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关于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报告书的制作、流向及其与日本军方的关系，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基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的报告书制作费凭证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的调查报告书手稿等核心资料，研究发现，1907年至1916年间，报告书在撰写阶段仅有一部“正本”，并无“副本”。“副本”的制作由东亚同文会本部负责，每次复制三部，并全部提交外务省，再由外务省分别转送参谋本部和农商务省。此外，东亚同文会还通过《支那省别全志》等出版物面向日本社会整理并公布报告书内容，然而其中存在严重删减，旨在掩盖“大旅行”的真实意图。

关键词：东亚同文会  东亚同文书院  “大旅行”调查报告书

 引   言

1900年，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华设立“南京同文书院”，以培养“中国通”为主要办学目的。一年后，书院迁往上海，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1902年，在院长根津一、教授根岸佶等人策划下，书院开始组织学生以“修学旅行”名义前往中国重要都市开展实地调查，此后每年如之。1907年，“修学旅行”从通商口岸扩大到中国内地，东亚同文会相应提出“大旅行”称谓，以示与之前的调查相区别。之后，“大旅行”持续实施30余年，每年形成的报告书均超过万页。这些情况，学界已有共识。但是，报告书的流转和利用情况，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迄今仍有不少疑点。

1930年，书院官方在编写“三十周年纪念志”之际，明确记载每年的报告书都会制作若干部，“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每回一部寄赠”；1940年编写“四十周年纪念志”时亦沿袭此说。1998年是东亚同文会创立100周年，其后身“霞山会”组织出版了《东亚同文会论考》一书，书院毕业生江头数马执笔的《昭和期的东亚同文会活动》指出，调查报告书“是手写在薄纸上,夹带着碳纸复制五份,然后装订成一本书”。相比前说，这里提示出两点新信息：其一，报告书共复制5部；其二，“副本”是通过复印纸与手稿本同时生成。不过，作者在书中没有指出文献上的依据，大概是据回忆描述。2001年，日本学者薄井由出版《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提出调查报告书“每年印5份抄本，分别提交给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在东亚同文会、同文书院也各保存1份”。此说与江头的说法基本一致，又进一步指出了5份报告书的流向。遗憾的是，薄井此说没有相应注释，说服力打了折扣。同年，爱知大学（东亚同文书院后身）教授藤田佳久为纪念书院创立100周年撰文指出，报告书制作的数目及其去向，在日本一直存在争议，而这关乎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相：比如，有人认为书院学生在编写报告书时使用“碳酸复印纸”制作了复制本，其中包含了送往参谋本部的一份；如此一来，书院学生的调查成果就会被军方“以某种形式利用”，这进而影响到战后日本关于书院的一种传言（即该书院是一所“间谍学校”）是否成立。为澄清争议，藤田教授在针对健在毕业生的调查问卷中，特意提出一个问题：报告书作成时，制作了多少部？大多数受访毕业生都回答只制作了一部“正本”，即手写本。但也有受访者回答制作了两部或三部“副本”，还有个别人回答四五部或六七部。这一情形对“5份副本说”形成巨大挑战。并且，受访者回答差异如此之大，让藤田教授也难以给出定论。他最后推测说：学生制作的报告书，很可能只有3份，分别是提交给书院的“正本”（即手写本）、提交给书院母体东亚同文会的“副本”和提交给外务省（“大旅行”资助部门）的“副本”。除此之外，可能还存在其他“副本”，如参谋本部得到的“副本”，但它们“不太可能是学生制作的，而是通过其他渠道制作的”。显然，这次问卷调查无法为上述争议提供确切答案，而是提供了更多的说法。截至此时，各说的分歧焦点主要归结为两大问题：（一）书院学生在编写报告书过程中，除“正本”外，是否复制了“副本”？如有“副本”，到底有几部，各流向了哪些部门？（二）除了书院，报告书的制作是否存在其他“渠道”？参谋本部通过何种“渠道”得到报告书？

2016—2017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相继整理、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及其“续编”，大量的报告书手稿本原件以及据手稿本形成的“誊抄本”得以重见天日。同期，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以数字化形式公布了不少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报告书制作费用凭证。这些都为考察报告书的制作和流转问题提供了关键材料。借助它们，上述争议有望得到部分澄清。考虑到全部报告书的体量太大，且不同时期的制作与流转情况不同，本文拟先对1907—1916年的情形做考察。

一、报告书手稿本原件的形成

“大旅行”调查报告书是在前期调查活动基础上形成的，要考察其形成和流转过程，有必要先弄清之前的调查活动如何实施。

正如先行研究所指出，“大旅行”有着浓厚的官方色彩，其主要经费来自于外务省的补助金。为了得到经费支持，东亚同文会在1907年“大旅行”开始前夕，向外务省提交了《支那调查三年计划案》（以下简称“《三年计划案》”），报告关于调查活动的中长期规划。此外，每年的“大旅行”实施前，东亚同文会还会另外提交当年调查活动的“预定计划案”。从这些文书中，能看到调查活动的主要动机和方法。

