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宋本丛书·宋刻配元抄本《图画见闻志》

　　内容简介

　　《图画见闻志》原书分为六卷，卷一为《叙论》，主要著录前代绘画著作和作者画论。卷二至四为《纪艺》，记存唐会昌至宋熙宁年间近三百位画家的传记。卷五《故事拾遗》和卷六《近事》以笔记形式载画坛轶事，补传记不足。

　　此次影印的底本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配元抄本《图画见闻志》。卷一至三为元抄本，卷四至六为宋刻本。此版本包括目前所见《图画见闻志》最早的两个版本，且元抄本存世极少，再加书法精湛，为稀见善本。本书序及总目由明人秦四麟补抄，黄丕烈曾收藏并改装了此书，所撰序跋弥足珍贵。其后转为瞿镛所藏。本次仿真出版，首次实现特制超薄宣纸四色印刷，每叶衬垫两叶宣纸，最大程度还原黄丕烈装修风貌。

　　宋刻配元抄本《图画见闻志》的仿真影印，使古籍善本以最接近原书的面貌问世，真正使其化身千百，走进课堂与社会，既促进了文献版本研究，又使读者能最大程度领略古书之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此本可与我社所出精装影宋刻本《图画见闻志》做对照研究，使古籍版本研究在比较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化。

　　出版说明

　　一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配元抄及明翻刻本《图画见闻志》，分别是“续宋本”丛书的第五、第六种。何谓“续宋本”？“续宋本”的“本”，指版本。著名版本学家黄永年先生说：“古籍版本的下限，和古籍的下限不是一个概念。只要这部书的本身是古籍，那不管什么时候重刻、影刻、影印、铅字排版，也不管是线装或精装平装，都是这部古籍的一种版本。”因此我们的这部“续宋本”丛书，就是宋版书及其重刻、影刻、抄本和影抄本的影印本。

　　影印出版“续宋本”丛书的宗旨是传本扬学，将深藏图书馆书库中的古籍善本化身千百，提供给需要的人。也许有人会问，已经出版及将要出版的“续宋本”书，大多都影印出版过，为什么还要重复影印？答案是，以往的影印本总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去除底色制作的影印本，原书的版本特征消失了，这是前几十年古籍影印书存在的主要问题，即使一些著名的大型项目，也未能幸免。此类书中质量较好者，最多只能满足人们阅读文献内容的需要；至于版本学方面的价值，所剩无几，有些书甚至会使人误入歧途，丧失了版本鉴定参照物的作用。对此，我们全部采用四色彩印工艺，尽力保存好古籍现存状态的原貌，使影印本具有文献阅读和版本鉴定的双重功能。

　　再如，古籍修复是当前古籍界迫不及待的头等大事，而古籍修复水平的提高，有待于我们对之前古籍装帧、改装、整修的历史，作一全面了解。此前的影印古籍，基本上没有这项功能。对此，我深有体会。我从事古籍影印出版工作三十多年，国家图书馆藏许多宋刻名著，如《唐女郎鱼玄机诗》《朱庆余诗集》《李丞相诗集》《唐求诗集》《王摩诘文集》《楚辞集注》等等，我都过目、影印过不止一次，并且大多是彩色印刷，也曾经为那些影印本受到赞扬而沾沾自喜。然而，多年后，随着阅历的加深，知识的增长，当我又一次因影印出版的需要见到原书时，呈现在眼前的画面似曾相识，却又倍感生疏。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丞相诗集》。我突然发现，此书的书叶破损托裱后，纸张却依旧薄如蝉翼，古人是如何做到的？还有，该书为册页装，装订时每张书叶与一张薄厚相当的白纸，交替粘接成册；翻叶时看到的，也是有字与无字叶面的轮换。这是前人发明，保护书叶的一种装帧方式。又如《重雕改正湘山野录》，曾经从蝴蝶装改为线装，又被黄丕烈改成蝴蝶装式翻叶的册页装。黄丕烈为什么要改装？此前并未在意。认真阅读黄丕烈题跋后，才对书叶上两次打眼订线，以及“镶四框”的装修痕迹有了新的认识。遗憾的是，以往的影印本，因去除了底色，湮灭了上述所有信息。再如下面将要提到的宋刻配元抄本《图画见闻志》，过去一直把它看作是普通“金镶玉”的本子；现在才明白那是黄丕烈为划一宋刻、元抄开本，采用的“衬纸”装修工艺。正是，“想到什么便会看到什么，想不到的当然就看不到”。此次影印，我们将全面回溯每一部古籍可以考证出的历史沿革，向读者展示前贤爱书、护书的精神与实践，使其成为古籍保护、修复的范本。

