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归安姚氏咫进斋为清代江南著名私家藏书楼。其藏书清末售归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是今国家图书馆最早入藏的一批善本。根据日记、书札、书目等史料考察姚氏藏书聚散始末，咫进斋藏书精本多得自蔡氏醉经轩、刘喜海、刘履芬旧藏，姚觐元、姚慰祖父子生前即在苏州开设尊古堂书坊出售藏书。清末觐元之孙姚绳武将咫进斋藏书售归京师图书馆时，端方从中抽走数种精本。另有部分碑帖书籍售予盛宣怀愚斋图书馆。民国后姚氏藏书仍陆续散出，1927年张元济见到咫进斋未刻稿数种，为之谋刊。罗振常蟫隐庐曾经手姚氏藏书数十箱，傅增湘也曾收得数种。姚氏藏书售归京师图书馆的部分，1933年赵万里编纂《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时从善本书库中删汰近半，部分藏书随“甲库善本”南迁、运美、抵台，现今分藏北京、台北两地。

关键词：姚觐元   姚慰祖   姚绳武   咫进斋   京师图书馆

引言

王国维论及浙西藏书，曾举姚氏咫进斋、陆氏皕宋楼为有清一代之殿军：“国朝自蠡舟董氏、疏雨刘氏、芳茮严氏后，尤不易更仆数。而姚彦侍方伯之咫进斋、陆刚父观察之皕宋楼，实为之殿。光绪之末，陆氏书流出海外，姚氏之藏亦归京师图书馆，浙西文献为之俄空。”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是近代藏书由私化公较早的一宗，也是今国家图书馆最早入藏的一批善本（较内阁大库藏书更早运到学部拆箱清点），在中国近代典籍流通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关姚氏藏书刻书情况，已有不少学者展开论述，如郑伟章、王增清、赵红娟、柳和城、王江东等都对姚觐元生平、藏书、刻书事迹有所叙考，马珂勾稽了《咫进斋丛书》刊刻史实及瞿氏铁琴铜剑楼在姚氏身后对丛书第四集的校补工作。关于姚氏父子藏书聚散始末、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详情，目前相关研究还不是十分深入，本文将依据相关史料，在此方面略作补充。

姚觐元，初名经炳，字彦侍，别署裕万、念慈、彦士，号咫进斋、大迭山房、晋石厂，浙江归安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至广东布政使。祖文田，字秋农，官礼部尚书，谥文僖，《清史》有传。父姚衡，字雪逸，为秋农第五子，曾居广东巡抚怡良幕府，林则徐禁烟，怡良与合力筹划，文牍皆出姚衡手，王欣夫曾见其家藏林氏与怡良手札百数十通，皆论禁烟事。子慰祖，字公蓼，父子皆好藏书。觐元承其祖秋农家学，网罗古籍，刊印清儒著述，尤好许学书，所辑刻《咫进斋丛书》，有功艺林匪浅。姚慰祖别刻有《晋石厂丛书》，未克卒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海虞铁琴铜剑楼主人瞿良士得其旧版，续加重修。光绪八年（1882），姚觐元因云南报销案为阎敬铭所参，在广东布政使任上被革职，勒令回原籍。罢官之后，侨居吴中，光绪十六、十七年父子相继谢世。光绪三十四年，咫进斋所藏书籍由其孙姚绳武（字桐生）售入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成为今日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来源之一。

民国以来流传有抄本《咫进斋善本书目》，旧题“归安姚觐元”撰。梁子涵《中国历代书目总录》谓“此目闻为吴兴沈毅所伪撰”，上海图书馆藏有沈毅感峰楼抄本。此外，还有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抄本及民国周大烈七录居抄本等。笔者此前所撰文章认为，《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系利用《文华殿检书分档》《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咫进斋善本书目》合编而成，其中关于缪荃孙沿用《咫进斋善本书目》编纂新目的说法有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缪荃孙稿本《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索书号：SB/019/7065），可证明“归安姚氏书”这部分的目录著录为缪荃孙亲自编纂。该藏本笔者关注已久，2017—2018年间因北大图书馆书库搬迁未获阅览，2019年古籍分馆重新开馆后前往调阅，馆方告知该稿本因黏签较多不允出库，需电子化后提供光盘阅览。当时即提交电子化的申请，后因新冠疫情影响，未能偿愿。后见北京大学赵兵兵博士查阅了该稿本光盘，撰有《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与〈咫进斋善本书目〉关系考》一文，纠正了拙文过去认识的不足。梁子涵所谓的“伪撰”，实际情况应是据缪荃孙、夏曾佑所编《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等文献将“归安姚氏书”一宗辑录成编，相关情况赵文已有详考。沈毅辑本《咫进斋善本书目》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疏谬，如《文苑英华》条，国图藏抄本、七录居抄本等著录为“宋刻本”，且记有晋府藏印，实则为京师图书馆所藏内阁大库藏书一部误入，而感峰楼抄本著录作“《文苑英华》一千卷（明刻本），宋李昉等奉敕编”，与之不同。该目辑录善本330部，有11部不见于京师图书馆书目，其中如元本《草堂雅集》、抄本《杨太后宫词》、宋刻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等，在售归京师图书馆时为端方所抽出。因此，本文讨论姚氏藏书，并不以此目为依据，主要依据《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及其他文献记载。

