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北宋官方校刻以降，《史记集解》中即有部分注释与司马贞《索隐》雷同，或不称来源且与裴注体例不合。《史记集解》为写本时代之通行本，读者在阅读时多引其他注家以便参考，如日本宫内厅藏《范雎蔡泽列传》，其天地、行间引录司马贞、刘伯庄、邹诞生和卢藏用等的大量注释。但在进一步传写过程中，其中部分批注逐渐窜入文本的正式空间。明乎此，再证以传世写本和裴注的性质、体例等，可知前述今本《集解》的问题实属“窜讹”，其源于写本的传播特性，又因北宋官方校刻而固化。

关键词：《史记集解》  写本  北宋校刻  阅读  传写  窜讹

引   言

南朝宋裴骃撰《史记集解》八十卷系注附正文而行的“单集解本”，直至两宋官方国子监本，皆是如此。至于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二书，本各自单行，其体例则摘字列注而已。今所见《索隐》与《集解》合编之“二家注本”始于南宋孝宗朝，其中最早者为南宋乾道七年（1171）蔡梦弼刊本（以下简称“蔡本”），其次是淳熙三年（1176）张杅刊八年耿秉重修本（以下简称“耿本”），二者均源于某失传的蜀刻二家注本，蜀刻本则溯源自“单集解本”之北宋景德监本。至于后世各类《史记》版本，莫不辗转源出宋刻。

然自北宋官方校刻本《史记集解》以降，即有不少《集解》注释与司马贞《索隐》全同，这在二家注本《史记》合编时，被称作“《索隐》注同”。如《史记》卷二《夏本纪》“既载壶口，治梁及岐”《集解》“郑玄曰：《地理志》壶口在河东北屈，梁在左冯翊夏阳，岐在右扶风美阳”，耿本云：“《索隐》注同，今不复具。”蔡本云：“《索隐》注同。”此为《集解》与《索隐》合编时第一次出现二者内容重复，耿本、蔡本均简省作“《索隐》注同”，耿本更详言之。不止今天所见最早的“二家注本”如此，比对两宋国子监本系统《史记集解》，如绍兴本、景祐本、淮南本，与明末汲古阁刻单行本《史记索隐》，也是这样的情况。然司马贞《索隐》既是“以裴为本”进行补注，则不应简单重复《集解》所作的注释。但在北宋官方校刻时，《史记》的注解已经发生混乱，后世学者很难彻底突破旧式，譬如金陵书局另起炉灶合编的“三家注本”《史记》，凡遇《集解》与《索隐》重复便基本“两存其文”，直至如今的点校本《史记》。

除了这些与《索隐》雷同的注释外，今本《集解》中还有一些不称来源的注释同样有问题，却因相关文献早已亡佚，长期以来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笔者在翻阅现存之古写本《史记集解》时发现，上述问题大多是因北宋官方校刻《集解》时发生“窜讹”，而固化为后世《集解》之形态。至于这些窜讹的主要来源，则是司马贞、刘伯庄、邹诞生等《史记》注家以及其他重见文献的注释，其之所以会产生应从写本时代《史记》的阅读、传写等角度进行认识。故而不揣谫陋，就写本时代《史记集解》的传播与今本的窜讹问题作一探讨，敬请方家教正。

一、以《集解》为本的批注阅读

裴骃《史记集解》自成书以来即是《史记》传播的主要载体，现存之敦煌及日本古写本均属“单集解本”。读者在阅读时会参考他家注释及相关文献，如邹诞生《史记音》、刘伯庄《音义》、司马贞《索隐》等，在写本上进行批注，而这些著作则均不附《史记》正文，使用时也需要依傍于通行的“单集解本”。传世写本中的《夏本纪》《吕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范雎蔡泽列传》，天头、地脚、行间布满了多种来源、不同时期的批注，各写入或多或少的“索”“贞”“邹”“刘”“庄”等注释。其中，《范雎蔡泽列传》一卷最为丰富多样，展现出生动的阅读痕迹并保存了诸多珍贵佚书，本文即选择此卷写本为例，先对相关批注作考察。

《夏本纪》（残卷），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宝治二年安倍时贞写本

《史记·孝景本纪》，日本大东急记念文库藏延久五年大江家国写本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史记》七十九），为镰仓时代《史记集解》写本，共三十一纸，每纸十八行(第一纸十六行)十五字。在此件写本纸表的天地、行间与纸背有大量朱笔、墨笔书写的批注。据官网介绍，朱笔校注用“扌（摺）本”书入，别手墨笔行间音义，“行间纸背校注（用‘或本’‘点本’）,补注（用‘索隐’‘贞（按）’‘正义’‘集注’‘后语’‘刘（说）’‘卢’‘决’‘庄’‘今案’‘陆（善经）’）书入”。所谓“摺本”即刻本，今考朱笔校注确即出自刻本，故本文不作讨论。此外，纸表与纸背的墨笔批注内容、形式、来源等也都不同，其中纸背基本为《索隐》和《正义》，实据刻本写入，亦不详论。

