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遭敌人重重封锁，导致铅印、石印等机器印刷设备与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群众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及学校的课本供应。于是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出版社、社会团体、民间书坊、合作社和学校等机构，选择利用雕版印刷开展出版事业。所刻红色书籍中，以识字教材和初级国语、常识课本为主，版式疏朗，内容贴近农村实际。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时期，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在华中、华东、华北、西南和西北等多处根据地发挥作用，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工作和教育事业，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根据地  红色出版  雕版印刷  革命文献

引    言

光绪以后，在技术、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机器印刷业（如铅印、石印）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崛起。但在偏僻村镇和中西部地区，由于交通落后和社会动荡等原因，机器印刷的发展较为缓慢，当地的刻书业虽然受到冲击，但仍保留了相当的市场份额。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地的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遭敌人重重封锁，缺乏铅印、石印的设备，油印所需耗材也较为紧缺。因此，各级党政机关积极利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术，除直接领导的出版社、印刷厂和抗日团体外，还兴办农村合作社，并引导民间书坊刊刻红色读物，有效缓解了书荒问题。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民国时期雕版印刷业严重衰落，所以相关研究较少，且没有涉及红色政权。有关根据地出版业的研究，则很少关注雕版印刷，有学者甚至认为边区印刷事业“基本上抛弃了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有的论著虽然提到几部雕版红色书籍，但并未展开探讨。仅有少数学者意识到雕版印刷对于红色出版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就提出“新善本”的概念，注意征集稀见的进步书刊和革命文献。他谈到革命根据地的印刷事业时曾指出：“最初利用粗糙的土纸，窳劣的印刷术，甚至利用雕版技术，印行了许多对革命有重大作用和贡献的书刊。”再如严帆指出：“中央苏区时期，古老的雕版印刷、石印平版印刷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孙玉祥总结抗战时期山西出版的特点之一为：“没有这些条件（引者注：铅印、石印），就木版刻印（如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腊版油印。”邱锋通过考察《工农兵三字经》的版本，认识到：“在简陋的条件下，用油印、木刻、石印翻刻这些革命课本。”李频在研究韬奋书店所刻《绘图新三字经》时指出：“极端贫乏的物质条件使出版者选择了古老的木刻雕版印刷。”然而，他们只是就某一时段、某一区域或者某本书使用雕版印刷的情况进行简单论述，没有展开全面调查和系统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从发展趋势、地理分布、形成原因、刊刻机构和书籍特征等方面，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雕版印刷业，发掘其在革命出版事业中起到的作用，探索研究红色文化传播机制的新路径。

一、发展趋势及地理分布

笔者据版本实物和文献资料，统计到雕版印刷红色书籍59种、版本94种（见文末附表1），而其实际数量应远大于此。红色刻本之所以流传较稀，一是因为刻书活动多在偏僻落后地区进行，加之日寇扫荡和国民党查禁，保存环境恶劣。比如抗战时鲁西北文救会曾刊刻多种红色读物，“可惜这些木刻版和印出的书籍在战争年代都失散了”。二是雕版书籍多为普及性教材，使用的纸墨又差，导致读者及藏家不够重视，容易散佚。此外，图书馆和博物馆对红色雕版印刷一事缺乏了解，著录革命文献的版本情况时不够详细，数字影像化程度也很低。故仅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做如下分析。

（一）发展趋势

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曾雕版印刷红色书籍，其中可以确定年代的有81种（见图1）。不同时期，刊刻书籍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同。

图1   1930—1949年革命根据地刊刻红色书籍的数量

根据地初创时，红色政权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苦苦挣扎，不得不将生存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彼时印刷工作服务于革命宣传，以标语、传单和报纸为主，尚未有足够精力投入平民教育和书籍出版。如1929年中共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宣传工作决议案·特别注意于一般群众中的宣传工作》，几乎没有提及图书发行。直到1930年古田会议后，各种教材和政治读物的出版才稍有起色。但此后的斗争形势一直不容乐观，且雕版印刷需要储藏刻板，不方便快速转移，所以较少使用。抗战初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根据地条件艰苦，而图书出版周期长、耗材多、发行隐蔽性差，“仅作为根据地出版物的点缀偶尔在小范围内完成”。