《三年计划案》的绪言指出：东亚同文书院成立 7 年来，每年组织学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商务、工业等百般事物进行调查，编写出《清国商业总览》《支那经济全书》等出版物，通过这些书籍可以明了中国大势。但是中国内地情形错综复杂，未尽其详。如果要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商务等“一切事物”做精细了解，必须要有大量人员深入内地，或长驻其“名都要津”做详密调查。从中可知，计划中的“大旅行”调查思路存在着“求全”的特征——在地域上要覆盖中国全境，在题目上要囊括“政治、经济、商务等一切事物”。在这种思路支配下，每年的“预定计划案”在设计调查题目时，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安排。以1907年的“预定计划案”为例。“旅行调查班”的调查题目分为四个大类：1.地理；2.经济；3.商业；4.政治。每个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其情形如下：

地理：甲  山河形势；乙  气候及地味；丙  人口、都邑及人情风俗；丁  各种生产事业；戊  交通运输及税关。

经济：甲  田圃及宅地；乙  资本家事情；丙  劳动者事情；丁  物价；戊  人民生计程度；己  财政；庚  外国人企业及势力。

商业：甲  贸易大势；乙  重要商品；丙  商业惯例；丁  商贾及组合；戊  度量衡、货币及金融。

政治：甲  行政；乙  军政；丙  司法；丁  教育；戊  宗教。

“驻在调查班”的调查题目与此相近，不再赘述。1911、1914等其他年份的调查计划中所见题目，在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上与1907年高度相似，只是二级标题下有进一步的分类。比如，第一级标题“地理”之下的第二级标题“沿途形势”又细分为“甲，沿途概况”“乙，山岳”“丙，河流和湖泊”等。这表明1907年确定的调查纲目日后仍在大体沿用，1917 年之前基本不变。

如此之多的调查题目，需要足够的人手与精密的分工。因此，每年的“预定计划案”都会将调查题目与人员配置合并考虑，事先确定好每一类题目的人员数量。其具体方案是“3×2+1”模式，即每个“旅行调查班”安排7名人员，其中“地理”“经济”“商业”三大类题目，各安排2名“商务科”学生，一共6人，第四个大类“政治”安排1名“政治科”学生。由于存在伤病、考试不合格等意外情况，这种方案无法完全落实。但是，分工调查的原则在调查阶段都得到了贯彻。在1908年5月的东亚同文会会员大会上，干事长根津一（兼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报告说：第一回（1907年）“大旅行”调查中，一共安排16个调查班，每个班6—8人，“分工负责不同的问题”。另外，在学生每年提交的“大旅行日志”中能看到更详细的分工。比如1908年“赣闽粤线”调查班共8人，其中池永醒三、近藤龙雄2人负责“山河形势、气候及地味”“人口、都邑及人情风俗”“各种生产业、交通运输及厘金”等3个方面；吉崎次朗、金井胜三朗2人负责“劳动者事情”“人民生活程度”“外国人势力”“田亩、宅地及资本家事情”；大藤义夫等4人负责“贸易之大势”“商贾及组合”“商业惯习”“货币、金融”。同年“津浦线”调查班的分工是：河野仲之介负责“山河形势、气候及地味”“人口、都邑、人情风俗”“田园和宅地”“财政”；儿玉英藏和吉见孝悌负责“各种生产事业”“交通运输和税关”等。由此可知，各“旅行调查班”的调查题目是统一的，但分工方法是灵活的，未必每个大类下各有两人。常见情形是按调查纲目中的二级标题进行分配，每人负责若干个。这种方式对于报告书撰写阶段的工作量来说，大体适宜。

由于预先确定了调查题目和分工协作的原则，每年“大旅行”期间同一调查班的成员是带着不同的问题分别收集材料，实际的调查对象和调查时间各不相同。1907年“天津班”的“大旅行日志”记载，他们是7月6日从上海出发，11日到达天津，13日开始“各自按照调查题目展开调查”。到8月23日，马场锹太郎生病，其他成员考虑到他担当的调查题目已经基本完成，就同意他提前回国，剩余人员则继续调查。可以想见，这种分头行动的结果，是每个人仅熟悉自己调查领域内的情况，而对其他领域近乎一无所知。并且，调查过程中形成的调查资料种类繁多（包括文书、地图、拓片、照片等），为数又极大，不可能统于一人之手进行整理。这些决定了报告书撰写也只能是分头进行，即每人按照各自负责的调查题目分别起草一部分，然后以“拼盘”的形式提交书院。《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中收录的报告书手稿本影印件恰好证实了这种推想。该丛刊收录的1927年“京津经济调查班”的报告书手稿本第一卷第一编（“烟酒税”）部分由松代冏次撰写，第二编（“盐税”）则由内田正喜撰写，第三编和第四编的执笔者也各不相同，每人起草的部分有一个单独的目录。由于1927年之前的调查报告书手稿本下落不明，尚不能完全确定在本文的研究时段内（1907—1916）报告书手稿本也是同样的“拼盘”形式，但二者应该不会相去太远。