本文讨论的中心是此卷写本纸表墨笔引录的注释，经统计，约略引“贞”30条，“索”21条，“刘”22条，“庄”27条，“邹”30条，“后语”22条，“卢”33条，“决”16条，“陆”3条，“善经”1条，“集注”2条，“颜之推”1条，“祝尚丘”1条，“今案”7条，“师说”2条。以下一一对其归属和特征作讨论。其中，“贞”与“索”可与传世之司马贞《索隐》全部对应，可知墨批所引注释最多的就是《索隐》。如所周知，《史记索隐》原是单行本，“二家注本”将其编入《史记集解》时面临如何“标目”以区分二者的问题，考蔡本、耿本均用“《索隐》曰”标目（第一条作“司马贞《索隐》曰”详言之），写本纸背所引即与之一致。而“纸表”天头、地脚所引录的《索隐》则与之不同，如下所示（【】中为写本上的批注）：

折胁折齿。【《索》：谓打折其胁，而又拉折其齿。】

○索隐本——折齿。上对答反，谓打折其胁，而又折其齿。

○二家注本——《索隐》曰：折，音力答反。谓打折其胁，而又拉折其齿也。

至湖。【贞：按《地理志》京兆有湖县。】

○索隐本——按《地理志》京兆有湖县，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县也。

○二家注本——《索隐》曰：《地理志》京兆有湖县，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置于“至湖关”下。）

秦封范雎以应，号为应侯。【贞：“以”作“扵”。】

○索隐本——封范雎於应。

○单集解本、二家注本——秦封范雎以应，号为应侯。

由上可见，纸表引录《索隐》有两点特征：（一）“标目”或从书名取“索”字，或从著者取“贞”字，而不是统一以“《索隐》曰”进行标识；（二）“文字”与单行本系统、二家注本系统《索隐》均有不一致处，有的还存在节引，如“至湖”条。因此，此件写本纸表与纸背引录的《索隐》来源不同，观察二者笔迹，也可见不出一人之手。

此外，在司马贞《索隐》之前，《史记》注释史上还有两部重要的著作，即南朝齐邹诞生的《史记音》三卷，唐初刘伯庄的《史记音义》二十卷。司马贞云：“隋秘书监柳顾言尤善此史。刘伯庄云，其先人曾从彼公受业，或音解随而记录，凡三十卷。隋季丧乱，遂失此书。伯庄以贞观之初，奉敕于弘文馆讲授，遂采邹、徐二说，兼记忆柳公音旨，遂作《音义》二十卷。”可知，刘伯庄之影响尤大。可惜二书早已亡佚，仅见《索隐》《正义》及《通鉴释文》等引。今将他书所引此类残文与此卷写本引录之“刘”“庄”“邹”相比对，可知在日藏写本的批注中还保存了不少刘伯庄、邹诞生的注释，既有助于审视今本《史记集解》的窜讹问题，也可供认识《史记》各家注释的承袭一事。略举如下：

周有砥厉，宋有结绿，梁有悬藜，楚有和朴。【刘：披剥反，四者珎玉之朴也。】

○黄善夫本——《正义》曰：刘伯庄云“珍玉朴也”。

秦封范雎以应。【庄：作“以应”，河西临晋有应亭。贞：“以”作“扵”，刘氏云々，又按：《本纪》以应为太后养地，解者云“在颍川应扫”，未知孰是。】

○索隐本——按：刘氏云“河东临晋县有应亭”，即秦地有应也。又按：《本纪》以应为太后养地，解者云“在颍川之应乡”，未知孰是。

令马服子代廉颇将。【邹：匹波反。】

○索隐本——邹氏音匹波反。

其中引录的“刘”“庄”注释可供检对的材料比较丰富，不难判断其即刘伯庄《史记音义》。至于邹诞生《史记音》，虽然仅有一条可以明确对应，但邹氏书仅三卷，远少于刘伯庄之二十卷，且从《索隐》等引用两书可知，邹氏绝大部分为音注、另记少量异文，而写本中存录之“邹”注的特征亦如此。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称邹诞生书“音则尚奇，义则罕说”，又谓刘伯庄“音乃周备，义则更略”。此论邹氏《音》大体得当，但无论是《索隐》还是写本引录的刘氏《音义》，其中实际有不少释义，且为小司马等直接引用或间接承袭。

除以上所引之《史记》注家外，写本纸表之墨批还引录“后语”22条及“卢”33条，数量相加竟超过司马贞《索隐》，但却未见其他卷帙的写本引用。考其所引《后语》基本全属“异文”注，可知此书当收录有《范雎蔡泽列传》的大量相同内容，又或云“《后语》作湖关，注云：湖城之关”，“《后语》作落，注云：罢敝零落则君臣不合也”，是此书应附有注文。至于所引之“卢”则全为“释义”注，这就使我们联想到晋人孔衍《春秋后语》以及唐人卢藏用《春秋后语注》二书。刘知几《史通》云：“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此书及卢注均为十卷，今已亡佚，略见类书及《战国策》注家引用，而敦煌出土文献中也有《春秋后语》。据诸家所考分卷可知，范雎、蔡泽事当在卷三《秦语下》，但迄今并无相应写本出土，故此卷《史记》写本墨批的引录价值重大。同时，可与对照的文献记载也相对有限，现仅得两条：