一、姚氏父子生前藏书之聚散

姚氏藏书有其祖姚文田邃雅堂藏书者。如“宋刊本”《尔雅注疏》、旧抄本《东观选要》上有“吴兴姚氏邃雅堂鉴藏书画图籍之印”，即姚文田旧藏。文田精于许学，曾与严可均合撰《说文校议》等。姚氏售予京师图书馆藏书中，有姚文田稿本《说文解字考异》等。但邃雅堂藏书大多已毁于兵燹，并非咫进斋藏书主要来源。姚衡、姚晏昆仲亦雅好藏书，邃雅堂故物多有二人鉴藏印记。晏字圣常，衡之弟，尤嗜金石，著有《中州金石目》《再续三十五举》，皆刻入《咫进斋丛书》。觐元为衡之子，秉承前人守藏旧志，坊肆得见邃雅堂散出旧物，必重金购回。至各地为官，随处访书，所作日记，多记其事。今存有《咫瞻日识》《弓斋日记》（上海图书馆藏）、《姚觐元日记》（浙江图书馆藏）诸稿。前所举赵红娟、王江东等研究者已据《弓斋日记》对姚氏访书购书事迹多有揭示，兹不复赘。其不易得者则手抄录副，姚氏特制抄书稿纸，版心有“咫进斋抄本归安姚氏藏”字样，《书林清话》在谈及“近时精抄本”时曾举归安姚氏咫进斋抄本为例。今检公私藏目，尚可查得存藏于上海、北京、浙江、南京、广州等地的咫进斋抄本29部，晋石厂抄本3部，可见姚氏父子雪抄露纂、搜访之勤。

姚氏藏书中精本多得自金匮蔡氏醉经轩，为蔡廷相、蔡廷桢昆仲藏书。清光绪十二年（1886），姚氏从蔡氏醉经轩购得旧本一批，据《丙戌冬咫进斋购蔡氏书目》载，共计59种，中如宋写本《杨太后宫词》、宋刊《格斋先生三松集》（即《格斋四六》《南塘四六》《梅亭四六》三种）、元刊《吕氏春秋》《文选》、“元版”《埤雅》《贾长沙集》《书学会编》（以上三书实皆明刊本）、景宋抄本《九僧诗》《后山诗注》《皇朝编年备要》、影元抄《稼轩集》、明抄《虎钤经》《皇朝大事记》《中兴大事记》、旧抄本《辽史拾遗》《玄珠密语》《册府元龟》等，皆咫进斋善本之上驷，目中所载有32种在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姚氏所购这批蔡氏藏书中多有黄丕烈、汪士钟旧藏，其中黄丕烈故物多达14种。除此以外，咫进斋所得黄氏士礼居旧藏还有不少，据潘祖荫日记，尚有宋刻《袁氏通鉴纪事本末撮要》、“宋板”（实为元版）《脉经》、宋板《孟东野集》、宋板《圣宋文选》、景宋抄本《韩非》、明刊《颜氏家训》《太平乐府》各书。缪荃孙辑录黄跋时，姚觐元曾抄录黄跋十多种寄去，缪刻《荛圃藏书题识》中注明出自“归安姚氏”者有16种，足见姚氏收储士礼居旧藏之富。江标称“姚氏藏百宋一廛宋本书有十余种”，而据梁健康面告，姚氏所得黄丕烈旧藏共计三十余种，其中属百宋一廛宋本者七种。

姚氏财力雄厚，属于“有力之强”者，又有进出养藏之法，故能广收博取，在旧家藏书散出之时往往能捷足先登，特别是在罢官后寓居苏州期间。如前文所举蔡氏藏书，在姚氏购走其中精本四年后，江标也曾至蔡氏家中观书，只能空叹其中精本早已为洪汝奎、陆心源、姚觐元三家尽收囊中。光绪十四年刘履芬藏书散出，也有一部分为姚氏所得。是年九月，叶昌炽记江标在世经堂购得刘履芬旧藏十余种，并谓刘氏旧藏中精品早已为姚觐元、蒋凤藻所得。京师图书馆所收姚氏藏书中，有旧抄本《平宋录》《酉阳杂俎》《石林居士建康集》三种为刘氏旧藏，此外还有元版《九经直音》、明抄《后村全集》等见载姚觐元日记。据罗振常、傅增湘所记，尚有旧写本《靖康传信录》、《圣宋遵尧录》等。又刘喜海藏书中至有名者如宋元百衲本《史记》，光绪初为姚觐元购得。姚氏藏书，出入频繁，据姚氏日记及他人所记，多有售归京师图书馆以外的精本，其所蓄善本之富，远在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的三百部之上。

