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1872-1949）是民国时期享有盛誉的藏书家、学者，在平津一带与李盛铎、周叔弢鼎足而三。据傅熹年先生统计，傅增湘生平藏书二十万卷，其中“用善本手自校勘的约一万六千卷”[1]。在他漫长的校书生涯中，对《通典》的校勘可谓成果丰硕，却又历经波折，值得深入研究。关于傅增湘与宋本《通典》，前贤已从不同方面加以探讨。最值得参考的自然是傅增湘本人的《校宋本通典跋》[2]，他在跋中回顾了得书经过及校勘历程，指出了明本脱漏之严重。玉井是博、仁井田陞、尾崎康等学者着重探讨傅增湘旧藏宋本《通典》的校勘价值[3]，韩昇先生梳理了傅增湘旧藏宋本《通典》的来源、年代、校勘及流散，钩沉出傅增湘东游日本，亲访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本《通典》的来龙去脉，详细评述了日本学者关于《通典》版本的研究成果[4]。孙靖考察了傅增湘对自藏《通典》断代的差异及成因[5]。以上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傅增湘校勘《通典》的认识，但对傅增湘校勘《通典》的具体经过、学术价值及干扰因素等方面关注较少。笔者拟在前贤的基础上，对此加以补充。

一、傅增湘对《通典》的校勘

（一）底本及校本的选择

傅增湘以“手校宋元八千卷”而闻名，遇宋即校。他于庚申年（1920）夏获得宝应刘启瑞家藏宋本《通典》，手中有了坚实可靠的版本依据，随即开始了对《通典》的校勘。傅增湘选取的底本为明刻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双边。共二百卷，四十册。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为00096。傅增湘曾撰《校宋本通典跋》，认为此书为“嘉靖戊戌方献夫本”[6]。傅增湘选取的校本，为一补配本。《藏园群书题记》表述为“北宋本”配“宋翻残本”[7]，《藏园群书经眼录》表述为“宋绍兴刊本，配元元统三年重修本”[8]。原书为宝应刘启瑞家藏宋本《通典》，为傅增湘庚申年夏“游黄山雁荡，归途迂道维扬”时所得[9]（图1）。傅增湘考察其递藏，认为“此书先藏于薛氏，继归明晋府，后庋内阁大库，光宣之交流入私家”[10]。此处的私家，即是刘启瑞。刘启瑞，字翰臣，江苏宝应人，光绪甲辰科进士，累官内阁中书、侍读学士。宣统初，张之洞委其董理内阁大库所藏档案，刘氏遂将包括宋本《通典》在内的诸多大库旧藏揽入私囊。此书共二十八册，一百四十卷。每半叶十四行[11]，行二十六字。蝴蝶装。尾崎康先生认为此部分为南宋前期所修[12]。补配部分行款与原书略同，共七册三十三卷[13]。尾崎康先生认为此部分为南宋前期、中期及元代递修[14]。傅增湘旧藏的这部补配过的宋本《通典》，经田中庆太郎流入日本，今藏天理图书馆[15]。   

图1 傅增湘旧藏宋本《通典》 （图片来源：《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版通典》别卷）

（二）校勘方法与符号运用

傅增湘校书以对校为主，对于《通典》的校勘也不例外。对校是古已有之的校勘方法，也称为“死校”，在清代甚为流行。毛氏父子、黄丕烈、顾千里等校勘名家，均以对校法校勘过大量典籍。受此风气影响，傅增湘以明本为底本，宋本为校本，用朱笔将二者相异之处直接写在底本之上。对校法具有保存古本原貌的优势，但缺点在于工程浩大，琐碎异常。为了提升校书的效率，傅增湘校勘《通典》时，运用了大量的校勘符号与简便方法，笔者结合傅增湘所撰《通典校勘记》，将主要类型总结如下：  

A某字明本无而宋本有，则在明本相应位置画一“乀”符号，于右侧补写该字。如明本卷十七第十四叶“不达其意而酌其三公”，宋本“其”字下有“文”字。傅增湘在明本“其”字与“三”字之间画一“图片”符号，并在符号右侧补写“文”字。如图2所示：

图2 补字

B某字明本有而宋本无，字数少时，用小圆圈“○”符号点在明本对应字的中心位置；字数多时，用“𠃊𠃍”符号标明起讫。如明本卷四第三叶“璆玉名镂刚铁也”，宋本无“也”字。傅增湘遂在明本“也”字中心位置点上“○”符号。如图3所示：

图3 删字

又如明本卷三十一第一叶“王侯”，宋本无此二字。傅增湘用“𠃊𠃍”符号将“王侯”二字圈出。如图4所示：

图4 删字

C某字明本作甲，而宋本作乙，则在明本甲字处涂抹笔画，改写成乙字。如明本卷四第二叶“三国当致贡之”，宋本“当”字作“常”，傅增湘遂直接将“當”字下半部分“田”改写成“巾”。如图5所示：   

图5 改字

有时各字间距紧密而无处落笔，或者笔画构件不易涂改，则在甲字旁另写一乙字。如明本卷六第二叶“其杂匠及募士”，宋本“募”作“幕”。傅增湘遂直接在“募”字旁另写一“幕”字。如图6所示：

图6 改字

D某字明本作甲乙，宋本作乙甲，则用类似“己”字形的符号，表示此处有倒乙。如明本卷四第四叶“若今宗室”，宋本“宗室”作“室宗”。傅增湘用“己”字形的倒乙符号加以标识。如图7所示：

图7 倒乙

按“己”字形的倒乙符号古已有之。南宋人方嵩卿就已经运用“己”字形的倒乙符号校勘韩愈的文集。他在《韩集举正》中罗列了四种校勘符号，最后一种“殽次当乙”即用“己”字形符号表示[16]。

E某字宋本残泐或漫漶不清，则沿明本对应字边缘描画一圈，表示宋本此字残缺。如明本卷六第一叶“租损六分以上免”，宋本“分”字残缺，傅增湘沿“分”字边缘描画一圈，模仿水渍洇染的痕迹，表示宋本此处残缺，十分醒目。如图8所示：   

