珊制军饬胥抄竣。以敝筑嘉业书楼行将工竣，现在急须编理此书，陈设希古楼，须制专箱，故已运回浔地。且书楼规则，许入不许出。虽承雅谊，有妨台命，歉仄良深。”显然是拒绝之意。然而考虑到张尔田诚心恳求，刘承幹后续的口风稍有松动：

列圣《实录》已运回书楼，破例云云，似难遵命。因假观者甚多，而又半多交好，一破例，则此后戚友之要求，潜移默借，无所不至。惟幸此书未经装订，现在取订一朝，订好再换。此刻正订康熙，而雍而乾而嘉，以次就装。迨至道光时，弟当就近通知，约略一检。此间装订，与图书馆所定规约，限期半月，无论何书，视此为率。俟将来装订，由馆雇人，方将此议打消。假公一览，殆亦不破例中之破例也。

在信末他追加道：“馆例本不应如是严苛，亦由十年以来，友人假阅，往往历久不归，甚至随意散佚，不得不例订从严，此弟不能遵办之苦衷也。”

至于刘承幹为张尔田破例的具体操作，则是“将待查之处，逐一开出，某朝某年某月，详细示知。弟当与醉兄竭二三日之力逐条一翻，有则录览”。这与其日记中“检查本朝《实录》数节，命履冰钞出，以张孟劬撰《国朝后妃传》，托予代查者也”的记载呼应。此后刘承幹又多次为张尔田检阅实录，陆陆续续抄来的各条连带同时提供的《八旗通志》《大清会典》等书，共同成就了《清列朝后妃传稿》一书如今的面貌，各朝《实录》也被写进书前的参考书一栏。

张尔田外，朱汝珍为完成著作亦来借抄《实录》。获知朱氏所求的刘承幹很快行动：“于光绪《实录》内钞录光绪一朝新进士引见、庶吉士散馆之谕旨。”并在不久后致函通知其人。在次年写给刘承幹的信中，朱汝珍继续请求道：“弟所辑《词林略历》，于咸同两朝尚有二三十人未及考悉。闻尊斋有文宗、穆宗两朝《实录》钞本，如能将各科引见散馆庶吉士谕旨抄录见示（其引见各科新进士谕旨不必钞录），则感激无既矣。”对此，刘承幹慨然应允，在送去抄录谕旨的同时，还赠送《八琼室金石补正》一部。

与张尔田、朱汝珍不同，同时期罗振玉为南斋题名一事曾直接借观《实录》。1926年借赴沪机会，他致函刘承幹说：“闻尊钞列圣《实录》已告竣，现拟编定南斋题名，求先假道光朝《实录》一检，检毕奉完，再易以后者。千祈勿却，断不污损迟延。”又云，“承假《实录》已敬检讫，兹奉完，祈再假文宗朝《实录》一检”。因罗氏此举的意义所在，刘承幹不敢怠慢，迅速答应了他的请求，在道光朝外亦将文宗朝六十一册陆续呈上。不过1936年伪满洲国影印列朝《实录》竣工在即，宝熙、罗振玉为缺损的文宗朝致函刘承幹求借抄本时，采取的仍是抄寄补录的方式。收到消息的刘承幹十分爽快，“当即函致敝楼，旋据抄竣寄来”，为清《实录》的影印出版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有意思的是，在《实录》正式印出前，刘承幹一度担心自己所抄《实录》副本将成废品，曾有趁早出让的想法。《实录》印出后他获赏一部，由王季烈代领，数量则是1220本。他也因手中有了这一印本，反成为金兆蕃借抄求助的对象。

四、辛亥后史料抄录计划的流产

在清《实录》抄录活动完成后，刘承幹继续扩展抄档计划，将目光投向清室小朝廷，希望通过借抄方式保存辛亥后史料。然而与抄档的顺利相比，此次尝试波折不断，最终让他心灰意冷。