昔五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卢：乙橐，韦囊也。】

○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曰：《后语注》云，韦橐。

弊衣间步之邸。【今案：卢用曰，用步间步从小路也，间音古苋反。】

○黄善夫本——批注【今案：卢藏用曰，间步，从小路也。】

吴师道《校注》中多次明确称“卢藏用《后语注》”云云，可知此引即卢注，与写本所引近同。又对照日藏黄善夫本批注所引，可知写本中亦有明称“卢藏用”者，只是有脱文、衍文等误。而上文所指出的《春秋后语》所载内容、来源、起讫及卢藏用注，正与写本引录的“后语”“卢”特征相符，这更是此二条即指《春秋后语》、卢藏用注的证据。明白此点，也就可知传世《史记》写本中独有《范雎蔡泽列传》存录“后语”与“卢”说，而记事在战国前的《夏本纪》和楚汉之后的《吕后》《孝景》《孝文本纪》写本均无相关批注，自是情理之中。

此外，则是“决”16条，“陆”3条，“善经”1条，“集注”2条。因与本文所论主旨关涉不大，故不再详引原文。其中，“陆”和“善经”即指唐代学者“陆善经”。水泽利忠指出，写本引录之“决”，日藏黄善夫本《史记》批注中多称作“陆”，又有“陆本”云云，可知二者所指实同；并根据陆善经以集贤院为中心参与的众多编纂、注解工作，以及此《史记》注与陆氏《文选》《孟子》注有方法的共通性等方面，主张陆善经确有《史记》注释，认为《孝文本纪》写本、黄善夫本引录之“决疑”，盖名《史记决疑》。然据考证，传世史料中陆善经既无相关著作，也没有注释《史记》的记载，疑未能定。

至于两条“集注”，其一在“魏之诸公子，魏齐”句之天头，云“《集注》无‘曰’字”，为异文注；其一在“胜之友也”句之地脚，曰“《集注》云‘式澄反’”，系音切注。有学者介绍称，日本宫内厅所藏三条西实隆抄本《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批注中有“良家集注”的说法，并主张这表明平安初期的博士良岑安世（？—830）手头握有《史记》集注类书籍。此说很有参考价值。如此处第一条，其行间又引录“曰，集有”，这类“集”字在该写本批注中约有35条，几乎都是“异文”注，另传世写本《孝文本纪》等亦注有出自“集”的异文，则“集”当为某个《史记》异本。然而，却与其他异文称“或本”“点本”“一本”等不同，故此异本之“集”字暗示着它作为“书名”略称的特殊性。今既得“良家集注”这一佐证，颇疑诸本所引之“集”乃是日本博士家所编《史记》“集注本”，与有残卷传世的《文选集注》及亡佚的藤原佐世《古今集注孝经》性质类似。

最后，零散引录有“颜之推”1条，“祝尚丘”1条，以及批注者的相关意见，如“今案”7条，“师说”2条。相关注文均无传世文献可供案验，故此处仅略作介绍。所引“祝尚丘”条为音切，今《广韵》书前“王仁煦”后列有“祝尚丘增加字”，其人著有《切韵》五卷，则所引音切当本此书。至于“今案”自是批注者口吻，大都引《史记》他传、《战国策》、卢藏用注等，并无个人见解。所谓“师说”当即批注者所得传授之博士，学者言平安末年大学寮没落，“师说”逐渐消失，故而11世纪是“师说”流行时间的下限。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此卷《范雎蔡泽列传》写本纸表墨笔引录的文献价值重大，其中引录亡佚已久的《史记》注释如邹诞生、刘伯庄以及孔衍撰、卢藏用注《春秋后语》等颇丰。又包括《索隐》在内的诸书皆出自单行写本，对相关的辑佚、校勘工作，尤其是考察各书的性质及关系意义重大。此外，所引之“决”“陆”及“集”“集注”等都是有待开发的课题，后者更是指向一部异文众多的《史记》“集注本”。而这些对于本文最大的意义则在于，提供了一个写本时代《史记》阅读的生动案例。虽然不能确定此件《史记集解》写本引录诸家进行补注的来源有多早，其批注者又为日本人；但批注阅读行为在任何时代和地域都是普遍的，所以关键的是这种写本形态所具有的启发性：它不仅可与下文所引《殷本纪》等写本相发明，反映写本时代《史记集解》传写的动态历程，而且是刻本以降窜讹问题得以理解的宏观背景。

二、《集解》传写与旁注窜入

以上考察了写本时代《史记集解》的阅读情况，可知写本的天地行间多有引录邹诞生、刘伯庄、司马贞等注释进行批注。然辗转传写则难免误入正文中，前辈学者即多有指出古籍“旁记之字误入正文”的案例。而此处讨论的旁注误入者字数较多，且借由相关写本可以还原其传写与窜讹的细节。