图8 残泐

（三）校勘记的撰写

以上，笔者简单归纳了傅增湘校勘《通典》时所用的校勘符号及简便方法。这些符号的使用，虽然提升了校书的效率，但还不能完全体现校勘者的个人意图。作为一个完整的校勘过程，校勘记的形成才是校勘的最终结果。傅增湘自然充分认识到了校勘记的重要性，《藏园群书经眼录》云“其详拟别为校记，胪列异词，是亦治史者之一助也”[17]。但校勘记整理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一时片刻恐难完成。故《校宋本通典跋》又云“考其异同，勒为校记，文字繁重，或俟诸异日耳”[18]。傅增湘校书数量虽多，成型的校勘记却甚少。幸运的是，傅增湘校勘《通典》虽然前后延宕九年，但《校勘记》最终得以整理成书。国家图书馆藏有民国二十七年（1938）傅增湘《通典校勘记》抄本，书号为9407。此书后由贾贵荣辑入《九通拾补》，影印出版[19]。笔者即以此影印本为依据，从格式及内容两方面，对《通典校勘记》略作分析。

格式。《通典校勘记》以卷次为序，在一卷之下，先以双行小字标注异同之处的位置，即位于某叶某行。再以单行大字誊录明本正文。最后以双行小字交待宋本情况。若出现文字异同，一般写作“宋本某字作某字”或“宋本作某字”；若宋本有溢出于明本的文字，则曰“宋本某字上\下有某字”；若明本有溢出于宋本的文字，则曰“宋本无某字”或“宋本无”；若宋本某字残缺，则曰“宋本某字残缺”。此外，如文字模糊、侧注、小注、节目、空格、提行等特殊情况，也均在校勘记中予以交待，基本能够提炼、归纳出两个本子的主要异同。   

内容。校勘一般包括“考异同”“定是非”及“厘篇章”等三方面的内容，校勘记作为校勘活动的最终成果，自然也应当囊括这三类内容。傅增湘所撰《通典校勘记》，以“考异同”最多，“定是非”次之，“厘篇章”则甚少。这样的比例安排，与傅增湘采用的“对校法”及《通典》本身的特点有关。笔者以“定是非”为例，试对校勘记的内容略作分析。作为反映校勘水准的重要指标，“定是非”一类的校记，在整部《通典校勘记》中所占比重虽然不大，但类型多样。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纠正讹文。如卷一百五十二“留其将何澹之郭铨郭昶之守湓口，宋武将何无忌等次桑落州”，傅校云“宋本作‘留其好何澹之郭铨郭昶之守湓口，宋武将何无忌等人桑落州’，按‘人’当是‘入’字”[20]。卷一百七十一“以魏近镇守”，傅校云“‘魏近’二字，宋本明本均同（按当是魏延）”[21]。按点校本《通典》未出校记而迳录作“魏延”[22]，或是参考傅校本。

增补脱文。傅增湘校《通典》时，若脱文较少，则迳补于旁。若脱漏严重，则补于别纸，并在明本天头处以眉批的形式加以说明，以便将来汇总。如卷九十四存在多处较为严重的脱漏，傅增湘在对应位置的天头处题写“此前二十行宋本多注文，补录于别纸”“以上别钞补注于别纸”等眉批。“问故又哭尽哀”一句，傅校云“宋本作‘问故哭尽哀’，且此下有注文为明本所无，补抄如下：亲父母也以哭答使者，惊怚之哀，无辞也。问亲丧所由也，虽非父母，闻丧而哭，其礼皆然也。[23]”“亲父”至“然也”共35字，为明本所脱漏。傅增湘校勘此卷，事在丁卯（1927）十月。直到戊辰（1928）冬至，他总结校勘《通典》的始末，还忍不住提出卷九十四，《校宋本通典跋》曰：“尤异者，第九十四卷中前二十行，宋本行间有小注凡十五处，通三百一十一字，而明本皆失去，未审其传刻源出何本也。[24]”可知此卷脱漏多达十五处，脱字多达三百余，这给傅增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删除衍文。如卷一百二十一“授刺史刺史受币”，傅校云“宋本‘刺史’二字不重复”[25]。卷一百二十六“通典卷第一百二十六终”，傅校云“宋本无‘终’字”[26]。卷一百六十五“则人淳然而质朴”，傅校云“宋本‘淳’字重”[27]。卷一百六十九，“于事为误者，其文则轻”，傅校云“宋本‘误’字重”[28]。   

乙正错简。如卷十七有前后相连的两处错简。第一处“请授中县尉之类”，傅校云“宋本‘类’下有‘判入第三等及荫高授上尉之类’，明本误入下文第七行中”[29]，第二处“两经出身授上县尉之类”，傅校云“宋本‘类’字下有‘判入第三等及荫高用紧县尉之类’”[30]。点校本《通典》的处理方式也与傅校相合[31]。

对于存疑之处，傅增湘则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如卷八十八，“周制为人后者至（注）如亲子也”，傅校云“宋本此节在前节，以明据庶子言之也之末（案似误）。[32]”卷九十六“亦何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承事”，傅校云“宋本作‘亦有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可传，亦何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承事’（按所多十四字疑复出）”[33]。卷一百六“诸太子庙并为中祀”，傅校云“宋本作大字正文（按似误）”[34]。

当然，傅增湘也偶有判断失误之处，如卷五十四“郑玄注尚书云：每归用特者，明每一岳即归也。如尚书、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后而云归者，因明四岳礼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终巡狩之后乃始云归耳”，傅校云“宋本此注在下文第二叶上二行小注‘天道之备数’下，今本误接于此”[35]。他认为明本存在错简，应以宋本为是。点校本《通典》没有采纳傅校本的意见，其校勘记云：“自‘郑玄注尚书云’至此共五十九字，北宋本、傅校本、明抄本置之于下文注中崔灵恩云‘取岁星一周天道之备数’一语之后，非。[36]”按明本此处注文为对“归，格于艺祖，用特”的注解，主要是疏释“归”，文义连贯无碍；若置于“天道之备数”之下，即成为“周制，十二年一巡狩”的注文，于义未当。故明本此处无误，而是宋本出现了错简。傅增湘误信宋本，盖智者千虑之一失，无足深怪。

