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山章先生文集

中國國家圖書館 李思成

中國國家圖書館 A01642

國家珍貴古籍名録 09081

    《楓山章先生文集》四卷。（明）章懋撰。《實紀》一卷。明嘉靖虞守愚刻本[四库底本]。五册。綫裝。四庫館臣批校。

【題著説明】卷端題“楓山章先生文集第一”，次行題“奏疏”，下題“後學義烏虞守愚校刊”。

【著者簡介】章懋（1437—1522），字德懋，號闇然翁，晚號瀫濱遺老，浙江蘭溪人。明成化二年（1466）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成化三年授翰林院編修。同年與黄仲昭、莊昶合疏諫元宵觀燈而遭外貶，三人與狀元羅倫合稱“翰林四諫”。歷官福建按察僉事、南京國子監祭酒、南京太常寺卿等職，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因母病辭官，講學楓木山，人稱“楓山先生”，湛若水、費宏、唐龍等皆從其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著作存有《楓山集》《楓山語録》《蘭溪縣志》。《楓山集》由其門人輯遺稿而成，故名《楓山章先生文集》。

【内容】《文集》四卷，《實紀》一卷，按内容體裁分卷。《文集》卷一奏疏，卷二書簡，卷三雜著、説、銘、傳、墓志銘、墓表、祭文，卷四序文、碑記、詩、賦、贊。奏疏中以《諫元宵燈火疏》最爲知名，《舉本監弊政疏》《議處鹽法事宜奏狀》（代彭韶作）兩篇内容詳贍，細節豐富。尤其是代時任刑部侍郎巡視浙江彭韶所作的鹽法奏狀，對研究明代鹽法和我國鹽業史均有較大價值。書簡收與李東陽、謝遷、劉健、費宏、楊一清等閣臣，喬宇、馬文升等部院大僚書函，内容涉及正德一朝人物時事，頗有需加索解之處。記文等多與浙江金華、蘭溪二縣有關，且章懋曾纂修《蘭溪縣志》，可資地方研究。《實紀》輯録有章懋之誥敕、諭祭、行狀、行述、行實、傳、補傳、傳略、贊、序、祭文。

第一册爲《實紀》序、《實紀》目録、《文集》目録及《文集》卷一，其後《文集》卷各一册，第五册爲《實紀》。

【刊印者】虞守愚（1483—1569），字惟明，號東崖，浙江義烏人。明嘉靖二年（1523）進士，授嘉魚縣令。歷官監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等職，終官南京刑部右侍郎。好刊書、藏書，除是書外还刊有八卷本《醫學正傳》尚存，其藏書多歸胡應麟。著有《東厓文集》《經書一得録》等，均已佚。

【行款版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版心中鐫“楓山文集”及卷數、葉數。版框20.9厘米×14.1厘米，開本30.4厘米×17.8厘米。