在日藏《史记集解》写本中，有京都高山寺旧藏《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四种，其中的《殷本纪第三》（《史记》三）为镰仓时代初期写本。此件《史记集解》写本卷中和卷末混入两条《索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贺次君以为“是乃《索隐》《集解》合钞最先之形式，亦可推知司马贞《索隐》在晚唐时已有合《集解》并行者矣”，王叔岷则认为“考古钞本通篇于正文之外，概录裴骃《集解》。惟此二处，录《索隐》之文。钞者盖本无意于录《索隐》，而偶误录入者也。钞本何以误录《索隐》之文，此必所据之本为《索隐》本。更由不称‘索隐曰’或‘索隐’，而称‘贞曰’或‘贞云’推之，钞者所据之本，盖即《索隐》原本矣”。贺说论据有限，恐不可取；王说以为《索隐》为抄手无意误录，比较合乎情理。只是二家都未曾仔细分析两条《索隐》的具体情况，王叔岷甚而推断此卷所据为司马贞《索隐》原本，则与基本事实相背。

《殷本纪》写本所录两条《索隐》及相关刻本情况如下：

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々汤々。（贞曰：汤名履，《书》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称天乙者，谯周云：“夏、殷之众，生称王，死称庿主，曰帝尊乙神不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曰汤，故天乙者”。从契至汤凡十四代，故《国语》曰“玄王勤商，十四代兴”。玄，契也。张晏曰：“禹、汤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从高阳之质，故夏、殷之王皆以名为号。”《谥法》曰：“除虐去残曰汤也。”）自契至汤八迁。

○单集解本——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成汤。（张晏曰：“禹、汤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从高阳之质，故夏、殷之王皆以名为号。”《谥法》曰：“除虐去残曰汤。”）自契至汤八迁。

○索隐本——汤（汤名履是也。又称天乙者，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汤，故曰天乙。”从契至汤凡十四代，故《国语》曰“玄王勤商，十四代兴”。玄王，契也。）

○二家注本——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张晏曰：……。《索隐》曰：汤名履是也。又称天乙者，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汤，故曰天乙。”从契至汤凡十四代，故《国语》曰“玄王勤商，十四代兴”。玄王，契也。）成汤，自契至汤八迁。

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也。（贞云：按《论语》孔子曰“乘殷之々路”，《礼记》曰“殷人尚白”，事连也。太史公为赞，不取成文，遂作此法，事速也。）

○索隐本——色尚白。（《论语》孔子曰“乘殷之辂”，《礼记》曰“殷人尚白”，太史公为赞，不取成文，遂作此语，亦疏略也。）

○二家注本——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索隐》曰：《论语》孔子曰“乘殷之路”，《礼记》曰“殷人尚白”，太史公为赞，不取成文，遂作此语，亦疏略也。）

如上所示，此件写本中录入的《索隐》，与上文《范雎蔡泽列传》写本特点一致：（一）“标目”为“贞曰”“贞云”，而非“索隐曰”；（二）“文字”则与刻本参差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条《索隐》插入的“位置”以及其上的“重文”，有研究者分析说：“案：高山寺本‘是为成=汤=’下，注文先有‘贞曰’至‘契也’六十三字，乃《索隐》文；接下有‘张晏曰’至‘曰汤’，系裴骃《集解》。《索隐》在《集解》之前，且两者未见作任何区分。这条《索隐》显见是后人附记‘而偶误录入（注文）者’，非所谓‘《索隐》、《集解》合钞形式’。考此《索隐》乃释‘成汤’，盖附记者先出‘成汤’两字，再录《索隐》注文，（当作‘成汤贞曰汤名履’云云）。后人转钞不慎，将‘贞曰’以下六十三字误入裴注前，而附记所出‘成汤’两字则阑入正文。”所言大体得实。可以推知写本《殷本纪》所据底本的最初形态，当与《范雎蔡泽列传》相似，抄者在《史记集解》的天地或行间录入《索隐》进行补注。但在写本转写过程中，容易将附记的《索隐》抄入正文中，使其正式进入《集解》的空间，即如此《殷本纪》之例。

今本《史记集解》虽然并没有窜入这两条《索隐》，但从正文仍重“成汤”二字来看，则此处原当与高山寺写本类同，可见北宋校刻时底本确有窜讹嫌疑。此外，在传世写本中，还有疑似邹诞生《史记音》、刘伯庄《史记音义》，及《尚书》注释、《汉书》注释、《集注》异文等传写误入的案例。这也与阅读中批注的类型相对应：除写入《史记》不同注家文字外，又引重见文献的异文及注释，以及日本《集注》类文献。今将所得备举如下。