　　二

　　为更好地说明问题，特将二书合写一篇出版说明。先说宋刻配元抄本。

　　《图画见闻志》六卷，宋郭若虚撰，宋刻本（卷一至三配元抄本，序、目录前半叶等，明秦四麟补抄）黄丕烈跋。开本高二十六厘米，宽十九点五厘米。每半叶版框宋刻本高十九点九厘米，宽十四点七厘米；元抄本高二十点三厘米，宽十六点三厘米。每半叶宋刻本十一行，行二十字；元抄本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郭若虚，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北宋庆历（一〇四一至一〇四八）至元符（一〇九八至一一〇〇）年间，太原人。宋真宗郭皇后侄孙，尚仁宗弟东平郡王赵允弼之女永安县主。历任供备库使、西京左藏库副使。熙宁七年（一〇七四）以贺正旦副使之职出使辽国。次年，因出使辽国从者遗失金酒器及叛逃事，被降官一级。其祖父及父亲均喜好鉴赏收藏书画。郭若虚博览群书，见闻广博，乃“考诸传记，参校得失”，接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撰成《图画见闻志》。据《图画见闻志序》所言，该书“续自永昌元年后，历五季，通至本朝熙宁七年，名人艺士，编而次之”。《图画见闻志》六卷，分为史论（叙论）、画传（纪艺）、画事（故事拾遗、近事）三大部分，对各种绘画题材的画法，唐代至宋、辽二百八十余位画家的生平事迹及成就，有关绘画的故事，做了详尽记录。

　　此书为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配补收藏。黄丕烈分别于嘉庆己未（一七九九）五月、嘉庆己未中夏九日作跋，记录收书经过。己未五月之跋云：“此元人抄本《图画见闻志》三卷，余向从东城故家收得者也。因其残本未及列入甲等。顷承周香严以残宋刻本后三卷见遗，与此适为合璧。虽各自不全，而元抄宋刻不皆古香馣霭，令人珍惜无比乎！”黄丕烈以上文字，简要说明了其先于东城故家收得元抄本，后从朋友周香严处获赠宋刻本，正好配补成六卷。

　　己未中夏跋语，详细介绍了宋刻残本的获赠经过，谓：“此残宋刻本《图画见闻志》四、五、六共三卷，周香严所藏书也。四月二十二日，余访香严，香严询余近日得书几何。余以涧薲于玉峰所收元刻《丁鹤年集》、明人叶德荣手抄《法帖刊误》、翻宋版《图画见闻志》三种对。香严即出《图画见闻志》一册示余曰：“君所得者，与此本同否？”余曰：“行款似同，然亦记忆不甚明晰矣。”香严曰：“此王莲泾家藏书也。余初得时亦认为宋版，既而见其字画方板，疑为翻本。曷携去对之？”余曰：“此册仅半，尚有前三卷否？”香严曰：“此残本也。”余即从香严乞之。盖余旧藏此书元人抄本，正前三卷。香严亦所素知，故敢丐此以为尾之续也。”周香严，即周锡瓒（一七四二至一八一九），字仲涟，号香严，别号香严居士。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与袁廷梼、黄丕烈、顾之逵并称乾嘉“四大藏书家”。黄丕烈曾请人作“藏书四友图”，香严即其中之一。跋中提到宋刻残本的藏家王莲泾，名王闻远（一六六三至一七四一），清目录学家、藏书家。字声宏，一字叔子，号莲泾居士，晚号灌稼村翁、右军后人等。著有《孝慈堂书目》，藏书处有“孝慈堂”“四美轩”。藏印有“右军后人”“东吴王莲泾藏书画记”“王闻远印”“莲泾”“莲泾珍藏”等。此本无王莲泾藏印。