由图1可知，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雕版印刷的红色书籍最多，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根据地的抗战形势好转。1944年初，日军出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需要，对正面战场发动猛攻。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转入攻势，解放区迅速扩大。二是因为工作方针有所变化，“（延安）整风运动推动了教育改革，大生产运动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943年后，学校和学生数量快速增长，群众教育和冬学运动也蓬勃发展，扫盲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刘松涛回忆华北根据地课本紧缺的情况：“不少地区，还只能做到两人一本，或三人一本，有的教师每天除了白天上课之外，夜里还要用很多时间在灯前给孩子们抄书，更有的由高年级学生给低年级学生抄书。”1944年底，中共中央召开文教大会，总结教育改革经验，确定以边区为单位统一编纂教材，“出版事业开始走向了大众化、通俗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新道路”。1949年，史育才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报告称：“1943年后减租减息，群众生活改善……为了解决看书问题，自己集资去买书，进而办文化合作社，这种自发的现象，在群众发动后的各地都呈现着。”内战全面爆发之前，根据地的环境相对稳定，识字人群扩大，导致书籍供不应求，于是某些地区就利用雕版印刷解决燃眉之急。不过，这一时期根据地的机器印刷业也在快速发展。由于日本战败，物资统制和封锁禁运得以解除，国内印刷业和机械制造业恢复元气，解放区也可以通过地下渠道从国统区购买印刷设备。1947年后，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共控制的城市增多，机器印刷产能得到大幅提升，相对低效的雕版印刷遂被逐渐淘汰。

（二）地理分布

据笔者统计，全国范围内的多个革命根据地都曾刊刻红色书籍。土地革命时期的刻书活动，主要分布于南方的中央苏区、湘鄂苏区、湘鄂赣苏区、赣东北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及琼崖根据地。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包括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山东根据地、苏皖边区、浙南根据地、浙东行政公署。其中，晋冀鲁豫边区刊刻书籍的种类及数量最多。若以省份而论，雕版印刷红色书籍的现象广泛分布于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四川、海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见文末附表2），其中，山西、山东、河北名列前茅。这是因为三省根据地面积广大，群众基础良好，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最早，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山东、河北地处华北平原，人口稠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强调：“在目前交通运输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靠外面的图书来发展根据地的文化事业是不可能的。各根据地应当靠自己建立出版事业。”据统计，晋冀鲁豫边区编印的冬学课本数量首屈一指，比之次席晋察冀边区多出一倍有余。但拥有印刷机器的城镇大多控制在敌人手中，根据地铅印、石印的产能无法匹配宣传和教育的需要，故而对雕版的利用率较高。

（三）形成原因

1.机器印刷设备紧缺

根据地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工业基础薄弱、交通条件简陋，加之敌人封锁、侵扰，导致机器印刷业发展缓慢，“无机器，技术人员很少，铅是从各地几斤几斤的搜集来的，纸张没有，1940年报纸缺了，改用土纸（即麻纸），油墨没有，自己做，机器零件多是凑成的”。即使是延安的中央印刷厂，最开始“真正熟练的能排字和拼版的工人仅有二个，其他十几人都是刚从学生中提拔起来做排字的。就是以其他部门的熟练工人来说亦占少数”。印刷设备需从敌占区购买，技术人员也要到城市聘请，耗费大且风险高。尽管边区人民修旧利废，自制马兰纸、油墨、铸版机等，仍不能填补供给缺口。就算使用更简捷、更便宜的油印，也存在蜡纸不足等限制。如抗战时河北枣强根据地急需课本，“只有少数村能用蜡纸油印一点”。相比之下，雕版印刷的原料低廉易得，较少受外部环境制约。1939年，李桦曾谈及木刻相较于机器印刷的优势：“只要有一把刀子，全不靠舶来的制版材料，无论在何时何地，战争将延长到什么时候，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到怎样的困难，都不至发生影响。”1940年，陵县抗日政府粮秣科科长王工一印刷《合理负担表》，起初油印几十份，但因“敌人控制着城市，油墨很缺，不易买到”，最终改用雕版。同时，根据地军民一心，群众积极提供板材。如1939年华北新华日报社进驻武乡后，村民们主动把家里和山上的梨木、枣木送给报社的刻字工人。