《夏本纪》：踰于雒，至于南河。（孔安国曰：踰，越也。南河，在冀州南东流，故曰踰洛而至南河也。）

《夏本纪》：浮于雒，通于河。（《集注》及《尚书》作“达于”。）

《夏本纪》：至周，封于杞。（记，后同，国名也。邹同。）

《孝文本纪》：适见于天。（适音徒厄反也。）

《孝景本纪》：孝景皇帝崩。（瓒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寿四十八。”皇甫谧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也。”）

○单集解本——孝景皇帝崩。（皇甫谧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

○《汉书》注——甲子，帝崩于未央宫。（臣瓒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寿四十八。”）

以上注释均已窜入写本正文的空间，而今本《集解》并无相应内容。其中，《孝景本纪》“皇甫谧曰”上误入“瓒曰”，虽然裴注也引用臣瓒，但遍考《集解》所注汉帝之生年寿数，只引皇甫谧说；且两家所说多不同，此处则二者一致，裴注当无舍异而录同之道理。

而考察北宋官方校刻以来之传世本《史记集解》的其他卷帙，可知这类写本时代窜讹的痕迹多有存留者，以下就传世之《史记集解》全书，举其尤彰明较著之例。并按其来源分别为《史记》注家的释文、重见文献的注释两大类进行讨论，前者又分为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邹诞生和刘伯庄《音义》，后者即《汉书》颜师古注。以上两大来源的窜讹，在传世写本、北宋校刻底本中都已出现，具有一般性的特征。

卷五五《留侯世家》：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预反，伺也。”徐广曰：“伺候也，音千恕反。”）击秦皇帝博浪沙中。

○索隐本——与客狙（按：应劭云：“狙，伺也。”一曰狙，伏伺也，音七豫反。谓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

按，裴骃《集解》体例，凡引众家义，必以“徐广曰”置首。此处“服虔曰”既位置不伦，又与徐注近乎重复，且徐广曰“伺候也”本当直承正文“狙”字（否则不明所释），可知“服虔曰”为误入。考《索隐》可知，这里的服注实从《索隐》窜入而颇有脱误，故其内部也是前后冗杂矛盾。而金陵本《集解》“狙，七预反，伺也”上有“应劭曰”三字（各本均无），盖为调和误入之文而臆增。

卷四七《孔子世家》：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韦昭曰：“僬侥，西南蛮之列名也。”案《括地志》：“在大秦国地也。”）

按，张文虎曰：“裴骃无引《括地志》之理，而各本《集解》中皆有之，不得独咎合刻本以《正义》误入。寻《大宛传·正义》引《括地志》固有‘小人国’一条，云在大秦南，即僬侥国。盖后人撮注其文于旁，遂混入《集解》。”其说是也。

卷一五《六国年表》：繇诸乞援。（《音义》曰：“一作‘爰’。”）

卷一五《六国年表》：庶长将兵拔魏城，彗星见。（《音义》：“拔一作‘捕’。”）

卷二七《天官书》：鬼哭若呼，其人逢俉。（俉，迎也。伯庄曰：“音五故反。”）

○索隐本——逢俉化言。（俉，音五故反。逢俉谓相逢而惊也。亦作“迕”，音同。）

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史记音义》曰：“音翦。”）

○索隐本——后揃。（音剪，揃谓被分割也。）

按，裴注引徐广《史记音义》，均称“徐广曰”，卷一《五帝本纪》大题下有发凡云：“凡是徐氏义，称徐姓名以别之。”而以上引《音义》两条、《史记音义》一条，均与此例不合；且后者《索隐》有相同之注音，则其所见《集解》当无注文。至于所引“伯庄曰”条，更显然可见系由刘伯庄《史记音义》窜入。故参伍而言之，盖均属窜讹。

卷七《项羽本纪》：留司马门（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三日。

○《汉书》注——师古曰：“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司马主武事，故总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

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骈怜从起昌邑，以说卫入汉，以中尉击籍，侯千户。（《汉表》师古曰：“二马曰骈怜，谓并两骑为军翼也。说，读曰税。说卫，谓军行止舍主为卫也。”）

○索隐本——栢至靖侯许温。（《汉表》作许盎。栢至，《汉志》阙。又云以骈邻从。姚氏怜邻声相近，骈邻犹比邻也。说卫者，说，税也，税卫谓军行初税之时，主为卫也。）

○《汉书》注——师古曰：“二马曰骈。骈邻，谓并两骑为军翼也。说读曰税。〔税〕卫谓军行初舍止之时主为卫也。”

按，“《汉表》师古曰”条，张文虎云：“此盖后人引《汉书·注》，非《集解》文。”前条虽无明确标识，但文字与今本师古注几乎全同，恐亦属窜讹。又《索隐》有部分相同注文，据此既可推知今本的窜讹，也展现出注释之间的承袭，而二家注本多予删略，上文涉及的《史记音义》也是如此。

综上可见，由于写本传写的不稳定性，原系阅读时写入的批注不可避免地窜进正文的空间。其中，如高山寺本《殷本纪》等，虽然还明确有所标识，但难以确保在继续的传写过程中，这类“贞曰”的字眼不会脱漏或省略。此外，还应考虑到在最初的批注行为中，也未必每件写本的每次引录都会严谨地标识它的来源。如上引《范雎蔡泽列传》中其实还有一些没有标识的批注，略引一条于此：