【題名頁牌記】無。

【刊寫題記】無。

【刻（寫）工】無。

【避諱】無。

【序跋附録】書首有唐龍《楓山先生實紀序》，序後爲《楓山章先生實紀目録》及《楓山章先生文集目録》。序録文如下，序中缺字據唐龍《漁石集》補：

《楓山先生實紀序》

門人漁石唐龍撰

《楓山先生實紀》乃先生少子接所編次，龍不佞，三復而不能已焉，其感深矣。君子曰：天下豈可一日無道學哉？雖然，尤不可有道學之名也。道學不貴名，道學之名失則離實，是故道學彬彬則儒業興，道學之名侈則世僞□[滋]，毫釐而千里矣。龍弱冠即執經從先生□[游]，□[先]生日有孳孳，顓務躬行實踐而已。叩其□□[著述]則謝曰：惡乎暇？至問以諸儒之言何如，□□[曰：其]尊信之。曰：無異同歟？曰：即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焉爾。夫豈放踵之仁乎？惜一毛之義乎？宗無汨虚之道德乎？粱稷異穎，精之皆可以充腹；絺繒異質，緝之皆可以被體。異同之致，虚已而辨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然則立門户而争士心者，名歟？先生爲之哉！至於先生出處之義，尤瑩如也、安如也、確如也。先生年四十，自福建按察司僉事力求致仕，退居岩壑凡二十餘年，獘廬數間，薄田五十畝，樂之焉已矣。迨六十四歲，詔起爲祭酒，辭者三，孝宗皇帝重先生，虚席以待而不可終辭也，乃束帶就列。無何，正德初，兇豎竊柄，履霜幾萌，又辭而歸矣。自此，陞太常寺卿則辭，陞禮部侍郎則辭，陞禮部尚書則辭，蚤歲見幾，耄年益壯，卑官知止，大僚不迷，勇退由衷，養恬自性，所謂道學，誠若是爾。乃若假終南之□[徑]，□[移]北山之文，名歟？先生爲之哉！自夫道學之名侈，塗之人病道學之詆儒先，訿訿噏噏曰：入室之戈其張乎？重以貽斯文之厄也，君子憂焉。名勝之憂方概于衷，先生乃闇然履實而不飾夫名者也，于是乎特著于簡端。

嘉靖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批校題跋】全書有四庫館臣批校，用於指導書手抄寫，以朱、墨筆書寫校改意見，使用校勘符號，校勘及删定原書内容，並修改原書格式。另有校簽粘於天頭，校訂文字錯訛、更正違礙字詞，落款有“覆校康儀鈞”“分校嵇承志簽”。卷一末有墨筆題記“乾三十八年兩淮鹽政李質穎送到馬裕/家藏”。

【鈐印】唐龍序首葉上方鈐“翰林/院印”滿漢合璧朱文大方印，右下鈐“温陵/黄氏/藏書”朱文方印、“延古堂李氏珍藏”白文長方印（有花紋），其上鈐“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朱文方印。《實記》目录首葉鈐“延古堂李氏珍藏”白文長方印（有花紋）。卷一葉二十乙面天頭鈐有“映心/楮記”朱文方印及財神像印，葉二十一甲面鈐“怡若/林記”朱文方印。

【書目著録】

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一集部二十四著録“《楓山集》四卷，附録一卷，浙江巡撫采進本”[1]，當爲此書，詳見按語。

2.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集部六别集五著録“《楓山集》四卷附録一卷，明章懋撰，刊本”，當即此本[2]。

3.《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集部明别集類著録。

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卷二十六集部上明别集類著録，編號7184。

【遞藏】

1.温陵黄氏。黄居中（1562—1644），字明立，號海鶴，福建晉江人。明萬曆十三年（1585）舉人，仕至南京國子監丞，晚年建藏書樓“千頃齋”，著有《千頃齋集》。黄虞稷（1629—1691），字俞邰，號楮園，福建晉江人。黄居中之子。崇禎時隨父寓居南京，繼承並擴充其父藏書，易藏書樓名爲“千頃堂”。編有《千頃堂書目》，參與《明史·藝文志》纂修。黄氏父子藏書印有“晉江黄氏父子藏書印”“温陵黄氏藏書”等。

2.揚州馬氏。馬曰琯（1687—1755），字秋玉，號嶰谷，安徽祁門人，遷居江蘇揚州，繼家業爲兩淮鹽商。藏書樓名“小玲瓏山館”，有《沙河逸老小稿》《嶰谷詞》存世。馬曰璐（1697—1766），字佩兮，號半槎。馬曰琯弟，與兄合稱“揚州二馬”。後爲纂修《四庫全書》，揚州馬氏進呈家藏書七百餘，即“兩淮馬裕家藏本”。

3.清代翰林院。爲纂修《四庫全書》，乾隆皇帝下令向各地征集圖書。纂修工作結束後，這些進呈本大部分並未發還，而是貯藏在翰林院中，清代晚期逐漸流入民間。

4.延古堂李氏。李士銘（1849—1925），字子香，又字伯新，直隸天津人（今天津市）。清光緒二年（1876）舉人，仕至户部候補郎中。李士鉁（1851—1926），字嗣香。李士銘弟。清光緒三年進士，仕至翰林侍讀學士。有《周易注》存世。李氏兄弟繼承並擴充了家族藏書樓“延古堂”，先後收有四明盧氏抱經樓、南陵徐氏積學齋、聊城楊氏海源閣等藏書，惜所編《延古堂李氏藏書目》已佚。藏書印有“延古齋”“延古堂李氏珍藏”等。士銘、士鉁兄弟殁後，其大部分藏書於1933—1934年度被北平圖書館收購[3]，本書應在其中。另有小部分贈與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南開大學編有《天津延古堂李氏舊藏書目》。

