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学界以往认为《寰宇通志》多取材于唐宋元地理总志，该说法并不准确。将历代地志的相似文本聚合分析后发现，《寰宇通志》并未查对过唐宋地理总志原书，有关内容均从《元一统志》或各地方志中转引而来。再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比对可知，《寰宇通志》所用的方志主要来自明文渊阁藏书，即《文渊阁书目》中“旧志”“新志”所著录者，而极少采用景泰年间新征集的方志。明文渊阁原有方志或因纂修《寰宇通志》而被整体移至左顺门史馆，即王国维所称“别置他处”。厘清《寰宇通志》的史源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该书在保存明文渊阁藏方志、还原元明地理总志文本生成过程以及保留元人避忌改窜原文痕迹等方面的文献价值，从而凸显其对元代及明初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寰宇通志》  《元一统志》  《永乐大典》  明文渊阁藏书

一、问题缘起

景泰七年（1456），《寰宇通志》修成，但未及正式颁布天下。天顺二年（1458），复辟的明英宗又命重修《大明一统志》（以下简称“《明一统志》”），至天顺五年修成。两部志书（以下统称两书时均简称“两志”）为明代仅有的两部官修地理总志，历来受到学界重视，如20世纪60年代赵万里便以两志辑佚 《元一统志》。但两志的史料来源研究还较为薄弱，目前仍停留在与前代地理总志的简单比对上。结论也大体相近，认为两志的史源主要来自《舆地纪胜》《元一统志》等唐宋元地理总志，也参考了历代文集、正史和明初方志。

不过，《寰宇通志》取材时未必都是直引原书，多有转引的情况，这一区别易被研究者忽视。仅刘葳通过与《永乐大典》的比对指出，《寰宇通志》转引时未注明实际出处，因此常有溢出和异文。事实上，即使内容完全一致，也仍有必要判断是否为直引。如果不加考辨，可能会将许多旧有讹误判断为修《寰宇通志》时新产生，不利于准确认识《寰宇通志》的文献价值。反之，如果能够确认某条内容为转引，进而找到转引出处并分析与原文的差异，不仅能够借以识别《寰宇通志》的史料来源，也可帮助还原元明地志的文本生成过程。因此，本文的目标首先是找到《寰宇通志》的引用规律，提供区分直引与转引的方法。

以往研究未能在此方面取得突破，其原因或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如上文所述，两志往往不注明资料出处，或列出原始出处而隐去转引出处，这为辨别史源造成了较大困难。《寰宇通志》书首虽有引用书目，但罗列了早已失传的典籍，显然不足为据。而且其中的“国朝名人文集”“历代郡县图志”“天下府州县卫所宣慰宣抚招讨司志书”仅为类目而无细节。第二，景泰五年七月，为纂修《寰宇通志》曾颁布诏令：“命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陈循等，率其属纂修天下地理志。礼部奏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员，分行各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县，采录事迹。”这或使人误以为两志所用方志多来源于此。但《寰宇通志》仅用时两年多告成，而此次负责采录的29名进士要分别前往各地，颇费时间，恐来不及提供主要纂修材料。诏令称“采录事迹”，应是以资校订，而洪武、永乐时期朝廷收集的方志则更适合作为主要资料来源。第三，两志的纂修时间相隔仅3年，《明一统志》取材范围不会超出《寰宇通志》太多，其差异主要应由对史料的去取不同造成。但现有史源研究多重视《明一统志》而忽略《寰宇通志》，故本文考虑从《寰宇通志》入手分析两志的史源。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本文首先将《寰宇通志》与《元一统志》等前代地理总志的相似文本聚合分析，以探索其引用规律。在此基础上，再与现存《永乐大典》的方志部分及宋元明初方志进行比对，以确定《寰宇通志》真实的史料来源。鉴于《永乐大典》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明文渊阁藏书，故还应结合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的记载。据李艳秋统计，《文渊阁书目》中“古今志”“旧志”“新志”三大类录有地志1247部，其中历代地理总志27部，杂志46部，宋代方志203部，元代方志45部，时代不明者51部，其余为明代方志。总体来看，正统年间明文渊阁中收藏了比较完备的本朝方志，也有大量宋元旧志。景泰五年上距正统六年仅13年，阁中藏书应较为完整。《寰宇通志》是否使用了这批方志？有必要回应这一问题。最后，本文还尝试根据《寰宇通志》转引来源与原文的差异，还原元明地志文本的生成过程，发掘该书对元代及明初历史研究的新价值。