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

○索隐本——穰侯谓魏冉，宣太后之异父弟。穰，县，在南阳。华阳君，芈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号为新城君是也。

此盖引自《索隐》而不称“贞曰”云云。这种标识的缺失无论发生在哪个环节，都极易造成写本时代《史记集解》因阅读和传写活动产生明显的窜讹。

三、《集解》校刻与窜讹定型

北宋官方的校刻活动是书籍流传史上的关键节点，它基本结束了写本时代众流并进的历史，同时又创造了刻本时代几乎唯一的源头。《史记集解》的校刻始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后又经真宗景德、仁宗景祐时的覆校，终成官方定本。《麟台故事》记景祐校“三史”，云：

景祐元年九月，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前汉书》、《孟子》，下国子监颁行。议者以谓前代经史，皆以纸素传写，虽有舛误，然尚可参雠。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六经，诚欲一其文字，使学者不惑。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版讹驳，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会秘书丞余靖建言《前汉书》官本差舛，请行刊正，因诏靖及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版，以从新校。然犹有未尽者，而司马迁、范晔史尤多脱略，惜其后不复有古本可正其舛缪者云。

可见，《史记集解》虽经北宋官方反复校定，仍有不尽如意处。而其中《集解》的窜讹，更是因此而固化。本文第二节就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进行了分析，以下再择取部分有写本传世的卷帙为主要讨论范围。有卷二《夏本纪》、卷三《殷本纪》、卷四《周本纪》、卷五《秦本纪》、卷八《高祖本纪》、卷九《吕后本纪》、卷十《孝文本纪》、卷十一《孝景本纪》、卷二九《河渠书》、卷三四《燕召公世家》、卷三五《管蔡世家》、卷六一《伯夷列传》、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共十五卷。

1.《夏本纪》：其草惟夭，厥木惟乔。（少长曰夭。乔，高也。）

○写本：其草惟美，厥木惟乔。（无《集解》。）

按，今本《尚书》作“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张文虎曰：“此（《集解》）亦《书传》文，上当有‘孔安国曰’字。”《集解》多引“孔安国曰”，此句又见于伪孔《传》，故张氏以为这句并非裴骃自注，而是上有缺文，极有理据。但写本提供给我们另一条思路，即此则与《集解》体例不合的注文乃后来窜入，写本将正文“夭”写作“美”，又无注，是注解与正文相互印证。

2.《夏本纪》：漆、沮既从，沣（音丰）水所同。

○写本：无《集解》。

3.《殷本纪》：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音与。）有状。

○写本：无《集解》。

4.《周本纪》：差弗卒，子毁隃立。（音踰。《世本》作“榆”。）

○写本：无《集解》。

按，《索隐》曰：“毁隃：《系本》作‘伪榆’。”

5.《秦本纪》：五年，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犀首，官名，姓公孙，名衍。）

○写本：无《集解》。

按，《索隐》曰：“犀首：官名，若虎牙之类。姓公孙，名衍，魏人也。”

6.《秦本纪》：叶阳（一云“华阳。”）悝出之国，未至而死。

○写本：叶阳君（无《集解》）悝出之国，未至而死。

7.《高祖本纪》：还攻胡阳，（一云“陵”。）遇番君别将梅。

○写本：无《集解》。

8.《高祖本纪》：令将军薛欧、（音恶后反。）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

○写本：无《集解》。

9.《孝文本纪》：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音辙）于道。

○写本：无《集解》。

按，“结轶于道”句下，《集解》引“韦昭曰：使车往还，故辙如结也。相如曰：结轨还辙”，是裴注已于所引韦昭、司马相如语注明，则“音辙”之注既无必要更不当错出在上。张文虎曰：“各本‘轶’下并注‘音辙’二字，疑校者所增。中统、游、毛无。”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第105页。张说是也。然增入音注早在宋刻以前，耿本（叶十）等（中统本、游本、毛本与此本关系紧密）无，则后来版刻又脱。

10.《孝景本纪》：封故相国萧何孙系为武陵侯。（徐广曰：《汉书》亦作“系”。邹说本作“傒”，音奚。又案：《汉书·功臣表》及《萧何传》皆云孙嘉，疑其人有二名。）

○写本：无《集解》。

按，《索隐》曰：萧何孙系：“《汉书》亦作‘系’，邹诞本作‘徯’。又按：《汉书·功臣表》及《萧何传》皆云封何孙嘉，疑其人有二名也。”蔡本、耿本云：“《索隐》注同。”张文虎曰：“邹诞生南齐人，裴氏无由引，且其文全同《索隐》，此俗本兼采二注而误入者……北宋本‘诞生’二字作‘说’，亦非。”其说是也。此《索隐》窜入《集解》文中，写本即无此条注释。又，《集解》凡“徐广曰”下引他家义，当称“骃案”，此与之不合，可见当系窜讹。

