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文学博士，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图书馆副主任 陈才

　　

　　上海博物馆除了收藏大量精美绝伦的古器物外，还收藏有一些珍贵的古籍文献，“以稿本、印谱、书信、拓本等见长”[1]，但又不止如此。上博藏古籍内容专精，种类齐全，不乏珍本、稀见本。其文献载体有甲骨、金石、简帛、纸张，而纸质文献则有写本、刻本、稿抄本、拓本、手绘本等不同版本类型。从语言来看，其中既有汉文古籍，也有藏文、维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还有双语种的满汉合璧本。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要求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08年，国务院批准命名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其中有博物馆5家，上海博物馆即其中之一。15年来，国务院共批准公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上海博物馆有58种古籍入选其中，包括甲骨文、战国竹简、敦煌写本、古籍善本和碑帖拓本。其时间跨度，自商代至清代，长达三千年之久。今以时段为序，分而述之。

　　

　　上海博物馆入选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一、先秦两汉时期古籍

　　上海博物馆藏先秦两汉时期的国家珍贵古籍22种，其中甲骨文献1种，简帛文献21种。

　　现存最早的文献是甲骨文。上海博物馆有甲骨文4911片，作为1种，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9860-2）。这些甲骨来源于孔德研究所、上海市立博物馆、武进文献征集社、陈器成、金才记、傅高顺、北京振寰阁、上海古玩市场、秦康祥。其内容涉及“国家、阶级、战争、农牧渔业、气象历法、疾病生育、宗教祭祀等”，“有罕见的人头骨刻辞、墨书、印泥文字”。[2]《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对这批甲骨有较为详细的揭示。

　　

　　图1 甲骨文，名录号09860-2

　　在广泛使用纸张书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书写载体主要是竹木、缣帛。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批战国楚地竹简，被学术界称之为“上博简”。它们对于今人认识战国时期语言文字、文本流传均具有重要价值，因此一经公布，即引起了海内外文 史哲专业学者广泛的关注，形成研究热点。《周易》《逸诗》《孔子诗论》《容成氏》《缁衣》《性情论》《内豊》《民之父母》《子羔》《中弓》《昔者君老》《相邦之道》《鲁邦大旱》《从政甲乙篇》《恒先》《曹沫之陈》《武王践祚》《郑子家丧（甲本、乙本）》《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凡物流形（甲本、乙本）》《吴命》等21种分别入选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分别为00014至00029、02393至02397。它们于《汉书·艺文志》，属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三类。其图版、释文详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四）、（七）至（九）。

　　

　　图2《孔子诗论》，名录号00016

　　二、魏晋至五代时期古籍

　　上博藏魏晋至五代时期国家珍贵古籍1种，为写本。

　　魏晋至五代时期，是文献学上所谓的“写本时代”，其文献载体是竹木、缣帛和纸张。缣帛和纸张写本一般装帧成卷轴，所以俗称卷子本。进而随着造纸技术、制墨技术不断发展，纸张逐渐代替了沉重的竹木和昂贵的缣帛，于是文献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古籍数量激增。只是，年代久远，许多古籍已堙灭不存。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的先后出土，让我们得以见到大量的写本文献。

　　上海博物馆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80号，传世唐宋写经11号，内容除佛家典籍外，还有儒家经典、文书、俗文学和一些杂写。这些写本大多有题记，交代书写时间；更有不少名家题跋，为之增色。其中最早的是后凉麟嘉五年（393）王相高写《维摩鞊经》。《论语郑玄注》一书亡佚，上博藏2纸残片，内容为《论语·子罕》，存328字，卷背为书信。《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公布了这91号写本的图版，并附有叙录。

　　其中《高声念佛赞等四十三种》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0162。它是归义军时期（848—1036）的写本，是43种文献的合抄本。它“是研究唐五代盛行的疑伪经和民俗佛教的珍贵资料；而其中的《清泰四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祭神文》，确定了学界争论已久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卒年问题”[3]，颇有学术价值。封面题“庚辰年八月十七”，据李伟国的推测，当是宋太平兴国五年（980）。[4]它采用了包背缝缋装的装帧形式，比较特别。

　　

　　图3 《高声念佛赞等四十三种》，名录号00162

　　三、宋元时期古籍

　　上博藏宋元时期国家珍贵古籍25种，其中宋刻本13种，金刻本1种，元刻本6种，宋拓本5种。

　　宋代，雕版业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两浙、福建、四川、江淮、湖广等地均有刻书，刻书机构有官府、私人、书坊、寺院。宋版书到明代已经成为稀有之物，于是有大量的翻刻本、覆刻本出现。现存宋版书更是稀如星凤，全世界约存有三千部左右，且多为南宋刻本，多为残本，多有修补。