咫进斋藏书在姚觐元生前即已陆续售出，此亦藏书家“以藏养藏”之道。而为研究者所忽略的是，姚氏父子生前曾开设书坊买卖旧籍。姚觐元在湖北为官之时，姚慰祖曾在当地开设书坊。晚年姚氏父子寓居苏州，又在观前街开设书坊，名为“尊古堂”，出售书籍。费念慈致缪荃孙札曾提到：“公蓼开书坊于鄂，前年毁于火，去岁又开于观前，前月廿六日又毁于火，菊农与合伙，亦为波及，闻尚欲再开也。”又沈蕴石得到咫进斋藏旧抄本《圣宋遵尧录》一书，即购自姚氏开设的书肆尊古堂：“今冬，彦侍以所储书设肆于观前街，榜其门曰‘尊古堂’，予急往访，见架上是书在也。奈定值奇昂，商之至再，竟以番佛三十四尊易之。”

关于尊古堂书坊开设的时间，可以依据时人书札、日记考得。前所举费念慈致缪荃孙札署“六月廿九日”，具体年份尚需考证。札中另有拜托缪氏将其先祖等人编入国史《循吏传》诸事。缪氏光绪八年充国史馆协修，分纂《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五传，十四年五月交稿，此札当作于此数年间。札中又提到“柚岑万里之行，南来时恐未必到苏，不得话别，亦殊怅怅”，柚岑为缪祜孙，缪荃孙从弟，光绪十三年出使俄国，撰有《俄游汇编》，九月从上海启程。札中又有“梁星海移掌端溪”之语，梁星海即梁鼎芬，光绪十三年主讲端溪书院。又提到“彦老病愈大半，尚未复旧”，姚觐元光绪十三年四月后大病一场，“困顿于衽席者百有余日，屡濒于死，幸而不死”。由以上信息，可推知此札作于光绪十三年六月廿九日。据此以推，费氏所称姚慰祖在湖北所开书坊“前年毁于火”时间是光绪十一年（1885），而在苏州观前街开设尊古堂的时间是光绪十二年。费氏还提到，尊古堂在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又遭火灾而停业，并计划再开。

尊古堂开张的具体月日，在潘钟瑞日记中有更详细的记载。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饭后，写尊古堂书坊招牌一通”；四月二十三日，“至观前，欲访陆廉夫，遇仓石于新开书坊尊古堂”。光绪十二年三月底，潘钟瑞为尊古堂写招牌，并在四月称之为“新开书坊”。结合前文所考，这个开设在苏州观前街的“尊古堂”即姚氏新开书坊，在光绪十二年四月前后开业。

缪荃孙过苏，常造访尊古堂。《艺风老人日记》载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过尊古堂，购朱印《续复古编》各种”；十一月二十六日，“至观前尊古堂，次郇、小雅已先至……过彦侍小谈，观其新得《淮南子》及《书经补遗》，皆黄荛圃跋。又晤其世兄公蓼”；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季文约游观前，在尊古堂购《新旧唐书合钞》，去洋十一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叶昌炽与胡玉缙也曾同游尊古堂：“午刻，绥之来，留之饭，同赴尊古堂阅新到旧书，肆估适不在，怅怏而返。”可见当时学者、藏书家多知其书坊所在，店中事务应主要是姚慰祖在打理。

光绪十七年十月，姚慰祖去世后，尊古堂无人经理，在年底停业。十二月，书坊合伙人李传元与江标谈及姚慰祖去世事：“李又云，姚公渌已故，家中宋元本书不知如何。姚氏自念慈方伯故后，尚有公渌能知收庋，今已无人矣。”姚氏父子去世后，缪荃孙还造访过尊古堂。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过尊古堂，张伙云姚公蓼死，已歇业，嘱觅《咫进斋丛刻》”；二十日，“尊古堂送《新旧唐书合抄》《廿一史四谱》《郎注陆宣公集》《续复古编》，去洋十九元”。缪荃孙托店中伙计代觅《咫进斋丛书》，后来还送了一种给费念慈，费氏回函曰：“姚氏书求之数年，不得一见，抚今思昔，益感赓娱。故人渺矣，回首前尘，不禁心神俱怆也。”由以上所考可知，姚氏父子生前，以藏养藏，去芜取精，大量购进故家旧藏的同时，也曾在湖北开设书坊、在苏州观前街经营尊古堂出售书籍。曾经姚觐元收藏的书籍很多都没有姚氏藏印，可能与其开设尊古堂经营旧籍、此入彼出有关。