　　关于后三卷版本的认定，黄丕烈曾与周香严一样“亦认为翻宋本”，但对比明翻宋本后改变了看法：“遂取前所收者勘之，行款虽同而楮墨俱饶古气。细辨字画，遇宋讳皆缺笔，翻本不如是也。爰揭去旧时背纸，见原楮皆罗纹阔连而横印者，始信宋刻宋印。以翻本行款证之，此即所谓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本也。且余所藏南宋书棚本，如许《丁卯》、《罗昭谏》唐人诸集，字画方板，皆如是。益信其为宋本无疑。”（黄丕烈嘉庆己未中夏跋）有比较才有鉴别，宋残本纸色陈旧，墨色却依然厚重结实；明翻本非但纸色较新，墨色亦浅薄，且斑驳脱落，乃至有不可辨识之字。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据该跋，先是周香严谓“既而见其字画方板，疑为翻本”，后有黄丕烈云“及携归，与涧薲同观，亦认为翻宋本”。字体方板，系南宋杭州书棚本一大特征，周、黄二人皆藏书名家，怎会不知？何况黄丕烈后面又强调“如许《丁卯》、《罗昭谏》唐人诸集，字画方板，皆如是”。显系黄氏欲增加叙事戏剧性而为。又，黄丕烈谓“以翻本行款证之，此即所谓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本也”，不确；断定为陈本的根据，其实是明翻本目录后的那行字：“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

　　黄丕烈又用所藏明翻刻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本，与元抄本互校，得出后者抄自另一宋刻本的结论。他在第一册书后另纸题跋中云：“前三卷系元人手录，每半叶十四行，行廿四字。以明翻宋陈道人刊本校之，颇有不同，盖非陈本所自出也。其字句小异，难以备举。至如卷一次行，题“郭若虚撰”，又次为《序论》细目七行，而陈本无之。卷二“李升”条注云“蜀中多呼升为小李将军，小李将军乃思训之子。”陈本脱下“小李将军”四字。卷三“文同”条，末有“一字至十字诗云……”。此诗陈本亦失载。又按：卷一“论黄徐体异”条，“刁处士，名光”下云“‘下一字犯太祖庙讳’（注：明翻本作“名光胤”，未避宋太祖讳）。则其所据别本，亦是宋刻也。”除此，用明翻本与元抄本大致核对一番，文字出入还有不少，仅以序言为例：元抄第三行“时与丁晋公、马正惠蓄画”，明翻本为“时与丁晋公、马正惠蓄书画”；元抄第四行“鉴别精明”，明翻本为“鉴裁精明”；元抄第十行“料新故于奔驰之域者哉”，明翻本为“料得丧于奔驰之域者哉”；元抄第十二行“又好与当世名士甄明体法”，明翻本为“又好与当世名手甄明体法”；元抄第十三行“益所见闻，当从实录”，明翻本为“凡所见闻，当从实录”；等等。确如黄丕烈所云“其字句小异，难以备举”。二者虽均系宋本，元抄所自似年代较早，版本更佳。

　　黄丕烈第一册书后另纸题跋末，又谓：“元抄序、目补阙，为秦酉岩手笔。且有杨梦羽氏印。知为吾乡万卷楼旧物。历三百年，复归故地。”披露了此本早期两位藏家的相关信息。

　　第一，序、目录上半叶纸色较新，笔迹亦有别于后，系秦酉岩抄补之叶。秦酉岩，秦四麟之号，字景旸，一号季公，明常熟人，万历间贡生。喜抄书，所抄之书版心有“玄览中区”四字或“又玄斋”三字。（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目录叶“九贞居士”朱文方印、“酉岩山人”白文方印，当为其藏书之印。序后“笔研精良人生一乐”朱文长方印，从字义与秦酉岩喜抄书的关系及印章钤盖的位置看，亦有可能是酉岩之印。另，酉岩补抄之序文第十二行，缺了第二、三、四字，应为底本残损且无他本可据所致。又，卷二“五代九十一人”条，有两叶破损严重，托裱后补写栏格、文字。经核对，补写文字与明翻本有异。如元抄“罗塞翁，钱尚父时为吴从事，钱塘令隐之（子）”，明翻本为“罗塞翁，钱尚父时为吴中从事，钱塘令隐之子”；元抄“瓮中每酝逍遥乐，笔下闲偷造化功”，明翻本为“瓮中每酝逍遥药，笔下闲偷造化功”；元抄“有《鸂?图》《全株石榴》《四时翎毛》《折枝》等传于世”，明翻本为“有《鸂?图》《全株石榴》《四时翎毛》《花果》等图传于世”。观其字迹，亦为酉岩手笔。

