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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名家讲座集| 安平秋:儒家经典与《儒藏》编纂(中)

  编者按:本文系国家图书馆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讲稿《儒家经典与<儒藏>编纂》中篇。更多精彩内容,敬请阅读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编《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国图名家讲座集》(全4册)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安平秋

  二、历代儒家要籍

  儒家要籍太多,儒家的著作更多,因为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尽量把它说得扼要一点,重点突出一些。我们把它分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十三经注疏”系统,第二部分讲“四书五经”系统。这是一般认为两个常见的、被大家所公认的、读得最多的、用得也最多的儒家经典。第三是谈一下儒家义理的创造性发挥,就是用儒家义理解决具体问题,同时又对儒家义理做出了创造性发挥的一些代表性的要籍。第四是儒家对自身历史的建构,这涉及了《儒林传》,涉及年谱,涉及学派的渊源录,也涉及学案等等。

  有这么四个类别,大概儒家的经典,儒家的要籍,基本上能涵盖住。如果想知道儒家经典包括哪些方面,再进而在这些方面里面求得儒家经典哪些书是应该读的,哪些是必读的,哪些是最基本的阐述,哪些是从学派上学理上再进一步的论述,这四个部分也大致能够区分开,供大家有选择地去读。所以我们分四个部分来介绍。

  先来讲第一个部分,所谓“经部之一”,“十三经注疏”系统。

  经部文献是儒家典籍的核心部分,而这一类文献的数量相当庞大。《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收103家。《隋书·经籍志》收六艺经纬627部,5371卷,再加上当时已经亡逸的书,合计950部,7290卷。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经部书籍,包括存目,达到了1773部,20427卷。在这个数量庞大的经部文献里面,最基础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十三经注疏”系统和“四书五经”这两个系统里面的著作。

  “十三经”是从汉代“五经”基础上逐渐扩大而形成的儒家核心典籍。西汉所谓“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春秋》《仪礼》这五部经典。因为西汉的官学是今文经学,我们前面已提到了,所以这五经,也有人把它称作“今文五经”。

  后来,《孝经》和《论语》由于和孔子有关系,在刘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里面,也把它附于《六艺略》之后。这样到了东汉,逐渐就有“七经”的说法。

  唐代修《五经正义》,《周易》用的是魏王弼、晋韩康伯的注,《尚书》是孔安国的传(后来有人认为是假的,所以称伪孔安国传),《春秋》是用的《左传》杜预的注,《诗经》用的是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和郑玄的笺,《礼》用的是《小戴礼记》郑玄的注。这样一来,唐代初年官修的《五经正义》已经打破了汉代五经的传统,以《小戴礼记》取代了《仪礼》成为《五经》之一,而《小戴礼记》在汉代原来只是附属于《仪礼》的传记。唐代的“五经正义”的出现,意味着两汉以来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彻底结束,同时也标志着统一的经义的出现。

  在这之后,贾公彦、杨士勋分别完成了《周礼疏》《仪礼疏》和《穀梁疏》,连同旧题为徐彦的《公羊疏》,这是四种了,这样就从唐初的《五经正义》变成了“九经疏义”。“九经”的说法本来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而形成“九经疏义”是在这个时候。

  之后,唐玄宗两次注《孝经》,并且让元行冲作疏,后来成为宋代邢昺疏的来源。宋代初年,朝廷命邢昺等人续作《孝经》《论语》《尔雅》等疏,其中《孝经疏》用了李隆基的注,主要取材于元行冲作的疏;《论语》用了何晏的集解,而取材自皇侃的《论语义疏》;《尔雅》用了东晋郭璞的注,取材自孙炎、高琏的疏。其实早在唐文宗开成二年刻开成石经的时候,本来已经有了“十二经”的说法,这“十二经”是除去刚才提到的“九经疏义”的“九经”之外,加上了《论语》《孝经》《尔雅》。现在“十二经”的疏也写成了。

  在宋代,《孟子》升格为经,这样就有“十三经”的称号。南宋时期,题为孙奭撰写的《孟子注疏》出现了,“十三经注疏”也就凑齐了。从南宋开始刊刻诸经义疏,就是把经、注、疏合在一起,直到明代嘉靖年间的李元阳才正式有整套的《十三经注疏》刻本出现(在李元阳本之前,我们还能看到元刻明修本的《十三经注疏》,像国家博物馆就有一套,其中《仪礼》用的是南宋杨复的《仪礼图》,并不是《仪礼注疏》)。我不知道刚才这样梳理一下是不是讲清楚了,这是“十三经”形成的简单脉络。