2.雕版印刷传播广泛

清代前期，西北地区的刻书业较为落后。如光绪五年（1879）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报称：“书肆既无刊印官书，即南省已刻之书又因道路艰险无人贩运到晋。”同光之际，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关中书院、新疆迪化等地设局刻书。之后，陕西、山西、甘肃诸省兴办官书局，大大带动了当地的刻书业。以山西为例，后来刊刻过红色图书的区县（见文末附表2），在清末民初几乎均有刻书记载。考察北方红色文献的刊刻地，笔者发现，晋东南、鲁西和豫北地区较为集中（见图2），而晚清时，它们之间即存在较为密切的书籍、刻工及书业资本流动。如山东东昌府（聊城）的著名书坊书业德，自清代乾隆经营至民国，并在山西太原、祁县、平遥等地设有分号。清末曾在聊城张秋镇开画店的阎均振称，彼时源茂永、鲁兴聚和刘振升是当地最大的三家年画店，东家皆为山西陆安府（今长治、长子、潞城一带）人。再如河南沁阳的翰墨林书铺，是山西汾阳翰墨斋开设的分店。沁阳的书贩和刻工，也会前往晋东南开展经营活动高仁贵：《建国前潞城县商业市貌概观》，《潞城文史资料》1999年第7辑，第11页。。如1939年长治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编印《战 时读本》，“石印印不过来，就在河南找了一些会刻字的工人，组成了一个木刻印刷组”。

图2  晋冀鲁豫边区刻书地点分布图

3.刻工容易招募

清代中叶以后，随着刻书业的繁荣，刻工群体的规模愈加庞大，在书坊之外出现了大量的刻字店，以承刊承印为主。尽管刻字业与刻书业关系紧密，但二者的发展曲线并非完全一致。除书籍外，刻工还承接书契、简帖、笺纸、仿单等业务。因此，民国年间刻字业的生存空间要大于刻书业。另外，刻工也参与铅字的雕刻，最有名者，为1915年商务印书馆聘请武昌陶子麟创制“古体活字”，直刻铅坯。民国初年北京的雕版工人大量失业，其中一部分便转行：“专在印刷局里刻那没有部位的铅字……倒比在刻字铺当工人还强。”同时，部分石刻工人兼擅雕版，而山西石刻繁盛，晋南尤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一辈雕版艺人尚存于世，为当地刊刻红色读物提供了技术支撑。如1939年初，何云在山西沁县开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但铅字残缺不全，浇版房领班张建功就从长治聘请了刻字师傅宋亮珍及其学徒侯和尚。1939年冬，鲁艺木刻工作团计划采用年画的形式宣传革命，但对水印技术缺乏了解。他们从老乡口中得知庙里的灵签是雕版印的，于是寻着线索找到曾经做过刻工的赵四；又从《新华日报》社找到一位印过年画的王师傅，“教大家制印台，绑擦子，夹纸和粘套版”。再如聊城的刻工多为附近堂邑县人，冀鲁豫边区第三专署开办的印刷厂中，“书写、木刻师傅是从堂邑县赵吕庄请来的”。1942年，鲁西北文救会也从此地招聘刻工。

此外，雕版技术上手较易，如光绪十六年（1890）长沙《刻字店重定条规》第17条曰：“新带徒弟，试手准一月为度。”且刻版工序主要分为发刀、挑刀和打空，打空较易，可派给新手操作。如1945年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编印《看图识字》，美术编辑赵力克“刻出图画的线条”，其他人“用刀子挖空白”。

4.雕版印刷的特点契合初级教育的需求

民国时期普通百姓的识字率很低，倘若在农村开展文化工作，教材的内容需要通俗易懂、形式易于接受。如1929年底《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决议案》要求平民学校的教材：“要通俗，句子不可太长……课本上要有插画，使学生看图会意……第一册注意名词的编辑，全册约三十课，每课不能超过二十个字。”1939年姜存松曾探讨书籍形式的通俗问题，认为字体上“铅字不如‘活体’来得通俗，并且可使民众得到练习书法的机会”。所谓“活体”即软体字，如国图收藏的《妇女识字课本》（索书号：sc05701）和《革命对联大全》（索书号：sc05124）均为写刻本，版面舒朗。再如冀县书店翻刻《初级新课本》第6册，将原版的铅印小字改为大字。字大、图多、楷体等印刷要求，对于铅印和石印设备捉襟见肘的边区来说绝非易事。而用铁笔刻写蜡板的油印，笔划较细，观感上不如雕版；且印数较少，因蜡纸寿命的极限数为五百份。对雕版而言，若板材良好、保存得当，使用极限可达万次。正因如此，有的机构虽然也具备少量的铅印或石印设备，如太岳新华书店、延安韬奋书店，但对于受众广、需求大的识字教材和初级课本，印刷时仍选择雕版。同时，由于初级教育课本不适合长篇大论，所以字数较少；加之农村根据地分散，各个片区的读者数量不多，书籍需求有限。如此一来，机器印刷的高效优势无法充分发挥，雕版速度慢的短板也不再明显。据石祥统计，刻工每日刻制中上水准匠体字的速度一般为110字，那么不计算插图，一位工人十日内就能刊刻千字左右的识字课本，这基本可以满足根据地的教学需要。

