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録》是宋代趙明誠所著的一部采用録目與跋尾體例寫成的金石學專著，收録北宋以前傳世鐘鼎碑版銘文，藏弆宏富，考證精當，與歐陽修所著的《集古録》齊名，世稱“歐趙之學”。

趙明誠（一〇八一—一一二九），字德父，山東諸城人，出身仕宦家庭，酷愛收蓄古書、字畫、金石鼎彝及其銘文。他的夫人李清照，是宋代杰出的詞人，而在研究金石方面，又與丈夫志趣相合。夫婦二人苦心搜求與摹拓傳寫，收藏了大量三代以來古器物銘及漢、唐石刻，並選擇其中重要部分，精心予以考訂辨證，寫成跋尾。靖康之亂後，家藏金石書畫漸次喪失。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趙明誠寫就《金石録》初稿，隨即病逝，李清照不顧疾病纏身，筆削不輟，在兩年之後，終於將《金石録》整理成書，並寫成著名的《金石録後序》，記述了這部凝聚着明誠和她畢生心血的金石專著成書的經過。因此，人們視此書爲趙李夫婦的合著。

《金石録》全書三十卷，前十卷爲目録，共著録二千種，每種注明年月與撰書人名；後二十卷爲跋尾，總五百零二篇。此書的價值與成就，主要反映在三方面：一、其考訂年月、論證銘文内容，糾正了《先秦古器圖》《考古圖》及《集古録》等著作所存在的許多錯誤。二、運用以器物碑銘驗證前史的方法，揭示傳世古籍中存在的大量訛謬。三、録存了許多當時不見經傳的重要史料與後來逐漸亡佚的古籍資料，既可補正史之不足，又可供今人作校勘、輯佚古籍之用。

相傳《金石録》在南宋曾刻過兩次，一爲孝宗淳熙間（一一七四—一一八九）龍舒郡齋刻本，一爲寧宗開禧元年（一二〇五）浚儀趙不謭刻本，但這兩個版本皆不顯於世。而元明兩代近四百年間没有重新雕版，只有鈔本流傳。除個别鈔本校勘較精外，許多本子則對内容進行了任意更移删除，脱衍訛謬較多，人們每以未能一睹宋本面貌而感到遺憾。

清代，杭州藏書家馮文昌意外獲得一部宋刻本，已非全璧，只剩殘存十卷，可謂魯殿靈光，巋然獨存。爲了紀念這一幸事，馮氏特意鎸刻了“金石録十卷人家”印章一方，鈐蓋在所藏各種書帖之上，引以自豪，一時傳爲佳話。

自是以後，鮑廷博、江立、阮元、趙魏、韓泰華、潘祖蔭等遞相收藏，有明朱大韶、清吴應溶、江藩、顧廣圻、汪喜孫、阮劉文如、阮元、翁方綱、葉志詵、朱爲弼、洪頤煊、姚元之、程同文、陳均，姜寧、沈濤題跋，奕繪題詩，西林春題詞，程荃録翁方綱題詩，秦巘、陳介祺、李文田、李鴻裔、葉昌熾觀款。諸名家先後賞鑒，或題咏，或寫跋，金薤琳琅，殊可寶愛。

此十卷殘本即是《金石録》中二十卷跋尾的前十卷。四册。匡高十八厘米，廣十三點三厘米。半葉十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不等。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清代以來，許多學者利用這部殘宋本對當時的通行本進行了校勘訂正，但對其版刻則看法不一，有的認爲是浚儀趙不謭刻本，有的認爲是南宋末年書坊刻本。這部宋本最終於一九六〇年入藏上海圖書館。

而意外的是，國家圖書館在五十年代初獲藏了一部龍舒郡齋刻本，舊藏甘氏津逮樓，三十卷完足，向不爲世人所知。由於未經與十卷殘本相校，爲三十卷本寫題跋的張元濟先生，對殘宋本版刻的看法仍然未越出前人兩種觀點的範圍。而實際上，它恰恰亦是龍舒郡齋本。

證據在於，此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二十二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刻工有胡玨、徐亮、胡剛等；避諱至“慎”字，均與國圖藏本相同；字體及有些斷版痕迹兩本亦一模一樣。三百多年來，其所以讓學術界迷惑，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所存的十卷跋尾應爲全書的卷十一至二十，但該本却題作“卷一至十”；再是它的文字與國圖藏本有異。

一九八四年，中華書局將三十卷本印入《古逸叢書三編》出版，使我們有條件將兩部宋本相校。殘宋本的卷次已被剜改，即將原本卷十一至十九，各剜去“十”字；卷二十，剜去“二”字，如此便成爲卷一至十。爲遮人眼目，其將該行（即首行）自剜處至下欄處予以切割往上移，與“卷”字接縫，下端缺損處再以同本空白處紙接補，並輔以欄綫描潤，做得可謂“天衣無縫”，因而許多收藏家、鑒定家的“法眼”都被騙過，造成了與其他傳本體系不同的假象。