二、傅增湘校勘《通典》的学术价值   

（一）保存宋本原貌

傅增湘校勘《通典》主要使用的是对校法。对校法的优劣，前人已有清醒的认识。叶德辉《藏书十约》云“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本，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37]。陈垣先生指出“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录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38]。可见对校法虽然有“校录异同，不校是非”的劣势，但优长也极为明显，可以避免校勘者的臆改，得以保存古本的原貌。傅增湘校勘《通典》时，对于宋本的异文、俗字、格式等要素，都原样照录，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宋本的原貌。以下分类略述。

异文。傅增湘自称“改订者殆逾万字”，在这上万字的异同中，包括明本误而宋本不误，二者均可通，明本不误而宋本误这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具有纠谬补正的功能，历来受到学者重视。傅增湘据宋本校出大量明本的讹误，其价值已被学界充分肯定，此不赘述。第二种类型虽不能纠谬补正，却有助于丰富对版本衍变的认识。故前二种类型的异文，往往出现在各类点校本古籍的校勘记中。第三种类型的异文，属于底本不误而校本误，按现代通行的校勘方法，此类异文没有必要写入校勘记中。如点校本《通典》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其《校勘凡例》云“凡局本不误，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记”[39]。傅增湘校出的异文，却有不少属于宋本误而明本不误。作为清季民初的学者，他承袭了清人遗风，如此处理并无问题。

在客观效果上，傅增湘保留宋本的“讹误”，更加有利于学术研究。试举一例言之，如明本卷二十五“载初元年”，傅校云“宋本‘载初’作‘戴初’”[40]。按载初为武周年号，明本不误而宋本误。卷四十二“少昊载时以象天”，傅校云“宋本‘载’作‘戴’”[41]。按“载时象天”典出《史记•五帝本纪》，宋本此处误“载”为“戴”。卷一百五十四“弘遂大战移日，赤眉佯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傅校云“宋本‘载’作‘戴’”[42]。显然以车载土于义为长。可见宋本误“载”为“戴”较为常见，并非孤例。但亦有明本误“戴”为“载”而宋本不误之时。如明本卷一百六十七“不与二祖同载天日”，傅校云“宋本‘载’作‘戴’”[43]。显然宋本义长，点校本《通典》即作“戴”。若依现代通行的校勘方法，因为底本不误，宋本误“载”为“戴”的“错误”似乎不会写入校勘记中。但我们仔细分析上述四个例子，似乎可以发现，“载”“戴”相乱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存在误“载”为“戴”，也存在误“戴”为“载”。应如何解释此类现象呢？杨树达先生认为古时两字通用，并举出先秦典籍中的若干例证：“戴与载古恒通用，《左传·隐公十年》经：宋人蔡人卫人伐戴，《谷梁经》作载。《礼记·月令》‘戴胜’，《释文》戴本作载。又《郊特牲》‘戴冕躁’，《释文》载本亦作戴。《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杨注云：载读为戴。《列子·黄帝》篇章载，《释文》云：一本作章戴。《诗·丝衣》载弁俅俅，《尔雅·释言》注引作戴。此皆二字通用之证也。[44]”敦煌遗书中也有二者相乱的例子，如P.2661+3735《尔雅注》“错革鸟曰旟”注文“即《礼记》所云戴鸿及戴鸣鸢也”[45]，《十三经注疏》本前一“戴”字作“载”，且无后一“戴”字。周祖谟先生认为此注文典出《礼记·曲礼》“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并指出“载戴唐以前写本多混”[46]。可见古人经常混同使用“载”“戴”二字，在先秦典籍和敦煌遗书中，尚能找到不少例证。故在《通典》形成的时代，“载”“戴”相乱本不属于重大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唐人的用字习惯。易言之，宋本《通典》屡屡出现的载戴相乱，正是其时代性的鲜明反映。   

俗字。在写本时代，俗字的使用极为普遍。五代以降，虽然印刷术不断普及，刻本大量流通，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文字的作用，但仍常见俗字的身影。相较于民间流行的俗文学作品，作为内容严肃的典志体史书，《通典》的用字理应更加严谨。从明本《通典》来看，似乎的确如此。但细绎傅校，可知宋本《通典》仍有若干俗字留存。如明本卷五第六叶“亩一斗”，傅校云“宋本‘斗’作‘㪷’”[47]。按“㪷”为“斗”之俗字，在写本时代极为常见，敦煌遗书所在多有。如法藏敦煌遗书P.3833《王梵志诗》“生时不须歌，死时不须哭，天地捉秤量，鬼神用斗斛”，“斗”字即写作“㪷”。明本卷八第八叶“犹无厌足”，傅校云“宋本‘厌’作‘猒’”[48]。按“猒”为“厌”之俗字，P.2160《摩诃摩耶经》“亦宜自应，厌离诸苦”，“厌”字即写作“猒”。卷二十七第十四叶“主船官也”，傅校云“宋本‘主舡官也’”[49]。卷二十七第十四叶“主天下水军舟船器械”，傅校云“宋本‘舟船’作‘舟舩’，下同”[50]。按“船”字写作“舡”或“舩”，是写本时代的常见现象，如俄藏敦煌遗书Ф96《双恩记》：“善友船舫沉”“久谙船舫由（犹）为可”，“船”字均写作“舡”。又英藏敦煌遗书S.1722《兔园策府》：“地阵笼山，天船盖海”，“船”字写作“舩”。黄征先生认为“盖‘船’字先草作‘舩’，方口变尖口也；再草作‘舡’，连笔速写也”[51]。宋本《通典》中俗字的应用还有不少，此不赘述。宋本《通典》保留了不少写本时代的用字特征，是写本时代向印本时代过渡的真实写照。傅增湘的校勘成果，无疑为后人准确地提炼宋本《通典》中留存的俗字，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格式。傅增湘校勘《通典》，对于宋本的格式也非常注意，尤其是正文与注文的区分。如明本卷十二第七叶小注“之事为此”，傅校云“宋本‘之事’二字作正文，并无小注”[52]。卷一百五第十叶小注“上利下利”，傅校云“宋本此四字作正文”[53]。卷一百二十四第十一叶正文“銮驾出宫如前读令仪”，傅校云“宋本此九字作双行侧注”[54]。同卷第十三叶正文“銮驾还宫如前读令仪”，傅校云“宋本此九字作双行小注”[55]。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枚举。