本文所用两志版本均为官修初刻，即景泰七年内府刊本《寰宇通志》与天顺五年内府刊本《明一统志》。其余版本及现代整理本虽有增补和订讹，却有失原貌，无益于探寻史源。历代地理总志虽以近年研究者的整理本为主，但明人所能用者绝非今人整理精善之本，因此也注意核查其底本原貌。

景泰七年内府刊本《寰宇通志》

二、《寰宇通志》的引用规律

如前所述，探寻《寰宇通志》的史源，首先必须区分书中的转引与直引。如果囿于书中提供的出处，或忽略没有注明出处的文字，均不利于其真实史源的判定。以往学者多将两志的内容视为直引而来，进而批评纂修者的粗疏。刘葳则认为《寰宇通志》的内容大多是从方志转引而来，并非直引，因此与原文不同。刘说确有道理，但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总结规律。

不同的引用方式下，《寰宇通志》的纂修模式可以分为“多种来源”与“层层转引”两种模式：

从示意图可知，两种纂修模式的根本差异在于《寰宇通志》是否直引唐宋地理总志。那么，《寰宇通志》采用的究竟是哪种纂修模式呢？

首先，据笔者观察统计，两志中各地“风俗”、“形胜”、“城池”（两京独有）三门中的条目应注明出处，其他门类的条目则无须注明出处。这或许是因为“形胜”“风俗”两门内容较少且为断语，故须有来历；“山川”等门类条目繁多，一一注明出处则篇幅骤增。因此，如无须注明出处的门类中存在出处，基本可以判断是两志转引时照录原文造成的。该规律不必赘述，仅举数例便能证明。如顺天府之山川：

西山。（在城西三十里，旧《记》：“太行山首始河内，北至幽州，第八陉在燕。”强形巨势，争奇拥翠，如云从星拱于皇都，总名之曰西山。）

西山。（在城西三十里，旧《记》：“太行山首始河内，北至幽州，第八陉在燕。”强形巨势，争奇拥翠，如云从星拱于皇都，总名之曰西山。）

所谓“旧记”的文字，实际出自东晋郭缘生的《述征记》，《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曾引用：“《述征记》云，太行山首始于河内，北至幽州……第八军都陉，在幽州。”层累转引之下，《述征记》可能先被略写为“记云”，后又有人误以为是某部方志而妄加“旧”字，留下了转引痕迹。《寰宇通志》的文字是多次转引后的结果。

又如顺天府之古迹：

北平故城。（在蓟州。隋《图经》：渔阳，北平故城，汉将李广出猎，昏暮遇石，谓是伏虎，射之没羽。即此地。）

《寰宇通志》纂修时已无机会见到隋代图经，此条必为转引。从上述两例可见，《寰宇通志》在转引时只会保留原始出处，而不提供实际的转引出处，目的或许是为了“文省事增”。因此可以认为，在“山川”等门类中出现的引用书名是转引而来。

那么，在必须保留出处的“形胜”与“风俗”两门中，是否转引又当如何判断？由于“形胜”“风俗”条目不多、内容集中又必须注明出处，如果纂修者曾利用过原书进行编纂，既然原书就在手边，核对原文的工作较为简易；若径直转引而不加核对，则反映出纂修者对原书的利用程度甚低。因此可以遵循“一票否决制”，一旦确认有转引的条目，即判定为未参考原书。以下按照成书时序，对出现较多的5种前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元一统志》分别考察。

（一）《元和郡县志》

该书在《寰宇通志》中有“元和志”“元和郡志”“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国志”“元和郡邑志”5种不同称呼，共出现35次。其中13条在“风俗”或“形胜”门，22条在其他门。《明一统志》中称呼略同，共出现43次，其中16条在“风俗”或“形胜”门，27条在其他门。从门类分布可见大半为转引。而“形胜”中可以确认为转引的条目有以下2条，一为汉阳府形胜：