5.调整印刷与发行方法

根据地刻书业的发展，离不开印刷工作者的积极探索。如应对敌人袭扰的问题，晋察冀边区教育出版社采取“巡回印刷”法：“将刻好了的课本木板用驮骡分运各地，在纸厂附近印刷，印够一定数量之后，又整理木板，驮往别处去印，对各地解决课本问题帮助很大。”再如冀西三专区和冀中游击区设立地下印刷厂，“在地洞里用油印或木刻印刷课本”。发行方面，店员和书贩肩挑背负，主动为群众送去精神食粮。如潞城文化合作社在农忙时，“抽调两个营业员，按学区担上书担子，下乡到各小学、各村庄送书籍文具”。

二、红色雕版印刷机构

中共领导下的各类出版机构刊刻了大量红色读物，有的机构专营雕版；有些初期使用雕版，待资金充裕、环境平稳后，改用新式印刷；有些则是转移途中条件困难，暂时借用雕版；还有机构并用铅印、石印和雕版。

（一）政府

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机器印刷设备较为齐全，因而使用雕版印刷的情况较少。如1931年中央印刷厂成立于瑞金叶坪镇，下设铅印、石印、刻字等8个部门。其中，刻字部主要负责报头、插画之类，主任潘子仁能写能刻一手好字。也曾刻印少量书籍，“印刷机不够，就用油印、石印和木板印刷，在瑞金曾用雕刻木板刷印了一批《共产党宣言》”。1933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印刷所，以石印为主，也兼用雕版。1934年7月29日，江西省教育部总结会议通过的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各县、区、乡教育机关要注意搜集编审人才，印刷器具（石印、木印）和工人，迅速的送到中央教育部。”中央苏区的兴国县和万载县政府曾刊刻《工农兵三字经》等书，1930年，宁都县苏维埃政府刊刻《工作章程》；位于长汀的闽西印务处翻刻《社会主义浅说》，现藏于古田会议纪念馆。但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政府机关几乎没有刊刻书籍的记载。

至于地方政府，1928年初，海南的琼崖特委在乐会四区（今琼海市内）开办印刷厂，“有木板印刷和石版印刷”。1930年8月，湘鄂赣苏区的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在嘉义镇周坊村建立木梓印刷局，“以刻版印刷政府布告，各种学习、宣传资料和识字课本等”。1931年，鄂东南道委书记吴致民在湖北大冶创办印刷厂，曾刊刻《共产主义ABC》。同年，湖南酃县（今炎陵县）苏维埃政府在石洲设立印刷局，“购制钢板、油印机和木刻印版设备”。本年底，黄端喜调任赣东北省苏石印机关主任，除负责石印业务外，还刊刻列宁小学课本及各种布告、公债券等。1932年底，赣东北省扩改为闽浙赣省，省苏文化部刻印局曾雕印《工农读本》，卷末版权页标明编辑、审查、印刷、发行和寄售处等信息。皖西苏区出版的小学教材，“均用本地出产的毛边纸，石印或木版印刷”。1933年12月6日，《红军》报道川陕苏区：“铅印、石印、木刻三个印刷局规模甚大，不日即可开工，大大印刷各种书籍、报纸、宣传品等。”今四川博物馆藏有1934年川陕省委宣传部所刻《革命三字经》和《宪法大纲》，卷末皆题“写工蒋道德，刻工杨安清”。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1941年，山东根据地滨海专署为解决教材不足的问题，“扩大了滨海印刷厂，建立了木刻部”。同年，冀鲁豫第三专署在朝北（今属山东莘县）设立印刷厂，“有木刻印刷，也有少量的石印设备……著名画家田辛甫也曾在那里工作过”。1943年秋，鲁中行署在沂蒙山根据地组建印刷厂，自编教材，刻板印刷。再如楼适夷任浙东行署文教处副处长时，主持编印教科书，“没法制照相版，用木刻”。