傅增湘重视正文、注文的区分，有其时代背景。注文阑入正文，导致文义不通，是古书常见的现象，清代学者长于校勘，对此类错误也有较为系统的总结。清人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淮南内篇》中总结了六十二例具有规律性的古书“致误之由”，其中便有“正文误入注者”“注文误入正文者”[56]。对《水经注》的校勘，是清人区分“经”“注”的典型案例。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杨守敬等知名学者，均对厘清《水经注》淆乱错杂的注文做出了贡献。继承了清代学术传统的傅增湘，也多少会受此风气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傅增湘与杨守敬交谊匪浅，《宋刊残本水经注书后》云“忆辛壬之交，晤杨君惺吾于海上。其时君方撰《水经疏》，为言研治此书历四十年，穷搜各本以供参证，独以未睹宋刻为毕生憾事。余语君曰，此书宋刻之绝迹于世固已久矣，设一旦宋刻出世，吾恐经注之混淆、文字之讹夺，仍不能免，未必遂优于黄、吴诸本也。洎余获此书，而君已久谢宾客，不得相与赏异析奇，一慰其平生之愿，思之怆然。[57]”可见傅、杨不但交谊深厚，而且傅增湘对于“经注混淆”一类现象本就时时记挂在心。面对明本《通典》不时出现的“经注混淆”，傅增湘校书时自然要重点关注，乃至巨细无遗了。   

此外还有若干格式方面的异同，也在傅增湘的校勘记中有所体现。如提行：卷十三傅校云：“‘通典卷第十三’，宋本此下即选举一，子目不另分行”[58]。卷一百十“伊耆氏祝文至有凭宜庆”，傅校云“宋本自‘伊耆氏祝文’起接于第十六叶上第一行‘祝版燔于斋所’，下不另提行”[59]。空格：卷一百三十四“子为父”，傅校云“宋本‘子’字上空一格”[60]。同卷“嫡孙为祖”，傅校云“宋本‘嫡’字上空一格”[61]。同卷“为人后者”，傅校云“宋本‘为’字上空一格”[62]。分层：卷十五傅校云：“‘武太后’，宋本‘武’字上有大圈”[63]。此大圈表示朝代的区分，起到划分层次的作用。

以上笔者从异文、俗字、格式三个角度，分析了傅增湘的校勘，如何能够准确地保存宋本的原貌。要之，宋代是写本与印本并存的时代，宋本《通典》虽然是印本，但也会继承写本时代的诸多特征。傅增湘以对校法校勘《通典》，并以校勘记的形式，不惮烦琐地将宋本、明本的异同详细罗列，钩沉出大同之中的小异，才使得印本中隐藏的若干写本时代的特征得以浮现，便于学者取用。傅增湘校勘《通典》，忠实于宋本原貌，乃至于一个空格也不放过，从这个角度来说，傅增湘的校勘，具有化身千百的作用。假设宋本《通典》没有流入日本，而是毁于兵燹，后人即便读其校勘记，也能遥想宋本风采。不仅如此，傅增湘的校勘，对于保存明本的原貌也大有裨益，如明本卷八十二“夫礼有仰引而违□□”，傅校云“宋本‘违’字下为‘情者’二字，明本此字不清”[64]。据此即可得知明本此处字迹漫漶。   

（二）为点校本提供版本依据

作为名家校勘本，傅校本《通典》的校勘价值已经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由王文锦、王永兴等先生点校的《通典》，即以傅校本作为主要的校本。据《点校前言》及《点校凡例》可知，点校者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版本校以日本影印北宋本，傅增湘校南宋本为主，通校明嘉靖无刊记本、清武英殿本，以宋刻元递修本、明人抄宋本、明王德溢吴鹏刻本参校。值得注意的是，明抄本亦是照宋本而抄录，点校者却没有将其与北宋本、傅校本并列，而是将其作为较为次要的参校本。傅校本虽然不是南宋原本，点校者却将其与北宋本并列，作为重要的版本依据。这一方面与明抄本“抄得潦草，缺文也多”有关[65]，另一方面也与明人好妄改古书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傅校本能够忠实地保存宋本原貌。故点校本《通典》将傅校本作为重要的校本。点校本《通典》多次以傅校本作为校改的版本依据，据笔者统计，计有289条校勘记征引了傅校本。征引傅校本可分为两种情况。

A傅校本与其他校本共同作为校改依据。如卷九十小注“郑玄曰：筑宫庙于家之门外”，校勘记云“筑宫庙于家之门外，‘之门’原作‘门之’，据北宋本、傅校本、明抄本、明刻本乙。[66]”此类事例甚多，兹不赘述。

B傅校本独自作为校改依据。此类事例虽然较少，但能充分反映傅校本独特的版本、校勘价值，因此更为重要。兹略述如下：

a据傅校本正讹字。如卷十“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粟，泝流数千，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人用安乐。求于□□山在今平凉郡高平县，今筓头山”，校勘记云“筓头山‘筓’原作‘算’，据傅校本改。”[67]

b据傅校本补脱字。如卷二十二“齐左右仆射行则分道，左仆射领殿中、主客二曹，掌诸曹郊庙园陵”校勘记云“掌诸曹郊庙园陵，原脱‘掌’，据傅校本补。”[68]   

c据傅校本删衍字。如卷四十六“诸侯百亩于东郊。”校勘记云“诸侯百亩于东郊，原‘亩’下衍‘谓借’，据傅校本删。”[69]

由以上数例，可见傅校本独自作为校改依据时，依然能涵盖改字、补字、删字等主要的校勘问题，反映出傅校本校勘价值的全面性。傅增湘旧藏宋本《通典》，作为世所罕见的较为完整的南宋本《通典》，其本身的版本价值自不待言，但“书非校不能读也”，不通过细密的校勘，便难以准确把握其价值。傅增湘在全面校勘的基础上，胪列了足够丰富的异文，使其校本眉目清晰，重点突出，为后人点校《通典》节约了时间，提供了版本依据。