　　佛经文献在中国印刷史、书籍史上均具有重要作用。无论写本时代，还是刻本时代，都有大量的佛经文献。上博藏宋刻本中有不少佛经文献。释不空译《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俗称《雷锋塔经》，有曾熙、陈曾寿、张爰绘图并题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3026。此卷为北宋开宝八年（975）吴越国王钱俶刻本，亦称五代刻本。宋临安王念三郎家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存一卷）、宋两浙转运司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一百二十卷（存二卷）、南宋刻本《金刚记外别解》四卷（存一卷）四种佛经亦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分别为02975、03045、03046、03053。此外，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佛经还有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1149-1173）解州天宁寺刻《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佛说弥勒来时经》一卷，名录号02957。此为《赵城金藏》零种，刀工遒劲，卷前扉画十分精美。

　　

　　图4 《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佛说弥勒来时经》一卷，名录号02957

　　上博藏宋景定二年（1261）金华双桂堂刻《梅花喜神谱》二卷，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0733。“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影印本，其实都是以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这一宋本为底本的。”[5]此书后有黄丕烈、钱大昕、孙星衍等人题跋。吴湖帆又为之题诗配画，并加装古锦函套，十分精美。

　　

　　图5 《梅花喜神谱》，名录号00733

　　上博藏宋刻本中，有不少集部文献。其中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宋刻本还有：宋嘉定间郭森卿刻《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宋绍兴龙舒郡斋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存七十二卷）、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抚州州学刻《谢幼槃文集》十卷，名录号分别为01076、01101、01124；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宋刻本有4种：《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传叙碑铭》一卷《年谱》二卷鲁訔撰《诗话》二卷（存五卷）、《庐陵欧阳先生文集》六十四卷（存二卷）、《后村居士集》五十卷《目录》二卷（存二卷）、《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卷中、下配朱之赤抄本），名录号分别为03096、03124、03148、03192。这四种均为残本，或有配补。

　　元刻本呈现出与宋刻本不同的特征，如：宋刻本以白口居多，而元刻本则以黑口居多，大黑口开始出现；宋刻本以单鱼尾居多，而元刻本则大多双鱼尾，花鱼尾开始出现；宋刻本多记刻工及每页字数，而元刻本则不记。[6]在避讳上，宋刻本避嫌名讳，元刻本不避讳。上博藏元刻本中，入选第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元至正十五年（1355）高德基等刻明修本《说文字原》一卷、元刻元明递修明印本《宋史岳飞传》一卷《岳忠武庙名贤诗》一卷、元泰定元年（1324）梅溪书院刻《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后集》二十五卷《续集》二十二卷（存二十五卷）、元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十八卷、元刻《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七卷及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仪礼》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存七卷），名录号分别为02621、02854、02897、02898、03177、06984。其中《说文字原》一卷，据最新研究，应当是明代的翻刻本。

　　上海博物馆是国内收藏碑帖拓本的重镇之一，其中有一些学界瞩目的宋拓本。今所存世的宋拓本，于碑多唐，于帖则宋。唐碑、宋帖自明清以来，即为收藏家所宝。南朝梁普通元年（520）刻石宋拓《萧敷及敬太妃墓志》与前述宋刻《梅花喜神谱》同为吴氏文物四宝之一。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刻石宋拓《郎官石柱记》是张旭用楷书写成，原石已佚，明王世贞旧藏，号为孤本。这2种碑与北宋淳化三年（992）刻版宋拓《淳化阁帖》十卷及王淮跋本《淳化阁帖》十卷（存四卷）、北宋政和初年刻石宋拓《兰亭续帖》3种宋帖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分别为00517、00582、00703、00704、00713。

　　

　　图6 《郎官石柱记》，名录号00582

　　

　　图7 《淳化阁帖》十卷，名录号00703

　　四、明清时期古籍

　　上博藏明清时期国家珍贵古籍10种，其中明刻本6种，稿本2种，清内府写本2种。

　　自明代开始，雕版印刷业大力发展。具体来说，大体表现在：刻书地遍及全国，而以苏州、金陵、杭州、徽州、建阳为主要刻书中心；开始使用白棉纸印刷；字体分软体、硬体，著名的“宋体字”即产生于明嘉靖、万历年间。明刻本避讳较疏，且多为改字避讳，而不采用缺笔避讳之法。伴随着复古运动的学术思潮，明刻本随之而呈现出模仿宋刻本版式特征的现象。

　　《明成化说唱词话》十九卷《传奇》一卷，为明成化永顺书堂刻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2279。此书1967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宣家坟出土，出土时已成书砖，经修复得以恢复旧貌。《词话》对研究中国俗文学发展史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其中148幅版画对于研究古籍刊刻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书有1979年文物出版社、201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又有1997年朱一玄校点本。