如果上述推断无误，则报告书在撰写阶段不可能制作“副本”。道理很简单，某一个调查班的手稿本由于是分头撰写，每部分的笔迹不同、工整程度不同、笔误多少不同。如果在这个阶段用复印纸制作“副本”，则每个“副本”都存在多种笔迹，无法做到整洁统一。这样的“副本”如何能提交给外务省等官厅？因此，前述针对毕业生的问卷中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可靠的，即调查学生制作的报告书只有一部“正本”（即手稿本），并未复制任何“副本”。这一推测还可以从报告书手稿本的形成时间来做进一步考证。在1907年“营口班”提交的调查资料（调查报告书及“大旅行日志”）中，有“营口驻在班班长太田外世雄致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殿。明治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字样。这表明报告书手稿本提交书院的时间是1908年2月29日。同年“京汉班”提交的调查资料中，与报告书同时提交的“卫生日志”封面上有“明治四十一年五月”字样。据此，该班报告书手稿本提交时间是1908年5月。按照惯例，“大旅行”是在每年的7月开始，10月前后结束。此后，调查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整理材料、撰写报告书。考虑到报告书有代替毕业论文的用途，而书院每年的毕业典礼是在6月，上述两份报告书手稿本的形成时间应该具有代表性，即大多数调查书手稿本都是在调查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年2—5月间撰写完成并提交书院。但据外务省档案，东亚同文会向该省提交“大旅行”调查报告书的时间，却往往是调查活动完成后的第三年，甚至更晚，详见表1：

若如藤田教授推断，学生制作报告书“正本”时，即制作了提交外务省的“副本”，似乎不必间隔如此之久。更大的可能是，制作报告书“正本”时，并未制作“副本”。书院在得到“正本”后，有另外一个环节制作“副本”，因此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二、报告书“副本”的制作及去向

那么，是否真有这样一个制作“副本”的环节？假如有，是由书院制作还是其母体东亚同文会制作，抑或其他渠道制作？1909年6月，根津一向外务省提交了第一回（1907年）“大旅行”调查报告书的制作费用清单（见图1），借助其中的记载，上述疑问可以得到部分解答。

图1  第一回报告书制作费用清单

该清单罗列的各项支出中，引人注目的是“碳酸纸”费用。“碳酸纸”即复印纸。既然有这一支出，意味着该清单对应的报告书制作过程中存在复制情况。那么，复制本可能有多少部？在正文用纸费（即图中的“本文用纸代”）的页数（即图中“枚数”）一栏，注明是“三通分（份）”，这里的“三通”可能指三部。再看抄写费（即图中“笔写料”）一栏，抄写页数是16554页，而正文用纸页数是49662页，恰好是前者的3倍。这意味着，抄写人员抄写了一部报告书，同时用复印纸复制出两部，合起来生成三部报告书“副本”。这与“三通”的记载刚好相合。

此外，该清单“备考”一栏有句话也值得重视：“杂费”包含了“原稿以及用纸的邮送费用”。“原稿”，在日语中有“草稿”“手稿”的意思。这提示出：由学生撰写的报告书手稿本在提交书院后，很可能由书院邮寄给东亚同文会本部，然后由本部组织人力进行誊写和复制。实情是不是这样呢？带着这一问题，笔者在外务省档案中找到了更多的报告书制作费用文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制作人员和文具商店、“制书所”等留下的收款“凭证”。这些文书除了能揭示报告书的制作者，还能反映制作过程。

首先，上述收款人在领取费用时，收据的行文对象是“东亚同文会御中”或“东亚同文会本部御中”。这表明，报告书的制作费用由东亚同文会本部支付。同时，这些人员在收据上留下的地址，显示他们都在日本国内（大多在东京）。二者结合可证明，上述推想无误，即东亚同文书院在得到调查手稿本后，寄给东京本部，由本部在日本国内组织人员抄写、复制。

其次，报告书在制作期间，有两类人员配合。一是统筹协调日常工作的事务人员，二是抄写人员。他们在领取报酬时，相应形成两种收据：即“报告书制作事务津贴凭证”和“笔写料凭证”。从这些“凭证”看，前者的报酬是按月支付，一般为15元；后者的报酬是计件支付，抄写一页报告书“普通文”（即日文）可获得 3 厘（0.03 日元），一页中文或图表则为5厘。事务人员的数量很少，一般每一回报告书制作期间只有2 人，担任这一工作的主要是大原武庆、柳本贤太郎、日田次郎和山本熊一。后者的人数较多，一个制作周期有10人左右，如第七回（1913 年）报告书的抄写者是日田次郎（兼事务人员）、长谷川豁、堀秀房、大东吉丸、村上久吉、円见保太郎、内助七、山下永亮等8人；第八回（1914 年）则是日田次郎、长谷川豁、堀秀房、大东吉丸、门田繁盛、安宅计作、安田龟次郎、川井正久、堀内干城、本川长夫、清水董三等 13 人。值得注意的是，两类人员的报酬在行业中都堪称低廉。根津一在向外务省报告第一回报告书制作经费时指出：正常的抄写费标准，每页要 8 厘左右，但“本会讲求特别的办法”，实际价格只有一半。所谓“特别的办法”，就是让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或本部工作人员来充当上述人员。如前面提到的大原武庆是东亚同文会本部的“干事”；柳本贤太郎是书院第二期毕业生；堀内干城是第八期毕业生；山本熊一是第九期毕业生；日田次郎、长谷川豁、本川长夫是第十期毕业生。他们都有各自工作，制作报告书系兼职，要价自然不高。并且，第五期之后的毕业生都参加过“大旅行”，熟悉报告书手稿本的内容和体例，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另外，报告书有涉密内容，用他们抄写可以起到保密目的。因此，报告书的复制虽然不是由东亚同文书院完成，实际上仍出自书院学生之手，只不过是一批被挑选的学生。