（三）推动日本的《通典》研究

傅增湘校勘《通典》，具有国际影响，推动了日本学者对《通典》的深入研究。1930年，内藤湖南的弟子，日本学者玉井是博逗留北平，并拜访傅增湘，获准抄录《通典》的校语。玉井是博回国后，利用抄录而来的校语，排比异同，撰写文章，并不时寻求机会，广为介绍傅增湘的校勘事业[70]。昭和八年（1933）六月，玉井是博在“支那学”大会上发表了此成果，后经修改，在《支那学》上发表《论宋刊本〈大唐六典〉与〈通典〉》一文[71]。“与学界不少的兴奋”[72]。该文辟有专节，以“江安傅氏的校宋本通典”为题，概述了傅增湘校勘《通典》的始末，并回忆了获允抄录傅氏校记的经过。玉井是博此文将傅增湘旧藏南宋本、无刊记明本及清代武英殿本《通典》作了对比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宋本的校勘价值。此后，仁井田陞、尾崎康等著名学者，都投身于《通典》版本的研究。仁井田陞1935年发表《通典刻本私考》[73]，也辟有专节“傅氏校本《通典》及玉井学士《通典》刻本之研究”，与傅增湘及玉井是博对话，提出了若干商榷意见。仁井田陞对傅增湘的校勘事业极为佩服，他说“傅增湘氏藏有宋本《通典》，又费九年之久，校勘明刻本《通典》，此对学术界上颇有贡献之处，彼经几许苦心继续研究，余对之极为敬服。[74]”《支那学》与《东洋学报》均是彼时日本东洋史领域的一流刊物，在不长的时间内，接连有《通典》版本研究的文章面世，可见由于傅增湘的校记传入日本，激发了日本学者的研究兴趣，掀起了《通典》研究的小小高潮。尾崎康是《通典》版本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对《通典》的研究，可参韩昇先生《杜佑及其名著〈通典〉》的相关介绍[75]，此不赘述。尾崎康也同样高度评价傅增湘的校勘事业，认为是“何等有益于社会的事业”[76]。要而言之，虽然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亦藏有宋本《通典》，但《通典》研究在日本的持续推进，却与傅增湘校记的输入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的《通典》研究，很快便译介到了中国。两年后的1937年7月，《史学消息》便刊载了江顺成译《通典版本考》[77]。此文即是仁井田陞《通典刻本私考》的中译本。《史学消息》是燕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一份学生刊物，旨在“与国内外史学界沟通消息、提倡历史研究兴趣、介绍史学研究成绩、联络会员感情、供本系同学练习编辑之用。[78]”译介日本“支那学”论文，是此刊的内容之一。刊载《通典版本考》的这一期为“翻译特刊”，仅刊载两篇论文，另一篇是白鸟库吉著，刘选民译《可汗可敦名号考》[79]。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史的权威，而彼时仁井田陞只是33岁的青年学者，但北平文史专业的学生却未必不知晓此人。1935年2月，名噪一时的《食货》半月刊便刊载了仁井田陞著，汪兼山译《唐宋之家族同产及遗嘱法》一文[80]。1930年代的《食货》半月刊，在文史专业的青年学子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甚至成为上海大夏大学“最风行之读物”[81]。仁井田陞的文章由《食货》刊载，可谓“一经品题，便作佳士”，在中国学界也必然有了知名度，故而得以在学生刊物《史学消息》中与白鸟库吉并列转载。由《史学消息》的选目，似亦可窥见北平青年学生好尚之一斑。由傅增湘开启的《通典》版本研究，经由玉井是博的发扬，仁井田陞的商榷，又回流到了中国，这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三、傅增湘校勘《通典》的干扰因素

傅增湘校勘《通典》，前后延宕九年之久，一方面由于《通典》本身体量过大，是一部多达两百卷的巨著。傅增湘手中的宋本《通典》，虽非完帙，却仍有一百七十余卷之巨。且《通典》的内容为典章制度，枯燥乏味，远不如傅增湘酷爱的集部书那样“情韵兼美”，这无疑会削弱傅增湘校书的动力。另一方面，傅增湘校勘《通典》之时，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在《校宋本通典跋》中，傅增湘回顾了校勘《通典》的始末，“自庚申岁（1920）展卷，至甲子（1924）只毕十卷而辍。丁卯（1927）入秋，人事稀简，乃发奋从事。自中秋以至岁暮，程功殆已过半。今夏（1928）猝遘凌夫人之戚，意绪摧伤，无以遣日，乃锐志复理丹铅。起自六月之杪，讫于冬月之初，于是全书一百七十五卷乃得竣功。溯庚申讫于兹，时阅九年，时事之变迁剧矣。外而朝政之翻覆，内而家族之丧亡，所历骇心怵魄、劳神摧志之境，殆非人所堪。而余一身虱处其间，摩挲卷帙，倚徙山林，幸得粗完此类，日尽一二卷，多或至五六卷，少或数日得一卷。然总计点勘之工，频岁在清泉吟社、凤窝丙舍春花秋月中居其泰半焉。盖山中岁月，固视城市为永也”[82]。傅增湘的跋语已经简要提及校书时遇到的种种干扰因素，笔者结合相关史料，试对此略作分析。   

（一）政局变动

1920年代，对于当时的民众而言，感受最深的恐怕便是剧烈的政权更迭，即傅增湘所言“朝政之翻覆”。先是政权在北洋系统内流转授受，后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傅增湘清季由科甲入仕，久居平津，与北洋要人袁世凯、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等交谊匪浅。1917年，由于王士珍、冯国璋以私交敦促，傅增湘出任教育总长，“王聘卿拜组阁之命，浼余相助。冯华甫方摄白宫，亦以旧交敦促，遂入阁任教育总长。在职一年有半，总统一易，总理三易，而余连任如故。[83]”但总体来看，傅增湘爱书胜于做官，自1919年辞任教育总长后，他便不再出任政府要职[84]。至于文化领域的职务，他也是有选择的接受。1927年秋，傅增湘出任故宫博物馆图书馆馆长，不满一年即卸任。1929年7月，陈垣诚邀傅增湘出任辅仁大学董事长，傅增湘致信婉拒，提及自己“退闲已逾十年，惟以闭户读书为事，于外事极少交接。……且屏伏王城，逃名匿迹，更不愿以姓字彰闻于世。[85]”由于傅增湘在1920年代逐步远离政治，故政治上的扰动，对他的校书事业影响不大。   