二、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及入端方私箧者

姚慰祖去世后，王文韶在日记中写道：“接家信骇悉姚公蓼于十月十四日病故，母老子幼，情何以堪，不图彦侍之后一衰至此，可悼可叹。”费念慈致缪荃孙札也流露出对咫进斋藏书的担忧：“公蓼逝世，遗孤稚弱，所藏虑有觊觎之者，奈何？”在姚氏父子身后，时人对其家藏书籍已有不保之虞。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在江南收书，先是购入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筹建江南图书馆，后又陆续购得归安姚氏、南陵徐氏藏书，送京以筹建京师图书馆。姚慰祖之子绳武，字桐生，江苏候补知府，将咫进斋藏书中精华售予端方，成为京师图书馆早期馆藏来源之一。据光绪三十四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江南图书馆购买书价请分别筹给片”，共购得“浙绅姚氏藏书一千零十一种，皖绅徐氏藏书六百四十一种，两项书籍计共十二万九百余卷。分装一百八十箱，共编目录一份，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委员领赍解送学部验收。所有两项书价，共银二万两”。所称“浙绅姚氏藏书”即归安姚氏藏书，“皖绅徐氏藏书”为南陵徐氏藏书，可知京师图书馆共收得归安姚氏书1011种，其中选入善本者300余部。京师图书馆不同时期所编的善本书目，著录归安姚氏书数量略有不同，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296部，王懋镕《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著录320部，江瀚《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夏曾佑《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分别著录324部，张宗祥《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330部，史锡永《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著录324部。在整个京师图书馆时期（1909—1928），归安姚氏书都是该馆除了内阁大库藏书以外最大的一宗善本来源。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的姚氏咫进斋藏书，还有中途散出而后被购回者。如旧抄本《研山斋杂记》，“此书本清学部图书馆旧藏，有‘学部图书之印’，不知何时散失，陈于厂肆，复经本馆购回，副页有跋语及之，卷首有‘姚晏’‘姚觐元印’‘吴兴姚氏邃雅堂鉴藏书画图籍之印’朱文大小三方印，眉上有‘姚氏藏书’白文方印”。此书卷首有“学部图书之印”满汉大方印，可知是京师图书馆早期入藏姚氏书，后流失厂肆，复为馆方购归。

1949年邓之诚翻阅缪荃孙的京师图书馆善本目录稿（即上文提及的北大藏稿本），曾慨叹咫进斋藏书善本之佳，而不知何人介绍售入京师图书馆：“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颇多佳籍，不知何缘归入图书馆，当访之知此事者。”而据莫棠之说，当中促成此事之人即缪荃孙：“方伯罢居苏州十余载，父子相继殂谢，藏书由缪筱珊太史作缘，售入京师图书馆。”莫棠称姚氏藏书是缪荃孙作介售入京师图书馆，在缪氏日记、书札中亦可得证。彼时端方在江南收书，筹建江南图书馆，主要依仗缪荃孙主持，先后收得仁和丁氏、归安姚氏、南陵徐氏各家藏书。“南陵徐氏书”过去被认为是南陵徐乃昌积学斋藏书，实际是徐文达、徐乃光父子旧藏。徐乃光因办理币局欠下官款，以家藏字画、书籍抵偿，其中字画留藏江南图书馆，书籍则和归安姚氏书一起被送到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徐乃昌是徐乃光从弟，为徐氏藏书出售之联络人。徐、姚两家藏书同时办购，故缪荃孙致徐乃昌札中亦常言及姚氏书。当时姚、徐两家书运京时董理其事者为天津文友堂伙计李兰甫。缪氏致徐乃昌函云：“顷奉手书。前事甫有端倪。书籍须节后装箱。兰甫先到苏州装姚彦侍书矣。”又札云：“昨督辕派天津文友堂伙计李兰甫覆估书价，闻要送京师，大有发动之意。”又《艺风老人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曰“李兰甫来查厚余书”，记载李兰甫来查办徐乃光藏书。可知天津文友堂伙计李兰甫同时办理姚、徐两家藏书装箱运京之事，并先到苏州打包装箱姚氏藏书。同年六月缪氏致徐乃昌札云：“此书全仗李兰甫玉成。因不收范氏书，其党并此书亦太讥贬。兰甫说，如不要，我运进京自卖，至多不过八折。早许以润。姚宅亦万金，可与子木巡捕一询，大帅并知之，与兰甫生发。数目相同最妙。”在运书之前，关于徐氏藏书的估价产生了一些波折，端方收购姚、徐二家书共费二万两，据此札可知，二家书款数目相同，各值一万两。姚、徐两家藏书在光绪三十四年底送达学部，据恩光日记，光绪三十四年末、宣统元年（1909）初对两批藏书进行清点。宣统元年正月初十日，“两江总督端方赍来姚、徐二家共书一百八十箱”，其中姚氏书共计六十六箱。