第三，抄写人员在提交收据之际，会附上一个表格，注明他们该结算周期的工作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抄写报告书的进度。如1915年2月24日，日田次朗在领取当月抄写费用时，注明他当月抄写的是第七回（1913年）“大旅行”调查报告书的第8卷第11编的全部，合计210页正文和11页图表。到了3月25日领取报酬时，又注明本月抄写的是同一报告书的第12编全部，合计185页日文，4页中文，5页图表。同期的抄写人员还有长谷川豁等7人，他们的进度与日田相当，即每月一般抄写200页左右，8人合计1600页左右。而每一期制成的调查报告书都在15000页左右，这意味着全部抄完需要10个月左右。这就可以很好解释为什么从报告书手稿本形成，到东亚同文会向外务省提交报告书，会间隔一年左右。

第四，报告书抄写完成后，由事务人员编写“总目次”，然后交“制书所”装订成册。装订方法一般以调查班为单位（后期有所变化），按复制本的厚度不同，被装订成3—9册不等。每一册都有一个统一的封面，上面有某某线“调查报告书壹”或者“贰”“三”（下略）字样。这种封面是调查书手稿本和复制本的显著区别。

报告书在制作完“副本”后，自然要提交有关部门。这些部门到底是哪些？要解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副本”的数目做进一步探究。上文据根津一提交的第一回调查报告书制作费文书，得知复制的数目是3部（包含誊抄本在内）。但这3部有没有可能只是提交给外务省的“副本”数目，此外还有若干“副本”用来提交其他部门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无法完全排除，但可能性甚小。第一回报告书的制作费是829.457元，按当时日本的物价水平，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当时，东亚同文会从外务省领取的“大旅行”经费是每年10000元，但这不包含报告书制作费。因此，这笔经费需要东亚同文会另筹。1909年4月，根津一为筹措第一回报告书的经费，向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求助，希望该部能提供800元的报告书“誊写费”。宇都宫再三设法，最后提供了500元，到当年11月才交付。可以想象，在3部800余元的制作费都如此难以筹款的情况下，东亚同文会如何制作更多“副本”？因此，第一回的报告书应该只有这3部。那么，第二回、第三回以及更晚报告书的“副本”数目会不会有所增加？1914年，东亚同文会获得外务省新一周期的补助金，“大旅行”经费增加到每年2万元。但同期因创办了“农工科”，学生人数增加，“大旅行”的花费更多，报告书制作经费依然不会宽裕。其次，前引报告书制作费“凭证”显示：截至1916年，制作人员的报酬一直没有变化。第一回报告书每页的抄写报酬是4厘，假如之后的报告书“副本”有增加，这意味着书写时要有更大的笔压（“副本”是通过复印纸制成，必须笔压足够才能文字清楚），抄写人员自然会要求更多的报酬，但这三年间这类报酬并未增长（日文3厘每页，中文和图表5厘每页，平均下来也仍是4厘）。同期，事务人员的每月津贴也未提高。报酬不变意味着工作量不变，因此每年复制的“副本”应该是相等的，即一直都是三部。那么，这三部是不是如东亚同文书院“纪念志”所说，分别提交给外务省、参谋本部、农商务省各一部？实情并非如此简单。

第一回报告书是分期提交，即做好一批提交一批。在1909年5月提交部分报告书之际，东亚同文会所附公函称：“谨呈支那内地大调查报告书，内京汉、粤汉两旅行班调查报告书各三部。别册目录三通。”收件人是外务省“政务局”。此处清楚显示：三部“副本”是全部交给外务省，并非只是“一部寄赠”。在提交“芝罘班”报告书时，所附的公函也写明“净书三部，各八册”，这里的“净书”即“誊抄本”及其复制本。可见，至少第一回的报告书“副本”是全部提交外务省。第一回之后的情况未见明确记载，但笔者注意到此次报告书提交后，外务省在“北京班”报告书上盖上了“机密”的印章；1908年“长江班”报告书封面上也有同样情况。这意味着部分报告书内容不适合公开。既然如此，东亚同文会在尚未得知外务省处理意见的情况下就将报告书同时寄送其他部门，似乎不合程序。据此可谨慎推定：之后的报告书“副本”也像第一回这样，全部提交外务省。既然如此，那参谋本部和农商务省还能否得到报告书？在外务省档案中，收录有1908年10月14日东亚同文会的另一份公函（见图2），其正文是报告第一回报告书中“浙赣湘线旅行班”的“净书”制作完成。此次提交的数目仍是“三部”，收件方仍是外务省“政务局”，这与前文所述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公函上方有一处眉批，文字如下：