此外，晋西北行政公署（1943年更名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山西沁源县政府文教科、晋冀鲁豫边区第二专署、太岳第二专署文教科等也曾刊刻红色读物（见文末附表1、表2）。

（二）出版社

中共领导下的出版社，多数具备机器印刷的条件，但设备数量有限，有时仍需雕版进行补充。如1938年成立于山西长治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至1939年已拥有七八台石印机，但也利用雕版，“石印和木刻工人共发展到二十多人”。再如1940年6月，赵树理调往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期间编撰通俗读物《抗日三字经》和《抗日千字文》，“木版刻字印刷，销路很广”。此书的印板至今保存在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延安韬奋书店以铅印、石印为主，但1944年冬因敌人封锁、物资短缺，临时用木板刊刻《绘图新三字经》。此书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画是木刻家古元同志刻的，文字是徐律同志写的毛笔字体”；在陕甘宁边区流传甚广，“曾不断印刷过好几版，印数有几万册”，其刻板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45年春，苏皖边区二专区组建淮北路西教育出版社，动员地方上擅长刻字和印刷的工人，“每次约印二百份，只能印些小学低年级字体比较大的课本”。1945年晋绥分局号召机关干部参加大生产运动，于是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们编印扫盲课本《看图识字》，“墨水是用松烟、水胶配成的，刷子等用具是自制的，裁纸刀则是从印刷厂借来的，又用木箱和木板搭了个印刷台”。再如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刊书颇多，且不乏理论、文学类书籍，曾汇刻《文艺丛刊》《新民主丛书》等，可惜仅存零种，其所刻《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论》《鹰之歌》现藏于国图。1943年秋，该社合并到冀鲁豫书店。据张心厚回忆：“有一批同志分来我们二所……大部分作装订和木刷工作……（1944年）将木刷、装订组建了一个单独的所。”此外，太岳新华书店、太行晋豫书店、太行书店、冀南大众书店、大众文化社、晋察冀边区教育出版社等也曾使用雕版印刷。

（三）民间书店及印刷所

私营的雕版作坊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主动开放版权，引导他们印刷红色书籍。如福建长汀下辖的四堡乡（今属连城），曾是清代重要的坊刻中心。土地革命时期，长汀是福建省政府所在地，当地印刷所“对一些较为固定、印数较多的宣传品，他们就用木刻板代替铅印板印刷”。再如1944年春，枣南（今属枣强）四区的石生贵、姚登奎创办私人书店，招收刻版、印刷、装订工人20余名，从枣南教育科领取小学课本进行翻刻，“由于当时课本短缺急需，工人们一天要工作十一、二个小时”。

有的书坊在文字、插图和版式等方面精益求精。如晋城光明书店，1947年8月翻刻《初级新课本》，自行设计封面，图案精美，朱墨套印。书前的《说明》详述编纂体例，首则云：“本店搜集太行、太岳两区小学课本多种，比较参考，做了一些校订增注工作（为这曾邀请了晋城城关区几十位小学教师，几次座谈）。”次则云：“本店特请民间艺术专家精心绘画，改正旧图缺点，增加儿童念书兴趣。”同时，该店具有较强的广告意识，封底的《启事》语言通俗：“因为很合各小学使用，还没有出版，就有些知道了，前来预定……如果要买，请早些来预定为盼。”1947年《人民日报》曾对此进行报道：“晋南新解放区教师们都说：这书对我们的文化政治帮助实在大。”晋城南门内的鲁迅书店曾翻刻《战时新课本》，为了减少书本磨损、延长使用寿命，便将内容较多的第四册分为两册装订。版权页印有《启》曰：“第四册原版字体太小，特将字体和篇幅同时放大，增多页数。又为书本用久，不致损坏。故分为第四册（上），与第四册（下），以便阅读。”再如冀中八专区的大众书局，“听到反映字迹不清、插图不正后，即把已刻成的板另行重刻”。此外，新文化书店、晋生书局、文明斋书局等十余家书坊都曾刊刻红色书籍（见文末附表1）。