【其他】

1.《實紀》一卷缺葉五十至葉五十四、葉六十一下半。

2.書中有校勘符號：有移行，有圈去字及圈字出校，有豎綫删空行，有勾畫上下角删字，有三角，有墨圈，有墨勾。

書中朱墨筆圈點、批語、校簽爲四庫館臣所留，但校改意見與現存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實際形態均有不同，應是謄寫過程中又有改易。

3.書中部分館臣校簽已殘缺。

【按語】

1.章懋的文集曾歷經多次刊刻。最早由其侄章拯刊刻於廣東，但未傳於世。其後董遵曾摘選刊刻，刑部尚書林俊爲之序，今亦不傳。嘉靖九年，張大綸借章拯所輯遺稿刻九卷本《楓山文集》，余祜作序，收録内容較全，以至章拯嫌其“太繁”。嘉靖中期，章拯又在張大綸刻九卷本的基礎上“斟酌量選”后由虞守愚加以刊刻，形成了此四卷本《楓山文集》。此本多被著録爲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但目前來看，其刊刻時間仍有可討論的空間。虞刻四卷本除此本外，日本内閣文庫、美國國會圖書館及浙江大學圖書館亦有收藏。此本序跋僅餘唐龍《楓山先生實紀序》一篇；内閣文庫本書首依次有余祜《楓山先生文集序》、章拯《重編楓山先生文集》、虞守愚《重刊楓山先生文集》三篇序文，無唐龍序及《實紀》；國會本書首爲余祜序、次文集目録、次文集、次唐龍序、次《實紀》一卷，但無章拯序、虞守愚序；浙大本書首爲余祜序、次章拯序、次文集目録、次文集，無虞守愚序、唐龍序及《實紀》。四書版式、内容均一致，各卷首及《實紀》卷首均有“後學義烏虞守愚校刊”字樣。其中章拯序落款爲“嘉靖壬寅（1542）九月”，虞守愚序内則稱“壬寅秋，愚過蘭皋，承樸菴公以兹編出示之，愚以爲有德者必有言信可傳也，是校刊之，以爲徒文者警云。時嘉靖甲辰（1544）六月吉後學義烏虞守愚頓首謹識”，章序版心有“楓山文集序”字樣，虞序版心有“楓山文集後序”字樣。可知章拯虽於嘉靖二十一年九月爲文集作序，但虞序落款的“嘉靖甲辰六月”更接近正式刊刻時間。由於國内各藏本皆缺失虞守愚序，故各處著録時僅根據章拯序定爲嘉靖二十一年。現據内閣文庫本虞守愚序,似將此本刊刻時間重定爲嘉靖二十三年（1544）更加妥當。