姚绳武售予京师图书馆的咫进斋藏书中，有部分是其先人著述稿本。而缪荃孙本人对姚氏子弟出售先人手稿一事，措辞甚严，曰：“《分甘余话》云：每见人家子孙留意祖父著述手泽，往往不能得。近见姚文僖文田、严铁桥同撰《群书引说文疏证》稿本，均手稿，加签满纸。其孙彦侍方伯交予审定，前后嘱同事吴枚升写精本，后又嘱郑伯更添甚多。予颇不为然，有引用嘉道时未出之书，不如用原本，遂未及付梓，而方伯没矣。彦侍之孙将家藏书籍售之京师图书馆，手稿、一次清稿、二次清稿皆在焉。书单题曰‘钞本’，不知其高祖手泽也。圣常、雪逸、彦侍、公蓼钞校各书，一并弃之，不意清门出此败类。”光绪三十四年缪荃孙在代端方接收姚氏藏书时，可能根据书单估价，未能件件过目。姚绳武将姚文田、严可均合撰的《说文解字考异》（书衣题《群书引说文考》）稿本也混在出售书籍之中，书单题作“钞本”，与姚衡、姚晏、姚觐元、姚慰祖三代抄校书籍一同出售。直到宣统二年缪荃孙赴京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将姚氏藏书拆箱编目时才发现此书是姚文田稿本，并在《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加了一段案语记其原委：同治十一年（1872）缪荃孙在四川入姚觐元幕，姚氏将此稿交其整理，又另托郑知同增补；后来郑知同在旅途中去世，身边带着此稿，由此遗失。姚觐元寓居苏州时，曾在上海登报寻书，得其堂弟所藏清稿，正欲雕版印行而不幸病殁，故未刊行。缪荃孙因亲历此书校勘审定诸事，对姚氏后人不能世守先人手泽颇为痛心，故加严词斥之。

总领此事的端方，将姚氏藏书售归京师时，从中挑选出数部精本留藏私箧。缪荃孙记载道：“《杨太后宫词》册，姚彦侍方伯所藏。方伯爱收古书，兼及拓本，书画最少。子公蓼亦熟于目录、金石之学。乔梓连槁，孤孙尚幼，书楼扃闭二十年。一旦全数落贾人手，除鼠啮蠹食外，散若云烟。如元板《草堂雅集》及此册归陶斋，余则陶斋转购入都门图书馆。如宋板《孟东野集》，《百宋一廛赋》所载者，宋拓凤墅残帖二册，均不知下落。回思当年翦烛开筵，出所藏互相考订之乐，为之腹痛。”实际端方所得姚氏书不止缪氏所称两种，据傅增湘所记，尚有宋元百衲本《史记》、宋淳熙刊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元刊《黄山谷大全集》、宋刊《放翁先生剑南诗稿》《新刊剑南诗稿》等。兹分叙如下：

（一）写本《杨太后宫词》

缪荃孙日记显示《杨太后宫词》归端方所有：“（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晚入署与匋斋谈，还《宋元人书翰册》、《杨太后宫词》、马湘兰兰竹”。写本《杨太后宫词》为汲古阁本底本，黄丕烈旧藏，前人云系宋写本。2018年端方旧藏数种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拍卖，当中即有此书，为刘益谦购回，藏置龙美术馆。此书清末曾在苏州影刻，疑出姚氏所为，刊成之后版片未及刷印而零散，民国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在苏州购得旧版，修整重印，即今流传写刻本《宋写本杨太后宫词》。

（二）元本《草堂雅集》

在收购姚氏藏书时，缪荃孙日记中有此书借还记录，称为咫进斋故物：“（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匋帅借元刻《草堂雅集》十册，姚彦侍故物。”又缪氏所撰《草堂雅集跋》云：“归安姚彦侍方伯，在荡口收得明玉兰堂所藏元刻本……方伯拟刻之，嘱友人影写一叶，未惬意而止。今姚氏书尽出，而此集归宝华尚书，慨然借出，影写副本。”跋中所称“宝华尚书”即端方，其斋号“宝华庵”。由缪氏跋文可知，此书亦姚氏所购蔡氏醉经轩旧藏之一。宣统二年端方将《草堂雅集》赠与刘世珩，后影刻入《玉海堂景宋元本丛书》，末附民国七年（1918）六月刘氏跋，记此书递藏原委：“展转为姚彦侍丈所收，嗣入托络忠敏公宝华庵。庚戌岁暮，公在京邸，以是集见贻，遂归斋中。”而据王欣夫所记刘世珩之子刘之泗（公鲁）言，此书已在刘氏作跋当年秋季毁于火灾：“昔晤刘君公鲁，云其先人于一九一八年秋携此与宋蜀大字本《孔子家语》、元贞本《论语注疏》、元本《草堂雅集》，寓浦口之大安栈，不戒于火。”这部《草堂雅集》自此失传。

