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时间：2017-01-05
作者：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石任之
编辑：赵洪雅

　　一个明末清初的普通读者，所读到的宋词是什么样的？元刻《稼轩长短句》在校勘上又体现了怎样的价值呢？

　　一个明末清初的普通读者，所读到的宋词是什么样的？从活动于康熙年间的词学家万树对稼轩词中《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一词的考证，可以看出词学的艰难进境，与今日的读者的幸运。

　　丑奴儿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者一霎。

　　午睡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飞流万壑，共千岩争秀。孤负平生弄泉手。叹轻衫短帽，几许红尘，还自喜，濯发沧浪依旧。

　　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

　　《丑奴儿近》又名《采桑子慢》，韵脚平仄叶韵有区别，但一般都是两叠90字。这首146字的词，很久以来都被当做一种特殊体式收入词谱，如明人程明善的《啸余谱》，以及清人赖以邠的《填词图谱》。但今日的普通读者获取知识比数百年前的学者便捷，初读之下大概也会察觉出有哪里不对，而对词体极为熟悉敏感的万树则首先表达了质疑。他觉得这阕词韵脚的变化已经超出了邻韵假借的范畴，“又是一飞流万壑”一句更不成言语，稼轩怎么也不会不通至此。

《啸余谱》

　　当时主要流行的稼轩词版本，是明末毛晋汲古阁所刻的《宋名家词》。汲古阁本《稼轩词》为四卷，其实是把嘉靖十五年王诏所刊的十二卷本《稼轩长短句》，按《文献通考》的记载改编成了四卷。而王诏刊本的底本，正是元大德广信书院刻本稼轩词。

汲古阁本《稼轩词》

　　上一期《人无同处面如心》中提到，黄丕烈所藏的元刻稼轩词原缺三叶，由顾广圻据毛氏汲古阁影宋精钞本集字补钞而成，包括卷六第十页。卷六第九叶，《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一词在“又是一”处结束，第十一叶从“飞流万壑”句开始。所缺失的第十页，有《丑奴儿近》下片“又是一”之后的二十六字，两首《洞仙歌》，和第三首《洞仙歌》词前小序：“访泉于期思，得周氏泉，为赋”。王诏刻本点校也不算草草，但有所疏漏，且每半叶的行数字数又与元刻稼轩词不同，所以才出现第三首《洞仙歌》的首句“飞流万壑”紧接《丑奴儿近》下片的“又是一”句，强合二首词为一首146字的《丑奴儿近》的错误，而汲古阁刻本的《宋名家词》又盲从了王诏。

再造善本《稼轩长短句》卷六。《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在“又是一”处结束

第三首《洞仙歌》从“飞流万壑”句始

　　带着怀疑反复吟咏，在《词律》编订的过程中，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夏天，万树终于恍然大悟：

　　“野鸟飞来，又是一”七个字，“野”字之上缺一字，“又是一”之下竟全遗失矣。是至“飞流万壑”以下，及所谓第三段者，则系完全一首《洞仙歌》，前段“依旧”止，后段“人生”起也。细细校对，无一字不合，只“叹青衫帽”之“衫”字下，落一“短”字耳。历来俱以《洞仙歌》全首强借为《丑奴儿》之尾，岂非怪事。又考稼轩原集《丑奴儿近》之后，即载《洞仙歌》五阙，当时不知因何遗失《丑奴儿》后半，竟将《洞仙歌》一阕错补其后，故集中遂以《丑奴儿》作一百四十六字，而后《洞仙歌》止存四阕矣。读者未尝熟玩《洞仙歌》句法，安能觉齿吻间有此声响乎！且见各家谱图，凿然注明，更无疑惑，遂认定《丑奴儿》另有此一体。

　　发现这一点令万树狂喜不已，他甚至在《词律》记录下妙悟那一刻的灵光一闪，是在两广总督吴兴祚的府中，东阁红蕉花下红藤席上。万树“不觉跃起，大呼狂笑”，他的朋友吴棠祯（吴兴祚之弟）吓了一跳，问明原因之后，也掀髯击节曰：“此词自稼轩迄今五百七十余年，至今日始得洗出一副干净面孔，真大快事！”于是对酌葡萄酒至大醉。

　　万树很得意，所以一面“自以为于词学颇有微功耳”，一面批评起他之前的读者与刻者来：“然则读者之不详审，其过尚轻，而向来刻词者之过较重。至作谱作图为定格以教后人，其误不浅。”而能于前人种种谬说中坚持怀疑，凭借对词体句法声律的熟悉，从蛛丝马迹间发掘真相，是积学积思，也是天才的偶然。成书于万树《词律》之后，填词者最习用的《钦定词谱》收录《洞仙歌》40体，此调有令词，有慢词。令词自83字至93字，共35体。慢词自118字至126字，共5体。在信息获取极为有限的时代，对普通读者来说，能读到词集已经不易，熟玩《洞仙歌》句法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难免为刻书者所误。他们读到的词，有时不止一二字句出入，而是会有《丑奴儿近》这样的大谬。

　　所以，小到一部词集的刻印，也需要严肃专业的精神校对。而成规模的校词活动，使读者有更好的版本可读，还在万树身后。就以稼轩词为例，黄丕烈的藏书从嘉庆末年开始陆续散出，至道光初年其去世之前已全部散尽。汪士钟艺芸书舍得之独多。而汪氏所藏散出后，大宗又为聊城杨氏海源阁所得，海源阁冥搜广索，成为清代得黄氏遗书最多的藏书家。不过杨家历代主人对登阁的态度极为保守，服役几十年的老仆也不能踏入藏书楼，更不用说外人来观书借书。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有保全之功，另一方面却有碍书籍传播。