一部交付福岛参谋次长，一部在政务局。

从语气来看，这段文字是负责外务省文书保管工作的“记录课”人员所留。文中“福岛参谋次长”，即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这里清楚无误地显示，三部“副本”提交外务省后，其中一部由该省交付参谋本部。

图2  1908年10月14日东亚同文会致外务省政务局公函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该交付行为是外务省单方面的意志？还是东亚同文会也知情？这牵扯到藤田教授重视的另一个问题：即“大旅行”与日本军方的关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1913年5月东亚同文会会员大会上，根津一有如下报告：

我们正在努力完成第六回（引者按，1912年实施）中国内地调查旅行的报告书。报告书的页数也达到了一万五六千页。加上之前的报告书，我们目前收集的中国内地调查报告书已经超过十万页。这些报告书已分发给参谋本部、农商务省、外务省等多个部门，并被借阅给各方面参考。

1934年6月，东亚同文书院致伪满洲国吉林省公署的公函中也写明：

敝院二十余年来，利用夏期休假派遣最高级生分赴东亚各地调查一切，并收集资料。结果每年除报告外务、陆军两部外，复刊行《支那经济全书》十三册。

这就表明，报告书交付日本陆军，东亚同文会完全知情。进而可推论，“大旅行”在服务日本军事扩张方面没有藤田教授推想的那么保守（关于这一点，下文第三节还将补证）。同时，根津的报告还印证了书院“纪念志”中的说法：即报告书还会交给农商务省一部。前引1908年10月14日公函上的眉批之所以没有提及农商务省，应该是留在政务局的那一部报告书还未处理完成。而按外务省文书流转的常见过程，政务局处理完成后，会交给本省“通商局”进一步处理。该局处理完成，再转交农商务省是合乎情理的，毕竟报告书中有大量“商务”方面的内容。

外务省作为最先接受报告书的官厅，它保存的应该是制作“副本”时的“誊抄本”（即抄写人员手抄的那一部），最方便读者利用。另外，据1924年11月7日东亚同文会致外务省的公函：自第一期“大旅行”以来，每期“大旅行”的报告书都连续提交。故外务省保存的报告书，至少截至本年是连续而完整的。不过，目前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已公开者，仅有1907年（第一回）、1908年（第二回）和1915年（第九回）三年的能看到全文，另有1909、1911、1912、1914年的能看到目录。将这些资料与上述报告书制作费用“凭证”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公布的相关资料等结合起来看，可发现报告书“副本”的制作方法前后有所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至六回（1907—1912）“副本”的制作是一种简单复制。从这一时期的报酬“凭证”中能看到，抄写工作是以调查班为单位，一个（偶尔两个）抄写人员从头到尾抄完某个调查班报告书手稿本。按这种方法，报告书手稿本中的卷、编、章、节框架，原封不动得以保留。因此，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布的1907—1908年的报告书复制本以调查班为单元，各班报告书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连续而完整。这种复制方法还谈不上“整理”。“副本”制作的意义，除了“一生多”，就是“干净化”，即把“拼盘”式的手稿本统一笔迹，使其大致工整。正因如此，上述东亚同文会公文把这时期的“副本”称为“净书”。

第七至九回（1913—1915）的“副本”制作，“整理”成分增加。从报酬“凭证”看，该时期是先按专题确定若干“卷”，之后抄写人员以“卷”为单位，每人负责抄写某一卷或该卷某一编的内容。比如1915年复制本“总目录”中，第一卷是“厘金、盐政和国债”，第二卷是“矿业”，第三卷是“交通运输”（下略）。抄写人员在抄写时，将各调查班报告书手稿本中关于“厘金、盐政、国债”的集中归入第一卷，关于“矿业”的归入第二卷，关于“交通”的归入第三卷。如此一来，撰写阶段以调查班为单位提交的手稿本原文被拆分，按新的编辑思路重新排列组合。于是，今天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看到的1915年报告书复制本的目录和正文，都不再是以调查班为单元。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目前未见明确记载。不过，笔者注意到它是从第七回报告书开始。而这一年的报告书，是1914年春撰写手稿本，1915年2月前后制作“副本”。这期间发生的一件大事是，日本内阁批准了东亚同文会提交的《对支那经营助成案》，并提供15万元的经费（时在1914年5月）。经此，东亚同文会的调查和编纂活动更是主动服务于日本官方的对华扩张。而该时期日本外务省的要务是逼迫北洋政府答应“二十一条”。因此，它对中国的关心不是想全面了解国情，而是聚焦于时局中的若干热点，比如“二十一条”中涉及的矿山问题、铁路问题，以及同时期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涉及的“财政”问题等。对于这样的需求来说，东亚同文会按最初方法制作的报告书不方便利用。试想：外务省若要通过报告书了解中国矿山方面的情况，它需要逐个翻阅各班的报告书找出相应内容来。且由于各调查班的报告书是分别起草，同一类内容的卷次、编次并不完全一致，章次差别更大：同样是“矿山”的内容，在甲班报告书中可能在第二卷第三编，在乙班报告书中则可能在第二卷第六编，检索困难。更方便的做法是打破各班的藩篱，按专题归类。