（三）宋拓《凤墅残帖》

缪荃孙所称“不知下落”的“宋拓凤墅残帖”，实则也归端方所有。此拓姚觐元光绪五年三月十三日在京中以三百金购得，带到湖北，杨守敬曾在其处见过。光绪三十三年，杨守敬又在端方处见到并题观款。杨氏跋《凤墅帖》云：“光绪己卯，姚彦侍方伯官鄂时，曾出以示。姚氏珍若拱璧，故未题一字。前年曾见于匋斋节署，以卷中诸跋皆考证详核，无俟赘语，亦仅书一观跋……宣统元年三月杨守敬记。”

（四）宋元百衲本《史记》

傅增湘《题百衲本史记》谓：“姚氏藏书，端匋斋督两江时，斥数万金举而储之清凉山下江南官库，而独取此书归之私箧。既而联姻于项城袁氏，此书乃为女公子奁中物，遂以贻圭庵公子。刘氏玉海堂从匋斋假出，影写付刊，遂得传播于世。”此书为刘喜海旧藏，姚氏书售出时，为端方所得，后作为嫁奁转至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宣统元年涵芬楼影印《影宋百衲本史记》，牌记署“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涵芬楼借浭阳陶氏本影印”，底本即端方所藏此本。端方自称先世汉人，本姓陶，故号陶斋（匋斋），自署“浭阳陶氏”。书上有“贵池刘世珩假观”印，宣统二年十二月刘世珩从端方处借出，请陶子麟照款“仿宋影刻”，至民国三年刻成。百衲本《史记》原本后归周叔弢先生，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7998）。

（五）宋淳熙刊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

宋淳熙刊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潘祖荫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曾在姚觐元咫进斋见过，记作“小字《纪事本末》一本”。此本存卷二，清末姚氏售书时为端方所得，后归傅增湘。傅氏《宋淳熙刊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跋》云：“曩于陶斋遗书中得小字残本一卷，知其罕秘，私用珍惜。嗣见松江韩氏书中亦有一册，取而视之，其藏印与余本同，知本一书而分析者。”此书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8665），已与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藏本（存卷十二至十三）配成三册。

（六）元版《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宋版《放翁先生剑南诗稿》《新刊剑南诗稿》

傅增湘跋《注陆宣公奏议》曰：“匋翁没后，箧中藏书尽散，余既得宋刊百衲本《通鉴》及《山谷集》《剑南诗稿》，皆海内孤帙，可云拔其尤矣。”其所云《山谷集》《剑南诗稿》，即《丙戌冬咫进斋购蔡氏书目》所著录的“宋板《黄山谷大全集》六册”“宋刻残本《剑南诗稿》十八卷”，皆黄丕烈、汪士钟旧藏，为姚氏光绪十二年购得蔡氏旧藏之一；又同为端方所得，后归傅增湘，今藏国家图书馆。

以上八种皆为咫进斋旧物，售书时归端方私箧。

三、售予愚斋图书馆 

光绪三十四年，盛宣怀赴日疗养，归国后创办愚斋图书馆，广为收购故家藏书。姚氏咫进斋藏书之精华虽已大多售归京师图书馆，家中尚有遗留，姚绳武曾将部分碑帖、藏书寄给王钰孙、王大炘，由其转呈盛宣怀，供愚斋图书馆甄选。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两通姚绳武书札，可窥其详情。其中一通致王大炘曰：“敝处前交上弟二次书籍六十四种，当承示复，书均转达，曾经贵同事罗君品定，均系善本，且有元明精抄在内，并属贵馆不重复之书，惟为日已久，未审执事已否白于宫保之前？现在图书馆若何办法？窃以为此事为保存国粹，必可岿然独存，即公法亦当有保护专条，万无中辍不办之理。即足下属觅天津图书馆傅沅叔之书目，访编校勘，一番辛苦，一旦弃之，亦殊可惜也。所有前项六十四种书籍，是否仍能给价，抑或拟即退还敝处，足下必经与宫保接洽，务祈惠示一切，无任企祷。至尚有留存旧帖十余种，皆系精拓，赏收之后，未必肯还，未必再给价。好在世交，亦不敢再烦足下多事矣。”王大炘直接将姚氏此函转呈盛宣怀，请示如何处置：“兹有上渎者，接得姚桐笙来函，专询第二次书籍去留，特将原函呈鉴，应如何答复之处，伏乞钧裁。如或令其捐助，务求训示，大炘亦乐为说合焉。”据函中所言，姚绳武发此函时已送过两次书籍，第二次所送共计六十四种，多有“元明精抄”。另外，还提到送去碑帖拓本十余种。盛宣怀喜收金石文字，盛档中有多件吕景端等为其收罗金石碑拓的相关函札。姚氏函中谓碑帖盛氏未必肯作价购买或退还，自认与盛氏尚属世交，可去函询问。