  十三经注疏,我们列了一个表:

  经

  注

  疏

  周易

  [魏]王弼 [东晋]韩康伯

  [唐]孔颖达

  尚书

  (题)[西汉]孔安国

  [唐]孔颖达

  诗经

  [西汉]毛亨、[东汉]郑玄

  [唐]孔颖达

  周礼

  [东汉]郑玄

  [唐]贾公彦

  仪礼

  [东汉]郑玄

  [唐]贾公彦

  礼记

  [东汉]郑玄

  [唐]孔颖达

  春秋左氏传

  [西晋]杜预

  [唐]孔颖达

  春秋公羊传

  [东汉]何休

  (题)[唐]徐彦

  春秋穀梁传

  [东晋]范宁

  [唐]杨士勋

  论语

  [魏]何晏

  [北宋]邢昺

  孝经

  [唐](玄宗)李隆基

  [北宋]邢昺

  尔雅

  [西晋]郭璞

  [北宋]邢昺

  孟子

  [东汉]赵岐

  (题)[北宋]孙奭

  这是今天我们谈到儒家经典要读的一个基本内容。我们讲“十三经”离不开“注疏”,你读“十三经”,指的就是这个内容。只读十三经本身,不读注,不读疏,很难读懂。

  唐宋时候形成的《十三经注疏》,一直到明代才作为一套完整的丛书刻出来,可以看作是对唐以前经学研究的集成。首先,唐宋疏是在六朝以后义疏学的基础上作的。其次,疏文,除了申释所宗的注,对其他的古注也有所引用,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现在许多古注都消亡了,我们往往要从《十三经》的疏里面去看一些消亡的古注,所以也有它的价值。这是《十三经注疏》的形成和它的内容。

  宋明时期,用力于《十三经注疏》的学者不多。到了清代,经学复兴。清人不满于唐宋的旧疏,刚才提到了,清人做学问是逐渐地往上推,越来越复古的味道,逐渐地不满意于唐宋的旧疏,自己来作新疏。或者是重疏通行的汉注,或者是重新辑录汉代的注,并进行新的疏证。这样做并不是简单地复古,清人往往超越了旧疏旧注,有自己的见解。有人说它是重光汉代经学,所以清代考据学又称为“汉学”,和“宋学”有所区别。清代学者对“十三经”又有新的解释、新的诠释,有一批在今天看也是经典性的著作。我们也列了一个表。

  易

  辑旧注

  惠栋《易汉学》(简明扼要叙述汉易各家)、孙堂(辑)《汉魏二十一家易注》,孫星衍《周易集解》。

  新疏

  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周易郑氏义》、《周易荀氏九家义》,姚配中《周易姚氏学》,马其昶《周易费氏学》。以上专明一家。惠栋《周易述》(自注自疏,未完,有江藩《周易述补》、李林松《周易述补》)。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专疏《集解》)。

  书

  今古文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鸣盛《尚书后案》,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

  今文

  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魏源《书古微》,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

  辨伪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

  诗

  毛诗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三家诗

  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魏源《诗古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齐诗》:迮鹤寿《齐诗翼奉学》,陈乔枞《诗纬集证》。

  礼

  周礼

  孙诒让《周礼正义》(熔铸百家,详密精赡,远驾旧疏而上之)。

  仪礼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清代《仪礼》学开创之作),凌廷堪《礼经释例》(专释礼例,为读礼管键),胡培翚《仪礼正义》(清代《仪礼》学集大成的著作)。

  礼记

  杭世骏撰《续礼记集说》(继承宋卫湜),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孔疏质量较好,故《礼记》中清人新疏无法超越孔疏)【附】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

  通礼

  金榜《礼笺》,金鹗《求古录礼说》,黄以周《礼书通故》(此书体大思精,足为清代礼学殿军)。

  春秋

  左传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长于地理),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此两种宗贾逵、服虔,专申两汉《左氏》旧义。此书为未完稿,有今人吴静安续补),章炳麟《春秋左传读》(此书写作在清末。此书为新疏草稿,章太炎要把杜预以前的左氏古学结撰为一个体系,后观点改变,放弃了新疏的写作)。