　　第二，杨仪（一四八八至一五六四），字梦羽，号五川，常熟人。明代藏书家，刻书家。嘉靖五年（一五二六）进士，官山东副使。致力于宋元旧本收藏，收藏古今典籍极富。藏书楼有“七桧山房”，又别建“万卷楼”，多聚宋元旧本及法书名画、鼎彝古器，江左推为雅博。藏印有“杨氏梦羽”“五川居士”“华阴世家”“海虞杨仪梦羽图书记”等。此本卷一首叶钤其“杨氏梦羽”白文长方、“华阴世家”朱文长方二印，卷三末叶钤“海虞杨仪梦羽图书记”朱文长方印。

　　黄丕烈收得残宋刻本后，按其惯例，“命工装池，与元抄为合璧”（己未中夏题跋，下同）。事后感叹道：“所赠虽出自良友，而工费几及缗钱四五千，为古书计所不惜矣！”具体的修书方法：“补缀之处，有白纸者，皆旧时填写字迹，其蠹蚀之余，悉以一色旧纸补缀。遇字画栏格缺断者，倩涧薲以淡墨描写。至原刻原印之模糊缺失，悉仍其旧，诚慎之至也。”此段话透露出黄丕烈的修书原则，即后人修补者可以再修；原刻原印之处坚决不动。稍早两月，己未五月元抄本题跋中，黄丕烈谈到如何处理元抄、宋刻开本不同的问题，云：“因宋刻本与此长短不齐，遂损此旧装，以期画一。上下方各以余纸护之，俾两书原纸不伤而外观整齐。于古书旧装，名为损而实则益也。”其实宋刻、元抄不但长短不齐，还会宽窄不一，只不过后者裁大就小即可。详见下文。

　　翻阅此本，发现某些地方与黄丕烈精益求精的修书风格不大契合：订眼过近，以至第一册元抄本夹字，订口左右两行字不能正常显示。订眼距版框过近的原因，是元抄书叶太宽，而宋刻较窄，划一开本尺寸时只能裁大就小。元抄本将书脑处裁切过，以便与宋刻的宽度一致。上册元抄书背纸色比下册宋刻新，便是裁切过的痕迹。裁切之后的元抄书叶，书脑很窄，留给订眼的距离自然较小。

　　那么，黄丕烈为何不将此书折口向内，改为蝴蝶装式翻叶呢？原因是，书叶高、宽比例不对，高度过小，宽度过大，尤其是元抄本，不算上下方所加护叶，开本裁切后宽度还有十九点五厘米，高二十三厘米，比例失调。显然，只有上下方加长余纸才符合一般古书的高、宽比例。从现存蝴蝶装式翻叶的宋元本看，无论是否黄丕烈所藏、所修，书叶加装余纸只有镶四框或挖镶，未见只加大书叶上下余纸者。同样因“穿线过进”的宋刻配元抄本《重雕改正湘山野录》，原开本高十九点八厘米，宽十四点七厘米，高、宽之比正常，适合“镶四框”或“挖镶”，因此被黄丕烈“重装之，使倒折向内，览之益为醒目”（《重雕改正湘山野录》黄丕烈跋）。

　　此书的递藏比较复杂，黄丕烈将宋刻与元抄合璧之前，元抄本可考之收藏者有杨仪、秦四麟，藏印分别为“杨氏梦羽”“华阴人家”“海虞杨仪梦羽图书记”和“九贞居士”“酉岩山人”“笔研精良人生一乐”；宋刻藏家大致有“华氏贞节堂”及“淮南袁氏”，藏印分别为“华氏贞节堂其永保用”和“淮南世家袁氏仲子印”。合璧之后可考的第一位藏家是黄丕烈，藏印有“复翁”“黄丕烈印”“百宋一廛”“士礼居”“荛圃卅年精力所聚”等；第二位藏家是汪士钟，藏印有“汪士钟印”“阆源真赏”；第三位藏家是汪骏昌，藏印有“骏昌”“雅庭”“小有壶天”；接下来是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印“铁琴铜剑楼”“良士眼福”。