（四）社会团体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根据地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文救会”）。其中，有的文救会使用雕版印刷，配合教育系统为学校提供课本；有的则面向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刊印理论著作。如1940年冀南文救总会建立印刷厂，早期只有两架石印机，仍以雕版为主，印刷语文课本供各村小学使用，“贺殿卿管理木版刻字、印刷，有二十多台木印床子”。再如1942年鲁西北文救会在朝北县石固等村，“印出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给在乡知识分子和乡绅学究阅读……还编印出版了木刻版本的抗日冬学课本、民众识字课本等教材”。此外，许多地区还成立各类工人组织，如1941年，在煤铁生产集中的襄垣、武乡、左权等地设立矿业工会，并开设训练班，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和业务能力；有时会雕版印刷教材，现存其编印的《矿工识字课本》，大字写刻，刊印精良。

（五）合作社

合作社是劳动群众自愿联合起来进行生产、经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共产党重视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在根据地积极推进合作化运动。其中，明确记载刻书的合作社有：中央苏区胜利县平安寨工人印刷合作社，位于兴国县背街的石印刊刷合作社，1945年在山东胶东成立的平西县文化合作社，山西的潞城、屯留、平顺文化合作社。其中，潞城文化合作社刻书最多、影响最大，被《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多次报道。它由教师、学生、知识分子及各种艺人集资筹办，“聘请了八个刻字工人，设立起小型印刷厂，翻印小学课本，使潞城新区各小学校立刻得到两万七千册木刻课本”；除本县外，还供给邻县襄垣和黎城八千册课本。而且该社主动解决农民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新增实物换书的方法，“发动群众积麻头、编草帽，以货交换，既增加了群众生产，又解决了自己纸厂、草帽庄的原料问题”。

根据笔者的调查，晋东南是刊刻红色书籍最多的地区；同时，山西从事雕版印刷的三个合作社县域相接，皆属长治市。这与当地的刻书历史不无关系。平阳曾是辽、金及蒙元早期的刻书中心，潞州紧邻平阳府，故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刻工流徙与书业互动。如刻于解州天宁寺的《赵城金藏》，发起人便是潞州的崔法珍，潞城、长子、襄垣等县的民众均有捐款。至清末民国，长治各县皆存在刻书业，以潞城和屯留为最，所刻书籍以善书为主。其中，潞城的刻书集中于同善堂（一名同善书局），且多部书籍为邻县村民集资刊印，如1926年刻《经论合解》，卷末附平顺、潞城、长治、壶关、武乡和洪洞等县的募捐姓氏。可见潞城是长治地区的刻书中心，培养了一批刻工，这也成为日后根据地刻书的重要基础。

（六）学校

根据地的课本荒比较严重，有的学校便自力更生、翻刻教材。如吴运铎在安源工会创办的第三子弟学校读书时，使用的课本“是木版手工印刷的，字很大”。中共党员林泗斋（1937年曾任浙江黄岩县委书记）担任黄岩县茅畲小学校长期间，组织学生开办小农场、小印刷厂，“学生的作业本、课外补充读物及农民的夜校课本，都是自行雕板印刷”。1944年枣南抗日政府在三义庙完小创办印刷机构，由数百名教师集资，党员夏森廷负责领导，“以学生劳动为主，聘请了木刻、装订两名技师……学生中有20个年龄较大的为练习生，折页时，除一年级学生外都参加”。1945年，在两个半月内印刷冬学课本三万多册。1946年，学校印刷部改组为新时代书店，移至枣强县城内，并在衡水西关和景县城内设有分店。1945年，河南安阳第一完小“自刻木板，用麻纸印刷。所印课本不仅自用，而且还供应全县各校使用”。

