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8-05-03
作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孙显斌
编辑：赵洪雅 

　　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曾经在世界东方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其中包括众多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又因印刷术的发达，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流传至今，其中当然不乏科学技术文献。整理这些科技典籍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同时也是世界理解中华科技传统的重要途径。 

　　一、现存数量及整理概况  

　　近年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摸清了家底，现存1912年以前出版的古籍约20万种，50万个版本。我们按图索骥，对其中与科技相关的典籍数量做了粗略估算，这些典籍主要分布于如下几个类属：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444种）、政书类考工之属（81种）以及水利之属（314种），子部兵家类（约230种）、农家类（467种）、谱录类花木鸟兽之属（339种）、医家类（6684种）、天算类（1656种）、术数类（约140种）、新学类（884种），合计约11239种。西学东渐典籍除此处“新学类”，又据《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估算，合计1678种，其中心理学25种，地理272种，自然科学1381种。当然，“汉译西学”和“新学类”有部分重合，由此估计现今留存古代（pre-modern）科技典籍数量在1.2万种以上，约占古籍总量的6%左右。

 

《中国古籍总目》 

　　这些传统典籍由于使用文言，基本上没有标点，还常常拥有众多版本，非常不便于阅读和研究，需要进行必要的整理。当然除了点校整理，为保存和传播古籍的原貌而进行的影印和扫描也是一种整理方式。这两种整理方式的传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影印方面如影抄和影刻，点校整理如宋代岳浚（旧题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称：“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然亦但句读经文而已。惟蜀中字本、兴国本并点注文，益为周尽。”这里所说的建本、蜀中字本、兴国本等版本，可能就是较早的句读式整理的典籍。从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地“整理国故”便成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一部分，胡适在1919年《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拉开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序幕。同年，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语言文字、文学、整理国故三科，也拉开了古籍整理人才培养的序幕。现代古籍整理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1920年，民国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汪原放在胡适等人的支持下为宣传新式标点，点校、分段并在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了《水浒传》，这是第一次使用新式标点整理出版古籍，时至今日已经将近百年。同年，胡适在讲演中提出整理古书应包括加新式标点、分段、校勘以及作者与书籍内容的简介和评价等。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依据胡适的理念推出了《学生国学丛书》，于1930年出版点校整理的《徐霞客游记》，可能是最早的新式整理的科技典籍。应该说“整理国故运动”从理念和实践两方面奠定了中国现代古籍整理的范式。虽然如此，民国时期的古籍整理包括《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除了影印，多是旧式句读排印本，也较少多个版本的汇校，真正大规模地实践这一新的范式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整理和出版古籍草案》时，在前言中明确指出：整理时将以最完备的最好的一种版本作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各种本子，比勘对校，作出校勘记。写出新的序文，对作品加以批评与研究。标点和索引也很必要。一些学者如夏鼐也指出整理古籍第一步是整理出一个精心校勘过的本子，作为定本。这种方式可以称为“定本式整理”，逐步成为现今通行的古籍整理范式。

 

《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 

　　据粗略统计，截止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其后每年保持500种左右，这样计算，新世纪以来整理出版古籍图书也有7000余种。那么，民国以来整理古籍应该超过2万种，约占存世总量的十分之一。据《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数据截止2003年）统计，整理科技典籍1876种，由于科技典籍每年整理的数量不多，加上近些年新整理的也就在2000种左右，其中医学、农学类典籍因应用广泛，无论留存还是整理数量都最多，其他科技典籍整理十分有限。应该强调的是这其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影印，点校整理的并不多，比如农学类典籍，也就百余种。对于科技史研究来说，基础文献的整理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 

　　二、整理成果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但是此计划只包括文史哲典籍，不包括科技典籍。然而，当时恰逢“向科学进军”运动，整理祖国科技遗产，为社会服务成为时代的旋律，中医和农学古籍的整理也就很快被提上日程。

　　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提出“出版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整理、编辑和翻印古典的和近代的医书……”遵照指示，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影印或重印了一大批的中医古籍，也出版了一些中医古籍的点校本，如《本草纲目》《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卫生部为落实国家《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中“整理语译中医古典著作”的任务，决定对《素问》《灵枢》《难经》《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针灸大成》7种古籍进行校释，但由于“文革”被迫中断，直到1979—1984年才陆续完成出版。1955年4月，农业部召开了“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根据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统一计划，农业出版社制订出包括200余种典籍的《中国古农书丛刊选题计划（草案）》，至改革开放前出版了约50种，有石声汉与万国鼎分别辑佚的《氾胜之书今释》《氾胜之书辑释》，胡道静辑录的《种艺必用》《四民月令校注》《陈旉农书校注》等。这一时期整理的科技典籍还有钱宝琮《算经十书》、高亨《墨经校诠》、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中华书局编辑部《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等。