汉口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元和郡志》。）

《元和郡县志》（以下简称“《元和志》”）原文为：

鲁山，一名大别山，在县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山上有吴将鲁肃神祠。

《元和志》并非总述该地形胜，而是论述鲁山形势。按照《寰宇通志》的体例，不会将山川的注文提取为形胜，且主语从“鲁山”变为“汉口”，也与原意不符。实际上，《舆地纪胜》最早将此条作为形胜：“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元和郡县志》鲁山下。）”其中尚保留出自“鲁山”条的痕迹，而《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以下简称“《元胜览》”）中已不见踪影：“前枕蜀江。（《元和志》：‘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寰宇通志》无疑是循此路径沿袭转引，而非直接追溯原始出处《元和志》。

二为琼州府形胜：

珠崖如囷廪大。（《元和志》：珠崖如囷廪大，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夕可至。）

本条内容今本《元和志》中已佚，见于更早的《水经注》引《交广春秋》：“清朗无风之日，径望朱崖州，如囷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元和志》中凡引他书均注明出处，此条也应注明出自《交广春秋》或《水经注》。但《舆地纪胜》却称此条出自《元和志》：“珠崖如囷廪大，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夕一日而至。（《元和郡县志》。）”无论是文字本身还是出处，《寰宇通志》都与《舆地纪胜》更为相似，很可能也是沿袭转引。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判定，《寰宇通志》并未参考《元和志》原书。

（二）《太平寰宇记》

该书在两志中有“太平寰宇记”和“寰宇记”两种称呼。《寰宇通志》中共出现165处，其中55处在“形胜”或“风俗”，110处在其他门。《明一统志》中共出现137处，其中54处在“形胜”或“风俗”，83处在其他门。门类分布与《元和志》相似，但条目数较多。可确认为转引的有以下3条，一是顺天府形胜：

一大都会。（《寰宇记》：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南通齐赵，为一大都会。）

《寰宇记》原文作：

《郡国志》云：“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其气躁急，南通齐、赵，渤、碣之间一都会也。”

《寰宇记》称引自《郡国志》。《寰宇通志》未保留《郡国志》这一原始出处，而是称引自《寰宇记》，多半是沿袭了转引来源。且该条被提炼为“一大都会”，意在突出“大”字，但《寰宇记》存世各版本均无此字。考虑到元代称北京为大都，与“一大都会”暗合，这一条或许是元代修志者改窜原文以夸耀大都，而《寰宇通志》因袭之。

二是河间府形胜：

河经武垣之北。九河之会，五垒之居。（俱《寰宇记》。）

但宋初时黄河并未流经河间府，这条明显存在事实性错误。其实《寰宇记》原文为：

滹沱河。《舆地志》云：“滹沱河在今县西二十里。”按河经武垣北，后魏太和年中，刺史王质掘直之，杨真改为清宁河。

其中“河经武垣北”的“河”显然是指滹沱河。如前所述，两志不会将前代志书中的山川注文提取为形胜。但其他志书或有将此处的“河”理解为黄河者，并将此条作为形胜，后被《寰宇通志》转引。且今本《寰宇记》中也没有“九河之会，五垒之居”内容，不知从何处引来。

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同府形胜一条：

北临广野。（《寰宇记》：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广野，封略之内，南北错居。）

《寰宇记》原文为：

然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戎狄之心，鸟兽不若……

《寰宇通志》大同府形胜

该条《寰宇通志》与《寰宇记》歧异较多，《寰宇记》各版本并无关键词“北临广野”，却有“戎狄之心，鸟兽不若”等贬抑北方少数民族的内容。学界以往认为，元代避忌不严，言论甚宽松，但张佳指出，元代刊书时也存在大量讳阙避忌的案例。这些文字很可能便是被元代修志者有意改窜。《寰宇通志》如直承《寰宇记》，并无删改此类文字的强烈动机；但若系从元代志书转引，就说得通了。

其余数十条“风俗”或“形胜”的引用中，还有多条疑为转引，如陕西行都司风俗“其人性坚刚慷慨”，原文作“上应白虎之宿，金气坚刚，人事慷慨”。“金气坚刚”是“人事慷慨”的原因，不知何以转为描述。类似例子不再一一枚举，但众多转引条目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寰宇通志》从未参考过《寰宇记》原书，完全是转引他书。

（三）《舆地纪胜》

该书在两志中仅“舆地纪胜”一种称呼，《寰宇通志》共出现44处，其中6处在“形胜”或“风俗”，38处在其他门类。《明一统志》共出现29处，其中10处在“形胜”或“风俗”，19处在其他门类。分布比例与前两书类似，但出现次数极少。可确认为转引的有2条，一是汉中府形胜：