11.《孝景本纪》：军东都门外。（案《三辅黄图》：东出北第一门曰宣平门，外曰东都门。）

○写本：无《集解》。

按，《索隐》曰：“军东都门：按《三辅黄图》云：东出北第一门曰宣平门，外曰东都门。”蔡本、耿本云：“《索隐》注同。”《集解》引书体例，称“某书”或“某书曰／云”，绝无“案某书”者，而《索隐》多言“按”以起注。有研究者以为裴骃“按语类自注”有“案”字例，举《苏秦列传》为证，与此同属《索隐》窜入。

12.《燕召公世家》：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章子，齐人，见《孟子》。）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

○写本残缺。

按，《索隐》云：“王令章子：按：《孟子》云‘章子，齐人’。”蔡本、耿本删去此条《索隐》。

13.《范雎蔡泽列传》：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讳，畏也。）高陵进退不请。

○写本：无《集解》。

按，《索隐》曰：“无讳，犹无畏也。”蔡本、耿本删去此条《索隐》。

14.《范雎蔡泽列传》：先生曷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挛，两膝曲也。徐广曰：“一作‘率’。”）……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齿肥，（持粱，作饭也。刺齿二字当作“啮”，又作“龁”也。）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

○写本：先生曷鼻，巨肩，魋颜，蹙齃，敛颐，权准，折頞，膝挛。（徐广曰：“一作‘率’。”）……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持粱啮肥，（无《集解》）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

按，此则《集解》中有两条注释来源不明，一“挛两膝曲也”，一“持粱作饭也”云云，前者错出于“徐广曰”上，更为不伦。《御览》引文中也存在类似注解，只是具体部分不同，如下所引：

先生曷鼻，（曷鼻，如谓蝎虫也。）巨肩，（巨肩，谓顶低而肩竖。）魋颜，蹙齃，（谓蹙鼻于眉。）膝挛。（两脚曲也。）……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持粱啮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

考《索隐》相关注释可知，无论是今本《集解》抑或《御览》所引，皆可从中找到相应文字，备引如下：

曷鼻巨肩：曷鼻，谓鼻如蝎虫也。巨肩，谓肩巨于项也，盖项低而肩竖。魋颜蹙齃：上魋音徒回反。魋颜，谓颜貌魋回，若魋梧然也。齃，音乌曷反。蹙齃，谓鼻蹙眉。膝挛：谓两膝又挛曲也。持粱：谓饭粱米饭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齿肥：按：“刺齿”二字字误，当为“啮”字也。啮肥，谓食肥肉也。

不过，《御览》中所引注文“两脚曲也”更有可能来自刘伯庄《史记音义》。此件写本即引录“庄：两脚曲”，可知刘伯庄《音义》与《御览》引文更相近，则《御览》所引之《史记集解》疑有《索隐》《音义》二书窜入。

15.《范雎蔡泽列传》：应侯知蔡泽之欲困己以说，（式拙反。）复谬曰：何为不可？

○写本：无《集解》。有墨笔旁批“式出反”。

按，绍兴本、景祐本、淮南本、蔡本、耿本、毛本“拙”字，黄本、凌本、金陵本误作“绌”。《扬子法言音义·问明》云：“刘伯庄《史记音义》曰：说难，上式拙切，下如字。”又，此卷写本上文“游说诸侯”句，引录“庄：说音式拙反”。

16.《郦生陆贾列传》：足下起纠合之众，（一作“乌合”，一作“瓦合”。）收散乱之兵。

○写本：足下起瓦合之众，（无《集解》）收散乱之兵。

17.《郦生陆贾列传》：使我居中国，何渠（音讵）不若汉？”

○写本：无《集解》。

按，《索隐》曰：“何渠：刘氏音讵。《汉书》作‘遽’字。小颜以为‘有何迫促不如汉也’。”蔡本、耿本删去“刘氏音讵”四字。

以上实际涉及十卷，共举17例，除《燕召公世家》写本残缺外，在相应写本中均无所谓《集解》注文。

18.《燕召公世家》：燕人请和，赵人不许，必令将渠处和。燕相将渠（以将渠为相。）以处和，赵听将渠，解燕围。

○写本残缺。

19.《张丞相列传》：有车丞相，长陵人也。（名千秋。）卒而有韦丞相代。

○写本：名千秋。

按，《索隐》曰：“自车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记。然《丞相传》都自省略，《汉书》则备。”又，写本将注文“名千秋”三字讹入正文。

20.《张丞相列传》：其时京兆尹赵君，（名广汉。）丞相奏以免罪。

○写本：名广汉。

21.《张丞相列传》：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广德也。）为御史大夫。

○写本：名德广。

22.《郦生陆贾列传》：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赵氏，秦姓也。）

○写本：赵氏，秦姓也。

以上共举5例，除《燕召公世家》写本残缺外，在相应写本中均有《集解》注文。

两部分共计22例，是本文对有写本可参证的《史记集解》十五卷中存在与《索隐》重复或无来源注文的全部罗列。其中，第5、10、11、12、13、14共六例，《索隐》中有相应内容。其文字虽稍有出入或删节，却是《索隐》抄入《史记集解》时常有之情形，与第一节讨论的情况相合。《索隐》既“以裴为本”进行补注，自不应简单重复《集解》已有的注释，而传世写本中并无相关裴注，则这些重合的文字系司马贞《索隐》窜入无疑。