余祜序、章拯序、虞守愚序輯録如下：

（1）《楓山先生文集序》

鄱陽余祜撰

楓山章先生學行之美，祜弱冠時已盛聞之。後官南都，適先生爲國子祭酒，間嘗往請益焉。睹其儀容，聽其言論，誠爲有德君子，一時名公未能或之先也。弟禕方在太學門下，每稱先生履繩蹈矩，躬率諸生，祁寒暑雨必具冠服，終日端坐以待六館質疑問難者，經史儒先之語舉輒成誦，一字弗遺，聞者罔不欽服而率教焉。夷考先生筮仕之初，即以直諫謫官，後乃持憲閩中，風節政事迥出人表。年方强仕，即甘退藏，修德緝學，日益加密，蓋在林下幾三十年，再起爲國子祭酒，秩滿三載，連疏乞休，始獲如志。自是士大夫公論多上薦奏，朝廷公道亦累加獎擢，然先生高致，竟弗肯起。呜呼，贤哉！士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精義入神，其可不知幾乎？先生仕不廢義，而又能識幾焉，此所以非人之可及也。近接從子樸菴中丞所輯先生遺稿，屬祜序之，晚生小子，奚足以窺盛美萬一，而以姓名獲綴先生下風，其自爲幸，豈不多耶？夫聖賢之學，中正平實，初非求同於人，亦非求異於人也。程朱闡明正學之後，傳習流衍，迄今未乏，而能真繼程朱之學，可爲人之師範者，殊不多見也。夫道本無窮，人難盡識，前聖後賢之論，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而非背馳不相入焉。謂程朱之後，絶無一語可出於己，固難稱爲自得之學；謂程朱論多非是，則其狂悖僭妄，不自量度，可勝嘆哉！先生質性自然，不煩矯厲，操修篤實，不事表暴，而學術宗依，遠惟程朱是敬是信，不敢少有違戾，近則何、王、金、許，實同鄉郡平生企慕而願學者。年既逾耄，造詣精到，讀其遺稿，槩可見焉。揆之鄉郡四賢，伯仲壎箎，皆能恪守程朱之軌轍者也。其視近時敢爲異論之人，匪徒獲罪程朱，而亦先生之罪人也。九原可作，安得復起先生倡明此學，矯正今日之士習也哉。

（2）《重編楓山先生文集》

世父闇然翁文集拯先刻於廣東藩，翁意未愜，不欲傳也。既而摘刊於董東湖道卿，則司寇見素林公序之，復全刻於張夏山用載，則少宰鄱陽余公序之。然讀摘集者，每惜其太簡，而閲全集者，又似其太繁，是不可不斟酌量選以傳後也。翁嘗自謂不工於詩，而所爲文亦惟逹意而已。又嘗謂金華先輩若何、王、金、許之道學，忠簡默成之事功，黄、吴、柳、宋之文章，皆卓然足以名世，而後學鮮逮，深可憫惜。今翁之學術文辭及所建白樹立，類於遺文，可以考見，謹編成帙，東厓虞公撫督南贛，錦還故里，見而慕之，迺爲梓行，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時嘉靖壬寅九月初吉，從子元樸拯謹序。

（3）《重刊楓山先生文集》

世之擅能文者多矣，而夷考其行則間或相背戾也，奚足尚哉。吾鄉楓山章先生顓意篤行，而其應時諸作則皆發之於心得實踐之餘，其有關於世教也大矣。壬寅秋，愚過蘭皋，承樸菴公以兹編出示之，愚以爲有德者必有言信可傳也，是校刊之，以爲徒文者警云。時嘉靖甲辰六月吉，後學義烏虞守愚頓首謹識。

2.據章拯序，虞刻本是在嘉靖九年張大綸刻《楓山文集》九卷本基礎上“斟酌量選”而成。張刻本歷經多次重修、增刻，其初刻本在臺灣漢學研究中心有收藏，書首爲余祜序，次毛憲《校刊楓山文集引》，次目録。其類目與四卷本一致，篇目則多於四卷本，書後無《實紀》，毛憲引稱“凡九卷，始廷對策、奏疏……而詩、詞、賦、贊終焉”，可知九卷本確爲足本。重修本國圖有藏，内容與初刻本一致，遞修增刻本上海圖書館有藏，較初刻本另附有《實紀》八卷、《語録》一卷、《年譜》二卷。比對遞修增刻本與虞刻本的《實紀》，篇目内容略有參差，增刻本《實紀》較虞刻本多出誥敕、奏疏、祠狀若干篇，但少余祜《全集序》、林俊《遺文序》。