三、红色刻本的分类及其版本形式

（一）书籍分类

雕版印刷的红色书籍，大约可分为教材、政治、文学、体育、生理学、日用类书、民歌唱本七类（见文末附表1）。其中，教材无论在种类还是版本数量上皆居首位，凡44种，约占总体的3/4；版本多达78种，占比超过4/5。1933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在谈论苏区的出版事业时，批评印刷厂过于重视工作文件和理论书籍，导致扫盲课本不得已采用雕版印制：“有千百万的成年、青年、儿童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课本，却被拒绝印刷，我们在那里用木刻字印刷。”同时，刊刻的教材又分为识字、国语常识合编、国语、常识、政治、数学、自然等类，其中，识字课本和国语常识合编较多，其版本数量各占1/3。这是因为初级国语和常识属于核心课程，是“根据地拥有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作为普及教育实施课程的重要载体”。识字课本一般篇幅简短，语句对仗押韵，有时还利用《三字经》《千字文》或杂字书等传统形式。1933年6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针对识字班的工作提出：“初学字的人，往往读有的韵脚的小调，容易记住。”1945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编纂的《初级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最为畅销，现存至少17种翻刻本。刊刻数量位居第二的政治读物只有7种，革命文学、日用类书以及自然、生理知识等书籍，每类仅一两种，与教科书相差甚远。此外，根据地政府还利用民歌进行文化宣传：“这些集子大都是用木刻小唱本的形式，有的则编为识字课本，通过歌谣来学文化。”如1941年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邓子恢在《施政工作总报告》中提出：“改良旧剧、小调、大鼓，提倡木刻图书，利用旧形式，改进新内容，使之大众化、民族化。”安徽省博物馆藏有12种苏区民歌集，包括“油印、木刻、石印和手抄”。

（二）刊刻方式与版本特征

根据地刊刻的红色书籍，仅有少数属于自编自印，例如上文提及的《绘图新三字经》《看图识字》《战时读本》。这是因为有权限且有能力编纂教材的政府驻地，一般具备新式印刷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的翻刻本（见文末附表1）。其底本来源除了书籍，也包括报刊。如国图藏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刻本《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国图藏，索书号：sc00040），卷末识语云：“本文载于《新华日报》华北版，系改自口语广播。”该社所刻铁弦翻译的高尔基《鹰之歌》（国图藏，索书号：sc06495），原载《中苏文化杂志》1940年第5期。翻刻本的大量出现，主要因为根据地印刷能力欠缺，加之交通不便，难以集中刷印后分发到各地。早在1930年8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减少文盲运动》就提到：“编富有阶级性而适合工农用的看图识字样本，发给各区苏、由区苏翻印。”1941年秋，中共北方局在开展冬学的公开信中倡议道：“文化课教材可由各专署以上的政府编制，各县可用木刻或油印翻印。”1943年晋察冀第二专署石印的《常识课本》、1947年冀中大众书局石印的《初级常识课本》等书的版权页上，还印有“欢迎翻印”的字样。1948年，山西临汾“为了适应各地小学之急需，特先发各课样本……各分区均已开始用木刻版或石印翻印”。各地翻刻时会对原书的内容和版式进行部分改编，如太岳三专署翻刻辛安亭的《绘图老百姓日用杂字》，封面和扉页题名改为“绘图民众识字课本”，卷端题名将“日用杂字”改为“识字课本”；下栏正文与原书相同，上栏插图则重新绘制，并将配图的提问统一移至卷末。有的机构为了降低刻版难度或者缩减工本，于是省略插图和注释等内容。此外，还存在雕版与新式印刷结合的现象，例如报纸的报头、书刊的插图及封面等为木印，正文部分则用铅印，“只要以一块与铅字一样厚度的木板刻木刻，就可以直接拼版上机印刷”。再如冀东顺义县新华书店的《初小常识课本》，正文为石印，卷首的《编辑大意》却是雕版印刷。这大概因为此套课本共8册，每册都要印《编辑大意》，故而选择雕版，看重其重复使用性。

从版本形式看，雕版印刷的红色课本大多具备以下特征：其一，字号较大；其二，字体为软体字；其三，配有插图；其四，字数较少，版面舒朗。这主要与其阅读对象有关，便于初学者理解。红色刻本的整体质量较高，很少出现书版漫漶、字画难辨的情形，有些图文俱佳，绣梓精工。如杜中介绍川陕根据地所刻《宪法大纲》：“古宋体字，书写恭正，刻工细腻，毛边纸，用水墨印制，字迹清晰，实属木刻印刷之精品。”李吉珊回忆1943年济宁金乡从太行区运来的识字课本：“字体是木刻、阳文、楷书。印刷和装订上，在当时是较为精细美观。”同时，插图的水平不断提高。1942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联合太北区党委邀请文化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指出：“个别木刻工作者不愿意为小学教科书刻插画，说那是刻字匠的事情，说艺术不能作婢女。”之后，古元、赵力克、田辛甫、邹雅等版画家踊跃参与课本插图的绘制。不过，有的书坊由于缺少编辑人才，翻刻时依样画葫芦，其校勘质量难以保障。如1948年郭炳林在山西襄陵贾村工作时，发现学校使用的益民书局翻刻本《国语常识合编》有多处讹误：“是木刻的，普通麻纸印的……各地县政府应即负责进行检查：错处太多的，或过于模糊不清的，可停止出卖，错处较少的应修正后再出卖。”