  公羊

  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不主何休,对“三科九旨”另创一家之言),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专主何休,明何氏之例),凌曙《公羊礼疏》(因何休以来明于例而略于礼,故作是书),凌氏弟子陈立撰《公羊义疏》(集大成)。【附】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解董仲舒的权威著作)。

  穀梁

  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侯康《穀梁礼证》,柳兴恩《穀梁大义述》,许桂林《穀梁释例》,廖平《穀梁古义疏》。

  论语

  刘宝楠《论语正义》(以何晏《集解》为主,博观约取,成就在邢疏之上)。程树德《论语集释》(1942年成书,资料丰富,条理清晰,立论公允)。

  孟子

  焦循《孟子正义》(远超旧疏,不守“疏不破注”陋习,实事求是,对其他清代新疏有示范作用)。

  孝经

  严可均(辑)《孝经郑氏注》,皮锡瑞《孝经郑注疏》。

  尔雅

  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清代《雅》学双峰)【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

  群经

  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传释词》,陈立《白虎通疏证》,俞樾《群经平议》。

  大家可以拿这个表自己去按图索骥。比如《论语》,在前面讲的《十三经注疏》的何晏的注、邢昺的疏之外,我们列了这么两家。像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是在何晏《集解》的基础上,博观约取,广泛地收集资料,很简约地取了一些精华来作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的成就,可以说是在邢昺的《论语疏》的成就之上,相当的细致。像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资料丰富,条理清晰,立论也公允,但是它1942年才成书,时间比较晚,我们把它放在这里,作为一种参考。

  再比如《孟子》,《十三经注疏》里面用的是东汉赵岐的注,据说是北宋孙奭的疏。清儒新疏要属焦循的《孟子正义》,这本书超过了旧疏,他没有去遵守过去的一个死的规定,叫作“疏不破注”,就是说我后面给你前面的注作疏,不破你的注。他没有,他是实事求是,对清代其他的新疏也有一种启示作用。我们这个表就列了这么几家,每一经里面就列了一部分,没有列得非常烦琐,目的是把代表性的清人研究推荐给大家。我们在“十三经”之外,还列了一项群经,这些著作讨论问题的范围比较广泛,跨越几种经书,也推荐给大家。这是跟大家报告的历代儒家要籍的第一部分,“十三经注疏”系统。

  第二部分是“经部之二”,“四书五经”系统。

  随着理学的兴起,儒家学者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新的解释和发挥,逐渐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内涵的经典阐释系统,就是“四书五经”的系统。我们也列了一个表格。

  核心典籍

  衍生典籍——宋元

  ——明

  ——清

  四书

  学

  庸

  论

  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附)

  [宋]赵顺孙《四书纂疏》,

  [元]胡炳文《四书通》。

  [明]胡广等《四书大全》。

  五经

  易

  程颐《易传》,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

  [宋]董楷《周易传义附录》,[宋]胡方平《周易启蒙通释》,[元]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易学启蒙翼传》, [元]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元]董真卿《周易会通》。

  [明]胡广等《周易传义大全》。

  [清]康熙《御纂周易折中》。

  书

  蔡沉(朱熹弟子)《书集传》

  [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元]董鼎《书传辑录纂注》,[元]陈师凯《书蔡传旁通》

  [明]胡广等《书传大全》。

  [清]康熙《钦定书经传说汇纂》。

  诗

  朱熹《诗集传》

  [元]刘瑾《诗传通释》,[元]梁益《诗传旁通》,[元]朱公迁《诗经疏义》。

  [明]胡广等

  《诗传大全》

  [清]康熙《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礼记

  [元]陈澔(朱熹四传弟子)《礼记集说》

  [明]胡广等

  《礼记集说大全》

  [清]乾隆《钦定礼记义疏》。(《三礼义疏》之一)

  春秋

  胡安国(程颐后学)《春秋传》,张洽(朱熹弟子)《春秋集传》(明洪武初,取士兼用张传)。

  [元]李廉《春秋诸传会通》,[元]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明]胡广等《春秋大全》。

  [清]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先讲这个系统中的核心典籍。

  “四书”的名字,刚才提到了,到朱熹的时候才开始出现,但是从唐代韩愈、李翱以降,直至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及后来的学者就重视它们,有些阐发。到朱熹是总其大成,才写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所谓“集注”,主要是集宋朝的那些老先生的说法。