（二）家庭变故

家庭变故是傅增湘校勘《通典》最主要的干扰因素，《校宋本通典跋》中只以“内而家族之丧亡”一笔带过，实际上傅增湘承受的“非人所堪”的“骇心怵魄、劳神摧志之境”，均由家庭变故而来。1925年至1928年，短短四年之中，傅增湘连丧父、兄、侄、叔、女、妻、子，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悲痛。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上的困境以及心情的低落，导致《通典》的校勘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1925年1月，傅增湘之父世榕去世。同年，对傅增湘有督促进学之恩的伯兄傅增淯去世。1926年六七月间，侄子与十叔又相继去世。更加不幸的是，数月之后，傅增湘之女厚谟亦去世。1928年夏，傅增湘发妻凌夫人、次子嘉谟又相继去世。

接连而至的家庭变故，不但给予傅增湘精神上的打击，更加剧了经济上的困难。他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初二日到京。始知舍侄已于廿七日夭逝。惊痛殆不可为怀。先兄既亡，尚冀此子支持门户。今则悉集孤身矣。初三日十叔又以久病不起。连遭二丧。两宅奔走。劳顿悲伤，殆非人境。叔家更贫无立锥。弟妹及老婶等七人义须教养，更增重负。天之阨我，其可逃乎！我公闻此，当代为凄恻也。[86]”1926年营办红白两事，兼抚育遗孤，导致傅增湘负债累累。他甚至不能按时归还张元济垫付的书款，不得不在信中吐露了自己的窘境“尊款月底可奉赵，须葬事毕业。然今年负债不可言矣。[87]”直到1927年11月，傅增湘仍未摆脱拮据的困境，“侍此次入山安葬先叔、先伯兄及弟、侄、大女等共六棺。半月蒇事。费去千余元。冒险经营，饱闻炮声。回京即卧病两日。今日愈矣。但资用窘迫为虑耳。[88]”1928年7月，傅增湘致信张元济“至于经济情况，则大非昔比。各种股票收入锐减，而支出加多。益以家事迭有丧亡，用款更不能预度。先叔先兄两房及川中家族皆须贴补，每年总在三千元以上。以此五年以来积欠至三万余元。[89]”   

由于以上种种变故，傅增湘校勘《通典》的时间，无疑被大大压缩了。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显然是当务之急，傅增湘为此付出了很多时间与精力。至于校勘如此大部头的《通典》，不得已只能延后。由明本《通典》各卷卷末的校勘跋识可知，1925至1926接连两年，傅增湘都没有继续校勘《通典》。1927年入秋，由于“人事稀简”，傅增湘抓紧机会，重理校书事业。但好景不长，1928年夏，由于傅增湘发妻凌夫人身故，家中事务更无人主持，原本重拾的校书事业又暂时搁置。

傅增湘在数年之中，连丧至亲，哀痛之深，不难想见。傅增湘所谓“所历骇心怵魄、劳神摧志之境，殆非人所堪”，当是此时的真实写照。但他很快意识到，校书反而是排解忧愁的有效途径。1927年2月25日傅增湘致张元济：“家门不幸，频遭惨戚，辱承注慰，心感实深。然侍亦自知此身负责至巨。只可事来则应，事过则忘。仍借素所嗜者排日为之以自遣，决不敢含忧过劳以自苦也。中年以往，乐少哀多，昔贤所同，宁独我辈可幸免耶！[90]”张元济也鼓励傅增湘重拾校书事业，“我兄年来迭遭变故，庭帷凄寂，情何以堪。惟闻晋生兄言，贵体尚能支持，时以校书强自排遣。事到无可如何之际，惟有将吾心别求一安顿之处。吾辈既不能念佛打坐，则亦惟有观书而已。[91]”

决意以校书解忧之后，傅增湘随即重拾对《通典》的校勘。《通典》卷一百三十二末叶记有傅增湘跋语“戊辰六月二十八日校毕。自凌夫人殇后，匆匆已历月余，意兴惨悽，懒亲笔砚。近日雨后生凉，乃鼓勇复理前课，聊以遣日耳。书潜漫志”[92]。傅增湘给张元济的信中也提及“适又遘次男嘉谟之戚，意绪益复颓沮，懒亲笔砚，近日乃始收召魂魄，粗理文字。[93]”要而言之，傅增湘经受住了家庭变故的打击，终于集中精力，重新着手校勘《通典》，并于当年年底完工。

（三）身体疾患

傅增湘校勘《通典》期间，已经年逾五十，病痛时常袭扰，他患有肠胃方面的疾病，且时常发作。1923年八九月间，傅增湘胃病复发，嘱张元济往购平胃散[94]。1925年初，傅增湘大病一场，张元济劝勉他“惟以始衰之年，大故之后，继以剧痢。元气必已大伤。务祈加意珍卫。[95]”1927年十月初二日，傅增湘再次积劳成疾，乃至不能独立行走，须人搀扶。《通典》卷一百五末叶跋语云“连朝经营北茔，奔走疲苦，胃痛增剧。今日履视杏园，忽尔致疾，汗出如浆，偃卧荒原，良久乃定，诸郎夹持得归。聊志于此，知兹行冒险，抱疾力完，此愿实具深心，九原有知，当所鉴佑。[96]”   

傅增湘的病痛，一定程度上会对校书造成干扰。如《通典》卷一百二十六末叶跋语云“初八日校。昨自山中归，适有小疾，遂辍课一日”[97]。与常人不同的是，傅增湘以“丹铅相依，殆同性命”，自言“二十年中，七千余日，自非凶丧疾苦，官职羁縻，未尝不展卷相对。……惟校雠之事，劬瘁毕生。[98]”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便提振精神，继续校书。就在他病到“汗出如浆，偃卧荒原”的当日，还趁病痛缓解之际，勉力维持，校书竟多达六卷[99]。至于寻常的小疾，他一般尽力克服。《通典》卷九末叶傅增湘跋语云“甲子七月廿三日，病小愈，强起校此”[100]。突发的小疾，甚至成为傅增湘安心校书，推却俗务的契机。卷二十五末叶跋语云“丁卯八月二十八日，小病不出，校得三卷”[101]。卷四十一末叶跋语云“九月初五日，小极不出户，得竟此帙”[102]。

