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四川成都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3号汉墓（M3）出土了大量医简和一具制作精致的髹漆经脉人像。

　　2014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立项，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中医药大学、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联合成立天回医简整理组，由柳长华教授担任负责人，开始对这批珍贵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工作。

　　天回医简整理组结合竹简形制、堆叠情况、编联情况、书写情况、简文内容等，对M3全部出土的竹简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经研究推断，这批医简在学术上应源于扁鹊与仓公，其主体部分大概抄录于西汉吕后至文帝时期，与《史记》所载仓公淳于意的行医授学时间相去不远。整理者将这批汉简分为《脉书·上经》《脉书·下经》《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犮理》《刺数》《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经脉》《疗马书》等八种医书，及一部法律文书《律令遗文》。同时出土的髹漆经脉人像，体表刻绘着经脉、腧穴及部位铭文信息。

　　医简的内容主要属于秦汉时期方技类的医经与经方，涉及五色脉诊、经脉、脏腑、腧穴等理论，已佚的犮石治法，单独成篇的针方与医方，以及治疗马病的内容，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最具理论和临床价值的西汉早期出土医学文献。在出土的930支竹简上，约载有文字2万余字，书体兼见篆隶、古隶及隶书。《天回医简》公布的内容全面完整，除了收入竹简的红外扫描图版、可见光彩色图版、反印文图版、释文注释及髹漆经脉人像的高清影像等基本资料以外，书中还附有髹漆经脉人像的彩绘线图，及竹简室内清理的揭剥示意图等，志为学界同仁提供准确可靠的一手研究资料。

　　研究发现医简语言有战国秦汉时代齐地方言的特征，其内容可能来源于齐地，为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所传，包括《脉书·上下经》和《和齐汤法》等。《和齐汤法》中出现的地名“都昌”和“废丘”，分别是齐地郡县、城邑及国都长安附近地名，合于仓公履迹。这些发现为深入研究秦汉医学史及西汉统一政局之下的区域文化交流提供了新史料。

　　首次出土包含“上下经”的《脉书》，其中《脉书·上经》保存了色脉诊的内容，《脉书·下经》是与马王堆、张家山出土古《脉书》接近的经脉文献，但包含了更丰富的“言病之变化”的内容，使我们能藉此看到《黄帝内经》之前已成系统的“医经”。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与传世医书比照互证，对揭示早期医学发展的水平及考证《黄帝内经》等传世医学经典的来源和形成有重要学术价值。

　　医简《刺数》中的针方与《和齐汤法》中的医方，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刺数》是现存最早、单篇别行的刺法专论，介绍了脉刺、分刺等刺法的针具和操作，刺法的一般原则，以及治疗风、痉、水、瘅、颠疾、?疝、痿、蹷、狂、肤胀、疛、咳上气等病证的针刺法四十二条，体现了扁鹊仓公一脉的针灸学术特色；《和齐汤法》收录了治疗风、痹、疝、内瘅、消渴、伤中、金伤、女子瘕、婴儿痫等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105首医方，其中的药物制剂已经相当成熟和规范，保留了久已失传的“水火之剂”，是此后《汉书·艺文志》之《汤液经法》及宋太医局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类成方制剂规范的源头，为今天“经典名方”及老字号传统配本的整理发掘提供了借鉴。

　　与医简同时出土的“国宝”髹漆经脉人像体现了古人“立象以尽意”的构想，为难以言传的医学观念提供了形象直观的表达，与天回《脉书》文本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这具经脉人像上刻绘的两套经脉线、一百余个圆点及二十个铭文，为我们探究秦汉时期针灸学术的源流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出土文物物证。

　　《天回医简》的整理出版历时八年。整理过程中，整理组的文保专家运用前沿的技术手段揭剥、还原早期无法识别字迹的粘连简、干缩简；整理组还充分利用简背反印文来辅助释文，以及通过揭剥示意图来指导复原竹简编联，从残损严重的竹简上多辨识出百余字的释文，并提高了竹简编联工作的可信度。这些整理的过程都在书中呈现给读者，包括全部的反印文原图及合成图、各部分的卷册复原示意图等，便于研究者复核、验证。

　　整理研究团队在对天回医简进行的研究中，坚持以早期医学史和文献源流为依据，进行整体还原与重构，贯彻以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发现与《汉书·艺文志》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相关记载高度契合的文献线索，剖析出土扁鹊医经与传世《黄帝内经》的“经”、“传”关系，解决了医学史和文献传承中一些困扰学界多年的疑难和关键问题，为出土先秦秦汉简帛医学文献的整合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框架基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的审稿专家审阅后认为，整理完成的书稿分篇和编联合理，释文准确，注释明晰，信而有据，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天回医简》的整理，是团队合作的成果。集合了考古、文保、文献领域的资源，从科学细致的发掘保护、严谨求实的整理研究及至学术源流的考证，体现了一个多学科联合的学术研究过程，实现了考古发掘与文献整理的“无缝对接”，为运用“二重证据法”整理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研究实例。

　　（转自“中华医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