　　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并做出了“古代医、农、科技以及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将分别请由卫生部、农牧渔业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另行制订规划”的决定。因此，卫生部单独制定了《1982-1990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拟整理出版中医古籍686种（整理出版592种，影印出版94种）。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11种重点医书的校注本和语译本系列，也点校、整理了大批医书，如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本善本孤本医书《中医珍本丛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中国医学珍本丛书》及《珍本医书集成》、中国书店的《中医基础丛书》、上海书店的《中医古籍善本丛刊》、上海三联书店的《历代中医珍本集成》等，都是质量不错的影印本。农业方面也制订了《农业古籍整理九年规划（草案）》，重要的有：《中国农书丛刊》，接续和继承了之前的《中国古农书丛刊》，迄今已出版了近40种，如王毓瑚整理的《王祯农书》、石声汉整理的《农政全书校注》、缪启愉整理的《齐民要术校释》《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等；《中国农学珍本丛刊》，对孤本、善本的影印，后来仅出版了3种。

 

王毓瑚校《王祯农书》 

　　1992年5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全面规划文史哲古籍整理的同时，亦将科技古籍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文、史、哲、科技古籍全方位统筹的局面。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仍然是一枝独秀，以丛书突显规模效应，比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古籍整理丛书》自80年代初至今约有300余种，还有中医古籍出版社的《中医古籍孤本大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等等。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收录散佚海外的珍稀中医古籍427种，非常难得。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典籍的整理出版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80年代，巴蜀书社策划出版的《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即包括不少科技典籍，如吴应寿《徐霞客游记导读》、闻人军《考工记导读》等。90年代，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上百位专家遴选并整理中国古代科技基本文献，编成共约四千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该书共影印科技基本典籍541种，编者为每种古文献都撰写了提要，受到国内外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欢迎。科技典籍的出版在医学和农业外也呈现系列化的趋势，如李迪主编《中华传统数学文献精选导读丛书》出版了6种，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的《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至今仍在出版，有近20种。黄兴涛、王国荣主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与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已出版前两辑）收录了30余种汉译西方科技著作，如《几何原本》《坤舆格致》《视学》《自鸣钟表图说》等。张柏春、孙显斌主编《中国科技典籍选刊》前两辑也已出版。近期还出现了一些文献汇编的整理，如王世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冯立昇主编《畴人传合编校注》、陈雷主编《中国水利史典》等。其他重要的整理成果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郭书春《九章算术汇校》、李继闵《九章算术校证》、潘鼐重辑《崇祯历书》、朱维铮与李天纲主编《徐光启全集》等。

　　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密不可分的，目录和提要的编撰就是很重要的基础工作，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数学、医学和农业三个领域。20世纪以来裘冲曼、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都做过中算书目编撰的工作，李俨的工作最有代表性，包括《中算书录》《明代算学书志》《近代中算著述记》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其藏书编纂的《李俨收藏中算书目录》等，李迪在各家书目的基础上主持编纂《中国算学书目汇编》。医学典籍方面的目录代表性的有冈西为人（OkanisiTameto）《宋以前医籍考》、丹波元胤（Taki  Mototsugu）《医籍考》、余瀛鳌和傅景华主编《中医古籍珍本提要》、裘沛然主编《中国医籍大辞典》等提要目录，以及郭霭春主编《中国分省医籍考》、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图书馆主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与在此基础上不断更新的薛清录主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等综合目录。农业典籍方面的目录代表性的有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天野元之助（AmanoMotonosuke）《中国古农书考》等提要目录，以及先后编纂成的北京图书馆主编《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和农业博物馆主编《农业古籍联合目录》、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业古籍目录》等综合目录。

 

薮内清译注《天工开物》 

　　另外，海外也有一些中国科技典籍的整理成果，如葛瑞汉对《墨经》的研究和译注。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中国科学史共同研究班，前后延续数十年，成为当时国际上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中心之一，研究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会读”，例如在薮内清（Yabuchi Kiyoshi）主持期间先后花费了20年的时间，集体研读了《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物理小识》等典籍，除结集相关论著外，还出版了薮内清译注的《天工开物》、梅原郁（UmeharaKaoru）译注的《梦溪笔谈》等。此外，在中国、德国和美国先后举办了六次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渐渐地中国科技典籍研究已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研究方向。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56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