秦头楚尾，一大都会。金戍铁城，险固之极。（俱《舆地纪胜》。）

该条在《舆地纪胜》中分见于金州和洋州部分：

秦头楚尾，一大都会。（《图经》云……）

南接汉川，北枕古道，险固之极。（《舆地广记》云……）金戍、铁城。（《海录碎事》云……）

按照《寰宇通志》的体例，应保留《图经》《舆地广记》等出处。且“金戍铁城，险固之极”一句，将两条不同来源和地点的文字缀合为一条，也不似《寰宇通志》所为，当为转引。

二是文县形胜：

苍崖绝壁，屹为巨限。（《舆地纪胜》：乱山环合，无宽易可耕之野，自城关四出，苍崖绝壁，屹为巨限。）

该条在今本《舆地纪胜》中已佚，但《方舆胜览》尚保留了原始出处：“苍崖绝壁。《慈霈庙记》：‘自城关四出，云云，屹为巨限。’”《寰宇通志》未保留原始出处，应是从他处转引，未参考过《舆地纪胜》原书。

（四）《方舆胜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简称《元胜览》）

南宋祝穆与元人刘应李均以《方舆胜览》作为书名，两志中未加以区分，仅有“方舆胜览”一种称呼。《寰宇通志》共出现18处，其中10处在“形胜”或“风俗”，8处在其他门类。《明一统志》共出现18处，其中8处在“形胜”或“风俗”，10处在其他门类。可确认为转引的有2条，一是吉安府形胜：

五峰相次，颇类五老。（《方舆胜览》。）

祝穆《方舆胜览》原文为：

三顾山。在太和南，五峰相次，颇类五老。

《寰宇通志》不会将《方舆胜览》中山川的注文挪为形胜，且其山川门中也有“三顾山”条曰：“三顾山。（在泰和县南五十里，正当县治，三峰宛如笔架，屹然相顾。）”“五峰”与“三峰”矛盾。若两志直引祝穆，说明是将“三顾山”注文移作形胜，又从他书补入“三顾山”注文。此路径过于曲折，也不合体例，应为转引。

二是西安府风俗：

衣冠文物，俨有古风。（《方舆胜览》：华州衣冠文物，俨有古风，将相笃生，项背相望。）

祝穆《方舆胜览》无北方内容，该条只能出自《元胜览》：

衣冠文物。《郡志》：“本周初郑国也，桓公友始封此，子武公乃徙新郑，名号虽更而山川不殊。衣冠文物，俨然有古风烈。”

将相相望。吴咏《书华阴壮观碑》：“名将相笃生此邦，项背相望，棨戟盈门。”

《寰宇通志》所引文虽俱载《元胜览》，但是将两条缀合在一起，且只提取了前一条的关键内容作为大字。常理而言，缀合的结果应是“衣冠文物，将相相望”，如果仅提取第一条的关键词，完全不必再将第二条引文缀入注文中。故很可能是《元一统志》先缀合为“衣冠文物，俨有古风，将相笃生，项背相望”且省去原始出处，后被《寰宇通志》二次提取形成现在的文本状态。综合来看，《寰宇通志》应是转引两部《方舆胜览》。

（五）《元一统志》

通检《寰宇通志》，《元一统志》共有“元一统志”“大一统志”“一统志”“元志”“元某州志”5种称呼。《明一统志》因书名重复，故统一为“元志”和“元某州志”2种称呼。《寰宇通志》中共出现《元一统志》书名111处，其中84处在“形胜”或“风俗”或“城池”，27处在其他门类。《明一统志》中共出现104处，其中90处在“形胜”或“风俗”或“城池”，14处在其他门类。仅就门类分布看，两志中的《元一统志》多在“形胜”或“风俗”，而其他门类少，呈现出与前述4种书相反的面貌，这一现象提示两志很可能是直引《元一统志》。

王剑英曾以《元一统志》中保存较完整的鄜州部分与《寰宇通志》的延安府对照，认为《寰宇通志》系删简《元一统志》而成，鄜州“风俗形势”的12条在《寰宇通志》中仅保留“人性勇直，好尚武力”1条。实际上，《寰宇通志》延安府“形胜”“风俗”共9条，其中引用《元一统志》鄜州“风俗形势”达4条，但有3条保留原始出处而未提及《元一统志》这一转引来源，还有4条也出自《元一统志》延安路部分。具体情况正可说明《寰宇通志》的引用规律。现列入表1以便说明：