盛档中也保留了姚绳武向盛宣怀询问此批碑帖、书籍的函件：“侄侨寓吴中，赋闲数载，思作京华之游，而摒挡一切，尚费踌躇。曩者由王冠山经手续呈书籍六十四种，又由王绳伯内兄经手送呈碑帖十七种，计登藏府，俾得古粹宝存，感且不朽。其价值若干，自有定评，侄未敢赘词，即希酌夺见施，至为感祷。”原函“碑帖十七种”旁有墨笔批语“当时只留□种，单上注明‘留’字，余皆交还”，应是盛氏或其手下文员所记，具体留多少种，原件空白未填，仅可知十七种碑帖是选留了一部分后，余下的退还给姚绳武。至于六十四种书籍是否全收，在盛档中未见下文。辛亥鼎革以后，缪荃孙寓居沪上，为人编刊丛书及编目度日，此时也帮助盛氏办理愚斋图书馆。在缪荃孙致盛宣怀札中，也提到这批姚氏出售的书籍：“书馆之书，以姚氏一单为最佳，千万不可退去，八十余种选六十种入善本矣。天一阁书已是脚货，外间传言王子展经手，公出一万四千元之价，有是事否？书不值三千元，范氏子孙现来赎取，正在议论。天一阁声名虽大，不如姚氏远矣。内十行本《周易》最佳，《经典释文》则本朝刻也。”缪氏极力推荐购置姚氏这批书籍，谓已从八十种中选了六十种入愚斋图书馆善本，并以范氏天一阁一批书与之对比，认为“不如姚氏远矣”，力劝盛氏千万不可退去。由以上数札可知，咫进斋藏书在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后，还有部分由姚绳武售予盛宣怀愚斋图书馆，包括碑帖和书籍。

四、民国间零星散出

姚氏藏书，其大宗售归京师图书馆及部分售予愚斋图书馆之后，民国间尚有零星散出者。民国七年（1918），吴中王荫嘉曾得《说文系传》一部，并谓同时散出的还有宋本《六帖》、元版《一统志》：“戊午八月，购之文津书坊。姚氏所藏，至此扫地无余矣。端制军任两江时，尽吸去其精粹。自后续有所出，均经奴仆之手，亲旧辈反无由得之。今年巨票中，予知有宋本《六帖》、元本《一统志》最为星凤之书，亟托所习坊贾奔走求觅，已不能及，徒对此书之累累章记兴浩叹耳。”此外，王氏所得尚有铜板《西清古鉴》四十卷《钱录》十六卷，二十四册。其弟王欣夫亦得数部，如清大兴刘位坦手抄本《法帖释文》十卷，姚衡、姚晏手校旧抄本《绛帖平》六卷，清道光刻本《浙江砖录》四卷二册。可见在民国间，姚氏家中藏书仍陆续散出。

姚氏编刊《咫进斋丛书》未刻各稿，在民国年间也陆续散出。民国四年，恽毓鼎曾见江瀚所得恽敬《大云山房集外文》一部：“前岁江叔海云，尝得《大云山房集外文》十三篇，乃咫进斋拟刊未就之稿本。”恽敬乃姚文田之婿，姚觐元曾刻其《大云山房杂记》入《咫进斋丛书》，此《大云山房集外文》亦属姚氏未刊之辑稿，后恽毓鼎借抄此本，其子宝惠将之刊版，但未付印，今不传。民国十六年，张元济从书估苏某处见到姚氏咫进斋旧藏书稿数种，致函多方，欲谋刊布。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元济致函赵凤昌，提到姚氏咫进斋旧藏书稿，并请书估送上呈览，恳请赵凤昌为之刊布：“吴兴姚氏，名门世德，咫进、晋石，辉映后先。曾几何时，遗书散佚。前日获见兹稿，弥深感喟。嗣诵校签，知经雠对。人生鸿雪，每难忘怀。况在文字，其味尤永。故敢介之左右，俾免飘堕。今诵来书，喜归邺架。良朋手泽，少年心力，兼而有之，珍重可想。蒙示将检其未见刊本者为付剞劂，既完故人未了之愿，更为嘉惠来学之资。旷世高怀，式深企仰。近日晤叔雍世兄于寿圣庵，谈及兹事，因苏估尚未送到，急思快睹，谆谆见属。崇文念旧，此等风谊，求之近今，何可多得，同深钦慕。”次年一月七日，张元济又致函刘承幹，请其代为刊刻：“书友苏君送来旧书多种，系姚彦侍先生旧物。其咫进斋未刻稿中有数种为珂乡先哲遗著，或可备《吴兴丛[书]》之采择。谨属送呈，伏乞延览。”此数种书稿，当为拟编入《咫进斋丛书》者，因姚氏父子相继去世而中辍，《丛书》第四辑已近竣工，而仅刷印有红样，未正式印行。其后计划刊行的书稿也因此零落，为张元济所见，乃为之谋刊。