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楼

　　据《刘铁云年谱》记载，《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光绪十七年（1891）冬天曾冒雪去东昌府（聊城）访杨氏藏书，未获一见。刘鹗嗜好宋版书，旅行一定带上家中旧藏。此次访书不得，便在旅舍题了一首七绝：“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杨家倒不是针对刘鹗，而是对几乎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送闭门羹。《刘铁云年谱》里还同情地记载了其他想观书的人，比如徐金铭，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历城解元，为了看书，求为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杨敬夫的老师，未能如愿；比如名士姚鹏图，放弃更好的职位，求为聊城令欲遍观杨氏书，结果到了任期结束也未能踏入海源阁一步……再来看看《老残游记》第七回《借箸代筹一县策，纳楹闲访百城书》：

　　《老残游记》第七回老残道：“是个柳小惠家。当年他老大爷做过我们的漕台，听说他家收藏的书极多。他刻了一部书，名叫《纳书楹》，都是宋、元板书。我想开一开眼界，不知道有法可以看得见吗？”掌柜的道：“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怎么不知道呢！只是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们少爷叫柳凤仪，是个两榜，那一部的主事。听说他家书多的很，都是用大板箱装着，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堆在个大楼上，永远没有人去问他。有近房柳三爷，是个秀才，常到我们这里来坐坐。我问过他：‘你们家里那些书是些甚么宝贝？可叫我们听听罢咧。’他说：‘我也没有看见过是甚么样子。’我说：‘难道就那么收着不怕蛀虫吗？’”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

　　刘鹗访书未遂的时候，海源阁主人是杨保彝，他的号是凤阿，所以《老残游记》以“柳凤仪”代称。想到诸位名人观书未遂的经历，很可以理解《老残游记》写老残在东昌府书铺只看到四书五经三百千之类的普通书籍，要么是些看风水的杂书，连《礼记》、《左传》都得掌柜的写信到省城里去捎这一段，是何等的讥讽与不满。

　　从杨家建阁到藏书散出之前，88年间能够进入海源阁的访客，只有11次14人，借出仅6次，借书刊刻仅4种。其中便包括光绪九年（1883年）秋汪鸣鸾登阁，并借元刻《稼轩长短句》（至十一年九月始归还）；以及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王鹏运、许玉瑑登阁同观此书。

　　所以王鹏运盛赞杨保彝“凤阿善与人同之量，亦良足多矣”，只能证明二人交情甚厚。毕竟四种外借刊刻的书，其中三种都是借给了半塘老人王鹏运：元本《东坡乐府》，元本《稼轩长短句》，和宋本《花间集》。他辑印的《四印斋所刻词》，其中稼轩词就是光绪十三年九月向海源阁借阅，重刻而成的。次年初春刊稼轩词成，王鹏运在卷末题了三首绝句，其三云：“信州足本销沉久，汲古丛编亥豕多。今日雕镌拨云雾，庐山真面问如何。”以顾广圻抄补过的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本《稼轩长短句》为底本，确实令读者有拨开云雾之感。

　　除万树以律考证词作之外，晚清词学大家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提到校词须择善本，也以四印斋覆刻元本稼轩词为例：“《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云：‘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用《史记•淮阴侯传》‘臣追亡者’语，它本‘追’并作‘兴’，直是臆改。此旧刻所以可贵也。”

　　木兰花慢

　　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

　　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一篇书是帝王师，小试去征西。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带减腰围。

　　张仲固名张坚，淳熙七年（1180）为兴元（陕西汉中）知府。这首词的系年，邓广铭先生以为当在淳熙六年（1179）冬或次年春，张坚赴任的途中。况氏指出“追亡事”乃是用《史记•淮阴侯传》萧何追韩信的典故：

　　《史记•淮阴侯传》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

　　如果作“兴亡事、今不见”，不过泛泛怀古的俗笔；而“追亡事，今不见”，则有世无萧何举荐韩信的感慨。而下片“一篇书是帝王师”句用《史记•留侯世家》得《太公兵法》的典故，以张良喻张坚，都与首句“汉中开汉业”紧扣，更能见稼轩心曲。元刻稼轩词的精善，可见一斑。

　　况周颐与王鹏运订交，正是在光绪十四年二月，半塘老人覆刻稼轩词成之时。况氏晚年又有很著名的反对校勘词籍的言论：“盖心为校役，订疑思误，丁一确二之不暇，恐读词之乐不可得，即作词之机亦滞矣。如云校毕更读，则扫叶之喻，校之不已，终亦纷其心而弗克相入也”，以为校词有害性灵，无益于读词作词。然而况氏校词并不少，王鹏运曾赞赏他在《四印斋所刻词》校勘过程中“是役也，订讹补阙，夔笙中翰用力最勤。”据已故青年学者张晖考证，况氏观点的矛盾，乃是由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离开北京后，他在校词方面失去了继续提高的机会。而次年朱祖谋入京，与王鹏运关系日益密切，又过了两年开始共同校勘梦窗词，恰逢郑文焯入都，也参与了此事。按龙榆生的说法，这三位词学大家校梦窗词，意义重大，乃是“取清儒治经治史之法，转而治词”，“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而后词集有可读之本”，提高了词体的地位。而读者也终于能走出团团迷雾，看到宋人词作最好的面貌。晚清词学四大家，独独况周颐因种种原因错过了这场盛事，心有怨念，才会有前后不一的言论。校词的发展，既带来况氏的遗憾，也是今日读者的幸运。