第十回（1916年）报告书的复制方法与七至九回相似，也是按照新的编辑思路将报告书原文重新排列组合，但组织内容的基本单位不再是专题，而是地域。比如，《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影印的这一年报告书复制本第一卷是“北满”，第二卷是“广东、广西两省”，第三卷是“关外地区”，第四卷是“直隶、山西、山东地区”。需要注意的是，调查阶段不是以省别安排调查路线，因此每个调查班的调查区域与这里卷标题中的区域并非一一对应。比如，第四卷“直隶、山西、山东地区”中“山西”部分的内容，不是来自于一个专门调查“山西”的调查班。从当年的分班情况看，“河南山西班”“直隶山西班”都调查了山西，其报告书手稿本中都有关于该省的记载，报告书复制阶段将这些内容集中到一起。第十回报告书整理、复制于1917—1918年，与东亚同文会编纂出版《支那省别全志》是同一时期，而二者的编辑体例十分相近。考虑到这一因素，第十回报告书的编辑思路很可能受到后者的影响，对应的背景正如藤田教授所分析：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而各军阀“以省为单位进行统治”，各省“具有自给自足的独立性”。在军阀争端中，“省份的传统聚合性始终是基础”。东亚同文会应该是看到了省份的意义如此重大，故而改变了报告书的整理、复制方法。

不论是按以上何种方法进行整理，复制阶段的报告书都高度忠实手稿本原文。据东亚同文会会员大会披露，每年的报告书手稿本一般在15000页左右，部分年份达到2万页以上。而笔者统计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披露的1908年报告书复制本，总页数是11689页，但这不包含北京“驻在班”内容，如果按各班的平均页数推算，估计在13000页左右；1915年报告书复制本是8216页，但它缺少整个第八卷的5册内容，如果按每一册平均页数推算，本年报告书复制本应该有10270页。报告书手稿本和复制本都是用日式的薄页格子纸书写，每一张左右各13列，故纸张大小的差异可以忽略。但手稿本笔迹不一，大多数字号较大；复制本笔迹统一，字号较小。如果考虑到这种差别，两个版本的总页数虽相差3000页左右，但字数应该十分接近。另外，复制本抄写人员是按页计算报酬，他们不会倾向于删减手稿本的内容。正是如此，一些按语（如“我等才疏学浅”），复制本都做了保留。手稿本所附的地图、表格、商业单据等，复制难度大，也都设法复制了。因此，复制阶段制作者的用意是把手稿本的内容尽可能完整地呈送给日本官方。

三、报告书的利用情况

（一）外务省与参谋本部的利用

客观地说，调查资料一旦提交官方，其下一步的流向和用途往往是原调查者难以控制的，因此，即便是出于中立目的调查资料，也可能被居心险恶者利用，产生与原来动机相左的实际效果。不过，“大旅行”调查不属于这种情况。前文已述，外务省是“大旅行”的主要资助者。另外，参谋本部和农商务省也提供一定经费。为了酬答这些官厅并争取下一周期的支持，东亚同文会自“大旅行”实施之初就大肆兜售该调查活动的多重价值，主动迎合这些部门的对华扩张需要。1911年，干事长根津一向外务省提交《支那实地旅行调查要旨》，总结前几年的“大旅行”成果。在调查资料部分，根津指出：过去几年的调查资料十分充实，“经济事情尤其详密”，它们平时可供编辑地理书籍或“经理学校”（按，日本的一种军校，负责培养军事财务、给养等“主计科”人才）所用，到“事变场合”更可以发挥“最重要之价值”；同时，调查活动深入中国内地，培养了该地区的“亲历者”，他们对“国策前途”有重要价值。“大旅行”有推动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目的，这一点已由先行研究者指出。而根津的上述总结暴露出“大旅行”的调查动机不止于此，还有预备政治、军事扩张的目的。正是这样，“大旅行”在设计调查题目时，将“政治”作为与“地理”“经济”“商业”并列的一个大类，其下有“行政”“军政”等小类。另外，调查题目中未见明确要求，但在调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是测绘地图。如1907年，“浙赣湘班”用专业工具测绘出“钱塘江及锦江踏查地图”；1908年，“晋蒙班”在张家口期间“每天在山上绘地图”；1914年，“湖北四川班”学生在射洪县测绘当地的隘口和盐井。正因如此，每回调查报告书中都存在大量政治、军事类内容以及调查人员实测的地图。如1907年调查报告书中，“北京班”的第二卷全部是“新陆军”的内容；1908年“鄂蜀班”第一卷第二编全部是“军政”内容；同年“晋豫班”第一卷第四至六编，分别是“财政”“军政”“宗教”类内容。这些资料显然都超出商用的范畴，有预备“事变场合”的用意。

既然“大旅行”在调查阶段就有主动服务官方需要的相应安排，那么调查资料提交有关部门后，对方不可能不加以利用。其主要途径有二：一是在处理对华交涉某一类问题时，将相关的调查资料抽出，作为参考资料。如1910年前后，为争夺路况利益，外务省将1907—1908年“大旅行”各调查班中途经中国铁路沿线的调查报告抽出，制作成“東亚同文会清国内地調査一件/各铁道线报告之部”的卷宗。二是根据调查报告书制作衍生资料。如1910年2月参谋本部编制《清国中央官厅诸表》，其“备考”部分明确记载：该表的资料来源之一即“东亚同文会报告”。