  “五经”里面的第一部《周易》,因为程氏的《周易》理学化色彩更强,所以和朱熹的《易学启蒙》《周易本义》放在一起并行。《书集传》是朱熹授意他的学生蔡沈作的。《诗集传》是朱熹本人作的。我们学习《诗经》,往往推荐学生来读《诗集传》,就是朱熹的这个本子。第四个是《礼记集说》的著者陈澔,是朱熹的四传弟子。还有就是《春秋胡传》,作者是胡安国,程颐的再传弟子。朱熹对胡安国很看重,他评价说“他所说尽是正理”(《朱子语类》卷六七)。《春秋集传》的作者是张洽,是朱熹的弟子。上面列的,就是我们表格中所列的“四书五经”系统的核心典籍,是“程朱”理学对经书进行理学化的成果。

  如果说《十三经注疏》代表了从汉到唐的经学研究成果,是两汉以来传注体和义疏体的结合,是治经学、儒学的必读的基本典籍。那么,宋元人的“四书五经”注释系统,则是以理学治经的成果。用理学来治经,和前面的不太一样。与“十三经注疏”系统明显不同是:“十三经注疏”系统注重从训诂、名物、礼制等入手阐发经书中的史实和制度,而“四书五经”系统则注重在经注里面贯彻作者的天理、心性等哲学思想。这是两个系统的区别与差异。这是我们讲的“四书五经”系统里面的核心典籍。

  第二个小问题是“四书五经”系统的经典化与官学化。

  “四书五经”不完全是民间的,它成了系统之后,不仅经典化了,还官学化了。这些典籍问世后,逐渐取代古代的注疏,成为士子读书问学的首要选择。从南宋末年开始,出现了不少围绕这些典籍进行证明、阐发的汇编体著作,或者说衍生著作。到了元代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朝廷下诏,科举考试的用书是什么呢?是“四书五经”。“四书”用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而“五经”,《诗经》用朱氏的,《尚书》用蔡氏的,《周易》用程氏和朱氏两家的,《春秋》用“三传”和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这是在元代。这样“四书五经”系统的官学地位在元代就确立了,因为它成为科举考试的用书了。

  到了明代,明成祖敕修《四书五经大全》,作为明代的科举用书。那么也是《四书》用朱熹的,《周易》用朱熹和程颐的,《尚书》用蔡沈,《诗经》用朱熹,《礼记》用陈澔,《春秋》用胡安国和张洽,但以胡安国为主。这是在明代。

  科举制度造成了许多很严重的作弊现象。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存了一件衣服,是非常薄的丝制衣服,半长的袍子,那上面写了据统计说有多少万字,我记不准了。就是把这些“四书五经”抄上去,全是经书,这就是作弊。答卷的时候,背不下来或者忘了,就去看这个衣服。衣服非常薄,非常细,到今天还存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库里。

  因为“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用书了,它的官学地位在元代确立了,奉为经典了,又进一步促进了学者对这些核心典籍的关注,元明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汇编体的著作,包括《四书五经大全》就是这种著作。

  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官修的《御纂七经》,是清代科举考试的用书,也是汇编体的著作。其中《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的宗尚、体例和《五经大全》是一致的,取材范围扩展到明代末年,时代下延了。而《三礼义疏》因为是修于乾隆初年,参与的人多是礼学的名家,这样就不用前面陈氏的《集说》了,就用新的。所以从明到清,《四书五经大全》和《御纂七经》这样两次编纂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四书五经”系统的经典地位。  

  为了清晰起见,我们把“四书五经”系统的核心典籍和衍生典籍列了一个表。这是“四书五经”系统基本的经典。因为今天是讲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系统里这些是主要的,大家如果有兴趣钻研阅读,可以利用这个表来按图索骥。这是历代儒家要籍的第二部分,“四书五经”系统。

  第三部分,儒家义理的创造性发挥。

  历代儒家学者在传承儒家经典时,他们自己也根据时代的不同,对儒家经典作了些各自的创造性的解释。到了宋明,有些儒者更是抽绎了传统儒家思想里特别具有哲理的部分,发展出了性理之学。这些作品往往被历代的目录学著作归入到子部儒家类里。我们下面是参考了张之洞《书目答问》的分类,把这些著作简单地分三个部分,做一个介绍。