清《实录》抄录工作完成的1924年秋，北京政变的爆发让以溥仪为首的小朝廷诸人不得不离宫出京，奔赴天津。面对皇室颓废的局面，身为遗民的刘承幹在无可奈何之际，以藏书家的敏锐度察觉到若此后文献记载全无，难以信今传后。于是1926年时，还在进行清《国史》抄写活动的他，趁正任职于小朝廷南书房的罗振玉在沪的契机，与其商量搜集裒录辛亥以后、甲子以前的史料，“欲如《行朝录》《南渡录》之类”。在将这一想法告知吴士鉴后，也获得了后者的支持。正如吴氏所言：“我朝以禅让付之民国，与历代不同。壬子以后，必应有纪载，以成信史，方足以示后来。”《刘承幹友朋尺牍》第三编卷二，第128页。在后续信函中，吴士鉴进一步说道：

承示壬子以后大事记，必须及早搜集成书，以免散佚。盖自逊政以还，已无丛刊之阁钞，仅由内务府大臣存记，档册恐只一份，未必传钞。世文端逝后，上年绍越千又歾，耆、宝二人平居不洽，荣公恐不注意于此。甲子十月之巨变，不知此档册能否完全携出。倘仓卒之中，竟为委员会监视，不得携出，则此时万无保存之望。静言思之，至为痛心。即使有人传述钞录一二，必不能完全也。兄既有意载笔，务必先托叔蕴在北方踪迹此事之究竟，然后再请设法录寄，以备恭纂。倘如天之福，不至弃遗，则及早为之，弟当参赞末议。更有一层可虑者，则现在侍从寥寥，而竟党派纷歧，较昔年十倍。弟是以北望宣南，而久已志灰心死也。

吴士鉴在信里不仅指出鼎革后小朝廷档案保存方式的变化，也注意到档案管理人——内务府诸公：世续、绍英、耆龄、宝熙、荣源等人的现状和对此事的态度。北京政变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的接收，加之溥仪周边侍从之间复杂的党派斗争，更增添了档案抄录的难度。所以他认为只得寄托于身份便利、相对可靠的罗振玉。

随即北上的罗振玉，开始了与小朝廷诸人的接洽。他在1926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刘承幹的信函中言：

辛亥后史料与南斋同人及园中报事诸人商之（且有不谓然者），初不得端倪，后思内务府司员必有知此者，乃问之驻园办事之查□（此人至诚可靠），因知每年皆由记注，但存旧府，可以设法传钞。惟向有主者三人（皆困乏不能自存），又禁中看守之人须行贿，当可办到。一面须通知在京诸大臣中之一人，因彼为属下，不敢自□。弟意此事不宜声张，必须慎秘，因全无心肝及不晓事之人太多，且紫阳非知大体者，故由弟密函宝瑞老。至所请主持之三人与禁中守者，已诺加赠给。查君言此刻非亲往一一秘密商办不妥（且云园中各报事人不可告语，亦诺之矣。高密前亦不可提及），先须请假，定一行出力办到，以酬高谊。此事竟得报命，良出意外，皆我公忠荩之诚所致。亟飞报左右，并请迅汇六七百元，以便查君进行传钞及酬主者、典守者为荷。

在此信中，首先可见的是小朝廷诸人对此事的态度不一。众人因已离京，对档案的管理和控制也可谓鞭长莫及，无法提供进一步的帮助。好在具体办事人尚有门道，不过仍得经过行贿内务府主持者、档案看守人以及告知在京大臣等多重关卡。又因考虑到事情的隐秘性，需要寻找可靠的办事人，所以张园报事人郑孝胥（高密）和不知大体的在京大臣朱益蕃（紫阳）被罗振玉排除在外，宝熙成为他的理想人选。

收到复信的刘承幹欣喜过望，连忙通过商务印书馆汇上七百元以促成计划，并向吴士鉴和关注此事的张尔田分享了喜讯，还询问是否可将详情告诉杨锺羲。因杨锺羲曾来函主动提及：“近年史料，陆续钞辑，甚盛事也。昨与瑞臣侍郎商略及之，辛亥以后，每年有大事一函，如欲录副，彼可代觅钞胥，由尊处开支笔墨费用，俟赐覆到时便可照办。”表明他和宝熙均乐意帮忙。收到刘承幹肯定的答复后，杨锺羲也积极与宝熙、罗振玉接洽。鉴于时局紧张，刘承幹迫切希望罗振玉能“从速进行，俾可剋期结束”。1927年时，他先后发信询问“畴昔允钞档案，谅早从事于斯……未知积稿若干”，“畴昔蒙允代钞档案，此事谅早进行。虽兵尘间阻，百事因循，顾乃国故攸关，执事当更加意”。