3.日本内閣文庫、浙大圖書館藏虞刻本無《實紀》，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虞刻本雖有《實紀》，但唐龍序與《實紀》相連，位於《文集》之後。唐龍序是爲《實紀》所作，自然應後接《實紀》本身，後接《文集》似與體例不合。推測此本在纂修《四庫全書》時爲謄抄方便而拆散後重新裝訂的可能性較大，原本書首的余祜序、章拯序、虞守愚序或亦因此遺失。又《天一閣書目》載“《楓山先生實紀》二卷，刊本，先生少子接編次，唐龍序”，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則稱“《楓山先生實紀》一卷，明刊本，明章接編次，唐龍序（嘉靖十八年）……天一閣藏書”[4]，與《書目》所指顯然爲一書，而卷數或應以王國維目睹爲確，可證明《實紀》曾單獨刊行。此外，國圖、國會圖所藏虞刻本《實紀》中收録的余祜《全集序》同時也是虞刻本《文集》書首之余祜序，若《文集》與《實紀》本爲一書，不免有重複之嫌。綜上，虞氏應是先刊行《楓山先生實紀》一卷，後刊行《楓山文集》四卷，因刊刻者相同、時間相近、版式一致、内容聯繫緊密，故常被合爲一書。

4.《實紀》唐龍序首葉鈐有“温陵黄氏藏書”印，應爲黄居中、黄虞稷父子之藏書。但查《千頃堂書目》，集部載“章懋，《楓山文集》，九卷”，似爲張刻九卷本；史部載“徐袍，《楓山實紀》”，作者並非章接。二者均與本書情形不合。考慮到此書歷經揚州馬氏、清翰林院、延古堂李氏、北平圖書館遞藏，傳承有序，鈐印作僞可能較小。且四庫底本已足珍貴，亦無再作僞之必要。推測是黄氏父子僅收藏有《楓山實紀》，但並未藏有四卷本《楓山文集》。

5.此書鈐有滿漢合璧“翰林院印”，書中多有四庫館臣批校及校簽，爲四庫底本無疑。但《四庫全書總目》中稱“《楓山集》四卷，附録一卷，浙江巡撫采進本”則與本書中題記“兩淮鹽政李質穎送到馬裕家藏”不合。查吴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及《浙江采集遺書總録》，僅有浙江巡撫進呈“《楓山文集》，八卷”的記載。今四庫本《楓山集》爲四卷本，定非浙江進呈的八卷本。推斷是馬裕家與浙江呈上了版本不同的《楓山集》，而《總目》混淆了二者，誤認爲浙江巡撫采進了四卷本《楓山集》。若果真如此，則《總目》中著録的四卷本《楓山集》實際上是此本。書中還保留了大量館臣纂修《四庫全書》時留下的原始痕跡，如卷一《諫元宵燈火疏》中，原文爲：“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四庫館臣的校改意見將“虜情”改爲“軍情”，“北虜”改爲“北狄”，“蛇豕之心”改爲“禍心”，“毛里孩”“遼東”等詞未改。但最終成書時，文淵閣本作“遼東雖云告捷，然敵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敵摩囉歡包藏啟疆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其中“虜情”“北虜”“蛇豕之心”的處理均與底本校改意見不同，另將“毛里孩”改爲“摩囉歡”。文津閣本則作“北方雖云告捷，然敵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草澤之寇方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又將“遼東”改爲北方、“北虜毛里孩”改爲“草澤之寇”，因“草澤之寇”無指向性，“蛇豕之心”便未作修改。從以上三者的差别來看，纂修過程中館臣的改動幅度逐漸增大，底本校改及文淵閣本尚僅僅是修改文字傾向性，文津閣本則直接篡改原意，喪失了“北虜毛里孩”這一關鍵信息。事實上，毛里孩爲當時蒙古可汗的太師，天順至成化初年屢屢率軍侵擾明王朝邊疆，是極其活躍的重要人物。章懋的奏疏針對時局所發，俱有所指，絶非空洞的泛泛之談。底本與不同閣本間的差異反映了《四庫全書》纂修過程，更體現出乾隆朝文網加密使文官自我審查愈加嚴重的傾向。此外，《實紀》一卷館臣本擬全抄，但文淵閣本僅抄“傳略”一篇，文津閣本則未抄。

[1]《四庫全書總目》，影印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492頁。

[2]莫友芝著、梁光華點校《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貴州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426頁。

[3]李致忠主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資料長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頁。

[4]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史部，谢维扬、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九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2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