另外，外务省、参谋本部及农商务省还会把调查报告书交给其他官厅“借阅”。对此，前引1913年5月根津一报告有明确记载。这意味着，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第二批报告书“副本”。据日本学者成濑紗代子调查，东亚同文书院后身爱知大学保存的“大旅行”报告书，原本缺少1916年之前的9回，但后来他们从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发现了第一至六回的报告书，便将它们制作成微缩胶卷保存在该校图书馆。这批报告书上有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的签章，而前文已述东亚同文会该时期制作的“副本”只有3部，并不包含给“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的一部。因此，这部分报告书很可能是“台湾总督府外事部”向外务省“借阅”期间自行复制的结果。

（二）从报告书到“省别全志”

在1902—1906年的“修学旅行”时期，东亚同文会便形成了一个传统，即调查资料除提交有关官厅，还会面向社会，整理、编纂成出版物。前文提及的《清国商业总览》《支那经济全书》就是根据该时期的报告书编成。到了“大旅行”阶段，这一传统得到沿用。“大旅行”实施之初，东亚同文会便试图仿效《支那经济全书》的编纂，将未来的调查报告书整理成出版物。1908年12月会员大会上，根津一首次公布了该计划，并宣称报告书的整理、出版对日本自不必说，对中国也会有广泛好处。到第二年6月的会员大会上，东亚同文会已经将该计划清晰化，拟从当年开始对前三回（1907—1909）的报告书加以系统整理，出版一套3万页左右的大型出版物《支那地理全书》。这套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一般地理”“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同时，还酝酿以“大清律令”“大清会典”等为基础，编辑《支那政治全书》。它们将和已经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形成系列。有了这“三大全书”，便可以“详细解明支那国的全体”。从中能看出当时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事业的思路是想通盘了解中国国情。

之后，东亚同文会便以出版《支那地理全书》为目标，着手整理“大旅行”调查报告书。但这一过程颇为曲折。1911年5月，书院教授大村欣一负责撰写的“政治地理”部分已形成初稿，东亚同文会本打算先将这一部分作为单行本出版。但当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巨变，书稿不得不做大规模修订，出版计划延迟。1913年，该书完成修订并出版，定名为《支那政治地理志》。它虽然可以算作编辑《支那地理全书》的阶段性成果，但实际上主要利用文献资料编成，利用“现地调查资料”并不多。至此时，“大旅行”调查报告书尚未加以系统整理。1914年，东亚同文会向外务省提交前述《对支那经营助成案》15条，其中《支那调查编纂出版案》提出“欲求对支那事业之兴盛，需先详知其国情”，为此要先对彼国的“一般情况”做广泛调查并予以出版，“知其大要”后再针对若干“要地”进行专门调查，相关材料“迅速颁布”，以资运用。据此，东亚同文会当时的思路仍以编辑“全书”性质的涉华出版物为首要任务。但此时中日关系波诡云谲，以“二十一条交涉”和“洪宪帝制运动”为焦点。该会不得不暂缓“全书”的编辑计划，优先编成“山东及胶州”“中国各地排货事情调查报告”等资料。1916年，袁世凯病亡，“省”在中国时局中的重要性陡然上升。于是，东亚同文会悄然放弃了“三大全书”编辑计划，从1917年开始以“省”为单位编辑《支那省别全志》。

编辑工作开始之际，过去10年的报告书累计“约20万页”，全面记载了中国的地理、社会、经济、政治等基本国情。但东亚同文会确定的编辑原则不是全面呈现，而是选择性公开。在1917年6月的东亚同文会会员大会上，东亚同文会高层指出“全志”编纂工作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对报告书进行“折中和取舍”。这表明未来很可能要对报告书原文做大幅度的删减。而成书后的情况正是如此，如果比对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布的调查报告书复制本和出版后的《支那省别全志》各卷，能发现以下两大类内容几乎被完全删去。

其一是报告书中的政治、军事内容。前文已述，调查班分班的方法一般是“商务科”与“政治科”学生搭配，后者专门负责调查政治、军事类内容。故调查班成员中有“政治科”学生者，其报告书中都有政治、军事类内容。其篇幅或为一卷，或为一编，或为数章。《支那省别全志》是按省分卷，卷下有“总说”“开港场”“都会”“交通运输”等若干编，各编标题与报告书中同级标题颇为相似，却独不见有政治、军事类的“编”，甚至也没有这样的“章”，偶尔在“章”下的“节”中有一些零碎记述。值得注意的是，方志有“横不缺项”的惯例，政治类原本是“一般志书不可或缺的门类”。报告书中明明有这样的内容，而《支那省别全志》却近于阙如。