据表1可知，《寰宇通志》与《元一统志》重合多达8条，仅第3条内容溢出现存《元一统志》外。但溢出内容在《寰宇记》中属绥州，元代为绥德州。而《元一统志》的绥德州部分今已佚，很可能《寰宇通志》也是从《元一统志》中抄出。不仅内容重合度高，《元一统志》所引的《鄜州图经》《肤施图经》等在明代也已经失传，《寰宇通志》纂修者不可能参考原书，该部分是在《元一统志》基础上增删无疑。另外，表1中也可见《寰宇通志》在“形胜”或“风俗”门中同样是保留原始出处而删去转引来源，引文无出处时才会注明直引来源。

但是，延安路属于北方地区，而赵万里认为，《元一统志》的南方部分多取材于《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那么《寰宇通志》的南方部分与《元一统志》《舆地纪胜》究竟是何关系？

《永乐大典》卷七八九〇“汀”字册较多保留了《元一统志》中汀州路风俗形胜的内容，今本《舆地纪胜》汀州府的内容亦保存完整。因此，利用现存《永乐大典》，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寰宇通志》和《舆地纪胜》《元一统志》（也需考虑《元胜览》在《舆地纪胜》和《元一统志》之间可能的桥梁作用，故将《元胜览》与《元一统志》合为一栏，以括号附注）的引用关系。详见表2：

表2中的第2、3、4条内容均为《元一统志》的独见内容，可见《寰宇通志》南方部分也直引了《元一统志》无疑。另外2条内容虽见于《舆地纪胜》，但本表引用的《元一统志》是从《永乐大典》辑佚而来，《大典》自然不会重复抄录与《舆地纪胜》相同的内容。而《元胜览》恰好抄录了这2条内容，故《元一统志》很可能也据《舆地纪胜》抄入了。因此，汀州府的5条风俗形胜应均抄自《元一统志》，而未参考《舆地纪胜》。

综上所述，《寰宇通志》的引用规律有二：一是“形胜”“风俗”两门之外不注明出处，如果保留了出处，则说明是转引。二是转引时仅保留原始出处，不注转引出处。根据以上规律进行具体考察，可以判断《寰宇通志》采用了“层层转引”的纂修模式，在历代地理总志中仅直接引用《元一统志》而未参考其他前代地理总志。《寰宇通志》仅用两年多时间便可告成，当与这一纂修模式关系匪浅。

三、《寰宇通志》与文渊阁藏方志

除以《元一统志》为主要参考外，《寰宇通志》中还有大量取自各地方志的内容。以往研究认为这些方志基本是明初地方志。笔者认为，该认识还有待进一步具体化，其中关键在厘清《寰宇通志》与明文渊阁藏方志间的关系。

明代文渊阁的初始主要功能是藏书。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命将南京文渊阁中的藏书各取一种运往北京，此后暂存在左顺门北廊，直到正统六年移贮文渊阁之东阁，并由杨士奇等人编订了《文渊阁书目》，书目中包含“旧志”“新志”两门，著录大量宋、元及明初方志。

景泰五年《寰宇通志》开始纂修，时距《文渊阁书目》编定不过13年，阁中方志应当大体完好，纂修者不应弃此不用。而且《寰宇通志》所使用的《元一统志》很可能就是文渊阁藏书。但是，文渊阁藏方志是否为《寰宇通志》直接史源，仍是一个需要确证的问题。鉴于文渊阁藏书在编写《永乐大典》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人全祖望便认为《永乐大典》“一切所引书，皆出文渊阁储藏本”，因此在文献记载外，还有必要将《寰宇通志》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比对以解决该问题。

从记载来看，《寰宇通志》的总裁官陈循是促成该志纂修的关键人物，其年谱称：

（景泰五年八月）中贵谕旨于公：“上欲有所述作。”公曰：“永乐十六、七年之间，太宗皇帝尝命遍采天下地理古今事物之详，以命儒臣编集，共为一书，以成当代之制。臣亦在纂修列，后未成书而止。必欲有所述作，莫如成此一书，实亦继述之一端也。”中贵以言，遂命进士分投四方，续采其未备者。

这段记载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陈循曾参与过永乐朝地理总志的纂修，修《寰宇通志》也是他极力促成；其二，永乐朝已“遍采天下地理古今事物之详”，景泰朝的采集只是在此基础上“续采其未备者”。永乐朝进呈的地志收藏于文渊阁，显然《寰宇通志》无法绕开文渊阁藏方志。