  第一部分是周秦诸子里面的儒家类。儒家从孔子开创,不过是诸子之一。孔子的弟子、后学撰写了不少著作,但是大都没有传下来。现在可以介绍给大家的,较为完整地流传下来的有《孟子》和《荀子》。刚才已经说过,《孟子》在宋代升经了,介绍经部的时候说过了,完整流传下来的就只有《荀子》。此外,大概有《子思子》《曾子》两种通过后人辑佚流传下来了,起初的很多内容也没有了。此外还有《孔子家语》。下面按照时间先后来介绍。

  《子思子》和《曾子》两种,宋代人汪晫开始辑佚,到了清代,有了比较好的辑注本。阮元有《曾子注释》,黄以周有《子思子辑解》可以参考。

  《荀子》一直隶属于子部儒家类。唐代的杨倞给《荀子》作过注,清代的王先谦也有《荀子集解》,是比较完善的校释著作。

  《孔子家语》,在《汉书·艺文志》里是列入了《六艺略》,它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很多言行,但今天我们见到的《孔子家语》,长时期以来就被怀疑是伪书,所以列在最后介绍。这是第一部分,周秦诸子的儒家类。

  第二部分是儒家类的议论、经济(经世济民)之属。汉代的儒学,不少儒者是运用儒家思想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后来就把它归入到子部儒家类了。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这样一些,大家听一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这两部书系统地总结了秦朝灭亡、汉代兴起的原因,算是总结历史经验,并且对汉初的国家政治提出自己的建议。

  桓宽的《盐铁论》,这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时候,根据桑弘羊就盐铁问题和一些持儒家思想的人所做的辩论记录下来的。

  还有刘向的《说苑》《新序》、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荀悦的《申鉴》、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崔寔”的“寔”,其实就是今天的“实事求是”的“实”、“实在”的“实”,那是个异体字。这是汉代。

  汉代以后属于议论经济之属的重要著作有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明代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是以《大学》为纲,分了八个条目来论述,把经史诸子里的相关内容附在后面,附在它下面,旁采先儒的议论,并且加进了真德秀自己的看法。这本书意在给统治者提供一个治国的借鉴。真德秀这书没写完,缺了两个条目,就是“治国”“平天下”这两个条目,后来明代的丘濬把它补齐的,所以叫《大学衍义补》。之后有清代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颜元的《四存编》等等,也是这一类中比较重要的著作。这是第二部分,儒家类的议论、经济之属。

  第三部分是儒家类的性理之属,也就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著作。性理之学,是宋明学者对传统儒学的新发展,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部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前面提到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或者说主干的内容就是宋代的濂洛关闽所构建的理学体系和宋代的陆九渊、明代王阳明所建构的心学体系。关于这一部分的基本典籍,我们也列了一个表,推荐给大家。

  代表人物

  要籍

  全集

  理

  学

  濂

  周敦颐

  《太极图说》《通书》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洛

  程颢程颐

  除《易传》已入经部,经说、语录

  《二程全书》

  关

  张载

  《张子正蒙》、语录

  《张子全书》

  闽

  朱熹

  《近思录》、《朱子语类》

  《朱子全书》

  心

  学

  陆

  陆九渊

  《语录》、书信

  《象山先生全集》

  王

  王阳明

  《传习录》

  《王文成公全书》

  稍加说明一下。刚才说过了,周敦颐是濂溪学派的开创者,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提出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的基本概念,被后世的理学家们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了理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周氏的这两本书,朱熹都做了注。周敦颐的著作,后人汇集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张子正蒙》是张载关学的代表作。其中讲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所谓的“横渠四句教”,流传到今天,大家很重视它的内容。这集中概括和彰显了张载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反映出了宋明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他的主要著作,后人汇编成了《张子全书》。

  二程洛学,两个人的著作后来汇编成了《二程全书》。北宋覆灭以后,程颐的学生杨时、游酢到了南方,所以洛学就传到了东南,而福建成为理学的中心。由杨时、游酢经罗从彦、李侗传到了朱熹,形成了理学史上的闽学一脉。