有些红色刻本在墨色、版式等方面与传统雕版印本不同，例如《初级新课本》、1941年晋西北行署印《冬学识字课本》，其字迹有明显的凹凸感，所以不是石印。有些字的笔划交叉，亦非铅印；且字体多为楷体，而根据地条件艰苦，没有财力铸造大量艺术字。因此，上述课本应是雕版，但其墨色均匀、浓厚，正反双面刷印，没有采用筒子页。这或许缘于纸墨是土法自制，纸质厚且粗糙，倘若使用棕刷刷印，可能效果不佳。所以只能加大力度拓印或者用机器压印，导致没有似水墨印刷般呈现出“墨色堆积的不同厚度”。这在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印刷《看图识字》的记录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本地产的马兰纸过于粗糙，每拓一幅都要用很大气力。印数太多，木板裂纹要用钉子铆住。”

此外，还存在雕版印刷的伪装书现象。虽然学界已有较多关于伪装本书刊的研究成果，但从版本上看，他们关注的是铅印、石印或油印本，并未涉及木刻本。例如1944年冀中五专区编刊的一本伪装的《四言杂字》，“用木板印刷，线绳装订，纸张颜色看来和平常小书摊上的《四书》、旧杂字本一一模样，但除了前面两三页外，里面尽是一些有关抗日的内容”。此外，笔者还发现了两种伪装的红色刻本，分别由运西文化书店和南宫书店刊行，两书的封面均翻刻自1939年华北伪政府发行、北平新民印书馆铅印本《初小常识教科书》，其内容却是宣传抗日政策的。

四、结语

中共根据地所在的农村地区较为落后，无论古代还是近代，图书市场的规模一直很小。有些学者认为民国时期西北、华北的雕版印刷业几乎绝迹，更没有关注到其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如民国剧作家和藏书家卢前称：“铅椠盛而雕版术日衰，世多不知刊刻为何事。三四十年来舍南北二京，惟武昌、开封、长沙、成都尚有刻手。”郑振铎认为：“木版雕刻术一时为之压倒，从此一蹶不振……新的有关文化、学术的书刊，都是用近代印刷术印刷的。”然而，在铅印和石印业的猛烈冲击下，近乎退出图书市场的雕版印刷，却能在革命根据地发挥作用。共产党关心落后群众，大力扫盲；编刻教材，书担下乡；因时制宜，就地取材；开放版权，允许翻刻。这些举措推动了农村地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同时对唤醒民族意识、鼓舞抗日斗志和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老舍曾感慨“文章下乡”之难：“因为印刷、纸张、运输种种的困难，都在这儿阻抑着这潮水的畅行，而中国又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呀！”根据地印刷条件简陋，出版事业筚路蓝缕，偏远地区雕版印刷红色读物，普及教育，如毛细血管般扎根基层，源源不断地为群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批红色刻本与古代刻本不同，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刻本也不同。不仅思想内容不同，出版和发行方式也不同。有些书籍是在地洞中刷印的，有些是学生和老师动手刊刻、装订的，在炮火硝烟中、在敌人的监视下，紧张地、秘密地进行着。传统印刷与革命文化相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于雕版印刷术的利用形式多种多样，除图书外，还曾刻印票据、传单、纸钞和年画等。其中，新兴木刻运动如火如荼，期间发明了木刻印刷机，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晋西北木刻工厂等专门的印刷机构。同时，新华书店将过去师徒授受的雕版技艺付诸文字，传播开来。刻字工人裴三保在《怎样刻字》中谈到：“刻木字和木图样，首先要懂得木头的性质。”并讲述“用刀”和“上样子”的方法。

雕版印刷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在根据地印刷史中的地位需要重新审视。红色刻本作为见证光辉历史的革命文物，不仅要保护好，还要利用好，深入发掘其背后的故事与精神内涵。编目人员著录革命文献的版本时应着意鉴别，将木刻本、木活字本与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区别开。另外，根据近年各省公布的《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等资料可知，有些博物馆、纪念馆中还收藏有红色书籍和文件的木刻印板，需要对这类革命文物进行专门的征集、统计与整理。相信随着更多的红色刻本被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深化。

【作者简介】孙云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明清书籍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5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