　　三

　　再说明翻刻本《图画见闻志》。该本开本高二十七点一厘米，宽十七点二厘米。版框高十九点八厘米，宽十四点二厘米。黄丕烈残宋刻本题跋中提到的“前所收者”及“翻本”，与此本相同。需要指出的是，黄丕烈对该书的“翻本”之称一直延续下来，至一九五九年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九八七年版《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均如此著录或称呼。似有不妥。假如在清代、民国时期如此称呼，不足为奇，因那时对此类本子只有两种说法：翻刻或覆刻。但至少在一九五九年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就出现了“影刻”“影抄”的著录方式，此后便在古籍书目和版本学著述中被普遍使用。既然如此，此本为何不著录为明影宋刻本呢？

　　当然，称该本《图画见闻志》为明翻本，甚至明刻本都没错；问题是，既然在古籍编目和版本学著述中有了定义更加细致、针对性更强的“影刻”“影抄”术语，就应有统一的标准。就此本《图画见闻志》而言，为什么不著录成影刻本？多半是编目者认为此本的仿真度达不到“影刻”的标准。但是，在上述古籍善本书目中著录的不少“影刻”或“影抄”本，仿真度却不比此本高，甚至还不如此本。例如国家图书馆藏清影元抄本《国朝名臣事略》（索书号〇八〇六八，以下均为国图藏）、清影宋抄本《古文苑》（索书号〇八五八〇），仿真度明显不如此本。清影宋抄本《东家杂记》（索书号〇八〇五六）非但字形不像宋本，甚至还窜改了文字和行款：卷上卷端宋本第二行“右朝议大夫”，影抄本改为“左朝议大夫”；宋本第二行十九字，第三行十七字，影抄本第二行十七字，第三行十六字，删去了“金鱼袋”三字；等等。综上，对古籍书目中翻刻、覆刻、仿刻、影刻、影抄等著录术语应该进行规范，制定出科学、统一的标准。

　　黄丕烈在残宋本己未中夏题跋中，对比宋刻与翻刻时指出了两点区别，一是“行款虽同而（宋本）楮墨俱饶古气”。二百年后的今日，宋本之墨色仍旧色泽饱满如新：卷六最后一叶下方缺失一块，后补写之字与原字墨色几无差别。反观翻本，尽管晚了三四百年，墨色早已褪去，局部不可辨识之字，为数不少。另外，对比之下可以发现，南宋书棚本字体有一大特色，几乎没有刀凿的痕迹，近乎于写版底稿，与汲古阁影抄《南宋六十家集》中“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刊本”的字体非常接近。反观明翻本，则匠气十足，差距明显。

　　二是“遇宋讳皆缺笔，翻本不如是也”。所谓“不如是”，即有不避讳，亦有避讳者：卷一“论黄徐体异”条，“蜀有刁处士，名光胤”，是为不避讳；卷五“谢元深”条，“唐贞观三年”之“贞”字缺末笔，则避讳。总之是随意性较强。

　　明翻本《图画见闻志》最大的版本价值，是弥补了残宋本的缺卷，且证明了残宋本南宋书棚本的身份。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此书仅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三家馆藏，亦属稀见之本。关于明翻本的递藏，据一九五九年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记载，此书系陈李蔼如先生捐赠。书中除首尾两方北京图书馆藏印外，卷一首叶钤有“周菽子”朱文方印，系周叔弢先生藏印。叔弢先生较少使用该印，他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寒山子诗》校记后曾钤盖此印。据此，周叔弢曾短暂收藏此书，后转归陈李蔼如所有。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配元抄《图画见闻志》，此前曾多次影印，《中华再造善本》亦收录其中。但真正意义上的仿真制作，尚未有之。此次影印，采用四色彩印工艺，以期将原书叶破损、裱补，补写版框栏线、文字之痕迹，如实反映出来；恢复元抄、宋刻书叶原貌，按照黄丕烈的装池方法，书叶间衬垫两层宣纸，加大天头、地脚余纸，划一两册开本尺寸，线装。至于明翻本，由于书品完整，四色彩印、精装即可。

　　徐蜀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