尽管诸人兴致勃勃，最终却无功而返。在1927年十一月来函中，罗振玉不无抱歉地说道：

兹启者：去年商写史料事，弟与宝公言明，一面与笔帖式查厚田商榷，由其友人承办，当付三百元。乃查君谓宝如允许即可，而宝则谓非商明润、朱不可，因此迟滞。及去秋宝出润留，乃与润言，润允酌办。已而朱又复职，润又言非商朱不可，而朱竟不允。弟乃托查径托其友，查君为人至慎，甚以为难，乃近日查亦开除，此事遂无办法。查昨来言，所付三百元未敢动用，仍在其友处，年内定奉璧（此人诚实，必不虚）。查君交来时但有将前次之款奉璧。此事展转年余，竟不克报命，不得不佩当道之所为也（弟亦抱歉殊甚）。

除具体办事人姓名可明确外，这里的润、朱当指载润和朱益蕃，前者于1926年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结合上引罗函可知，尽管罗、刘二人想秘密展开抄录工作，但宝熙认为事关重大无法一人决断而必须告知载、朱，结果导致事情拖延。随后因人事变迁和意见的反复，使局面毫无转圜余地。

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这样的遭遇不仅让杨锺羲感叹“主其事者，竟付漠然，官僚习气，沿袭至今，万事因循，凡百颓废，言之慨然”，也使刘承幹“恐终徒托空言耳”的判断一语成谶，辑录甲子以后史料的计划胎死腹中，更令他兴味索然：“辗转年余，终为紫阳沮止。飘摇皇室，左右犹如此存心，毋怪乎志士伤心，贤人短气。此后承幹亦不愿再问讯矣。”面对好友的失望之言，罗振玉只能开解道：“史料事当道竟孤雅谊，可为浩叹，然其平日误事尚有千百倍于是者，尚何言哉。”自此，本就打算收束抄书、刻书局面的刘承幹，除继续清《国史》抄录的收尾工作外，再无大规模抄录清史档案的心思。

结   语

研究者已注意到，包括刘承幹在内的诸名家抄本“往往用自家专门抄书格纸，版心或栏外印有堂号，书中常常有校，有抄书题记，钤有印记，这种所谓名家抄本大都属于稀见之物，应格外重视”。不过，本文所关注的并非抄本本身，而是其背后所涉及的抄录者、抄录过程、流传途径及文化意涵。

就上述考察来看，刘承幹抄录清史档案活动既有私心，也有公心。1917年开启的抄档工作源于个人需求，旨在补辑《清朝续文献通考》。此后的清《实录》《国史》及辛亥后史料的抄录计划，则出自对清史文献价值的认可。如果说史馆后期经费的紧张为刘承幹顺利抄档提供了客观条件，那么保存史料的责任感则是驱使他开展抄录工作的内在动力。数量众多的抄本是刘承幹多年努力的最终成果，与友朋的往来书札和私人日记则记录了他在这一过程中付出的时间、心力、赀财及种种奔走细节。

尽管辛亥后史料抄录计划的流产，反映出时局动荡与人事纷争对抄档的深刻影响，构成了刘承幹抄录活动的转变与局限；然而刘承幹以个人力量积极介入清史文献的保存工作，通过抄录、收藏、转抄、借阅等举动，将藏于石室金匮、数量庞大的清史档案转化为可供利用的学术资源，其贡献不容忽视。从档案抄录到抄本利用，这一过程也展现出刘承幹在清史文献流通网络中的独特地位。鲁迅对刘承幹曾有“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的评价，如此形容也契合刘承幹的抄档活动。他的抄录实践在延续传统的同时，悄然回应了时代的学术需求。正是包括刘承幹在内的传统学人在文献整理事业中付出的不懈努力，使大量珍稀文献得以保存，从而为后世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王思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6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