（四）会客与出游

会客与出游也是傅增湘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项，会客是人情往还，有时难以推却。出游则是自身爱好，傅增湘自言“余夙性疏简，澹于宦情，独于山水清游，卷帙古芬，乃有殊尚”[103]，出游尚排在古书之前。但为了不耽误校勘《通典》，傅增湘只能返回后加快进度，弥补消耗的时间。如卷一百二十五末叶“今日游龙泉寺、鹫峰寺、朝阳院、金仙庵，归仍校得四卷。初五日沅叔记”[104]。卷一百四十二末叶“戊辰七月二十六日，校于清泉吟社。时山雨忽来，向晚乃霁。同游者杨荫北、李揖珊、陆慎斋，酒后谈文说艺，辩论甚乐”[105]。傅增湘甚至常常挑灯夜战，《通典》各卷卷末，留下了大量深夜校书的跋语。如卷十四末叶“八月二十日校毕，已三鼓矣”[106]。卷四十二末叶“九月初五日校毕，已三鼓矣”[107]。卷五十末叶“九月十四校毕，已丑正矣”[108]。卷一百六十二末叶“初八夜三更，月色沉山，万籁不作，独坐校此”[109]。卷一百七十五末叶“初三日夜三更勘竟，订一百十五字。[110]”等。由以上数条跋语，可知傅增湘夜间校书，有时甚至持续至三更、丑正，即凌晨时分。其焚膏继晷的校书精神，值得称叹。   

（五）严寒天气

傅增湘久居平津，冬季严寒，导致他冬季的校书环境甚为艰苦。虽然可以拥炉取暖，如卷一百七十四末叶跋语云“雪夜严寒，拥炉展卷，复竟此帙。西峰居士记。订正五十六字”[111]。但效果似乎不甚明显。如《通典》卷一百八十末叶跋语云“十月初六日，日色阴沉，残雪生寒，蛰居斗室，十指如椎矣”[112]。卷一百六十五末叶跋语云“十月初九日午后大风，甚寒，蛰居山庐校此，订正三十五字”[113]。卷一百七十二末叶跋语云“十月初三日晨起，环峰积雪，光照几案，呵冻校此。书潜记”[114]。总体来看，严寒对于傅增湘校书，干扰不大，他总能尽力克服。《通典》卷一百一十六末叶跋语云“十月初四日，是日风寒，不得出，校得六卷。晚御羊裘”[115]。傅增湘在风寒的天气，仍能校勘多达六卷，其精神令人敬佩。

以上笔者分析了傅增湘校勘《通典》时的主要干扰因素，家庭变故居首，身体疾患次之。至于政局变动、会客出游、严寒天气等潜在的干扰因素，都被傅增湘一一克服。故《通典》虽然文繁，但傅增湘有始有终，完成了校书事业。

四、结语

傅增湘以明本为底本，宋本为校本，历时九载，完成了《通典》的校勘。在校勘的过程中，他运用了很多校勘符号，以提升校书效率，却没有交待符号的含义及用法。幸而有《通典校勘记》存世，我们对照明本《通典》，即可大概推知各类符号的用法。由于种种原因，傅增湘校书虽然多达上万卷，但整理成文的校勘记却为数不多。存世的傅校本散见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为数尚不少，颇有丹黄满纸，详加校勘者。如果能结合《文苑英华校记》等其他存世的傅增湘所撰校勘记，即可总结出藏园校勘符号的使用通例。如此便可准确提炼傅校本蕴含的学术信息，恢复若干珍贵散佚版本的原貌，对于古籍的校勘及研究大有裨益。傅增湘的校勘以对校法为主，校勘《通典》自不例外，忠实地保存了宋本《通典》的原貌，为点校本《通典》提供了坚实的版本依据，推动了中国乃至日本的《通典》研究。傅增湘慷慨地允诺玉井是博抄录自己来之不易的校勘成果，展现了他以学术为公器的精神。他对流通古籍，向来不曾吝惜，自言“夫文章公器，非可自私，聚万卷之奇秘，归之一人，经累代之堙沉，显于一旦，此其付畀之意，非徒诩鸿富，饰观美而已。必发扬昌大，使光气精神，藉吾手而被于天下。庶几上无负于古人，而下亦自慰其辛苦。……故余之藏书，手校者十居八九，传播者十居四五，职是故也。[116]”“发表校记暂济人急”亦是傅增湘流通古籍的主要渠道之一[117]，故傅增湘的慷慨，有其一贯的思想渊源，令人敬佩。傅增湘校勘《通典》之时，正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备受至亲离世的打击，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干扰，最终完成了校书，无愧于以“丹铅相依，殆同性命”的自我期许。   

作者简介：刘毅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文献组馆员。

参考文献

[1] 傅熹年：《整理说明》，傅增湘撰：《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页。

[2]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校宋本通典跋》，《图书馆学季刊》第3卷第1、2两期合刊，1929年，第139-140页，收入氏著《藏园群书题记》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4-255页。（以下引文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3] 玉井是博：《大唐六典及通典の宋刊本に就いて（下）》，支那学社编：《支那学》第7卷第3号，京都：弘文堂书房，1934年，第381-401页，后收入氏著《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2年，第429-461页。仁井田陞：《通典刻本私考》，《东洋学报》第22卷第4号，1935年，第533-572页。尾崎康：《通典の諸版本について》，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编：《斯道文库论集》第14辑，东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1977年，第267-306页。尾崎康：《天理図書館蔵宋刊本通典について》，《天理图书馆报》第75号，1980年，第411-417页。[日]长泽规矩也、[日]尾崎康编：《通典北宋版·别卷》，东京：汲古书院，1981年。尾崎康：《日本现在宋元版解题史部（下）》，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编：《斯道文库论集》第28辑，东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1993年，第21-76页。

[4] 韩昇：《杜佑及其名著〈通典〉》，〔唐〕杜佑著，[日]长泽规矩也、[日]尾崎康校订，韩昇译订：《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版通典》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5] 孙靖：《傅增湘藏宋本〈通典〉目录辨析——兼论日藏北宋本的卷帙分合》，《新世纪图书馆》2016年第6期，第71-76页。