其余，第2、3、4、6、7、8、9、15、16、17共十例，大部分无法找到来源，但却清一色的属于“音注”或“异文”，与来自《索隐》之注文全属“释义”不同，也与其他在写本中均有之注文（第18—22例）全属“释义”不同。把握住这些注释的性质，便可以指引我们发现它们的来源。如第9例《孝文本纪》“音辙”，与“邹氏音（邹诞生）”相重合；第15例《范雎蔡泽列传》“式拙反”、第17例《郦生陆贾列传》“音讵”，均与“刘氏音（刘伯庄）”同文。可见，这类注文是从邹诞生《史记音》、刘伯庄《史记音义》窜入。

最后，第1例与《尚书》孔安国《传》全同，虽然裴注《夏本纪》多引伪孔《传》，但从传世写本来看，此条仍有后来窜入的嫌疑。联系第一节所论之《范雎蔡泽列传》引录卢藏用《春秋后语注》，则今本《史记集解》中或有与之类似的注文辗转窜入。此外，如《吕后本纪》《孝文本纪》写本引录贞、刘、邹等外，还出现了“师古”注，而《孝景本纪》写本“孝景皇帝崩”《集解》中更是窜入“瓒曰”云云。又，上文已辨明高山本《夏本纪》窜入《尚书》异文，《范雎蔡泽列传》引录《后语》异文，《孝文本纪》引录《汉书》异文，可见，批注者亦多引重见文献的异文及其注释。

本节通过利用传世写本与裴注体例、内容性质等相证，揭明今本《史记集解》中更普遍、更隐蔽的窜讹。而这一问题的产生则源自写本时代，进而经北宋官方的校刻活动，固化为后世《集解》的基本形态。

四、结论

乔秀岩说：“古籍流传的大要，先有刘向、刘歆的编辑整理，后有宋人的校定刻版。有刻本之后，唐代抄本逐渐被淘汰，后来的版本都从北宋官版衍生。”故而研究《史记》的版刻问题，前辈学者如王国维、赵万里即以两宋国子监本为中心，极具典范性。但如何突破北宋官方校定本的藩篱，向写本时代进行追溯，则颇受限于材料。笔者在探索裴骃《史记集解》体例的过程中，发现有部分注文与其体例不合。此外，《集解》广引前人注解，少有己说，其自注则多称“骃案”“骃谓”等，而今本却有不少不称来源的注文，被简单视作“自注”。按考相关写本，并无相应《集解》，其中部分又与司马贞《索隐》同文，可知此类多属后人注释窜入。

裴骃《史记集解》注附正文而行，是写本时代《史记》的通行本，而邹诞生《史记音》、刘伯庄《史记音义》、司马贞《史记索隐》等书，则仅摘字列注。因此，当需要阅读时，可以想见读者会以《史记集解》为底本写入相关注释以便参考之情形，本文讨论的写本《范雎蔡泽列传》即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但在进一步的传写过程中，由于写本的不稳定性，某些旁注则逐渐窜入文本的正式空间，并最终被误认为是《集解》的一部分，本文第二节所举《殷本纪》等写本均是其证。明乎《史记集解》在写本时代传播的大背景，再来审视今本的窜讹问题，则可以了然矣。北宋官方的校刻活动，发挥着“一其文字”的力量，是古籍流传由写本进入刻本的关键节点。它广罗众本以相校，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定本，但仍然携带着写本时代的痕迹，同时又导致“世之写本悉不用”，无法存异，固化为后世刻本几乎唯一的源头。

值得思考的是，《史记集解》经北宋官方反复校定，却存在大量写本时代传写、窜讹的痕迹。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关注北宋宫廷藏书的底本时代。正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所述，历代的战乱火灾等，常常导致“旧籍”“遗籍”无存，只能重加“购募”或“添写”。如玄宗时，安史之乱，“乾元旧籍，亡散殆尽”，文宗时“日令添写”后，又遇黄巢起义，“曩时遗籍，尺简无存”。那么，从南朝宋裴骃撰《史记集解》以来，到北宋初年，宫廷所藏恐怕少有六朝旧本。北宋以降的《史记集解》本，已窜入开元二十四年（736）成书之《史记正义》，可见北宋宫廷所藏恐以晚唐五代之本居多。此点对于我们认识北宋官方校刊的其他书籍，或许也有参考意义。总之，北宋校定作为“写刻转换”的重要节点，一方面是早期经典的版刻源头，可以考见后世重编、重刊的流变；另一方面是写本时代的总结，其中隐含着漫长的阅读、传写史遗痕，等待细心的发现。

【作者简介】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5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