不仅如此，陈循本人也与文渊阁藏书渊源颇深，年谱记载：

（永乐十九年）三月，敕南京翰林院，凡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亲送至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公如数取，共得百柜。中贵萧愚督操驾舟十艘分载，公与编修林誌、李贞、陈景著，庶吉士王翱等三十人护行，四月六日至京。书进，公等悉留京师。

陈循既然负责永乐十九年的藏书迁移事宜，迁移前势必需要清点统计藏书，并进行编目。而据刘仁考证，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成书最早，反映的是正统六年前文渊阁的藏书状况。笔者则认为，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很可能是陈循在迁移前编订的书目清单，这或是他动议纂修《寰宇通志》的独到优势。

就以上记载来看，《寰宇通志》应与文渊阁藏方志间存在联系。但还应将《寰宇通志》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进行比对，以进一步确认其关联。现存《永乐大典》中，《太原志》保留最为完整，该志含有永乐元年的内容，可知修于永乐初，应即《文渊阁书目》中著录于“新志”的《太原府志》。现取《寰宇通志·太原府·山川》的前15条内容，发现均可在《永乐大典》卷五二〇二“原”字册中找到对应条目，且文字构成明显的同源关系。试列入表3以便说明：

以上15条中加着重号的文字是两书明显有歧异之处，而非仅仅缩写、删节或注明地名。今《〔永乐〕太原志》已不存，但其他尚存的明代太原方志，史源也应包括永乐旧志，结合这些史料分析歧异之处，均可以找到合理解释：

第1条“亭子山”，《寰宇通志》作“北三十里”“桃源三洞”，《大典》作“北五十里”“桃花三洞”。元好问《遗山集》中称：“近桃花之三洞，予此别业与白子西所居相近。”《〔成化〕山西通志》作“北五十里”“桃花三洞”。可知《寰宇通志》将“五”误为“三”，“桃花”误作“桃源”。

第2条“罕山”，《寰宇通志》作“东北五十里”，《大典》作“北北五十里”。显然是《大典》抄误，而《寰宇通志》不误。

第8条“婴山”，《寰宇通志》作“西北三里”，《大典》仅言“西北”。《〔嘉靖〕太原县志》亦作“西北三里”，疑为《大典》漏抄。

第9条“石室山”，《寰宇通志》作“西南七里”“壁间篆字”，《大典》作“本县西”“四旁有古字”。而《〔成化〕山西通志》作“西北七里”“壁间有古篆字”。《大典》脱漏里数记载，省“篆”字；而《寰宇通志》或误北为南，省“古”字。

第11条“象山”，《寰宇通志》作“象山”“西十五里”，《大典》作“蒙山”“西五里”。《〔成化〕山西通志》作“蒙山”“西五里”。《寰宇通志》或将“象”误为形近之“蒙”，并衍“十”字。

第13条“六台山”，《寰宇通志》作“六台山”，《大典》作“麓台山”。祁县亦有麓台山（见第15条），《寰宇通志》或因重名，而改“麓”为同音之“六”。

从以上文字歧异来看，《寰宇通志》与《永乐大典》互有正误，应是分别独立抄录了《〔永乐〕太原志》的内容。可以认为《寰宇通志》与《永乐大典》存在同源关系。

除集中出现的《〔永乐〕太原志》外，尚有许多零散条目可证《寰宇通志》与《永乐大典》有同源关系。因难以枚举，仅以表4举部分条目为例：

以上诸条在前代地志中并无记载，应是大典所引方志中独见的内容。各志书名也均见于《文渊阁书目》，证实《寰宇通志》与《永乐大典》共享相同史源，即文渊阁藏方志。

除《永乐大典》外，与现存明初方志比对，也可以找到《寰宇通志》的直接引用。如《〔洪武〕靖州志·形胜》：

按，靖州与蛮壤相犬牙，乃西南百蛮衿喉之地也。北接武陵，南亘长沙，山川险阻，自昔而然，为辰沅宝武之籓，辰沅宝武又靖之左右翼也。

该条被《寰宇通志》采纳：

山川险阻。（《靖州志》：汉牂牱、武溪之间，与蛮壤相犬牙，乃荆楚西南百蛮衿喉之地。北接武陵，东亘长沙，山川险阻，为辰沅宝武之藩篱，辰沅宝武为靖之左右翼。）

两段文字继承关系明显，《〔洪武〕靖州志》当即《文渊阁书目》“旧志”中著录的“《靖州志》二册”。“汉牂牱、武溪之间”一句，现存《〔洪武〕靖州志》为抄本，可能是流传中漏抄。长沙位于靖州东北，《寰宇通志》改“南亘长沙”为“东亘”，属合理订讹。