其二是报告书中的“绪论”和“结论”。从1907、1909和1915年的报告书正文来看，一般各编的第一章是一个导入性质的“绪论”（或称“绪言”“总论”），而最后一章是一个总结性质的“结论”。从中能看到报告书撰写者对某一类问题的态度、立场、展望或是一些“资政”性质的建言。比如，1907年“芝罘班”调查报告书第三卷第一编第八章的“结论”指出：关于该港的前途，尽管欧美人大多持“悲观说”，但从“经营满洲”考虑，日本应该扼守渤海湾对岸，在此地增强“实业”和“军事”实力。另外，这里将来会开通烟台到潍坊的铁路，山东内地需要的商品可能从这里输入，这对日本的贸易经营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表明，报告书的撰写不是单纯地罗列资料，还有深入的分析、评论，这是东亚同文书院培养“支那通”的一种训练。但是到了整理、编辑《支那省别全志》时期，资料类内容被保留，分析、评论的文字却不见踪影。在这里，编纂者似乎又遵守了“志书”述而不论的惯例。

此外，报告书中大量的地图在《支那省别全志》编纂中也被删除，尤其是调查人员实测的地图。根据前引根津一提交的第一回报告书制作费用清单，3部报告书中的地图有600页之多。十年下来，应该有数千页。而成书后的《支那省别全志》“四川省卷”中的地图，仅有36幅；“福建省卷”仅有35幅。其他卷的情况应该与此相当，18卷合计不过几百页。其中的差距应主要归结为删去大量实测地图。比如上文提及的1907年“浙赣湘班”报告书中“钱塘江及锦江踏查地图”、1908年“晋蒙班”在张家口的实测图、1914年“湖北四川班”在射洪县的实测图，在《支那省别全志》中全不见踪影。

从上述差异来看，“省别全志”的编纂者在整理报告书之际，其取舍标准并非方志惯例，而是另有考量。1911年东亚同文会向外务省提交《支那内地调查旅行要旨》之际，特别强调调查活动以“修学旅行”名义实施，不易引起中国官民的“嫌恶”。1914年提交的《对支那经营助成案中》重申“用修学旅行的名义实施调查，不容易招致误解”。从中可知，东亚同文会自知心虚，一直在小心掩盖“大旅行”调查的真实目的和内容。《支那省别全志》的编纂明显延续了这一动机，其竭力删减者正是容易引起中国人警惕的内容。此番操作之后，报告书内容以“志书”的面目出现，看上去客观、中立，中国官民也就未产生足够警惕。这是随后该调查活动能继续实施的重要原因。

四、小结与余论

在完成上述考察后，再检视关于报告书的各种争议，以下问题或可得到澄清：

第一，关于报告书制作的部数和渠道。在报告书撰写阶段，书院学生只制作了一部报告书，即所谓“正本”（手稿本），并无“副本”产生。之后，“正本”被邮寄至东亚同文会本部，由本部组织人员进行謄写和复制。其间会形成三部“副本”。

第二，关于报告书“副本”的去向。广为流传的“三个部门说”（即分送外务省、参谋本部和农商务省）大体无误。但并非每个部门各“寄送一部”，而是三部“副本”统一提交外务省，该省处理完毕后再分送参谋本部和农商务省，同时也会转交其他部门“借阅”。

第三，关于报告书与日本军方的关系。报告书提交参谋本部，东亚同文会是完全知情的。并且，除了军方，该会还主动迎合日本政界、实业界对华扩张的需要，在调查题目上做出安排。从这点来说，“大旅行”带有间谍活动属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东亚同文会高层在公开场合，竭力掩盖调查活动的真实动机，将“大旅行”说成是有益于中日两国。正因如此，在面向社会整理报告书之际，编纂者大幅删减原文，以看似客观中立的“志书”体例出版了《支那省别全志》。对于高层的谋划，广大调查学生或许无法完全知悉。

第四，关于东亚同文书院的性质问题。在战后日本，不少学者能够正视书院的罪恶本质，指其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尖兵”或“间谍学校”。1980年代后，一些日本学者或书院毕业生不认可这种观点，斥其为“进步史观”支配之“偏见”，或者是“毫无根据地传说”。但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大旅行”调查的对象包含日本外务省所认定的“机密”情报；从报告书的去向看，东亚同文会以之服务于日本政府和军事部门存在着主观上的故意性。这些都符合法律上认定“间谍”行为之要件。因此，即便书院学生对报告书去向不完全知情，也不影响书院的“间谍”性质。毕竟，书院的性质如何不是学生决定的，而是创办者（即东亚同文会）及其背后的势力决定的。

按东亚同文会的本意，1914年得到外务省新一期资助后，“大旅行”要继续实施10年，直到调查完中国所有“小都市”。但第一个三年周期（1914—1916）完成后，关于下一步调查活动如何策划，会内产生了不小分歧。部分书院教师认为照以往的方法调查下去，调查内容会失去独创性，得不出多少新意。其次，外务省对该周期的调查效果不太认可，也主张革新“大旅行”。在这一背景下，《支那省别全志》编辑期间，书院增设“支那研究部”，事业之一即指导“大旅行调查”。此后的调查方法多有变化，比如不再为各“旅行调查班”设计统一的、大而全的题目，一条调查路线只调查某一专门问题，如1919年的“北支内蒙古羊毛班”“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棉花班”“中北支金融事情班”，1920年的“南方移民班”“饥馑调查班”等。相应地，1917年之后报告书的撰写、制作及流传情况有很大不同，笔者将另文考察。

【作者简介】王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近代日本对华调查。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5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