  朱子就发展了北宋程颐这些人的思想,集理学的大成,建立了理本论的哲学体系朱熹编了《伊洛渊源录》,很有名的一部著作,伊是伊水,洛是洛水,伊洛学派的渊源录,就建构了程朱理学的一个道统的谱系。朱熹又和吕祖谦一起选了北宋以来重要的理学家的观点言论,编了一个《近思录》,这是宋明心性之学所尊奉的核心典籍之一。它全面地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囊括了北宋五子和朱、吕的思想精要,一共是14卷。后来《近思录》有一些注本,像清代江永的《近思录集注》是为人们所充分肯定的。朱熹的著作,后人汇编为《朱子全书》。前几年,上海古籍和安徽教育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重新点校的《朱子全书》。

  明成祖在敕编《四书五经大全》的同时还汇编了《性理大全》,作为科举用书。这个书采辑了宋儒理学的说法,一共有120家,分门类纂13类,内容很丰富。后来到清代康熙的时候,嫌《性理大全书》太多太复杂,就让李光地删编成了《性理精义》。这就像前面讲的“四书五经”系统在明清出现了很多汇编体著作一样,《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也体现了“程朱”理学的性理著作在明清时期的经典化和官学化的过程。

  再回来说,南宋时期几乎和朱熹同时,江西的陆九渊因为读《孟子》而悟道,提出了心本论,自成一派。陆九渊的著作有《象山语录》,后来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汇编为《象山先生全集》。到了明代,在陈献章、王阳明出现以前,朱熹的后学是学术界的主流。而王阳明却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传统,他的学说和陆九渊的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最重要的著作是《传习录》,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的书信。后人又把他的著作汇集为《王文成公全书》。这是历代儒家要籍的第三部分,儒家类的性理之属。

  我们最后讲一讲第四部分,儒学对自身历史的建构。

  简单地说一下这一部分。儒家重视文献,也重视对自身发展历史的梳理和建构。从司马迁《史记》的传记开始,逐渐发展出一系列的记载儒家人物、学派的著作,其中比较重要、比较系统的著作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就是正史的传记,包括《儒林传》,还有一些大儒有本传,有的是单传或者叫专传,有的是几个人合传。比如有《孔子世家》,《史记》只有三十世家,孔子身为世家,很特殊,地位很高,等于专传。还有《仲尼弟子列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们一批人的传,这是合传。《孟荀列传》,孟子和荀卿两个人的合传。《儒林列传》,一批儒家学者的合传。类似情况,其他的正史里面也有,其中《宋史》中还有《道学传》。这是一类,正史的传记。

  第二类是年谱,详细地排列大儒一生的学问、事功。宋代以后,很多大儒都有年谱,一般都比较简略,往往会附在文集卷首或卷末。像朱熹就作了《程子年谱》,程颢、程颐两个人的年谱,朱熹的弟子李方子就作了《朱文公年谱》,朱熹的年谱。

  到了后来,年谱就越来越详细,做得比较烦琐,但是有用,烦琐有烦琐的用处,对一个人的生平能够梳理得很清晰。像池生春、诸星杓就重作了《程子年谱》;顾栋高作了《温公年谱》,司马光的年谱;王懋竑重作了《朱子年谱》等。清代学者为本朝学者撰写的年谱一般也比较详细,如张穆的《顾亭林年谱》,段玉裁的《戴东原先生年谱》。这是第二类,年谱。

  第三类,学派渊源录,刚才我们提到了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从这儿开始,就有了学派渊源录这一类著作。《伊洛渊源录》总结了程子洛学一派的学术谱系,然后明朝人谢铎、清朝人张伯行都接续编了《伊洛渊源续录》,还有清朝人汤斌编了《洛学编》,这本书的地域性更强一些,有点以洛阳一地为中心梳理它的学术谱系的意思了。其他重在梳理张载关学的有明朝冯从吾的《关学编》,梳理朱熹闽学一派的有明朝宋端仪的《考亭渊源录》,梳理明代王阳明一派的有明代周汝登的《圣学宗传》,梳理清代前中期儒学思想的则有清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等等。这是第三类,学派渊源录。

  第四类,学案,反映一段历史时期的学派发展状况的著作。比如像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从这开始。后来又有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但是他生前没有完稿,后来是他儿子黄百家和后学全祖望(全祖望自称是黄宗羲的私淑弟子)最后定稿。徐世昌编了一个《清儒学案》等等。这是第四类,学案类。

  这是我们讲的儒家对自身历史进行建构的一些重要的著作。

  我们讲了第二个大问题,历代儒家要籍。就像我们开头讲的,其中可能包含了儒家经典的主要部分,既顾及面(全面性),也顾及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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