　　

　　图8 《明成化说唱词话》十九卷《传奇》一卷，名录号02279

　　《汉隶分韵》七卷，为明正德十一年（1516）刻本，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7448。此书“取洪适等所集汉隶依次编纂”[7]，不著撰人名氏。丁治民据《永乐大典》所载，认为其作者是洪迈；又据其所分韵目为108韵，而非《平水韵》的106韵，推测其成书时间在公元1167年后、元代之前。[8]此外，明弘治三年（1490）吴必显、王政刻《朝鲜赋》一卷和明嘉靖十六年（1537）王廷刻《升庵南中集》七卷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分别为10328、10779。

　　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吴兴闵、凌两家大力推动了彩色套印本走向兴盛，由双色套印至五色套印，非常精美。明末，饾版、拱花技术出现并运用到到版画印刷中，绘制雅，镌刻精，印刷美，三者结合，使得书籍本身也成为了艺术品。吴发祥辑《萝轩变古笺谱》二卷，明天启六年（1626）刻彩色套印本，是现存最早的饾版拱花水印本，比较罕见。上博藏一部，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1842。1979至1982年，朵云轩与上博合作，将其复刻出版。胡正言辑《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是饾版、拱花技术的又一代表作。上博藏《十竹斋笺谱初集》四卷，为明崇祯十七年（1644）胡氏十竹斋刻彩色套印本，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4682。

　　

　　图9 《萝轩变古笺谱》二卷，名录号01842

　　

　　图10 《十竹斋笺谱初集》四卷，名录号04682

　　在刻本盛行的明清时期，稿本、抄本并未消亡，而且还发展出誊清稿本、定稿本、精抄本、影抄本等多种形式。上海博物馆所藏古籍中，有一些文献价值珍贵的稿抄本，而名家稿抄本则更显珍贵。其中，明稿本《玉华堂日记》不分卷和《四印堂诗稿》不分卷均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分别为03983、06141。前者为明代豫园主人潘允端的日记，起明万历十四年（1586），讫万历二十九年（1601）。《玉华堂日记》是未刻稿本，而未刻稿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孤本，其版本价值是人所共知的”[9]。后者为书画家董其昌的手书题画诗，计30页，堪称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双辉。前29页书于明天启元年（1621），第30页书于天启七年（1627）。其内容多见于《容台集》，但文字上略有不同。天头有数则题识，最晚者书于明崇祯九年（1636）。

　　

　　图11 《玉华堂日记》不分卷，名录号03983

　　

　　图12 《四印堂诗稿》不分卷，名录号06141

　　在明清抄本中，《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由皇家组织精抄，体量巨大，因此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内府写本。《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编纂的大型类书，是为正本，贮藏于南京文渊阁，迁都后贮藏于北京文渊阁；明嘉靖隆庆年间又写有一部副本，贮藏于皇史宬。《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大型丛书，由内府组织精写七部，分七阁贮藏，北四南三。上海博物馆藏《四库全书》零种3种，申报并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是《欧阳文粹》二十卷和《晦庵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存一卷），名录号分别为12750、12765。二书每册首页钤“古稀天子之宝”白文方印，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书名卷次与撰者姓名分行书写，为南三阁本无疑，而且很可能是文澜阁本。

　　

　　图13 《晦庵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存一卷），名录号12765

　　2018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成“《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据库”，公布了全国487家机构或个人收藏的13026部国家珍贵古籍的基本信息。上述上博所藏58种国家珍贵古籍亦名列其中。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大珍贵古籍保护力度，开展国家、省级珍贵古籍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选工作，对入选的古籍和单位实施动态管理”。今后，我们将继续做好馆藏古籍，特别是国家珍贵古籍的保护工作，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推动上海博物馆古籍工作进一步发展。

　　注释：

　　[1]佘彦焱：《敏求藏珍：收藏家与珍本图书》，《上海文博论丛》，2010年第1期，第44页。

　　[2]濮茅左编著：《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第8页。

　　[3]荣新江：《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0—281页。

　　[4]李伟国：《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综论》，《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页。

　　[5]柳向春：《〈梅花喜神谱〉版本经眼录》，《藏书家》第14辑，齐鲁书社，2008年，第109页。

　　[6]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109—110页。

　　[7]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353页。

　　[8]丁治民：《〈汉隶分韵〉成书时代及作者考》，《中国语文》，2007年第6期，第551页。

　　[9]陈先行、石菲：《明清稿抄校本鉴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自《文物天地》2022年第12期，引用请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