而文字之歧異，乃因三十卷本刷印時尚未修版，此殘帙則爲修版後印之本。其異於三十卷本大凡有以下數端：

一、補缺字。如卷十六第九葉首行“執金吾”之“金”字，同卷第十一葉七行“禮記”之“禮”字，卷二十第十三葉六行“按晋書成帝紀”之“成”字，三十卷本皆作墨釘。

二、增删文字。如卷十一第三葉五行“余按秦本紀自紀”，删去“自紀”二字；同卷第七葉下首行“余以謂學古文當以彝鼎間字爲法”，“謂”下增刻“學者”兩字；卷十四第三葉首行“以此知爲明帝時物也”下删去“此銘王無競見遺”七字；卷十七首葉下末行“漢葉長蔡湛碑”下增刻小字“漢蔡湛碑陰附”六字。

三、改字。如卷十四第十一葉首行“治韓詩闕憤傳講”，改“憤”爲“幘”；卷十五第二葉下四行“孔龢師孔憲户曹史孔覽等雜試”，改“師”爲“帥”；同卷第八葉下二行“其字畫不精”，改“字畫”爲“隸字”；卷二十第七葉下二行“且其書既在奏坑儒八十六歲之前”，改“奏”爲“秦”。

四、誤字。如卷十二第二葉下九行“春秋傳有井伯”，誤“井”爲“並”；卷十五第四葉下末行“天禄近歲爲村民所毁”，誤“天”爲“夫”。

五、衍字。如卷十九第四葉下首行末“碑又云”，“碑”前衍“玄”字。

六、脱字。如卷十九第六葉下首行“察孝廉”，脱“廉”字。

由此可見，修版雖生新誤，但對原版有所校改，其異於三十卷本之文獻價值不能因殘缺而忽略焉。

記得潘師景鄭先生嘗謂“龍舒在安徽舒城縣，浚儀一在安徽壽縣，一在安徽毫縣，兩本雕鎸，不出安徽一省，疑浚儀本即據原刻校正，修板付印耳”。事實證明了潘老猜測的正確，其高超的版本學素養令吾輩欽佩不已。

人們會問：既然是真宋本，爲何還要作僞？這種以殘充全，就衆所周知的三十卷文本而言，不是很容易被識破嗎？其實不然。我們先確定其作僞的時間。

以前學術界有一個疏忽，未注意或未瞭解到，在馮文昌之前，該本曾經朱大韶（文石）、馮子玄收藏。或以爲朱氏是清代人；而卷端所鈐“馮子玄家藏印”則鮮有人關注。文昌係馮夢禎（一五四八—一六〇五）之孫，馮子玄或與夢禎爲同輩族人。朱氏得書時，夢禎才八歲，故此本流傳次序當爲朱氏—馮子玄—馮文昌。因“馮子玄家藏印”跨行鈐在卷端最下、邊欄之内，通常是最先鈐印之處，而該印未顯剜補痕迹，可以判斷該本卷數之剜改在馮子玄鈐印之前。

而朱文石題跋云，“丙辰秋，偶得古書數帙，中有《金石録》四册，然止十卷，後二十卷亡之矣”，則朱氏得此書時已經剜改。朱氏生於正德十二年丁丑（一五一七），殁於萬曆五年丁丑（一五七七），丙辰當爲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剜改當在此之前。朱氏是當時有名的藏書家，讀其跋，知其已經誤以爲該殘本爲卷一至十。

换言之，該本與前十卷爲目録、後二十卷爲跋尾的三十卷本不是一個版本系統；何况當時該書不僅没有翻刻本，連鈔本也很難得，則其作僞是不易被識破的。

無獨有偶，二〇一八年北京嘉德公司秋季拍賣，有一部黃丕烈跋宋拓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該本原爲二十卷，殘存十二卷，各卷端之卷次皆被刮去並用墨塗描，推測亦是嘉靖時人所爲，因爲當萬曆、崇禎翻刻本問世之後，其作僞便無意義了。

必須指出，儘管有宋刻足本存在，上海圖書館這部殘宋本《金石録》的文物與版本校勘價值，依然值得珍視，且頗具版本學研究意義，我曾建言印入《中華再造善本》而未果，非常可惜。此番浙江古籍出版社行“宋刻大系”之事，第一種便選擇此書，可謂有眼。

出版信息

作者：【宋】赵明诚   撰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开本：16开 210毫米×285毫米

ISBN：78-7-5540-2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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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