明代中期纂修的部分方志中，也保留有明初方志的内容，能与《寰宇通志》进行比对。如《〔嘉靖〕四川总志》的重庆府部分：

界泸渝之间。鼎山耸前，几江绕后。（俱《江津志》。）

东临赤水，西枕营山，北倚长岩，最为险固。青峦围其四畔，赤水绕乎东南。（俱《大足志》。）

风俗朴野，服食俭陋。（《南川簿尉厅记》。）

《寰宇通志》作：

界于泸渝之间。（《江津县志》。）

最为险固。（《大足县志》：东临赤水，西枕营山，北倚长岩，最为险固。）

服食俭陋。（《綦江簿尉厅记》。）

两者内容、出处均一致，表明史源可能相同，《文渊阁书目》也有“《重庆府并属县志》四册”的记载。且上引《〔嘉靖〕四川总志》中加点的文字均溢出了《寰宇通志》，这表明它的纂修者杨慎确实参考了原书，而非抄自《寰宇通志》。杨慎因其父杨廷和的关系，曾大量阅览文渊阁藏书，他对明初方志的使用或许暗示正德、嘉靖之际文渊阁旧藏方志仍然存世。

此外，为纂修《寰宇通志》，景泰五年曾诏遣进士前往各省补采事实，现存《〔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是为此而修。对比发现《寰宇通志》不用该志而是使用更早的《云南志》，如：

勤耕务实，敬释诵经。嚚讼好斗，蛮俗之常。城居偏僻，民尚质朴。水耕禾稼，火种荞菽，各得其宜。（俱《云南志》。）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中并无这些内容，因此《寰宇通志》所引的《云南志》当成书更早，为文渊阁旧藏。可见，不宜高估景泰五年所征集或编修方志在《寰宇通志》中的比例和作用。

将《寰宇通志》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进行对比后，除证实《寰宇通志》大量使用文渊阁藏方志、与《永乐大典》共享相同史源外，还可见其在直引时虽进行了一定删简，但并未改窜原意，基本是照录原文。这一引书规律或可总结为“删而不改”。同时，根据《寰宇通志》与文渊阁藏方志的直接引用关系来看，有理由认为它从这些方志中转引了大量前代地理总志的内容，但并未查对原书，因此产生异文。因《永乐大典》与文渊阁藏方志均大量散佚，《寰宇通志》较为忠实直引文献的特性使其对辑佚和恢复宋元明初方志乃至《永乐大典》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四、余论

《寰宇通志》的史源及与文渊阁藏书的关系被厘清后，其文献价值也得以更清楚地呈现。笔者认为，除传统的史料价值之外，《寰宇通志》的文献价值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寰宇通志》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赵万里即以《寰宇通志》辑佚《元一统志》，近年来李成晴以《明一统志》辑佚唐宋诗文，成果颇多，《寰宇通志》与《明一统志》关系密切，同样有可以进一步着力研究的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本文所分析的引用规律，《寰宇通志》采用的是“层层转引”的纂修模式，其中的唐宋地理总志内容均为转引，直接来源实际是《元一统志》和各地方志。因多次转引，其文字面貌很可能与源文献已产生较大距离。例如《寰宇通志》的徽州府部分有“小桃源”一条：“小桃源。（《舆地纪胜》：在黟县，南唐许坚有诗。）”《明一统志》更将全诗录出：“小桃源。（《舆地纪胜》：在黟县，南唐许坚诗：‘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市向晡时散，山经夜后寒。吏闲民讼简，秋菊露漙漙。’）”但《舆地纪胜》原文却作：“小桃源。（李白诗云：‘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市向晡前散，山经夜后寒。’见《龙城志》。）”两志均称是许坚诗，《舆地纪胜》却称是李白诗。《明一统志》共有四联诗，《舆地纪胜》则只有三联。显然，两志的直接史源并非《舆地纪胜》，很可能是某部元明地志（或即《文渊阁书目》中的《徽州志》）。诗之末联究竟是确有依据还是元明地志编纂者妄加，则值得思考。这些佚文虽然颇具价值，但只能视为元明地志的内容，而不能视为《舆地纪胜》的佚文。鉴于古代地志多存在类似的“层层转引”情况，则利用地志进行辑佚工作时必须准确区分直引与转引，不能将之作为转引书的辑佚源文献。