[6]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五，第254页。按《藏园群书经眼录》表述为“明刊大字本”或“嘉靖大字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六，中华书局，2009年，第400页、401页。）

[7]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五，第254页。

[8] 傅增湘：《藏书群书经眼录》卷六，第399页。

[9] 傅增湘：《藏书群书经眼录》卷六，第400页。

[10] 傅增湘：《藏书群书经眼录》卷六，第400页。

[11] 按实为每半叶十五行，傅增湘记述有误。

[12]〔唐〕杜佑著，[日]长泽规矩也、[日]尾崎康校订，韩昇译订：《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版通典》别卷，第13页。

[13] 一说八册三十四卷。（〔唐〕杜佑著，[日]长泽规矩也、[日]尾崎康校订，韩昇译订：《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版通典》别卷，第13页）

[14]〔唐〕杜佑著，[日]长泽规矩也、[日]尾崎康校订，韩昇译订：《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版通典》别卷，第13页。

[15] 关于傅增湘藏书流入日本的经过，可参苏枕书：《傅增湘旧藏在日本》，徐俊主编《掌故》第三集，中华书局，2018年，第107-127页。

[16]〔宋〕方嵩卿：《韩集举正》卷一，国家图书馆藏清影宋抄本，第2叶。

[17] 傅增湘：《藏书群书经眼录》卷六，第401页。

[18]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五，第255页。

[19]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279页。

[20]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

[21]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

[2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4458页。

[23]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24]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五，第255页。

[25]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26]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

[27]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28]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39页。

[29]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30]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7-38页。

[31]〔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十七《选举五》，中华书局，1988年，第424页。

[32]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42页。

[33]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34]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35]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97-98页。

[36]〔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五十四《礼十四》，中华书局，1988年，第1523页。

[37] 叶德辉：《藏书十约·校勘七》，叶德辉著，漆永祥点校：《书林清话：外二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422页。

[38] 陈垣：《校勘学释例》卷六《校法四例》，陈垣著，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七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9页。

[39] 王文锦：《通典点校凡例》，〔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3页。

[40]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41]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42]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43]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44]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二《说字之属下凡十七篇·瞯戴目释义》，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9页。

[45] 释文及校勘可参张涌泉主编，许建平撰：《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四册《群经类尔雅之属》，中华书局，2008年，第2040、2056页。

[46] 周祖谟：《尔雅郭璞注古本跋》，《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第681页。

[47]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8页。

[48]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49]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50]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51] 黄征：《敦煌俗字典（第2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11页。

[52]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53]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54]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55]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56]〔清〕王念孙撰，徐炜君等校点：《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廿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74页。

[57]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四，第237至238页。

[58]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59]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63-164页。

[60]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06页。

[61]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06页。

[62]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06页。

[63]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64] 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

[65] 王文锦：《点校前言》，〔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7页。

[66]〔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九十《礼五十》，中华书局，1988年，第2481页。

[67]〔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十《食货十》，中华书局，1988年，第219、235页。

[68]〔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十二《职官四》，中华书局，1988年，第595、618页。

[69]〔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四十六《礼六》，中华书局，1988年，第1284、1293页。

[70] 如仁井田陞所言，“傅氏事业幸有玉井博士在学界广为介绍”，此处引文据中译本，见仁井田陞著，江顺成译：《通典版本考》，《史学消息》第1卷第8期，北平：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编辑委员会，1937年，第26页。

[71] 玉井是博：《大唐六典及通典の宋刊本に就いて（下）》，支那学社编：《支那学》第7卷第3号，京都：弘文堂书房，1934年，第381-401页，后收入氏著《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2年，第429-461页。

[72] 此处引文据中译本，见仁井田陞著，江顺成译：《通典版本考》，《史学消息》第1卷第8期，北平：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编辑委员会，1937年，第26页。

[73] 仁井田陞：《通典刻本私考》，《东洋学报》第22卷第4号，1935年，第533-572页。

[74] 此处引文据中译本，见仁井田陞著，江顺成译：《通典版本考》，《史学消息》第1卷第8期，北平：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编辑委员会，1937年，第26页。

[75] 韩昇：《杜佑及其名著〈通典〉》，〔唐〕杜佑著，[日]长泽规矩也、[日]尾崎康校订，韩昇译订：《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版通典》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24页。

[76]〔唐〕杜佑著，[日]长泽规矩也、[日]尾崎康校订，韩昇译订：《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版通典》别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77] 仁井田陞著，江顺成译：《通典版本考》，《史学消息》第1卷第8期，北平：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编辑委员会，1937年，第25-51页。

[78] 刘选民：《本刊的内容》，《史学消息》第1卷第1期，北平：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编辑委员会，1936年，第2页。

[79] 白鸟库吉著，刘选民译：《可汗可敦名号考》，《史学消息》第1卷第8期，北平：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编辑委员会，1937年，第3-23页。

[80] 仁井田陞著，汪兼山译《唐宋之家族同产及遗嘱法》，《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5期，上海：新生命书局，1935年，第19-35页。

[81] 梁园东：《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之诸问题》，《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2期，上海：新生命书局，1935 年第2页。

[82]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五，第254页。

[83] 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杨扬等选编《学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84] 1922年，傅增湘曾受财政总长董康之托，督办财政清理处，然实属帮办性质。

[85]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86]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2页。

[87]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6页。

[88]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9页。

[89]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3页。

[90]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8-149页。

[91]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5页。

[92]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1-162页。

[93]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2页。

[94]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1页。

[95]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7页。

[96]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0页。

[97]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1页。

[98] 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杨扬等选编《学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99]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0页。

[100]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56页。

[101]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57页。

[102]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57页。

[103] 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杨扬等选编《学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104]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1页。

[105]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2页。

[106]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57页。

[107]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57页。

[108]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58页。

[109]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3页。

[110]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4页。

[111]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3页。

[112]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4页。

[113]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3页。

[114]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3页。

[115] 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华书局，2012年，第161页。

[116] 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杨扬等选编《学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117] 孙荣耒：《近代藏书大家傅增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第9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