民国间罗振常在上海经营书店蟫隐庐，也曾经手咫进斋旧藏书数十箱。罗氏跋旧抄本《数类》曰：“曩年曾得姚氏咫进斋藏书数十箱，于其中捡得此书二册。”其中明刊本《释名》八卷在民国七年曾寄傅增湘过目，傅氏有记：“蟫隐庐罗子经寄来，云得之苏州姚彦侍家。戊午。”可知罗振常收得姚氏藏书当在民国七年前后。罗氏《善本书所见录》还著录有姚氏旧藏多种：旧抄本《圣宋遵尧录》，有“彦侍借读”朱文方印，并沈蕴石跋称购自姚氏所开尊古堂，书上另有刘履芬印，当是姚氏所得刘履芬旧藏之一。《古逸丛书》本《汉书食货志》，“此为咫进斋旧藏，必黎氏赠姚彦侍者”。又姚觐元校本《说苑》，据拜经楼藏咸淳乙丑九月重刊本校，有姚觐元跋并藏印，此本今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书号：05394），底本系清刻《汉魏丛书》本。此外，罗振常蟫隐庐还兼营出版业务，所影印出版书籍也有底本出自姚氏旧藏者。如石印本《传忠堂书目》附有一部《自怡悦斋藏书目录》，底本即得自咫进斋，罗氏自序谓：“十余年前，余在姑苏得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中有钞本《自怡悦斋书目》一册，不悉藏者何人。书不多而颇有珍本，记录考订，具见学识，非蒙昧者所能为。书面粘有一红签，意必求售于姚氏者，官场忌见素纸。时彦侍方伯甫罢官家居，以铅椠收藏自娱也。”以上数种，为罗氏经手姚氏咫进斋藏书数十箱中的一部分。

傅增湘也经眼归安姚氏藏书多种。除前所云罗振常寄来的明刊本《释名》外，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尚记有其他数种。傅氏民国七年所见旧写本《履斋示儿编》二十三卷，有“咫进斋印”；民国十年所见影写明嘉靖刊本《宣靖备史》四卷，“清鲍廷博、章紫伯、姚彦侍递藏”；民国十一年从翰文斋借来旧写本《靖康传信录》三卷，“经刘泖生履芬、姚彦侍收藏”；民国十九年所见陶湘藏乾隆二十四年刊本《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咫进斋姚彦侍旧藏，有印记。今归陶兰泉”。由以上可知，民国七年以降，姚氏藏书仍零星售出，逐渐散失殆尽。

五、结语

归安姚氏姚觐元、姚慰祖父子藏书，在生前即陆续出售，此进彼出。曾在湖北开设书坊，晚年寓居苏州，又在观前街开设尊古堂书坊出售藏书。姚氏父子光绪十六、十七年相继谢世，藏书逐渐流散。清末觐元之孙姚绳武将咫进斋藏书中精华售与两江总督端方，送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端方从中抽出数种精本留存私箧。端方所藏后有部分流散海外，近年有写本《杨太后宫词》等回流。民国时咫进斋藏书仍陆续散出，姚绳武曾将部分藏书与碑帖售予盛宣怀愚斋图书馆，王荫嘉、王欣夫、张元济、罗振常、傅增湘等皆曾陆续收得姚氏旧藏。而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姚氏藏书主体部分，经京师图书馆缪荃孙、王懋镕、江瀚、夏曾佑、张宗祥、史锡永等历任主事编目整理，编入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京师图书馆改组为北平图书馆后，赵万里将原来入录的归安姚氏藏书善本删汰近半，剩下一半留在善本甲库者，编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抗战时姚氏部分旧藏随“甲库善本”南迁，后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战后移交台北“中央”图书馆，后移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而留存大陆者，一部分藏于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书库；原入藏善本甲库及移到乙库者，除去南迁部分，仍存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

本文写作过程承蒙王立民、董岑仕、董婧宸、梁健康诸学兄惠赐资料并赐教，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林振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版本目录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5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