有鉴于此，《寰宇通志》的辑佚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直接引用的《元一统志》和文渊阁藏方志上。赵万里云：“此书（《元一统志》）存，则无数宋、金、元旧志俱随之而存，此书亡，则宋、金、元旧志亦随之而亡。”《寰宇通志》亦有类似价值：是书存，则它所征引的明文渊阁藏方志俱随之而存，基本上可以将《寰宇通志》的内容均视为《元一统志》和明文渊阁藏方志的内容（文字略有差异）。而且，由于《永乐大典》抄入的方志也来自文渊阁藏书，这就使《寰宇通志》与《永乐大典》共享相同史源，或许能够以此帮助《永乐大典》的复原工作。

第二，《寰宇通志》反映出元明地志的文本生成过程，并且保留了元人因避忌而改窜文本的痕迹。表面上看，两志纂修者不核查原书的行为颇为不当，顾炎武便讥《明一统志》“舛谬特甚”，“千载笑端”。余嘉锡虽为之辩白，指出《舆地纪胜》等书已有同样错误，但亦认为“失在不覆检原书耳”。总之，不核查原书被视为两志的疏失。但事实上，“不覆检原书”也不提供转引出处并非《寰宇通志》的“专利”，而是元代及明初地志编写的通例。金毓黼便考证出《元一统志》“初以为必引原书，及细考之，多自《舆地纪胜》转引”，“检《舆地纪胜》（卷八十五）乃知由转钞原文，不易一字而误，是则修书者未检原书之过也”，且有“引《九域志》而实出《寰宇记》者”。可见因转引不检原书而保留疏误是元明地志纂修工作的常情与实态。了解这一历史情景后，更值得关注的反而是元明志书在“层层转引”后产生的所谓“疏误”。这些文本差异因何而成？最早出现在层累转引的哪个环节？是否是某部书纂修时有意改动？这些问题均值得继续追问。

仍以《寰宇通志》为例，目前所发现的书中“舛谬”“疏误”基本都是继承自前代志书或音近、形近的抄误。其改动则多为方位、里数的合理订讹或更正地名、删简文字，未发现有意改窜内容的现象。据此可以认为《寰宇通志》相对于它所直接引用的元明地志而言是一部非常“可靠”的文献。因此，我们在分析层累转引造成的文本差异时，往往可通过《寰宇通志》追溯到更早的源头。例如前文所引大同府形胜：“北临广野。（《寰宇记》：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广野，封略之内，南北错居。）”《寰宇记》原文却作“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戎狄之心，鸟兽不若”云云，分析《寰宇通志》与《寰宇记》间的差异，可以看出改窜者的用意是抹掉贬抑少数民族的内容，这种做法不太可能出自明人之手，更像是元代修志者所为，与张佳找到的元人刊书中的讳阙案例非常类似。正因为《寰宇通志》没有核对《寰宇记》原文，而是忠实于转引文献的文本面貌，从而保留了元人因避忌改窜文本的痕迹。这一独特的文献价值值得元代历史研究者重视。

第三，《寰宇通志》还有连接史源学、目录学和书籍史的价值。因为《寰宇通志》在纂修中使用了大量文渊阁藏方志，故其引用的方志名称可以与《文渊阁书目》进行对照。以书目同具体史源相互印证，显示出文渊阁藏书在明初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文渊阁书目》以实用为导向的分类方式有其合理性。同时，文渊阁旧藏方志在明代中后期“消失”的问题，或许也可借由《寰宇通志》的纂修得到解答。王国维曾对这一问题解释为“古地志之亡，盖以当时既收为新志，以旧志为无用，别置他处”云云。目前来看，“别置他处”是接近历史真相的，不过原因并非“以旧志为无用”。《寰宇通志》的纂修地点在左顺门的史馆，文渊阁藏方志理应被搬运至该处，以供使用，这或许是“别置他处”的真实原因，书籍史上一大疑案亦得以解释，笔者对此另有专文探讨。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2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